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那段日子我一天天都在家里埋头写着长篇小说《艰难岁月》，查理已经两个多月没有给我来电话了。有一天我姨妈在纽约给我打来电话说，她要去夏威夷旅游，问我是否可以顺便看看查理时，我却一时答应不下来。我不知道查理的近况，更不知道他心里在想些什么？因为有一天黄昏，查理情绪沮丧地在电话里对我说：“米鲁，我不与你谈恋爱了。“
      “为什么？“我惊讶地问。
      “慢慢你就会知道的。”查理说。
       我没有吭声。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但一会儿我想查理这样说，一定有他的道理。于是我说谈不谈恋爱已经不再重要，我早已超越个人的小爱，进入大爱（即爱社会爱祖国）的思想境界中去了。查理说：“真的吗？”
      “当然真的。”我说。
       查理这才放心地说：“那我搁下电话啦！”
       我说：“你滚蛋吧！”
       没想到查理真的滚蛋了。他在干什么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我真的很想他。走路想他、买菜烧饭时想他、睡梦里就更想他了。尽管我知道世界上什么事都是合久必分、分久必合的。那些如同流水的兵一样的朋友，使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了铁打的营盘。然而查理之于我，绝对不是那种流水兵式的朋友。他深深地浸透在我的血液里，植根在我心灵的土壤里。
       我不是古代女子那种仅仅是“衣带渐宽终不悔”的思念，而是把思念化作一种动力、一种力量。那力量就是支撑我一步一个脚印地在艺术的高峰上攀登。当然与此同时还伴着回忆，回忆使我总是置身在美好的往昔里。
       有一天外地朋友梅希来杭州，我请她在宾馆餐厅吃饭。她与我都能喝酒，我就要了一瓶中国红葡萄酒。葡萄酒使我想起与查理在一起的时光，那时光我们每晚都喝酒。我们除了喝法国葡萄酒之外，还喝加州葡萄酒。加州葡萄酒的产地在纳帕谷。纳帕谷有上百家酒坊和很多葡萄园。每家酒坊都有自己的名字，都用自己家种的葡萄酿出与众不同的酒。我离开夏威夷到加州纳帕谷的那天，天气十分晴朗。公路两旁大片大片的绿草地，绿得润泽鲜美。汽车越过山坡上低头吃草的牛群，绕过玫瑰花丛，来到一家叫做“碧庐”的酒坊，它以红葡萄酒和它独特的建筑闻名。我一进院子就看见一座小小的石头拱门，旁边小小的圆形水池里有大理石雕塑。其雕塑是一个擎着酒杯的男人，露出欣喜陶醉的表情。这表情很容易给人一种联想，似乎葡萄酒永远是风雅、快乐的酒，它给人以生命之欢乐的陶醉。
       那天我们喝着中国红葡萄酒，我们一喝酒话就多了。我们谈论文学艺术、政治历史、还谈论女人很少涉及的世界军事和高科技话题。我们都一致认为一个国家是否强大，关键在具备世界先进的现代化武器和高科技成果。我们国际如今已拥有了最先进的武器。
       我们在餐厅里足足坐了两个多钟头，坐在餐桌前聊天似乎有一种说话的气氛。于是我与朋友梅希谈起了查理。我告诉她查理本来很能喝酒，可自从我回到中国后他戒酒了，而且说戒就戒掉了。朋友梅希说酒对他是一种痛苦的象征，既然载酒的旅程已结束，那么说明他正在进入人生的新的境界。我想想也是，但愿他饮亦可醉、不饮也亦可醉，生命再从零开始起步吧！
       朋友梅希是个敏感的女人，她见我情绪低落就劝我出去散散心。我已经孤寂很久了。我想出去散散心一定比闷在家里好。于是我就把小铃铛放到母亲家，与梅希骑自行车去附近的一个小城旅游。我第一次到这个小城是在十多年前的一个春天，我参加了小城某个杂志社举办的诗会。那时候正是中国诗坛最热闹的时代，写诗的人比读诗的人还多。年轻人聚在一起谈诗，就像谈一种手艺和技术。他们把诗当作了由语言框架结构的艺术品，认为那只不过是谁心灵手巧，谁就可能登峰造极的一件玩意儿。我就是在那次诗会上，知道了些诗坛的流派和主义的。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以在短短的几年内，就走完了外国思想界和文学艺术界走了上百年的探索之路，而沾沾自喜呢？
       诗歌创作其实是与生命体验有关，与人的智力和技术有关。但更为重要的是与灵魂有关，并且最终是灵魂的质量决定了诗歌的质量。我与梅希关于诗歌问题的热情探讨，已经持续了很多年。我们有时候在那条匍匐而行的电话线上争论着，有时候则通过信来抒发对诗歌的纯朴情怀。这会儿我们一边骑自行车，一边谈论诗歌。我们谈论诗歌自然而然就会谈到诗人，我们都感叹在如今少得可怜的诗人中，我们已认不出几张熟悉的面孔了。小城当年那个朦胧女诗人，是我与梅希的共同朋友。她如今当上了旅游局的副局长。我们去找她，她肯定会请我们吃一顿饭，安排一个住宿。我们打着如意算盘，其目的主要还是见个面，聊一聊天。
