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有一天我因流言蜚语的伤害，躺在床上久久不能入睡。我想多年弥漫在米鲁生存空间的流言蜚语，已使米鲁在外边成为一个声名狼藉的女人，那个女人是我吗？那个叫米鲁的女人也是我吗？她怎么与我判若两人？而我实际上，真真实实地一直是一只躲在洞穴里的灰老鼠。就像一个穴居久了的人，我的眼前已不知不觉竖起了四面八方的墙。我能抗拒时代各种各样声音的诱惑，却不能改变生活中越来越无可奈何的境况。我总是有事要求人的，我在记忆的仓库里苦苦搜索以往的朋友，可是随着时间的消逝，那些朋友都渐渐地离米鲁远去了。他们成了米鲁熟悉的陌生人。许多门就这样在米鲁面前成了无法开启的死门。
有一天我又病倒了，躺在床上不要说头疼、骨头疼，连满嘴的牙根和心脏都一起跟着疼。我日夜茶饭不思，高烧得天昏地暗，眼冒金星。这时候我期盼有一堵坍塌的墙，为我带来春天。我等着，一直等到查理从太平洋海底来。确切些说，查理是通过太平洋海底电缆线来到我的身边的。分别四年半来，我不能忘记他的每一个越洋电话，我更不能忘记在我忧郁症发作时，不知多少次，我梦魂颠倒地在电话里低低地哭泣，他就是我的精神科医生。
现在精神科医生查理在电话上开导我，他说要忘了个人身世的不幸，婚姻的不美，生活的乏味，要一心只想如何把这个变动的时空，用最细腻、最感人的语言写下来，作为这个时代的一种关心、与见证。他又说当一个男人超越自己所爱的红粉知己，进而把心与身交给一个广大、衰弱、但已在立起来，终必飞翔奔腾如天山骏马的文化，这个男人的宁静与坚贞是无限的，一直到他死了为止。应该说像你这般天生坚贞，不为外界扭曲，摧毁的灵魂，就是这个中国大文化品质的贮藏点，中国广大的土地上，还有无数像你这般坚贞奉献的心灵，他们都是虽小不灭的火种，他们将点燃一个看似行将熄灭，但后劲十足的文化。
我倾耳聆听着查理的教诲，就像我在夏威夷海边的白房子里一样。我呼吸着查理的呼吸。查理，一个教授、学者、诗人，但他体内更多的是艺术家气质。我想起在夏威夷与他一起度过的那些日子，我们除了看五彩缤纷的醉人大海，还看山岚和云朵。夏威夷的云朵真是漂亮，一片乌云过去之后，一团团大大小小的云朵点缀着天空，它们在我们的头顶悠悠飘荡。我们在乡间散步时，查理常常会忽然停下来看那些云朵，并且在嘴里说：“看，米鲁快看那些云朵。”
云朵是一个匆匆的过客。它博大的包容具有最深刻的生命与辽阔。而我们观夏威夷天空的云，就像从尘世忽然被投入一个纯净、湿润、清新、没有半点杂质的世界。这个世界让我们的内心一片宁静，灵魂也像在天上御风而行似地变得轻盈、飘忽、透明而温柔了。
现在查理这个从太平洋海底来的医生，已为我在精神上治疗了二三个小时，这是一笔多么昂贵的投资啊，而我似乎已习惯了他的昂贵投资。杭州与夏威夷在我心里是连在一起的，有时候当我恍恍惚惚地走在大街上，我已搞不清我是在夏威夷唐人街的街道上呢，还是走在杭州的街道上，我不知道我是谁？我从哪里来，又将到哪里去？
那段时间查理天天打电话来，他要做我的精神科医生，帮我彻底治疗好疾病。可他不知道我的疾病是无法根治的。那天查理搁下电话后，我在煤气灶上煎中药，中药的苦味芳香弥漫在屋子里，而我寂寞地站在炉灶前想象着查理穿上漂亮的夏威夷衫，打开车门驾着汽车去我们曾经去过的地方。比如：外奇奇海边、彩虹谷、卡哈拉-希尔顿饭店、意大利餐馆等。查理在那些地方重温旧梦时，米鲁的音容笑貌就像风中椰子树那样摇曳生辉，而查理于无声处的情怀，如蔚蓝海边古老深邃的棕榈树。
米鲁一天天活在想象中，想象使爱情不枯萎。想象使米鲁心中的爱情就像一团燃烧的火焰，那火焰在冉冉升起，然后化作五彩缤纷的文字。我知道米鲁只有这样，才能超越时空与爱情，超越隔海相望的苦涩，超越生与死的界限。
这会儿我在喝中药。我鼻子一捏，把一碗苦药一口气咕鲁咕鲁地喝了下去。我已经喝了很多碗苦药了，那个给我配方的医生说：“你的病不是药物能完全治疗得好的。”我相信她的话，我知道心病还需心药医，徐了查理这贴心药，剩下的就是写作这贴心药了。这些天我几乎天天都在吃着这两贴心药，那心药使我忽然明白了许多道理。我相信一切对生命有思悟的人，他们一方面要接受现实的严峻挑战，另一方面又不由自主地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家园。寻找精神家园，也就是寻找失落的生命力。
