1
老爸咳嗽。据说已经两个星期了。
早上起床的时候听见母亲对妹妹说，“你爸总是咳，我让他去看看他也不去。你下班再给他买瓶止咳糖浆。”妹妹肯定在镜子前化妆，她的声音随化妆动作强弱缓急时断时续。我们从十几岁起就不再认真听母亲说话，她说什么不说什么，对我们影响不大。“光喝糖浆没用，得打针。”这是妹妹不耐烦的声音。“也不发烧，干咳，我看主要是肺燥，喝点糖浆就行了。”这是母亲没什么主意下的坚持。“都像你们似的自己用药，还要医院干什么。”妹妹今天肯定又把自己打扮得很漂亮，不然不会说起话来没大没小。我拉开门。
见我出来，母亲仰着脸对我说：“你爸这两天总是咳，我说让他看看他也不去。”母亲的个子是太矮了，二十年前她就得仰着脸看自己的儿女们。“吃药没有？”我敷衍地问。母亲好象总算办了一件有用的事，口气很冲地说：“吃了呢。”妹妹在她房间里大声说：“你吃的算什么药？咳嗽，哪听说光吃糖浆能吃好的，必须消炎！”母亲说：“我说也是，你爸就是不愿去，说打两天吊针就得一百多，差不多用掉一年的医疗保险费。”母亲学着父亲的口气，说完抿着已经看不见嘴唇的嘴，笑起来。小利有时候“二百五”一犯会说，她要是老到母亲那么难看她就自杀。我说她，真要到那年龄，你会比谁都怕死，会背叛别人的生命保全自己性命，就别说自杀了。小利是我老婆。妹妹举着上了指甲油的手出来：“嘻，真是大帐不算算小帐，你以为这一次一次买药少花钱了，糖浆二十七，螺旋酶素两盒八块，这都买几次了。”母亲的脸掠过斑驳的白，她羞愧地嘟囔道：“你爸就是那么个人，能省一毛不省五分的。”妹妹说：“一毛还算钱？一块都不算钱了。”小利睡眼惺松地从我们卧室出来，冒一句：“你独赚独花，一块钱当然不算钱，我们拖家带口的一毛也是钱！”母亲好象难得有人站在她一边，赶快点点头。妹妹不屑一顾地扭头往门口走，小利看也不看妹妹，去了卫生间。我们家就是这样，人聚在一处就是吵，不吵就不说话。
母亲弯着两条胳膊站在厨房边，看着我们一人一句斗嘴。她的两臂在我们小时候一木盆一木盆端地瓜片累叉了，后来又风湿了，后来又不知怎么了，变得伸不直弯不下，她无事可做时就像芭蕾舞一号位动作那样，弯在腹前。“葛红，”我叫住妹妹，从钱包里拿出一百元，拍到她伸出的手上，“妈说要什么就买什么，执行就行了。”葛红说：“管不管用啊——好，反正不是我掏钱。”
我回卧室换上长裤，小利进门说：“这才是最关键：不要她掏钱。”我没理她。“哎，你也说说葛红，地板不要她拖是不是，穿着皮鞋到处跑。”我没吭气，她看我没反应就气呼呼地叫枣枣起床。我穿好裤子说：“反正也不是你拖。”小利叫起来：“你妈拖也是拖啊，那么大年纪了，拖个地板容易吗？”我心想我妈那么大年纪你也没拖。不过我也不拖，我从来不干家务，热带南方的男人没有干家务的传统。
2
父亲打了四天吊针，咳得倒不怎么厉害，只是咳时伴随胸部阵痛。
母亲怨愤地对一会儿咳两声，过一会儿又咳两声的父亲说：“少抽点儿！一直这么咳呀咳呀，还抽，怎么好得了！”火机哧——一声，一个点烟的时段，然后是打火机关闭的声音。父亲在母亲的喊叫中，又故意点燃一支烟。“你就是不听，就是不听……” 母亲自哀自怜地叫道。“我就这么一个爱好，你还要管！”“我不管，你不要生病啊？”“我宁可少活两年也非得抽。活那么长干啥？你不是早烦死我了！”“你要死，我不管你。抽吧，明天也不要打针吃药了……”“打针吃药是我的待遇，你还没这个待遇呢。”母亲没工作，没任何待遇。父亲对她好对她坏，就是她的待遇。
枣枣在，我不想让她听这臭气熏天的谈话，我走出卧室对父亲说：“你该去医院拍个片子，感冒咳嗽，三四个星期也该好了。”父亲说：“就这你妈还怕我花钱了。”“是你自己怕花钱，妈从没说过这种话。”见母亲委屈得要掉泪的样子，我连忙往门外走，撂下一句：“明天我陪你去。”
“都是你，都是你！”关上家门，听见父亲对母亲怨毒地吼叫。“该看看了，都快一个月了，花三十块钱买个放心。”母亲陪着小心。“你的放心咋那么贵呢！”父亲说。母亲说：“你一个月赚一千多，花不完，还准备留给他们？他们除了交伙食谁都不愿多拿十块钱。”里面不做声了，我想离开，又听见父亲说：“葛红好点儿？”母亲说，“儿子好点儿。”“你就向着儿子。我不信他老婆在，他敢拿钱给你。”母亲说：“我当着他老婆面还给他，他把手一摆，我就不吭气了。”父亲嘻嘻笑起来，小地主多收两斤租子的那种笑。