       骑了半天自行车，我的例假忽然来了。鲜红的血如果染在白色衣裙上会格外醒目。我必须马上进洗手间，可这山野乡村哪里有洗手间呢？我们看到田野中一个个茅坑，它既肮脏又敞开着，使我望而生畏。我只好加快车速，渴望前边有一个乡办企业什么的。梅希远远地落在我的后面，我回转头看她时，她像一只紫蝴蝶慢悠悠地飞着。
      “轰隆隆、轰隆隆”的声音从左边传来，我拐过弯在村头果然看见一家乡办纺织厂。我停下车随即走了进去，那里由村妇们组织而成的纺织女工，正在机器上织布。那些五颜六色的印花布，带着浓郁的地方色彩远销东南亚。我在织布车间的尽头，找到了一个简陋的厕所。这样的厕所早在十多年前，城市里也比比皆是。有一回我听说某某单位女厕所的某一坑道里，总会闪出像月亮一样的光。女人们叽叽喳喳地说着这件事，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是一起流氓案。原来这单位的某一名男性电工，通过镜子的反光偷看女性生殖器。这真是一个下流无耻的男人。我快速上完厕所，生怕坑道里会钻出个月亮来似的，赶快逃离了出去。这时候梅希正好骑到厂子门口，她对乡办企业有一种特别的敏感。她说这种厂子漏洞最多，我当然知道她所指的是财务方面的漏洞。
       我们上过厕所喝过水后，继续前行。梅希忽然问我有没有崇拜过谁？我说当然有。我从小就崇拜法国那位写《国际歌》的欧仁-鲍狄埃，他一百多年前就说：“从来就没有救世主。”他说得多么好，这世界确实全靠自己救自己。如今我一唱这首歌，就会泪流满面。我差不多唱来唱去，就只会唱这么一首歌。
       “喂，你们去哪里？”在田边劳动的两个农民，忽然用锄头拦住我们的自行车。
       “请你们不要挡路。”我与梅希异口同声地说。
      “让我们亲一口，我们就放了你们。”
      “放屁。”
       这时候我飞起一脚踢翻了农民拦车的锄头。农民还没有反应过来，我们已经飞走了。但我们听见农民说：“这小娘儿还会武功，真是白白让她们逃脱了。
       对于这样的地痞流氓，我们只能逃走，否则会惹出许多麻烦，耽误我们的行程。梅希十分庆幸我学过武术，她深感女性学武术的必要性。女性不仅要柔还要刚，刚柔相济才是一个完美的女性。这是梅希刚刚得出的结论。然而事实上刚柔相济的女性，也未必完美。生命中总会有许多残缺，残缺才是一个真实的人生。而我们只有接受残缺，才不会杞人忧天。
 

2

       那天我与梅希为了从地痞流氓的阴影里走出来，我们把情绪调整到最轻松的状态。我们说说笑笑，学狗叫鸟儿的叫声。这是我们一路上最开心的一段时光，这样的时光很容易让我联想到“弹性”一词。从前查理说他是属于比较有弹性的这一类人，弹性也就是不往死里拼的人。我当时想这就不是一个勇士，如果上前线肯定是要当逃兵的。但现在我忽然明白了“弹性”所包含的哲学意义，也就是能够使人更有效更长久地工作。因为绷得太紧的弦容易断，而弹性富于我们松紧适宜、拿捏自如。
       我们度过了最开心的一段时光后，又各自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里与自己交谈。与自己交谈，双方都不用互相迁就，也就没有了奴性。所以从根本上说，我是喜欢与自己交谈的。不过与自己交谈，使我越来越不合群。我常常在某种团体活动和盛大的聚会中，显得不知所措而茕茕孑立形影相吊。虽然这没有什么不好，但一些“正常人”就会在你背后指指点点，使你敏感地如同被贬到地狱一般。
       地狱就地狱吧，我还是我。我在地狱中看自身燃起的火焰。我在火焰中思考、漫步。独立自尊又自强不息。
       现在我们已进入了小城郊区，郊区的马路上车影寥落，行人稀疏，天空仍然显得高邈，晴空一碧。仿佛除了时间随着车轮的运转在流逝，天地万物都阒寂无声。只有公路两旁一排排樟树上，几只怪鸟起起落落。于是我再往远处望去，那里突兀的山石，枯萎的蕨草，静谧的土坡，仿佛如一幅流动中凝滞的画。我一路用余光抚摸那些依然茂盛的老树，它们粗大的树身在平原上，散发着卓而不群、孤傲沧桑的魅力。这使我的思路一泻千里地流淌，它总使我追忆在夏威夷火奴鲁鲁与查理一起，编织的那个放浪形骸的故事。放浪形骸是查理追求的生活方式，他置身西方社会却喜欢古中国的唐宋诗词。只要一有空，他就会让时光与心沉醉在长短句中，细细咀嚼每一句每一字。
       我一路想着查理，进入小城的时候我们都感到很累。我们骑不动了，坐下来喝水休息。然后给朦胧女诗人打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中年男人的声音，他说：“副局长在开会，一会儿再打来吧！”这时候正是下午三时，市区比郊区热多了。我们把自行车寄存起来，坐公共汽车去市旅游局找朦胧女诗人。公共汽车不算拥挤，但堵车现象十分严重。那些五颜六色的车辆尾气，污染着城市的空气。环保是世纪之交的一项重要任务，大面积的植树使我们的城市正在走向花园城市。