电话铃响起来，我三脚两步地奔过去。我想肯定又是查理打来的，查；理往往总是搁下电话后想想还有补充的话，就又拎起话筒打过来了。然而这次出乎意外的是海伦教授，海伦教授在金门大桥附近的住宅里用英文说：“米鲁，你好吗？”
“好，很好。”我说。
“你还在写作吗？”海伦教授问。
“写，还在写。”我说。
“我退休啦，你什么时候再来美国？你来美国一定要到我家住几天。”海伦教授热情地说。
“我来美国一定会来拜访您，您永远是我的导师。”我说。
海伦教授哈哈地笑起来，她用生硬的中文说：“谢谢！”
这是我离开美国回到杭州后，海伦教授给我的第三个电话。她的电话虽然不多，但每一次都在告诉我她的最近讯息。这使我觉得她是一个颇讲义气的美国人，她决不像某些人那样，人一走，茶就凉。
我从未去过海伦教授的家里，但我听她叙述过她的家庭情况。她丈夫是斯坦福大学的物理教授，两个女儿，一个已经嫁给某某州政府官员，另一个正在哈佛读博士。这是一个中产阶级的美国家庭，他们的生活应该是不错的。可海伦教授是一个非常俭朴的人，她从不浪费每一分钱。有一次我与她去商厦购物，她总是专挑一些减价的商品，想买一双鞋跑了好几个专柜，看到一双合脚又称心的，却嫌它贵而没有买成。这给我印象很深，我想我虽然没什么钱，但绝对没有像她这样节约的。
这会儿我搁下海伦教授的电话后，忽然想起那年在旧金山华人作家协会上认识的女作家瑞子。瑞子那天不坐在我的身边，她与她的朋友们团团地围桌而坐。我当时坐在老诗人纪弦身边，纪弦老师那年已经84岁了，可他穿一套白色衣裤，戴一顶米色草帽，柱一根咖啡手杖，真是很精神很潇洒的，看上去十分健朗。他不停地与我说话，幽默风趣且又脑筋转得快，耳朵也是极其灵敏的。后来轮到他发言，他的发言很逗人，大家不时地发出哈哈的笑声。然而他一发完言，就像一个小青年那样地溜走了。我竟不知道他是从哪一扇门溜走的？他把我一个人晾在座位上，前后左右都是我不熟悉的同行。这时候我在众多的同行中一眼发现了瑞子。她美丽大方又气质出众，她的身上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在吸引着我，使我坐到她的身边就像坐到一个老朋友的身边一样。
“我叫米鲁，从杭州来。”我自我介绍说。
“我使瑞子，香港人，来美国已多年了。”瑞子说。
我们就这样认识了，我们仿佛一见如故，亲密地交谈着。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一直谈到我们的父母辈。她告诉我她的父母老年生活很糟糕，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双方都感到很痛苦，但又都因为觉得自己老了而不想离婚。我很欣赏瑞子的真诚、坦率，我也向她真诚坦率地倾诉着什么。我们成了朋友，真正的朋友。我告诉她我再过些日子就要离开美国了，我说我要回到中国去写我的小说，她并不感到惊讶，也没有为我放弃留在美国而惋惜。她说你还年轻，一定大有作为的。
2
黄昏飘着毛毛细雨的时候，我收到一份来自台北的电报。电报是李梅拍来的，她说她是查理的朋友，她明天要来杭州，一定要与我见个面。我想见面就见面吧，这个向查理一再推荐《水浒传》的女人，长得怎么样呢？
第二天中午我接到她的电话，就骑上自行车去她下塌的宾馆看她了。我的心里充满着情敌的感觉，但尽量不在脸上表露出来。应该说她的声音非常悦耳动听，查理是不是被她的声音迷住了呢？
我知道李梅，是与她台北合唱团的朋友结伴而来的。她们来大陆作一次江南游。我到宾馆时她们正在餐厅吃午饭，这时已是下午一点多了。餐厅的顾客已陆续散去，显得空旷和宁静。我一走到餐厅门口，李梅就认出了我。她用手招招说：“米鲁，来。”
李梅染着金黄色的头发，穿着鲜绿的外衣，那形象十分耀眼。我没想到李梅是这样的打扮，按我的审美观来说，这实在是俗不可耐的打扮。不过我还是走了过去，她亲热地拉着我的手让我在她身边坐下。
“吃，吃点菜吧！”李梅说。
