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前，我跟杉子在藏地游荡时遇到了一面湖。那是五月，云贵高原上还是早春，有积雪在远处的山头，红柳在河谷静悄悄地泛出冻红。我们是在四五里之外先闻到湖的气味，那跟平地的湖泊不是一个味道，它像一个罩子，自成体系，四周洁净的气流向一个深处滑入，我们走着，能觉察那种带入感，有种牵引着进入的踉跄。
　　那是高原上一处湿润的涡处，高原在这里撕开两个口子，将多出来的物质旋出一个小坡，云杉长在坡的深处，白桦林布在湖的边沿，高山草原以一种音乐的姿态深情地起伏着，一棵、两棵孤凛凛的树站在草原上，树上冒出轻小的绿芽，仿佛风一吹，就会吹下树去。草原上紫色小花也有开的，淡得仿佛不经意，那一抹抹淡紫，仿佛少年时对紫罗兰+法式爱情的无边想象。天下着斜雨，这雨有时变成随风飘的雾，从我们身后飘过来，穿过我们，又从身体的空隙里飘出去。我套着吉普赛流浪红披肩，杉子从长途司机那里借了一件军大衣，我们忍受着震惊和内心的激情，谁也不说话，走近潮湿的涡处。
　　杉子是我在一次生命醒悟途中遇到的，刚才将军大衣披到身上时她深吸了一口气，她说，她喜欢卡车司机身上的味儿，那是荷尔蒙、汗水和汽油混合成的，她喜欢汽油味儿，汽油加尘土的味道，自小就给她关于远方的想象。她喜欢远方，也不断地将自己抛到远方。她是卖手饰的女孩儿，三十岁，她把藏式手饰卖到了巴黎。我在第一次见她就对她说喜欢她身上的味儿，那是一种和地下酒吧、墙壁文化、街头艺术混杂起来的味道，破碎、被伤害、又桀骜的味儿。杉子喜欢远方，也就是任何一个地方都不是她的此处，她总在向往还没去过的地方。
　　“你没有找到任何可以让你住得下去的城市。”
　　“我总是从一个城市迁到另一个城市，住一段时间我就感到恐慌。”
　　“因为一个人也住不下去？”
　　“男人？我倒宁愿是个女人。可女人又留不长我，时间长了，她们讨厌我。”
　　有风，雨斜着下，象一根根细剑挑开你的外衣，挑开你的外皮，让你仅以一颗心脏，一付大脑，面对这景物。我感觉，我一边顶着小风向湖水走去，就是一边剥开自己。我说，一到这样的景地，这样的时刻，就想念爱情；杉子说你有爱情么；我说没有，爱情似乎总在远方或幕布的后面；杉子说她的生活总在远处而爱情总在眼前，爱情是一触即发的事情，就像盈盆的水，一碰，水就出来了。我们呵呵地笑，杉子说，她想跟刚认识的可心男子在大自然里生长爱情，就像植物在大自然里生长，而同时想跟多年的老情人在老酒馆里讨论哲学。杉子读过萨特全集，她甚至能背诵其中的戏剧片断，她说人不可以不了解一位哲学家，就像不可以从来不读文学作品一样。她时不时对我说她爱我，并说一个人不可以一辈子不爱一个同性。“我现在把你爱了，运气好，老了再爱一个小姑娘。”她漫不经心地对我说。我总是被女人依恋地爱着，这是我总在男人那里找不到爱情的根本原因。杉子说我，其原因是想在男人那里找到女人般的爱，所以事情便是那么的不可能。
　　在去湖的草原上，先经过一片白桦林，白桦林的旁边有座原木搭成的木屋，我们进去看了，墙上挂着画在白桦树皮上的风景小画，外屋是伐木的工具，里屋是木床，床上铺着狗皮褥子，一盆木炭炉在一旁烧着，潮暖的空气，吹得人脆弱而缱倦。杉子说你得拉我出去，不然我就得在这儿睡一觉。这是旅游区的景致，一切安排都是道具，而我们总在道具前感怀。我拉杉子出来，杉子说为什么人们喜欢风景区的木屋；我说，从表层说，这是童话里经常出现的道具，人们最原初的心理都有童话情结，都有王子公主情结，对人的失望让注意力从人转到了物，没有王子或公主，至少还有了小木屋，那一处无法妥帖的浪漫情愫找到了寄托。从深层次说，人不管怎样都有一种归属的心理需求，身的归宿核心的归宿，大自然中的小木屋，便是这种归属的替代物，你想走进去，在一个小小的烧着火盆的空间，至少身体有种被包裹的感觉，心也许暂时有了所依托。杉子说她不愿意将自己教给一个物，如果一定是个物的话，那也是她自己的身体。说完她折回去跟卡车司机调情去了。她的不满足感来自胃和性，她说她像最简朴的体力劳动者，这两样充满了，就什么都充满了。
　　杉子折了回去，我继续往草原深处走。忍受着心中风景无边，隐忍着对幸福的向往。
　　香格里拉的玛琼此时在湖边，穿着康藏人的服装，我还没在意她，不过已经缈到了她小小黑黑的影子。此时她可能在唱歌，那里一群人在唱歌，都是男人，玛琼家在他们中间，歌声突然就起了，像草地上乍起的鸟儿，一下子就飞到天空。玛琼也像一下飞到半空的鸟，不停地起起落落，可能是头发一直在一上一下地蹦跳，那飞起的头发有身体的一半长。
　　
　　 “你去过哪儿？”回到草棚的杉子一定这样问司机多杰，她把酒摆在多杰面前，多杰一定喜欢喝酒的而不是话多的女人。
　　“去过稻城。”