       公共汽车在马路上慢慢爬行，我们花了一个多小时后，才到达朦胧女诗人所在的旅游局。我们脑海里对朦胧女诗人还是从前的印象。我们想象她见到我们的那一刻，一定会热情、亲切地与我们拥抱起来。然后像当年那样疯癫地说些梦话，或者像一个哲学家那样地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我为什么活着？”
       小城旅游局不远处有一所小学，我们十分无聊地在小学门口等待朦胧女诗人会议结束。我们之所以不愿在旅游局等，是因为我们不想妨碍他们的工作，同时我们又比较喜欢孩子。作为女人，我们身上有太多的母性。我们总是把所有的孩子，想像成自己的孩子。有时候面对同龄男性或者比自己年长的男性，我们也会用母性的眼光望着他们。男人是最需要母爱的。他们许多时候找情人来填补内心的空虚，其实质一方面是失落的爱情，另一方面是早已失落的母爱。他们梦想在情人们这里找回这两份失落的爱。
       学校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家长，这种现象差不多全国一样。我就是他们形列中的一员，接送孩子还要给孩子课外增加些艺术素养。应该说家长的付出，是对国家未来的一种贡献。未来的栋梁之才知识渊博，学养深厚，岂不是要从小抓起？
家长们把孩子（当然是低年级的学生）接走后，学校门口一下子空荡而安静了下来。我们不约而同地看了看表，估计朦胧女诗人的会议已经结束，便朝着旅游局的方向走去。梅希说我们放在她办公室的行李，她一看便知道是我们，因为那上面梅希写下了我们的名字和地址。我佩服梅希在这一方面比我有经验，我在生活中常常忽略细小问题。
       一切都不是我们想像中的那么美好。我们在其他办公室里找到了朦胧女诗人，她见到我们并不热情也不惊讶。她淡淡地说你们来出差还是来旅游？我们告诉她我们是骑自行车来看她的，她说都商品经济的时代了，你们还省几个车钱？朦胧女诗人的话，使我们忽然觉得她是那么遥远而陌生。她变得不再是从前的她了，我们内心都有一种隐隐的伤感。
       “我还有一个会，明天请你们吃饭吧！”朦胧女诗人说着朦胧的话。
       我与梅希使了个眼色说：“那我们走了，明天再联系。”
       “好吧好吧。”朦胧女诗人一边说一边把我们送到大门口，她像解脱一个沉重的包袱那样，与我们挥手道别。
      “混蛋。”梅希说，“她把我们当成什么？”
      “这没有什么不正常。”我说，“大千世界什么样的人都有，存在总有它的合理性，难道要让别人都像我们一样吗？”
      “那倒也是。”梅希忽然顿悟了些什么。
       我们在旅游局附近找到了一家旅馆，这家旅馆正是旅游局的招待所，房价不算贵。但我们再也没有与朦胧女诗人联系。第二天一早，我们迎着初升的太阳出发了。然而为了到寄存处取自行车，我们挤上了拥挤的公共汽车。这样拥挤得人贴人的车，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坐了。我似乎感到有一种窒息的味道，正在向我一步步逼来。
      “你耍流氓。”一个女人忽然叫了起来。
      “你别胡说八道，谁要摸你这头老母猪？”男人不甘示弱地说。
      “你还骂人。”
      “骂你又怎么样？”
       这一对男女滔滔不绝地骂了起来，那些不堪入耳的肮脏下流话，车上的乘客听了竟然无一人做声，仿佛在听一首热闹的摇滚乐。我终于忍不住大声说：“你们还有完没完？”
       我的口音很明显是一个外乡人的口音，这对男女忽然团结起来枪炮对准我说：“你算什么东西，要你多管闲事？你是哪路人？”
      “我是中国人。”我大声说着的时候汽车到站了，我们跳下车后梅希又冲着汽车大声嚷道：“我是中国人。”
      “我是中国人。”这句话本来我通常是在国外的时候，才很自豪地说的。在国内我不说，谁也不会认为我是外国人，我只是借此感慨到，为什么窝里斗的劣根性还没有肃清呢？
       我们在寄存处取到了自行车，重新驶在公路上时感到十分亲切。这就像当年红军穿草鞋爬山涉水一样，草鞋之于他们既亲切又重要。而我们比穿草鞋的红军战士，条件起码要好上千万倍。我们既不用吃树皮草根，也没有炮弹追兵，我们只是作一次纯粹的躯体与精神的自由长征。
       现在我们要用自行车骑回杭州去，我依然穿着白色长裙，它在风中高高飘起的下摆使我青春激扬。我一边滚动自行车一边胡思乱想，这时候穿过大街我们就要沿着一条小路行驶了。那条小路远离闹市，使我想起夏威夷火奴鲁鲁的那条小路，它徜徉在大海身边，浑身披满着盛开的彩红花。每当风儿吹来，花瓣纷纷扬扬，翻飞起舞。而它幽静、含蓄、深奥，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东西就是在那条小路上诞生的。它使我所有的烦躁和忧愁，被大海伸出的手臂一洗而空。