“不，我已吃过午饭了。”我说。
“那你下午陪我们去玩。”
“好吧！”
原来李梅让我与她见面的目的，徐了她心里想的不能说出来，还有让我陪她们玩的用途。于是我首先陪她们去了玉泉、植物等风景地，那里我也很久没有去了，平时忙着家务和写作，根本没有雅兴去那儿一游。
李梅真的是一个能说会道的女人，她像一只百灵鸟那样几乎一刻不停地在我耳边喳喳啼着。我插不进她的话，只能给她当听众。起先我听得很仔细，她说不要因为她是台湾来的，而有所顾虑。海峡两岸是同胞，她是我的台湾同胞。她又说她的舅父在杭州，这已是第二次来杭州了。接下来她继续说着什么，我就一句也没有听清楚。我的大脑被她的喳喳声，弄得头昏颠倒。我心想她这样不停地叽叽喳喳，查理怎么还会欣赏她呢？
“米鲁，我们合个影。”李梅说。
我没有吭声。
“来，我们合个影。”李梅又说。
我这才与她合了影。
游玩结束后，我一直送她们到宾馆客房。李梅说你坐，我要给你看查理的像片。我心里咯噔一下，我想她这是什么意思？
我坐在沙发上看报，当作没有听见她的话。她在旅行箱里翻来覆去地找，找出来一本影集后兴奋地对我说：“来，米鲁看我的影集。”
我走过去站在她身边，她翻着她的影集给我看。一张张全是她与她朋友的像片，像片上的她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些、漂亮些。
“这个是小提琴家林昭亮的母亲。”李梅说。
“是吗？”我说。
“当然是。我们是好朋友呢！”李梅兴奋地说。
“一九八一年林昭亮第一次来大陆，在上海音乐院演出时我亲耳聆听过他拉的小提琴。那时候他才二十多岁，已经有着大师一般的风范。他站在台上，站在庞大的交响乐队前，那神情却是目空一切的。”我说。
李梅继续翻着她的影集，当她翻到她与查理的合影时，说：“看，这就是查理。他比从前瘦多了。”
李梅那口气仿佛她就是查理的女朋友，这让我心里不舒服。但我又不能说什么，只能沉默着。其实从像片上看查理确实是比原来瘦多了，我猜想他的瘦是被相思所累的。他在相思谁呢？我忽然想起查理前阵子在某个刊物上发表一篇写人物印象的文章，我一读到那篇文章就生气极了。他说我是那种坚贞不移的“薄命文人”，而说李梅好比是一首让人读不懂的好诗。 我当初就骂查理：“去你个混蛋。”
我为什么要做“薄命文人”呢？我的命并不薄，比很多人都好。那些天我心里一边骂查理，一边妒嫉李梅。但我不是那种愚笨的女人，只会落在妒嫉中不能自拔。我很快找回了自我，把妒嫉从我心里驱除了出去。
现在李梅得意地与我叙说着查理。她说查理就像一个不懂事的孩子，需要她的牵引与帮助。她又说查理从不在她面前卖弄英文和学问。地道的国语，不像有些人喝了洋墨水就自以为是了。倒是她训导他，像是母亲训导儿子似的。
李梅这样说，仿佛她是查理的旧妻子，一种带着母性的妻子地位。这时候我倒成了什么也不是了，好在我还没有想过要再做别人的妻子。我对做别人的妻子，还存在着恐惧心理。
这天我离开李梅并没有悻悻然的样子，我想李梅实在也是可爱的。她比我大十来岁，她在以她的方式爱查理，她爱查理是没有罪过的，倒是如果查理爱她，与她谈上恋爱就变成脚踏两只船，成为三角恋爱了。查理有没有谈三角恋爱，我不知道。但我相信他是不会的。
一个女人和男人谈恋爱，如果不是精神上的，绝对不会有柏拉图式的爱情。然而柏拉图式的爱情，又首先建立在肉体上。那种落入肉体与物欲的爱情，如果不提升到精神，那么这种爱情一种就成为低等动物的本能，另一种就会被物质的消失而消失。我回想着我与查理在白房子里的精神世界和肉欲世界，那时候肉欲超过了精神。肉欲的最高满足后，坠入精神的思想便能成为某一方或双方的永恒爱情了。这个见解我并没有与查理讨论过，但后来当我收到他的一封信，才知道我们有一种相同的认知。他在信中这样写道：
“当我们很简明地把灵魂、思想、感情、肉体分为由上而下的四层楼房时，我们便在日常生活与漫漫人生中知所取舍了。
“越接近灵魂的空间与活动，越是本质。而越是接近肉体的，越是外观。男女相爱在于感情，在于坠落肉体后的提升。提升为思想，互相启发；提升为灵魂，共同奔赴一个任务、使命或超越一切功利，达到最高层次。这时候男女就不再分男女，因为肉体已经在灵魂的闪光前，暗然无存了。”
…….