3
单位溜一圈就去医院取片子。在片档室，看见一个口罩捂住整个脸，只留一双深邃眼睛的女护士。我对陌生女性不是太会来事，但还是心跳快了。我磨磨蹭蹭，说了些废话，接着又为废话脸红，无计可施后交了押金上楼找医生。医生把片子插到一个“橱窗”上看了看，叫再来做CT。
我回家对父亲说，还要做CT。父亲说怎么了。我说片子看不清。父亲说，即使是肺炎，也是打那些针，我不去了。母亲弯着手臂看看我，又看看父亲，忽然想通什么似的说：就是呢，肺炎也是打那些针，不去就不去了。葛红和小利也各发一通议论，她们突然都站在父亲一边不主张再去拍片了。我火了，爸爸虽不是女人，可说话办事越来越像个女人，一群女人反对，我就要坚持：“必须去，再省也不差这点钱。”父亲生气了，这几天他任人摆布够了，他瞪着眼睛扫了大家一眼说：“你们让打吊针也打了，叫拍片也拍了，够不够了？做完还要再做，你们还有完没完！”母亲愣愣地看着我，她预感到大难临头的表情，使我不敢太较劲。我说：“不是我没完，是医生让你再做一次。”“什么都是医生说的，他们懂个屁。我的身体我自己知道，就是烟抽多了，有点干咳。”父亲突然对母亲说：“你是不是得意了，我说烟抽多了并不是我今后不抽了，不要以为你对了，还想再说什么！”
我吃惊地看着父亲，他怎么能当着这多后辈的面喝斥年老的母亲，有他喝斥的今天，就有不孝子孙喝斥他的明天。我走到母亲身边对她说，“你到里屋去，没事儿。”母亲对父亲的恶语相加没多少反应，她依然很关心父亲：“医生说什么？”我大怒道：“叫你进去，你就进去！”父亲一辈子都是这样对母亲说话的，我有时对小利和枣枣也这样说话。小利又一次暴怒道：“你跟你爹一样，对妻子像农民对老婆！”我承认我对老婆孩子的态度无不打上父亲的烙印，但出于对她这句话的惩罚，我对她更加冷淡。
我把母亲推进里屋对父亲说：“医生再不懂也比你懂，你自己也知道烟抽多了，那就少抽点儿，或者干脆不抽！”“我抽了一辈子，你说不抽就不抽了？”“我就是不让你抽！我可不像妈，你说什么就是什么。你明知道抽烟不好，还要坚持，那就不行！”“你长大了，嗬！”“我就是长大了！你就是老了！就是该听听儿女们的意见了。”“这是我的家，我说了算。你们不愿听就搬出去住。自己没本事，三十大几的人了还赖在家里，弄得我的家像车马站，一天到完就听见你们的声音。”我刚要说话，小利厉声喝住：“葛彬，你少说两句，你这么没本事的人，跟爸吵什么！”小利曾抱怨我们结婚父母没给什么支持。“大儿子让他赶跑了，女儿爱打扮又看不惯，你呢，嫌你没出息，不知道你父母到底喜欢谁。”她如是说。我也不知道父母把钱和感情抠得紧紧的，最后到底要干什么，总不至于临终前给我们一人一刀吧。与其那样，不如在我们困难时给我们一点支持，那样家庭还有点温暖和凝聚力。
葛红出面说：“葛彬让你去检查是为你好，检查一下，有病治病，没病也放心。”父亲看一眼葛红，嘟囔道：“查一次，又查一次，又查不出什么结果……”“查不出才要再查。”“查就查，反正就那么点钱，我不可能再有什么经济来源了，花完了，就没得给你们剩！”小利说：“我们就没指望你给我们剩……”她发觉这话说得太难听，又补充一句，“我们都年轻都有工作……”小利总是说一些“二百五”的话，有些女人就这么让人没办法。
晚上我给哥哥写信。是的，这家还有一个男孩儿，而且是长子，但他差不多十年没在家里出现了。葛淙是人们说的那种逆子，是我们家唯一考上大学的，他却没尽子道，没把学好好上完，光耀门庭。他大学三年纪就搞大了辅导员的肚子，辅导员流产了，他被勒令退学。他跟辅导员又处了两年，真是把人家弄得身败名裂在那所大学呆不下去，调到一个工厂当宣传干事，他们也处不下去了。哥哥对外的身份是诗人，出不了诗集和名气，又酸得要命、折腾得要命的那种诗人。父亲跟他断了交，也就是相互说了伤害很深的话，两人都挺有个性，就不来往了。我么，一直偷偷给葛淙写信，我挺崇拜他，觉得他特英雄和浪漫，比如他对我说，生命中最好的岁月，是能够确认自己的问题是自己的事，而不是将不幸、灾难、逆境归咎于亲人、环境、生态和政府；他说，一个人主体意识的觉醒，是优化人生的第一步。我觉得他虽不被社会和人们认同，过得穷困撩倒，但内心比一般人强大。这种强大令我向往。我自己只有一时冲动的热情，真要像他那样生活，我缺乏长此下去的内心支撑。因为自己不能，就在内心更多地向他靠拢。