       这会儿我的自行车轮终于滚动在小路上了，小路两边的田野瓜果飘香。一个黑人男孩忽然迎面朝我走来，我恍惚间仿佛觉得他就是柏克莱加州大学建筑系的学生保罗。我冲着他喊：“保罗，保罗。”
        “NO，NO。”那黑人男孩说。
       我总是忘不掉保罗，更忘不掉他母亲塞丽丝。我等待他们的到来，就像查理的到来一样。

3

       与梅希从小城回来后，我的情绪好多了。我又投入正常的工作和学习，但不乏对查理的思念。查理如今在干什么呢？想起与查理在夏威夷郊外散步的场景：树林、草地和房舍都是那么整洁、那么优美。那些别墅式的建筑风格，漂亮得叫人晕眩、难受。如果我是画家，无论是天空中多彩多姿的云，还是漂亮的建筑，都会得到更加充分的表现。
       夏威夷火奴鲁鲁的风景多么好，只是路上行人极少，整个空间和时间给我充满了一种天地初肃、万古凄清的感觉。我不知道那里是否有迁徙的雁群飞过？那里的雨总是忽然间倏地落下来。起初通常是稀疏的微雨，雨丝在空中轻柔地飘舞，听不见雨点落地的声音。但一阵风儿吹来，雨丝就变成了一道道看得见的斜线，千丝万缕连接着天和地。后来雨点大了起来，落在地上发出了密集而又清晰的声音。我们就躲在一栋别墅的屋檐下，查理说等雨停后这里的一切都因雨水的浇洗而更加清新了。果然是这样，雨过天晴后我望着远处的山，山坡上五颜六色的别墅，清清爽爽地点缀在山中，景色格外怡人。所以我思念查理的时候，就会打开影集翻看查理给我照的那些像片。其中有一张是我与查理的共同朋友，一对双胞胎姐妹的合影。双胞胎姐妹凄婉动人的故事，至今回荡在我的耳畔。
       我想起那一天我没有去学校演讲，查理也没有从学校下班回来。我一个人在白房子里正感到沉闷无聊时，双胞胎姐姐忽然打来电话说“来我家玩吧，我来接你。”我犹豫了一下，但马上说：“好，好好。”
       二十分钟后，我梳洗、化妆、更衣完毕时，双胞胎姐姐的红色轿车就停在查理的白房子门口了。由于走得匆忙，我既没有给查理留条子，也没有给查理打电话。我坐上车后想，我去去就回来的。
       这会儿双胞胎姐姐一边驾车、一边兴致勃勃地与我说：“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日子有你的陪伴令我高兴。”原来今天是双胞胎姐姐的本命年生日，她在家里开一个生日Party,邀请的全部是女性。
       我下车后在她家附近的花店里，买了一束花枝儿非常烂漫的鲜花送给她。她说我是第一个在夏威夷买鲜花送给她的中国大陆人。她很珍惜这一份亲如姐妹般的情谊。回到家，她立即把鲜花插在花瓶中了。一会儿，幽幽清香就在房间里弥漫起来。
       生日Party是在双胞胎姐姐弹奏理查-施特劳斯，圆舞曲》开始的。厅堂里拥满了十多个不同种族、不同肤色、不同年龄的女子。她们一律用英语交谈、唱歌。那个家在亚特兰大的美国南方女子，是双胞胎姐姐大学的同班同学。她专程赶来夏威夷参加双胞胎姐姐的生日Party，是个很讲情义的女子。她风趣、机智、幽默的语言表达能力，常常逗得人开怀大笑。然而我的笑总是比她们慢一拍，因为她的南方口音里有许多乡土语言让我听不懂。
       我们尽情地玩着。时间在不经意中悄悄地过去了两三个小时。这时我忽然想起了查理，查理不知我的下落会着急成什么样子呢？后来双胞胎姐姐把我送回白房子时，查理并没有在家里，他在海边漫无目标地寻找，那一声声的呼唤在海面飘飞又回荡到山谷。
       现在事隔四年半后，我仿佛依然能听见查理的那一声声呼唤。他一定在呼唤我，他的呼唤把我的心儿一阵阵抽紧。那一天我终于忍不住又给他打国际直拨，电话铃吱啦啦地在他的白房子里回荡着，可迟迟没有人接。查理去了哪里？查理究竟出了什么事？我的心一下悬到半空中，那种焦虑使我手足无措不知该怎么办？
       夏威夷不是上海也不是北京，它是一个不是让我说去就去得了的地方。我只好给双胞胎姐姐打电话，她听出是我的声音便说：“米鲁，这么难得啊！”
       我说：“是啊是啊，我们很久没联系了，你见到查理了吗？”
       她说：“查理，查理住医院很久了，你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
       她说：“他得了癌症。”
       我说：“什么癌症？”
       她说：“胃癌。”
       我的眼泪倏地落了下来，我想查理宁愿独自承受病痛的折磨，也不让我为他分担痛苦。原来那天他与我说不谈恋爱了，只是不想让我牵挂、不想让他来拖累我？我想到这里泪如雨下，一种不能陪伴在他身边的疼痛，让我感到现实的无奈和残酷。