查理说得不错，我们基于这种共同的“认知”，才符合在爱情的长跑中做一个马拉松选手。致于能不能跑到终点——即婚姻，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心里有爱，把对“爱人”的小我的爱，提升为对人类、对世界的爱。
这天我气喘吁吁地跑回家去，我想我要在小铃铛放学前回到家里，给她削好苹果、整理好书桌，好让她感到一种浓浓的母爱、一种温馨。然而我回到家，小铃铛已经回来了。她在弹钢琴，我在楼下听到琴声心里就喜洋洋的。我想我对孩子的教育还是成功的，至少小铃铛懂得勤奋、上进、好学。
“妈咪利。”小铃铛听到我打开门后跑出来喊，这是她对我的昵称。我赶紧放下手中的提包，把她拥进我的怀里。我说：“妞妞真乖，妞妞真是一个好孩子。”
应该说小铃铛是一个早熟的孩子，她的所思所想都远远超过了七岁。有一天她坐在钢琴前，琴声久久没有响起来，我就跑过去问：“你为什么还不开始弹琴？”她的回答让我惊讶，她说：“妈妈，人是要死的。”
这么小就在思考生命这个庞大的问题，确实让我太意外了。我想是不是我的悲观情绪，在她面前流露了太多的缘故？我每天与她朝夕相处，她难免会受我的影响。这是事实，可也没有办法。
现在我与小铃铛在一起，尽管显现出轻松与高兴。我要让她回到童年天真烂漫、幸福无比的生活中去，回到她童话的世界中去。她的世界应该是一个想象的王国，思考对她来说太早也太沉重了。
3
李梅离开杭州前，我请她与她的朋友在楼外楼吃饭。我点了几道菜后，她点了一道夏威夷腰果。她说吃着夏威夷腰果就想着查理，她说只可惜她还没有去过夏威夷。不过她一定会去的，她要与查理在夏威夷重逢。李梅说完哈哈地笑着，眼睛眯成一线，显现出几道深深的鱼尾纹。
我一点儿也笑不出来，心里酸楚极了。我想我是不是心底太善良了？我干吗要与她见面并且还要请她吃饭呢？难道只因为她是查理的朋友？我为什么要给查理面子呢？后来整顿饭我都没说什么话，李梅不停地说着，嗡嗡的声音，让我想到蚊子和苍蝇。
第二天查理来电话问：“李梅来杭州找你了吗？”我没好气地说：“你与她什么关系？”查理说：“朋友关系。”我说：“她爱你，你知道吗？”查理说：“知道，不过那是她的事。”
查理总是有本事让女人喜欢他爱上他，他颇有女人缘。如果说女人是一架钢琴，那么查理就是最优秀的钢琴家。我毫不怀疑查理的能力，因为具备这样能力的男人并不多。
这天查理又当我的精神科医生了。他说你不要疑心病十足，你要超越小我进入大我的思想境界。我想想也是。可我毕竟是个女人，女人首先就是小爱，即爱与被爱。要想迈入大我、大爱没有慧根和悟性，是很难成器的。于是查理说古人文穷而后工，胡适说宁愿相思苦，这是为何呢？因为心智与心肠相当一致时，灵魂便顺畅，而两者相远时，灵魂便受挫。但灵魂是像水一样的东西，顺畅时感觉不到，结成冰阻塞通道时才感觉到，因此文穷而后工，有悲愁才能写哀愁的作品，否则心中一片顺畅，灵魂只是水，而不是冰，感觉不到自然写不出来了。所以那些心智与心肠一直在冲突的人，便一直停留在艺术的状态和思想的境界。
文穷而后工，然而有多少人真能够一生穷困失意呢？宁愿相思苦，但是又有多少人宁愿无益地千里相思呢？如此看来那些实在不得已的人，才当艺术家，才宁愿坚贞地两地相思。由此观之，对于那些不必当艺术家、不必相思的人，我们了解宽待他们，对于那些不得不当艺术家、不得不相思的人，我们称赞钦佩他们。如此一来，我们左右皆可，进退两得：天下间只有两种人，一种是我们宽恕的，一种是我们景仰的；比如天气，阴天我们听音乐，晴天我们晒太阳。天气无法改变，但我们可以适应，阴晴两得。
查理说完总要问我懂不懂，有没有听懂，然后提问让我解答。如果我支支唔唔，他就认为我没有听懂。于是他就说我再说一遍你就会懂了。这时候我就是他太平洋彼岸的学生。我接受着他美国教授的讲课方式，那种方式让我情绪亢奋、思维活跃、并且渐渐地伶牙利齿。
有一天我去某个大学演讲，听众中除了学生还有老师、教授和校长。演讲结束后，那个校长对我说：“你讲得很好，你这么年轻前途无量啊！”我心里想这要感谢查理，是查理让我变得成熟而且在各方面都提升了自己。