　　“稻城，那里有稻子吗？”尽管去过布达佩斯，还在布拉格街头听人拉小提琴《春之声圆舞曲》，杉子还是对每一个陌生地名充满幻想。
　　“稻城没有稻子，有青稞。”
　　杉子和我在香格里拉分手后就坐着多杰的车去了稻城，当然这是跟多杰有了这天晚上的交情之后，多杰从家里灌了两塑料桶青稞酒放在后备箱里，带着杉子在高原上穿行一千公里。杉子喜欢长途卡车司机、向导、马邦里的走脚，是因为他们是跟她一样的人，都是那种属于路上的人。后来她听说西藏的墨脱县是全国唯一不通公路的县，存在着马邦，她就跟着一位向导去了墨脱。一年后她来找我，已怀身孕五六个月，要堕胎，这时她想到了我。爱我的女子们总在自己走投无路时来找我，知道即便全世界都抛弃她，我也不会抛弃她。杉子怀了一个马邦走脚的孩子，她一直决心把孩子生下来的，以致把胎儿怀了五个月，而在一天清晨，她大叫一声被自己吓醒，然后收拾东西被走脚放在马背上带出了墨脱。她对我说，她的心仅仅在自己身体里，她的身体就是她的家。她无法接受从今以后，她的“家”是一个小孩，因为这个小孩，她不能到处寻找远方的家。她被那个可能的事实吓住了，她不想拿自己的一生和那个可能的小孩的一生开玩笑，她逃了回来。
　　我呢？我想我是守心的，我一直想往这种情景：森林里或草原上孤独的小木屋的，火盆、狗皮褥子、墙上挂着画在白桦树皮上的画，守着一个激情的沉默寡言的情人，面对面还想念，转过身想得能都把对方忘了，于是赶快转回身，脸对脸——只是这样的情景总是存在想象和别人的书本里。我向草原深处走，瑟瑟开着的野花抚着我的脚踝。
　　
　　我几乎把玛琼忘了的时候蓦然走到了她的近旁，这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女孩，因为营养的关系还处在发育前的天然期，她毫无阻碍地混在男人中间，穿着男孩子的藏式戏服，戴着康藏男人的礼帽，脚蹬秀着花纹的藏靴，正在跳着男人舞蹈。那是一种“哇——”地就平地炸起来，唱起来就切入高潮的歌曲，没有降调，一路向上攀升的民歌；还是一种每个舞步都跳得很高，脚在地面停留的时间极短，整个身体都仿佛在半空中的舞蹈。玛琼和男人们把四周的空气搅动着，唱，和跳着。
　　我对不能区分性别的年龄非常迷恋，这个年纪女孩有种男孩样儿，男孩兴许有种女孩样儿；都有种少不更事的赤子心。玛琼看我举步维艰的样子就过来拉我，她矜矜地看着我，像是看到我的眼里去。我竟是有点羞涩，被一个小女孩看着，你在男人面前的不自信被她一眼看穿。边巴是玛琼的哥哥，他说你跳舞吧，跳舞就不冷了。两个小时后我坐在他的马上，他掌着缰绳坐在我后面去远处的湖边，他给我摘了一把白杜鹃，什么话也没说，我也没说。
　　边巴教我跟他们一起舞蹈，我也就跟他们跳男性藏舞。于是我再次验证一个私自的经验：在性别止步的地方再迈出一脚，你能意外地获得和以往大相径庭的认识。当我跟着玛琼跳男人跳的藏舞时，我可能获得一种类似男人的对大地、天空、太阳的认识，这种认识至少包含宗教的虔诚。
　　跳起来舞，玛琼不再旁顾，她跳着男人的舞，学着男人的神态，有种很远的眼神。可能是在草原的缘故，她的眼睛像马驹看着远方，像山上的小羊，从这个山头望着那个山头。说不好她哪点神秘，她一个放羊孩子身上有团迷蒙的东西，同时又是清澈的，她的清澈让你打眼一眼，居然看不出是男孩女孩，看不出她想什么，她的倾向；一个平地汉人孩子七八岁后就能看出社会在他身上的烙印，就能看出他的歌人取向，而在玛琼身上竟是看不到。
　　那天，玛琼好像把所有会唱的歌都唱完了，最后她似乎很随便地就唱到《香巴拉》，我没怎么在意，没听出这首歌比其他歌更深情悠扬，只看着十一岁的马琼头发一甩一甩，大幅度动作跳着，胸腔像风箱一样股着，唱着唱着，竟在我的注视下唱得自己泪流满面。眼泪毫无征兆地流出来，歌声并没有停住；我听不懂玛琼唱的是什么，只能听出香巴拉、香巴拉的喃呢。边巴伸出手给玛琼抹泪，玛琼的小辫子一蹦一蹦还在跳。
　　 “我会死的。”边巴手上的黑泥把玛琼脸抹花了，玛琼突然不跳了，喘着气说。边巴又一下一下替玛琼抹脸上的脏。
　　“她说什么？”我没听清，或者，我不相信一个孩子说这样的话。
　　“她说，她会死的。”边巴难过地看着玛琼，解释给我听。
　　“谁不会死？”他大声安慰玛琼。
　　“因为唱这歌，你就担心自己会死？”
　　“我可能活不到见到香巴拉的那天。”
　　一股悲怆登时从脊椎的底部窜上，从咽喉深处烟雾一样冒出来。在此之前，香巴拉于我只是一个与藏人有关的词汇，而此时我明白，那由双层雪山包裹着的一个最深处，那由人心包裹着的最深处，那由幻想和虔诚以及一辈子的向往和追求的最深处，那个幸福所在，叫香巴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