       接下来的日子我天天都在为查理祈祷。太平洋阻隔着我们的重逢，却阻隔不了我们心灵的道路。有一天我的导师与师母来杭州旅游，我们在去鲁迅故乡的路上谈起了查理。导师说查理来过大陆吗？我说没有。导师说那你让他来大陆吧！我说好。后来由于路上比较噪杂，导师没有与我继续谈下去。
       应该说鲁迅是导师最喜爱的文学家之一，每当他谈起鲁迅那尖锐、那深刻、那简洁优美的文字时，他由衷的敬意便露于言表。我们在鲁迅故居门前合影。我们仿佛穿越时光的隧道，看见鲁迅那冷峻又热情、深沉又柔和的目光正凝视着我们。而我们为鲁迅永远保持着他那倔强、高傲的姿态而安慰、激动，而振奋、思考出我们自己思想的火花。
       我是鲁迅故乡的半个故乡人，我从小接受外祖母这个绍兴女人的教育。绍兴不像其他江南城市那样柔美。绍兴有一种刚劲豪迈的气概。坚毅勇敢的先祖大禹、卧薪尝胆的越王勾践、现代女杰秋瑾的故乡都是绍兴。这些在中国历史上最有风骨的人物，都裹挟着勃勃英气。当然还有王羲之的书法，陆游的诗歌。我对书法没有什么研究，但我知道大学者马一浮说王羲之的《兰亭》用的是圆笔，一圆到底；王羲之的《圣教》用的是方笔，一方到底，所谓规矩方圆之至也。
       从绍兴回来的那天晚上，导师与我又谈起了查理。导师把自己的学生当成了自己的儿女一样，他关心着我们的终身大事。那晚是我与导师比较深入的交谈，我告诉导师我与查理已拍拖四年多，我们这四年多一直都没有再见过面。导师惊讶极了，导师说你们是柏拉图的精神恋爱啊！我没有吭声，导师想了想又说，这样不脚踏实地的恋爱怎么行？你应该有一个归宿，这样晃荡下去岂不耽误时间？
       导师从实际出发，为他的学生考虑说这样的话，确实不错。但导师哪里知道我们的爱情，早已从本来感性的、肉欲的情爱世界，到超越肉欲走向更为纯粹、更为坚固、更为恒久的爱情世界了呢！导师说你不如再找一个吧，你与他隔着太平洋太不实际了。何况你的事业在中国，他的事业在美国。
       我摇摇头。
       其实爱情之于我，是纯粹精神上的东西，它不一定需要朝夕相处，更不需要外在的物质来做定论。那种生死两地刻骨铭心的爱情，来自于共同的信仰，来自于纯洁而高尚的灵魂的碰撞与结合。
 

4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有我的相思每天如同一只飞翔的鸟，飞越太平洋来到查理的病塌前。我相信查理一定有感应，那感应的电波就是爱情的电波。那电波一定会流淌查理全身，使他的病很快好起来。相思是一种折磨，但同样也是一种沉甸甸的心灵充实。于是我又沉浸在我的长篇小说《艰难岁月》的写作里。那一天我这样写道：“我对着梳妆台镜子，凝视镜中的自己，发现自己变得智慧了。人最要紧的，就是首先要让自己成为一名智者。这比追求什么都重要。只有智者，才能将真实的生命活出来。才能让血液涌动出一种明亮、一种空荡、一种舒畅。我在镜中捕捉到了自己颇具内涵和智慧的表情。那表情恰到好处地体现了我内在的沉着、深邃与沧桑。”
       电话铃响起来的时候，我正在想着查理曾经多次与我说的：“你爱花，花并不知道，但你因爱而喜，你爱海，海也不明白，但你因爱而有勇气。”现在我终于明白和懂得了查理说这话的意思了。所以我因爱而成熟、也因爱迈着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电话铃仍旧吱啦啦地在响，我已不像从前那样急着接电话了。心中有爱，想象着那份美好的爱，一生足矣。
        “喂，哪里。”我冷冷地说。
       “米鲁，我是查理。”查理精神饱满地说。
       “查理……”我说着就哽咽了起来，呜呜地哭泣起来。查理说我不是好好的吗？我说你别再骗我了，你得了癌症。
       “癌症又有什么关系？”查理说。
      “那你治疗得怎么样？”
      “暑期还要去芝加哥治疗。”
      “那你要多保重。”
      “你怎么样，还在写作吗？”
      “当然写，刚刚还写了一首诗呢！”
      “朗诵给我听吧！”
      “好！”
       于是我开始朗诵《秋季》：

       清晨的花园
       睡眠在布谷鸟的啼声中
       破碎
       生活在你的岛屿上 我多么安详
       不再流浪 不再惊惶
       满天彩虹烟雨
       并非虚幻童话

       我们度过四十天浪漫时光
       海边沙滩 一个季节的沦陷
       小码头伸入清爽天气
       驱散你以往的忧愁

       这是生活的另一种真实
       如今 彩虹谷的风
       是我一生一世放不下的牵挂
       我于无声处的情怀 如蔚蓝海边
       古老深邃的棕榈树