现在我忽然想起查理与我说过的，他的人生恩师是吴大哥。吴大哥是台北某个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他够得上赤手空拳闯天下，成为台北实力雄厚的优秀企业家之一。
吴大哥年少时家境贫寒，母亲买一条鱼全家父母兄弟七八口分着吃，父母总是舍不得吃，兄弟们一筷两筷，很快将那条鱼抢劫一空。吴大哥不动筷，他不动筷并不是不喜欢吃鱼，而是面对兄弟们的“抢劫”，他感到一种责任。他想如果他像他的兄弟一样“抢劫”，那么他们家永远只能一条鱼大家分着吃。如果他们家那么多兄弟都自己去挣钱买鱼来吃，那么他们家就有吃不完的鱼。少年吴大哥这么一想，就立下雄心壮志一定要去帮父母挣钱，把生活过得好些。后来吴大哥长大后真的去做了生意，他做生意的动机是一种为家人吃到鱼的奉献精神，没想到做着做着就成了一个大老板。
吴大哥的经历和操守，使查理很快明白一个道理：奉献。奉献，经查理自己的实践经验与理论得出的简洁结论就是：给。有一天查理对我说，其实是越给越多的。你给他们什么，他们心里快乐，你的心里也快乐。只不过很多人还不懂得给。人的天性里面是拿，拿拿拿。经查理这么一说，我想到贪得无厌这个词。贪得无厌使人们把金钱变成了一把双刃剑。它两面的锋刃对着人类道德相悖的两个方面。
人生有许多道理，悟通了则通，做个聪明的人、做个好人。悟不通则一辈子糊里糊涂做人，做个平庸的人或者做了坏人还不知道自己有多么坏。查理说生活就是不断地学习。禅的道理、佛的道理就是一方面有自我，另一方面承认外界的变动。 因为外界的一切都无法由自己控制。
那年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赴台湾参加一个学术会议，经过斩六将过五关后，最后一道手续差一点办不成全功尽弃。因为盖最后一个公章，迟迟盖不下来，而过了期限就等于作费了。我心焦如焚，一方面积极努力，另一方面也只好承受外界的变动与无常。所以变动与无常，无论对事物还是对人生而言，都是客观存在的；要紧的是我们以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
后来全团十来个同行，轻轻松松地登上了台湾之行的航班，我却格外感到成行的来之不易。于是便着着实实地把祖国的宝岛看了个仔细。比如参观台北故宫博物院那天，我回到下塌的宾馆就写了一首诗和一篇短文。短文说：台北故宫始建于1965年，是一座仿古建筑群，虽然也属壮观之列，但比起北京的紫禁城毕竟不在一个层次上。然而它仍然吸引着世界各地的游客。它的独特魅力在于珍藏着当年国民党迁台时，运走的无数稀世珍宝。那些稀世珍宝经历了一段曲折、飘泊的历程，再也没能回到它们真正的故园——北京。
给我们解说的那位中年妇女，一开始就没有把我们当外人。我们慢慢地跟随着她，仿佛走过无穷无尽的展厅。那些展厅里的商周青铜器，以及一尊尊缀满吉祥花纹的大瓷瓶；它们瑰丽多姿的纹饰，使我们都目不转睛屏息注视起来。这是五千年浓缩的空间，古人无声涌动的语言潮一般扑来。
终于在一个展厅，我看见了慕名已久的“翠玉白菜”。它比我曾经在图片上看到的似乎要小一些，但它通体玲珑剔透，在灯光下闪烁着莹光。其内外凝结的智慧和心血，穿透了数个朝代几十代人的岁月，却依然晶亮如新。这是让我心醉的艺术极品。当然除了“翠玉白菜”，我还心醉于那些多宝格中的宝物。它们被收在迷宫般的格中，曲径通幽处令人陡生一种神秘感。这就是中国古老文化的诗意展现，台北故宫博物院的确是可以看些东西的。
当然除台北故宫博物院，我还喜欢台北大大小小的书店。在台北逛街，其实是在逛书店。台北喧嚣躁动的大街上书店真不少，走一程便能看到一两家。它们大多装潢得很气派，即使没名气的书店铺面也不小。
书店里有不同层次不同年龄的读者，青少年占了一定的比例。他们悠然地翻着书，或者在各式卡片、八音盒等一些精心设计的图片面前流连忘返。这是在机械文明挤压下，人性中最诗意闪烁的一刻。然而台北书店里的书大多价钱很贵，一本薄薄的16开本小册子也要台币150元以上；让我惊讶得目瞪口呆。
