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出国，既不是一场嫁给爱情的浪漫之旅，也不是一首追求学问深造的留学高歌，而是争取生存空间的又一番挣扎历程。我搭乘的那辆车，叫劳务输出。
作为那个时代的特殊产物，我们属于村里不多的几家工农结合家庭。父亲在市里上班，工人, 城市户口。母亲在村里务农，三个孩子从母，农村户口。出国前，父亲几经周折，终于把母亲和大哥的农村户口转成了城市户口, 之后，其单位终于在青岛市的边缘，分配给我们一个大约五十平方的公寓，一室一厅。父母居一室，另一间所谓的厅，当然不能像今天一样作为客厅来用，而是卧室兼饭厅兼书房兼衣物间。作为一个女孩子，我被允许临时在这里睡觉。
顺便说明一下，当时二哥在外地读大学，住校。我虽然从小成绩优异，初中时考了全年级第二的好成绩，却不得不顺从父母的愿望，考中专，为了早早捧上铁饭碗，吃商品粮。否则，我的命运不是上高中考大学，而是下地干农活。于是，我别无选择地上了中专，好早早开始自己能养活自己。
大哥学徒期间，住的是集体宿舍，但是不久，他要结婚了，就气宇轩昂地占据了那间所谓的客厅。我只能在四面透风的阳台上搭个木板床，苦熬着春夏秋冬。
那时候的我，已经开始在工作之余上夜校，学德语，准备到维也纳来工作。当时二十二、三岁的我， 没有男朋友，在父母眼里已经是大龄剩女，人前人后提起来，他们羞愧得恨不能在地上挖个洞钻进去。背着人，直言不讳地教导我：“你学历不高，长得也不漂亮，找个差不多的就行啦！”
我也想找个差不多的就行了，至少有个地方睡觉啊。阳台上的冬天，刺骨的冷。三面吱吱呀呀透风的薄窗，只能略挡风雪，当然也没有暖气。二十世纪的九十年代，大多数城市人口过上了小康生活，万元户已经不值一提，大量家族企业风起云涌，富二代正在大批产生，我却蜷缩在木板床上，盖着两床被子，外加大衣毛毯毛衣一切能取暖的东西，瑟瑟发抖。
然而，经相亲认识的男士，一听说我在学德语，准备出国，就没劲往下谈了。没办法，我偷偷搬进单位的单身宿舍，在同事们的掩护下“黑”着，因为家在本市的人没有资格住单位宿舍。
那时候，好像不出国，已经无路可走。
1994年秋天，经过近三年的学习、筛选、考试，我们一行二十几个青岛护士，终于踏上了出国之旅。
那一年，我二十五岁。临行时，父母嘱咐我，如果找不到男朋友，就别回来，丢人！
因为是劳务输出，凡事都得集体行动，统一安排。我们一到维也纳，住处和工作就安排好了，两年合同。这一点，比起许多单打独斗出来的，幸福多了。
窗外
我曾天真地认为，人只要到了国外，环境里一薰陶，就自然而然地会说一口流利的外语了。其实不然，要掌握一门外语，必须主动地去学习。看电视，读书读报，查阅单词，记笔记，大声朗读……反反复复，重复许多遍，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外语水平。有人说几个月就可以掌握一门外语，有人说只要多跟老外说话就可以掌握一门外语，作为一只井蛙，我表示高度怀疑。在这里生活了二十多年，看到很多人，来自不同的国家，一辈子一口磕磕巴巴的德语，反复用着几个基本词汇，颠三倒四。为了学会表达，性格内向的我，流了不少眼泪。
感激最初那两年，我们有劳务合同，不会被解雇。虽然三分之一的工资要交给国内。不过，这并不是重点，重点是我终于找到了男朋友！
他，北京人，名牌大学毕业，交流学者。恋爱期间，我们俩信誓旦旦，自不必多说，反正当时我是铁了心要回国，跟他一起过日子。但是，被生活在维也纳的我们，几乎忘记一个重要问题——户口！那是北京户口啊，全中国人都知道，要在北京落户有多难。作为一个学者，他感到在这么复杂的现实面前无能为力，于是在感情世界里翻腾了几个小浪花之后，我们的关系就无疾而终了。我一个人留在异国他乡，不知何去何从。
回国？归期已误，原来的工作单位丢了；回家？大龄剩女的日子，想都不敢想。那就只有一条出路了，留在维也纳。在这里没有人说我是大龄剩女, 实际上我还年轻； 也没有户口问题的烦忧，只要是合法居留。人在哪儿，户口就在那儿，
就这样，我留在了维也纳。条件达标之后，顺水推舟地加入了奥籍。
后来，我遇到了我的奥地利先生，两个没有家的人，就组成了一个家庭。一起出门会朋友时，大家却都有意无意地认为我是为了拿到国籍才跟他结的婚，或者是因为跟他结了婚才拿到的国籍，我都固执地纠正：不，不是，我拿不拿国籍，跟他完全没关系！并不是因为对结婚入籍有什么看法，那也是一种机缘。我只是希望澄清事实，希望大家不要误会我。