       我朗诵完，查理沉默着没有说话。我也沉默着没有说话。我们仿佛都回到了四年多前，四年多前我们浪漫地相遇、恋爱，双脚踏遍火奴鲁鲁的每一个角落，海风吹拂着我们飞扬的思绪，吹拂着我们的柔情蜜语。这是浪漫的、美好的、也是彼此都容易快乐地接受的。然而四年多来的过程却是艰难的，不容易的，常人很难接受和做到的。我们一想到我们过来了，都有些激动。查理说等他芝加哥回来一定来祖国大陆，他要到长城登上八达岭。我说好吧，我等你。
       搁下查理的电话后，我的情绪特别好。我想癌症有什么可怕呢？心灵强大的人都不会被病魔吓倒，何况查理又是那么一个坚强的人，在火奴鲁鲁他没有一个亲人，却能够一个人坦然地面对死亡。如果没有对人生的大彻大悟，是绝对不可能有这种姿态的。我忽然从查理身上学到了什么，我想我们的爱情是否已达到了超越死亡的高度？
       接下来的日子，查理没有像从前那样天天给我打电话。病中的他却格外勤奋地撰写学术著作，有时情感浓烈时就写诗。有一次他告诉我，他在火奴鲁鲁的彩虹谷常常看到一个美国白人作家，他们彼此熟悉但从来没有深谈过。他说那白人作家是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他虽还没有写出震惊世界的小说，但他不为物欲所动，满脸恬静，穿着长汗衫，抽着烟斗，观察着芸芸众生。于是这个白人作家的形象，就烙进了我的脑海里。
       现在我依旧一天天伏在书桌上，写着我的长篇小说《艰难岁月》。《艰难岁月。里面的人物，在我笔下纷至沓来。有时候我想，在现实生活中要结交一个朋友是多么困难，而在小说中就比较容易。小说中我可以与某个虚构人物谈心，且不会被对方所伤害。伤害这个词几乎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它瞬间就会把我们的生命变得毫无尊严可言。比如在空气中，我们时常呼吸着轻视、谎言、不信任、我们的内心被伤害着，看见了涌流的鲜血，却一时找不到它需要逢合的伤口。
       这些天双胞胎姐姐从夏威夷来到了杭州，她第一次到中国大陆，她说大陆比台湾漂亮多了。双胞胎姐姐是位钢琴家，她希望来杭州举办她的个人音乐会。我在夏威夷时与查理一起听过她的个人音乐会。那天她弹的第一首曲子是李斯特十五首匈牙利狂想曲中的第九首《佩斯狂欢节》，那是一首富有民族民间色彩，生气勃勃而且非常动听的曲子。双胞胎姐姐弹得非常漂亮，表情真挚，节奏的柔韧性与恰尔达什风格丝丝入扣，琴音也几乎粒粒饱满。我沉浸在音乐之中，发现全场出奇地安静。观众被双胞胎姐姐雷霆般的乐声震憾了，他们与天籁之音做着心灵的交流。
       我答应帮双胞胎姐姐联系举办音乐会的事，她高兴极了。她说到祖国大陆办音乐会，是她早已梦寐以求的事。我知道她很勤奋，每天都要练琴八九个小时。她到我家来看着小铃铛叮咚叮咚地弹琴，说这孩子有天赋。
       应该说与双胞胎姐姐在一起，我们总是谈论着查理。有时还谈论查理的小兄弟。小兄弟与查理很熟，他每次从西雅图来夏威夷看查理，双胞胎姐姐都会与他见个面，有时查理上课走不开，就由她从飞机场接送小兄弟。小兄弟的妻子前些年患了乳癌，小兄弟是标准的模范丈夫。但与此同时他还是个不断上进的好男人。
       双胞胎姐姐离开杭州后，还将去上海、南京、北京等地，然后再飞台北看望她年迈的双亲。她说起码三四个月后，才能回夏威夷。夏威夷在我心里总是暖暖的。
       暑假来临的时候，查理有没有去芝加哥看病，我一点儿不知道。他又是很多日子没有给我音讯了。我知道他是故意不给我音讯的，好让我安心创作。从前他总是说：“道是无情却有情。”他的无情就是要我成长为一个优秀的作家，就像当年他父亲要他成为一个优秀的学者一样。所以这样的爱情虽然残酷，却绝不平庸。
       那天我带着小铃铛游玩六和塔后，沿着钱塘江畔漫步时想，爱是需要内心与之发生某种有分量的碰撞及纠缠的。查理正是与我的灵魂碰撞着又纠缠着。我望着江面上的光晕粼粼闪烁，仿佛是一片片跳跃的鱼群来自遥远的异邦——夏威夷火奴鲁鲁的涟涟微波、绵绵轻漪。我静静地观望着它，便会看出喧闹的人流里，某种无可奈何又无以言传的凄凉与忧伤。
       其实我知道真正的爱情是一种信念，只要信念不死爱情就永恒。我非常喜欢陆游与唐婉的爱情故事，并不为他们的悲剧惋惜。生命中的残缺，才拥有了陆游刻骨铭心的爱情。倘若天天让他与唐婉相守，说不定就淡漠了那份深情。人确实是需要有距离的，爱情亦是。
 

5

       我在某个诗刊上看到查理写给诗姐的信后，才知道他已从芝加哥回到了夏威夷火奴鲁鲁。他在芝加哥没有动手术，改用药物以及放射治疗，效果与手术各有优劣。查理说医生让他自己选择，他当然选择不动手术。接着查理又说他在芝加哥养病期间，细读海明威受他明快简洁的风格影响很大，写了七首诗，他会把其中的一半尽快修改好，早日寄给诗姐。