台北书贵是一个事实，可挡不住买书人的欲望。那天我在敦化南路的诚品书店，把口袋里的800元台币全部买了书。仅一本福柯的《知识的考掘》就花去了350元台币，我虽然嫌贵，但它印刷精致，用纸考究，让我赏心悦目。
其实台湾的书市与大陆差不多，好卖的、流行的书总是放在醒目的地方。冷僻的、严肃的书就放在不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流行的书中一类是通俗的，一类是以优美文笔纵谈人生哲理，融禅味与小故事于一炉的散文随笔。比如：刘墉、林清玄的作品在台湾一直是热门。他们的书谈不上有多么伟大，但某种看透人生的平实，却迎合了人们在挑战的社会中，那颗颇具压力的心。
4
在台北的那些天，李梅跑来我们下塌的宾馆看我。可我们的时间安排得很紧，第一次匆匆一见我们就要出席会议去了。第二次她拿着礼物来送我，不巧的是我被一大帮台北同行邀去逛大街了。这天晚上我们逛了许多地方，还坐了咖啡吧，回到下塌的宾馆已经晚上12点多了。那个上海女诗人见到我们回来了说：“哇，你们才回来。米鲁，那个找你的李梅刚刚才走呢，还有两个台湾诗人也等了你很久。他们送你的礼物都在我这里，你来拿吧！”
我咚咚地跑去上海女诗人的客房里，接过礼物后，我忽然觉得李梅等了我那么久一定有话与我说啊，可我明天一早就要离开台北了，我感到一种深深的歉意。我想李梅两次来看我，无论怎么样我也不能再把她当情敌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乘上大巴一路向南，向着阿里山和日月潭前进。由于睡眠少，我坐在大巴上昏昏沉沉地想睡觉。于是就闭上眼睛，靠在窗口呼呼地睡起来。睡梦里我梦到了查理与他弟弟吵架，弟弟说都是你让我学着这样枯燥乏味的语言学。查理说我又没有强迫你选择语言学，还不是当年你自己选的？
汽车忽然一个紧刹车，我梦醒了。看着车窗外，车子已进入台中市区了，这正是我们这一天的目的地。听查理说过，他的弟弟如今就在嘉义某个大学任教。嘉义离台中不远，我仿佛忽然就到了他弟弟生活的土地上了。我感到一种亲切，一种与台北不同的泥土的气息。
其实查理的弟弟也是一个非常优秀的人物，当年与查理同在美国攻读语言学博士。只不过他不像查理这样虚无缥缈，他双脚牢牢地踩在故乡的土地上，娶妻生子肩负着一个男人的责任和一个教授的重任。
我在台湾每到一地都用磁卡给查理拨越洋电话，查理的父亲不久前去世了。查理的声音不像从前那么响亮，悲伤感依然残留在音质中。我虽从未见过他父亲，但我知道这位父亲的好强、上进、自强不息的精神一直影响着他的孩子们。孩子们也一个个都很争气，让他晚年有一种人丁兴旺、光宗耀祖的感觉。
两天后我们终于到达了日月潭，日月潭没有我想象中那么美。日月潭，古称“水沙连”，全潭以光华岛为界，因北如日轮、南似月弧而得名。环潭景点有：文武庙、孔雀园、德化社、慈恩塔、玄奘寺、玄光寺等，是旅游避暑、休闲度假的绝佳之地。我从杭州来，自然要将日月潭与西湖加以比较。就面积而言，西湖没有日月潭大，就景观而言，西湖的人文景观要比日月潭多。自唐宋以来西湖就和诗人、画家结下了不懈之缘。就环境而言，日月潭没有受到污染，不像西湖那样人满为患。所以在烟雨蒙蒙中泛舟日月潭，我最突出的感觉就是：静。
观过日月潭，我们就想着上阿里山了。这似乎是我们“台湾行”中必不可少的游览地。那天我们从彰化民俗文化村到阿里山已是黄昏时分了。宁静的街道上几条肥硕的大黄狗在款款散步。我们在类似大排档的餐厅里吃饭，别有一番山野风味。
应该说到了阿里山，没有不观日出的理由。于是第二天为了观日出，我们凌晨三点多就起床了。大家穿着租来的厚衣服，坐上开往阿里山的小火车，感到特别新鲜，精神也为之一爽。只是天公不作美，淅淅沥沥的小雨不断拍打车窗，日出肯定看不成了，但我们还是充满信心地登上了观日楼。