老外是多么喜欢AA制啊！他也要跟我实行AA制。没问题，作为独立女性，我不含糊。房租各拿一半，各项开销各拿一半，出门吃饭轮流请客……但是很快，孩子来了，作为妈妈，我休育儿假在家看孩子，收入微薄不说，一个人担负了两个人的育儿责任，这笔帐，怎么算？夜里起来，我抱着大哭不止的宝贝散步到天亮，有加班费夜班费吗？因为这段时间不能上班，我的退休金当然也会打折。男女平等的年代，这笔损失，为什么要我一个人承担？算了算，发现算不清楚，AA制只能宣告失败。只是他不甘心呐，过个一年半载, 又要求AA制。好吧，那我就每一笔账都算一算，而且按照工资比例算，不能一半对一半。他的月收入是我的1.58倍，那么每一笔开销他就应该负担百分之61.24031……如果这笔开销经我的手花出去，是不是还应该扣除一笔佣金？因为在选择商品时我要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和体力……数学是奥地利人的民族公敌，我的奥地利先生根本看不懂这是什么算术，先是要求四舍五入，然后算了几天不到，就头昏脑涨，两眼模糊，只好弃甲而逃。
煮西兰花
先生喜欢做饭，我曾经很期待。肉是大块煮的，烤的，这个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只是蔬菜也大块煮？前所未闻。比如，西兰花整个儿放到水里，加点儿盐一煮，就是一道菜。吃的时候自己用餐刀先切下一大块来，放到眼前的盘子里，再用餐刀切成小块，很优雅地用叉子送到嘴里，了无声息地咽下去，这就是吃大餐哦。为了证明他的做法正统，他还特意带我去一个出过菜谱的朋友家，看朋友做这道菜。原来不是煮一煮那么简单，技术含量还是有的。是放到冷水里起煮，急火烧开，慢火攻心，时间不宜太长，火候要适中；太过则宜烂，缺乏咬头，太轻则太硬，咬不动，影响食欲。真正会煮的，还会在水里加进点儿黄油，当然盐是必需的。还有，嘘！这可绝对是行业秘传哦：只把根部浸没到水里煮，菜花部分露出水面，通过蒸汽蒸熟！这样，就解决了根大难熟，菜花容易煮烂的问题！再讲究一点儿呢，还可以把煮好的菜花，放到热油锅里煎一下，煎得表面稍微有点儿焦，那叫一个美味！为了附庸风雅，我勉强自己优雅地吃了几次水煮菜，最后还是向自己的中国胃屈服了。最近几年，家里的西兰花总是以爆炒或凉拌的面目出现，老外也很少吃大块水煮菜了。
许多长鼻子老外娶了中国妻子之后，不，有些甚至在这之前就开始学中文了，我的这位老外，在学了“谢谢”之后，去青岛进行了一次语言实践活动。每次他彬彬有礼地说“谢谢”之后，发现人们总是抿嘴儿而笑，于是悄悄问我为什么。我说你的发音有点儿奇特，你说的“谢谢”听起来像“歇歇”，你每次都让人“歇歇”，人家自然就觉得好笑。他大窘，以后就找各种理由，不肯再学中文了。他说他是靠买文字生活的，一定得坚守母语的阵地，不能让中文搞乱他的语感。我说那英文算什么呢？他诺诺了一番什么近亲语种啦，什么英语太普及啦， 最后耍赖说年纪大了，学不会了。
中文学不会了，挺华为可以。于是他坚持用华为手机，美其名曰替老婆爱国。尽管谷歌不给华为提供服务了，令他很烦恼，经常诅咒他的手机，但他还是坚持用华为的。
因为养了两个熊孩子，不免多年跟奶粉打交道。说“婴儿奶粉”太拗口，我总算把“Baby-奶 ”这个中西合璧的词儿在家里推广开了，两个孩子都是说着Baby-奶，喝着Baby-奶长大的。在家里，只要一提“Baby-奶”，大家都知道指的是什么。想起熊孩子们四脚朝天口含奶瓶的年代，好温馨啊。
前两天教女儿学中文，学到“卑鄙”这个词，她竟然念成了Baby! 本来念到“卑鄙”这个词时，应该用厌恶的语气，鄙视的眼神儿，可到了她那里，竟变成了满眼的爱怜！
女儿的画
我现在在维也纳过着很平静的生活，可有时还被人家问到户口问题，我也一直再想这个问题！在国内，为什么农村户口的考个中专要平均九十分以上的成绩，城市户口的平均六十分以上就可以？农村孩子生活不易，国家不是更应该给他们提供有利条件，改善生活环境吗？怎么反倒设置更高的门槛儿？为什么舅妈在上海生活了十几年，却还没有上海户口，考驾照时要跑回老家去！我嫁到了维也纳，五年之后就可以入籍了，在这里考驾照肯定不需要跑回自己的祖国去。在中国，光有户口不行，还得有身份证；而这里，只有身份证就行了，身份证等同于户口！
看着那个会说谢谢、爱喝稀饭的长鼻子先生，坚持学中文的的女儿，不爱弹吉他但喜欢画画的儿子，还有那只喜欢拈花惹草却不敢跳墙的懒猫；看着窗外的黄叶在阳光里飘落，遛狗的人踩着悉悉索索的落叶走过，阳台上的菊花静悄悄地开着，远处传来孩子们的嬉笑声，我心里暗说：你们不懂户口问题，是多么的幸福啊！
作者简介：王卓峰，笔名，紫苏看水流。德文Zhuofeng Glattauer-Wang, 94年作为护士随劳务输出大潮来到维也纳，因为各种机缘巧合留了下来。现与奥地利先生及一儿一女过着上班下班，接送孩子，每天晚上做饭的平常日子。业余时间喜欢写作。文中插图是女儿苏茜所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