       我知道查理非常欣赏诗姐备尝艰辛地主编诗刊，也欣赏他对她恩师的感谢与怀念。查理是一个深情的人，他与诗姐一样也是那种点滴之恩泉水相报的人。然而查理的深情又是隐藏得很深的，一般人不易发现。就像他与我说的，大火小火看不见火的火。看不见火的火，也就是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了。不过，我尽管知道查理的看不见火的火，但他不告诉我这一治疗讯息，我还是怅怅不乐。毕竟我天天牵挂着他的病情，那种牵挂是断肠心碎的牵挂。但我并不想把我的牵挂告诉他，我已经学会并且套用了他爱的法则：“你爱花，花并不知道，但你因爱而喜，你爱海，海也不明白，但你因爱而有勇气……。”就是说我的牵挂完全是我自己的感受，我因这感受切身体会了“断肠心碎”这个词的真正含义。
       查理在我这里总是报喜不报忧。他生怕我过多的担忧与分心，会影响我的情绪妨碍写作。其实我坐在书桌前，捉笔伏案时一种超然的宁静，使我早已踏上了一条奇怪的道路，那条道路没有尽头，只有永远的寻找和心中怅然若失的忧伤。那种忧伤虽然不乏畸形的美丽，但若成为习惯，就像患了一种无法医治的疾病一样可怕。
       我是一个女人，确切些说是一个文学女人。然而文学女人同样爱美、喜欢穿漂亮的衣服。我的漂亮衣服虽然不多，但我觉得只要出门，我就会穿得得体、大方、且举止言谈雍容优雅。应该说，我平时有点像男人那样不喜欢逛商场，即使身在异国他乡也如此。那天查理与我去逛夏威夷最大的百货商场，虽然那商场没有热热闹闹拥挤着的人群，但我还是被商场那些琅琅满目的商品看得眼花缭乱头晕极了。我知道我的心不在那些商品上，我的心在我梦幻一般的艺术创造里。
       我有一个比较时尚的邻居朋友，她总是诱惑我到哪里哪里去。可她认为最好的地方和东西，我总是不以为然。有一天她气愤地说：“你真是一个年轻的老古董。”
       其实我并不是不了解外部世界的灯红酒绿，我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现实情况和身体情况，以十分自我为中心地干着自己喜欢的事。尽量用最少的时间去处理一些杂事，在冷清的店堂里有时看到中意的、削价的衣服就买一件回来。然后穿的时候搭配好颜色和款式，就能穿出自己的内涵与风格来。
       许多人都不了解我的这些特点。当然也就更不了解我的热情似火、又冷若冰霜的个性特点了。应该说在我的创作欲望强烈时，我就像一团燃烧的火，那火焰在我心里冉冉升起。这时候的我热情活泼、骚动、按奈不住自己的情绪，唯有通过笔把心里的话，像血液流到笔尖那样地流出来，整个人才感到舒畅。然而舒畅后这团生命的火焰，便渐渐由残余化为灰烬。这时的我就进入了冷若冰霜的个性特点里，苍凉、孤独、痛苦、无奈、额头弥漫着乌云，并且久久驱之不散。我知道这是没有什么药可以医治的疾病，我只能与生命搏斗着。有时走在大街上恍恍惚惚，有时不知道我还是不是我？此刻我眼睛里看到的，基本是变了形的东西。我完全是个梦幻中的人，不想与任何人说话。只有重新在身体内埋下火种，待将来爆发火焰时，我的疾病才慢慢好起来。
       我大部分时间都喜欢独处。我不愿意让人看到我的精神处在苍凉、痛苦、孤独的煎熬中。写作本来就是个人的事，只不过一个写作者除了天赋、才华、经历、心灵的沧桑外，还需要一个成熟知识分子对内心世界的感悟与把握，追问与反省。
       所以有很多人，对我在逆境里不停地写作感到不解。他们说这样不停地写，累死在书桌前，青春年华就这样消蚀尽了有什么意思呢？
       我们都知道现实生活中悲剧总是多于喜剧，悲剧的角色更能表现人性。对人来说，活着就是一场场的生命搏斗，而每一场搏斗都是切肤的。作为女人，我们有养育孩子的责任，我们同样也有对社会的责任。所以，我想正是这种责任和生命内在的搏斗，才使我的写作确立了一种意义。
       那天我的长篇小说《艰难岁月》终于完稿了。我盼望能听到查理的声音，但查理的声音迟迟不来。我想病后的他似乎更需要休息和静养。那么就让他一个人去静养吧！而我要去历史名城看望一个老人，本来我想等查理来大陆时，与他一起去的。据说老人居住的历史名城，风景蔚为壮观，这是我忽然心血来潮的理由。于是我开始为自己打点行装，毫不犹豫地登上了西去的列车。
       第二天我步入老人居住的小镇围墙，走上一座木制桥梁时，一股浓浓的烟味向我飘来。这里刚刚发生了一场火灾，小楼的遗址只剩下突兀的石头。我蹲下去，欲想找到一件什么东西，可在干燥的，没有燃尽的余烬中，已不能挽住任何东西。我想起老人曾向我描绘过，这里的鲜花和漂亮的女人们，她们常常穿着绣花布鞋，唱着歌儿去河边提水，天空飞翔的各类鸟群和迷人的养鸟人玲珑的笼子，每天在大街上晃荡。这是一个多么迷人的小镇啊！但我感到了某种怯懦，那是古战场遗留下来的绝望，它像泉水般汹涌。我想起有一首诗这样说：“腓尼基人弗莱巴斯，死了两星期，忘记了水鸥的鸣叫，深海的浪涛，利润与亏损。海下——潮流，在悄声剔净他的尸骨。在他浮上又沉下时，他经历了他老年和青年的阶段，进入旋涡。外邦人还是犹太人，啊，你转着舵轮朝着风的方向看，回顾一下弗莱巴斯，他曾经是和你一样漂亮的、高大的。”这首诗同时也让我想到希望和失望的死亡，以及空气的死亡。