观日楼前的风儿很大，但谁也顾不着寒冷，只希望天边忽然蹦出个太阳来。其实观阿里山日出，来上十次也不一定能看到。所以到阿里山，坐阿里山小火车也是一种收获。
后来从高雄离开台湾，我们在香港逗留数日后，就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城市。我一回到杭州就给查理打电话。我想给他报平安，告诉他我回到家了。可不知为什么他那边就是没有人接。我一连打了几天都没有人接。查理去了哪里？一种焦虑和不安，使我几乎一天中就给查理拨无数次电话。
半个月、一个月过去了，查理家的电话始终没有人接。而查理也不给我打来电话。他出了什么事？他究竟去了哪里？我无从打听到他的下落，整天恍恍惚惚。那颗牵挂的心，焦虑地悬挂在半空，就像一个人失踪了一样。我忽然假设了许多种可能性，但每一种都是我不愿意的。
“米鲁。”查理的声音有一天忽然又从电话中传来，这让我又惊又喜，仿佛久别重逢，我激动得掉下眼泪来。我说查理你去了哪里？你让我担心极了。查理哈哈笑着说：“你真是个傻瓜，你为我担心有什么用呢？我不是好好的吗？
查理知道我有许多内心的情感要倾诉，这时候他在电话上多半总是听我倾诉。而我总是想到哪说到哪，十分地随心所欲。这会儿我与查理说着我对女人手的见解与看法。我说女人的沧桑不仅画在脸上，而且还表现在手上。女人的手是最富表情的，它比女人的脸更能表明一个女人的性情与好恶。不同年龄不同层次的女人的手，它们凝聚着女人的智慧与勤劳也是不同的。从前女人们纺织、缝补、浆洗、擦锅抹灶、为外出打工的男人打点行装等等，真是不一而足。如今女人不必那么辛苦了，但她们照例要下厨、要照顾小孩、要洗衣、淘米、切菜、若有好心情还要编织毛衣、裁剪、布置居室等等。这种女人的手大多是肤质干燥而粗糙，皱褶的纹路像蛛丝一样散步在手背四处。泄露了岁月的痕迹和那其中所含的辛苦、不顺、挣扎以及某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因此，我认为这样的手虽然粗糙，却是一种有深度的粗糙。
当然比起粗糙的手，女人还有一种胖乎乎、软绵绵、手指根部有可爱的小肉涡的手。它们柔嫩光滑又充满灵性，就像古代仕女图上那一双双安然垂在胸前的手。这是一种不容易老的手，有这样手的女人左手中指和无名指上分别戴着钻戒和翡翠戒，让人感觉是一个养尊处优的女人。她们大多生活上没有太重的负荷，精神上却难免显得空虚和无聊。
比起前两种手，我更喜欢女人纤纤的瘦手。它肤质苍白，细细的筋络在薄薄的皮肤下随手势而滑动。我完全能够从这一双手中，看到一个女人身上的艺术气质和无所不在的神经质。她敏感、聪明又常常绝望。特别在她抚琴而歌或者手拿画笔时，有一种无法细说的别致美态。
总之女人的手最能揭示女人的经历与心灵，它们有着说不完的故事。一千双女人的手，就有一千个女人的故事。而与手连在一起的女人故事，就等于与女人的人生、家庭、品质和生命的质量连在了一起。比如我外祖母的手，它是由柔嫩过度到粗糙的。也就是说她从高级军官太太沦为社会最底层的劳动妇女后，她的手与她的心灵就同时强大了起来。她从什么家务活也不会干，到买菜做饭、洗衣拖地板带外孙。她的手变得粗糙了，但她拥有了女人的力量。
比之我的外祖母，我母亲的手虽然没有变得粗糙，但纤纤瘦手不知医治好了多少频临死亡的人。她的手常年有一种酒精味道，因了那味道即使把众多的女人的手放在一起，我也能一下辨认出母亲的手。母亲的手是拿手术刀的手，她纤细的手指有着惊人的力度。而我的手，主要是用来写作的。我用它写了十几部书，也还会再继续写下去。我的人生为此丰富多彩，全因为有这双女人的手。女人的手产生最令人感动的故事，一定与爱连在一起。