我在信中对葛淙说，爸爸咳了差不多一个月。我想对他说父母真是老了，今后的岁月该我们照顾他们了。但最后我笔封得很紧，我不想削弱他的锐气和意志。
4
CT做了，等片子出来。我站在医务台后，又多看了管理片子的女护士几眼。我没什么才能，又能主动牺牲个性，我平庸的要命，但内心还有一点对清湛东西的向往。比如对葛淙的精神向往，再比如，对女护士身上来自骨子里的优雅和悲悯向往。随着年龄增长，这种向往变成一种渴望，特别是当我发现自己的阅历差不多是一张白纸，这种渴望更强烈。所以，尽管葛淙很少回信我也愿意给他写信，尽管女护士可能根本看不上我，我也愿意在每次去医院时，到片档室看她一眼。
医生看完片子对我说：你父亲肺里长个东西，八公分大，至少有七八年历史了。眼前的医生好象被我的视力或者意志推远和缩小了，颜色也变了，原来蓝莹莹的大褂现在变成灰土土的。“长个东西是什么意思。长个什么东西……”我的声音都虚了。“肿瘤。”“肿瘤，是什么？”“恶性的话就是癌症。”我的无知够医生当笑料了，什么病都可以不知，癌症，谁不知！我像热昏的狗，只会喘气。
我在医院外的大街上晃悠，路过茶坊想进去喝杯泡沫红茶，一进门，迎面扑来的霉湿味，像久卧病人的被子兜头盖在身上，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退出来又想在路边吃碗汤粉，看见血丝丝的鸭胗鸭肠，胃里又翻腾开了。我退回大街上。
癌症，大家说烂的事情，从前都发生在别人身上，它只损害别人的身体，不会损害自己家人的身体；因为自己亲人没有，便觉得它好象可以凭意志就能杜绝的。现在看来人的意志不仅十分脆弱，还是很不可靠的。我现在特别想找人说说这个事，就这个并问问医生或癌症病人，反正我现在想说话，不管说给谁听，不管说什么。我想起片档室的女护士，作为医务工作者，我就“病”问她点什么不过分吧？我的亲人得了癌症，这对我犹如晴天霹雳。我刚听说这消息，我的医疗知识有限，对所谓的“病”几乎一无所知，问问她没什么不行的吧？这个时候，作为医务人员，她说什么都是权威，她的任何意见，都可能是我们决策的依据。
我进了片档室，看见那双疏朗凄楚的眼睛，它正从铁栏杆后面望过来，露出询问的表情。这表情使我说不出话，我错过了发问时机，而且这时候我的眼泪夺眶而处。我觉察自己是在利用父亲生病这件事，我感到羞耻，在女护士的目光中，扭身走了。
什么是病？从人体免疫学角度来看，病是免疫力低下的结果，一个人得了病，与其查诱因于外界，不如查其自身。癌症是这样发生的：当一人丧失一种或多种快乐源，人固有的抵御肿瘤的能力就会下降，当癌细胞生存的理化指标超出人的解毒功能后，人就面临肿瘤的威胁。这就是病，这里的真相是：天下无病，某人生病只是他自己的问题。也就是说，父亲“病”的是自己的情绪和生活方式。
在我的印象中，父亲总在气头上过日子。他进得家门，三分钟开始训斥，五分钟开始怒吼，十分钟开始打人。他骂了一辈子自己的妻子，把我们这些孩子从小打到大；把葛淙打成了忤子，把我打成了软蛋。父亲在单位也总跟人别扭，他在家里总说某某某太圆滑，某某某太会来事，谁谁谁削尖脑袋往上爬。他喜欢跟新来的同事打交道，对人家客客气气宠爱有加，他请他们到家里吃饭，讲一些单位的人情世故。他把家里的花生、泡菜给这些新来的，然后在工作上用他们，使唤他们。这些新来的总有翅膀长硬的一天，他们终不会像刚来时那样对他恭敬客气有加，他的心绪就坏了，越来越坏，感叹世风日下，人心不古。我工作后有天在他这般感叹时，很冲地对他说：现在的年轻人不会再依附某个人，大家干活拿钱，谁也不欠谁。父亲说：你才工作几天，有个屁资格跟我说人际关系；你不靠山头就永远只能当个小职员。我说：都什么时代了……他立即吼道：什么时代都是少数人掌权多数人服从，你别和葛淙一样没出息。
我想自己和父亲的问题在于不会爱。不会爱家里人，也不会跟同事合作，他让自己跟世界敌对，结果一生都过得辛苦。我们家的问题也是不会爱，家庭成员各行其是，聚在一起就是吵，谁也不关心谁；只有向这个家索取的，没有贡献的；贡献的只有母亲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