       我找到老人的居所时，老人意外的惊喜溢于言表。他热情地接待了我，他在夕阳的无限中穿着睡衣，脸色苍白得像从病中刚走出来。我仔细端详了他，凭直觉他是一位在青年时代非常英俊的男人。在中年时代浑身透出忧郁、沉默、经验和感伤的男人。现在他进入老年沉静如水，带着回忆和叙事的方式回首往事，成为一个智慧而坦荡如天空的老人。
       老人此刻为我沏了一杯龙井茶，为自己点燃一支烟。他沉默了好长一段时间，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他的沉默一定是经过长时间训练出来的。有时候这种令人心醉的沉默，会使我们想念在爱情的季节，一片绿色之中荡漾的幸福。我曾无数次回忆查理对我产生的某种影响，我恍恍惚惚游动在过去的时光中。阳光与黑暗交替笼罩着万物，人类的命运就是一年年变幻着走向死亡。
       沉默后的老人仿佛打好了腹稿，他开始向我叙述一个女人的故事。那个他一直等待的女人叫红，那是三十年前的往事了。老人在飘拂着一层层雾霭之中，记忆的潮汐忽然打开。这时我多么希望那个女人，出现在老人凄然的叙述面前。于是我尽力诠释一个女人奔赴一个男人的浪漫情怀和具体理由。我告诉老人我的一个同学她的情人住在东北，有一年冬天她情人躺在医院里快死了，她忽然在千里之外梦到了她情人在病房中等她。这一瞬一股电流通过了她的全身，她立即赶到他住的医院。于是她情人被死神拉入冰川时，她的手还紧紧握着他的手。这就是生命感应，许多时候真正的爱情是靠感应存活的。
       老人听完我的叙述眼睛里闪现出晶莹的光。他开始说他一直在等她的到来，可他都快等得丧失信心了。你知道等待的滋味吗？等待是多么揪人心魂啊！他这一生都在等她，她如果再不出现他就要消失了。三十多年前老人被关押在一座岛屿上，老人认识她的时候，她不但美丽而且善良富有同情心。她经常来帮他洗衣服，他那时是一个被审查的“右派分子”。她丝毫不怕被牵连，这在当时是少有的。然而那一天她消失在沙滩上的黄昏，他是看着她消失的。可他没有能力把她拉回来，他眼巴巴地望着她远去，他流泪了。后来他也在那个岛屿和沙滩上消失了。他曾找过她，可几十年来他一直没找到她。他已经忘记了后来的妻子和许多女人，但是他却忘不掉岛屿和沙滩上的虹，虹实际上永远刻在他的心里了。老人讲到这里，声音在需求中热烈地颤动着。我被老人的深情感动了。我觉得世界上有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深藏一份支撑他们在艰难岁月中走过来的无形的力量。这力量是巨大的。
 

6

       现在我看见老人脸上密布着的渴望，它是倏然降临的。所有夜色的一切，微风、树丛、星星、灯光……以及夜色中的幻想与老人干涩的声音联系起来。这使我想起我曾经认识一个也叫虹的女人，当然她绝不是彼得的妻子。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就是老人要找的虹？那年月，虹像一只小猫一样，悄悄来到雕塑家钟声的身旁，虹的呼吸是最长河流的源头。雕塑家钟声要用黄杨木头雕好这个使他剧烈颤抖的女人。但是他刚刚雕塑出虹的脸型轮廓时，眼前一阵昏厥，一种无法抗拒的昏厥，使他的体内汹涌一股比火焰更加鲜艳的血液。然后一口口鲜血喷溅在地上，虹惊恐地看着那鲜血流淌、凝固。虹的手指像无声的花瓣在悲伤中颤栗。她知道钟声的生命已经走到死亡的边缘，他已听不到音符袅袅，看不见宽广平台上玫瑰盛开。虹屏住呼吸，虹知道雕塑家钟声的双眼看到了一个墓志铭。几天后钟声死了，钟声埋葬在他家乡的大理石栏杆下，那是肋骨和血液的休息。虹看见几只灰色的候鸟，往返拍击着沉沉废墟上的残垣断壁。虹哭泣着，她从宿命的无奈中传播出这一残酷的窒息。
“把我同样带去吧！哦，钟声。”虹心里一遍遍这样说着。这哽咽的言语始终没有发出声音来，虹想活着为了什么？后来虹在升腾的烟雾中，患上了一种不能告诉亲人的病，不能告诉世人和时间的病。虹害怕失去时间，害怕失去一些阳光明媚的天气中对人的理解方式。然而就在这时，虹在通往钟声的墓地的树荫上遇到了肖。
       肖是一个悲伤的中年人，他引领着虹走过一片又一片坟茔，使虹面对自己的丧失时又迎来了世界和人的丧失。虹绝望地喘气，她错误地把自己的头比喻成鱼，欲想游到她出生的那座岛屿上去。可音乐的悲伤让气候更加残酷起来，虹病倒了。虹久卧病塌后，在不能走路的日子里肖自杀了。肖就在虹的房屋里，用左轮手枪朝自己的脑门开了一枪。枪声熄灭后，有一群鸟从房屋的窗户拍翅飞出。第二天虹神秘地失踪了。
       我把我认识的虹的故事叙述给老人听后，老人的双眼布满了晶莹的泪珠。老人激动地说“她就是我等待的虹啊！我要去找她，我一定要找到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