现在我这双纤纤瘦手，用来写作、洗衣、做饭，也用来抚琴、绘画、怀抱我的女儿，但我更想在我年事渐高或病魔缠身之时，能用我那苍白的瘦手，哆哆嗦嗦地抓住我深爱的人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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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天我心里踏实多了，因为查理平安无事，他正在努力做学问和写诗。他的学问我一窍不通，但诗歌我倒是常常提意见的。我曾建议他读艾略特的诗，又建议他读里尔克的诗。后来他读了里尔克的诗颇有感悟地说，里尔克作为19世纪德国现代派大诗人，其诗篇确实珠玉琳琅，美不胜收。他说他很喜欢里尔克的去《秋日》，尤其是最后几行，既哀愁又音节抑扬顿挫，扣人心弦。如：谁要是此刻没有房屋/ 以后也不会有房屋/ 谁要是此刻孤独就会一直孤独/ 会坐，读，写长长的信整个晚上/ 而且在大街上来回游荡/ 无法安宁当枯叶在风中飘扬。查理说这几行诗前后左右都指向一个愁字，符合我提出的“意象鲜明”标准。他明白我对他要求的力度是一个广泛的观念，有时是指诗句的凝炼所造成的多层次意象效果。他说我那首《生日的红玫瑰》是他最好的典范，其中重要的四行以第二行最为关键暗喻，揉造了一个紧密丰富多层次的意象，达到了诗的理想效果。新奇、美丽、与震憾，堪称力度十足。此四行如下：……因为你的到来/ 我所有衣衫里的孤寂岁月/ 都像繁茂摇曳的铃铛/ 响成一派比血还浓的红色。
应该说查理是个谦虚好学的人。有一次我们在去夏威夷太平洋国家军人公墓的路上，他对我说要虚心向别人学习，即使小孩他们身上也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我当时想查理也许是随便说说的，他这样的教授、学者、诗人、骨子里一定傲气得很。可事过境迁，我才相信查理不但这样说，也确实在这样做。
现在我也努力做到虚心向别人学习，也虚心向查理学习。查理曾告诉我中国就是一件衣服，我思索了很久才明白他的意思。那意思便是我一个中国人，只有穿上中国的衣服才能茁壮成长。后来我知道关于衣服的比喻，查理还有很多理论和观点。
有一天他与我说人与人有缘分。为什么有些缘会长一些，有些缘就短一些。他用衣服的表里两面来谈了这个问题。他说衣服通常总是表面光鲜，里面粗糙。小孩子由于父母的调教，长大后穿衣服几乎没有一个人会把衣服反穿，除非那些低能儿。其实每一样东西、每一件事、每一个人、每一个关系都是一件衣服；有美的表面，也有丑的里面。因此人生如穿一件衣服，由低调到高格。比如：一、反穿。（见到的都是丑）。二、两面穿。（有时见到美，有时见到丑。美时喜欢，丑时生厌。）三、单穿正面。（只有喜爱。）具体地穿衣服，我们三至五岁就学会了，所以一件衣服拿来，穿正面，顾盼生艳，心里高兴，别人看了也称赞。然而90%以上的劳苦众生，都只会穿服装上的衣服，不会穿事业的衣服、友情的衣服、爱情的衣服、艺术的衣服，其他形形色色的人生事业缘、人际缘的衣服。
缘如何生，如何受考验，如何生长，如何消灭？缘生就是看见一件衣服挂在高级橱窗里，把它买下来，往身上一穿，漂亮、合身，穿脏了洗一洗，洗完晾干后烫一烫，这是低层考验，人人通得过；高层考验就是有一天把它反穿，发现它的缺点，越看越讨厌，这时把衣服往垃圾桶一丢，缘便断了。如果有勇气承认光鲜的外表全靠粗糙的内里支撑，照单全收，这时把衣服翻一下正穿，就又看见它的亮丽了。可是偶而会想起粗糙的内里，心生不悦。这是缘的生长的最后一道考验。有一天心口合一，完全忘了粗糙的里子，这就得到穿衣服、穿人生这件衣服的诀窍了。
原来人生的苦乐是可以由自己控制的。正穿人生，则人生乐，反穿人生则人生苦。如果你与另一个人一起学会正穿人生，那份缘就更加美好，因为你与他（她）一起痛苦成长。人生的层次无穷，每一方面，每一层次，如果你都能遇到一个与你一起成长，一起学会穿名服的人，那种缘苦中有甘，如倒吃甘蔗、如喝浓茶，真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了。
查理的这一席话让我胜读十年书，我忽然地变得温柔起来了。那一天我在路上遇到一位街头画家，他要为我画一张画儿，要是从前我肯定会说：不。但那天我没有扫画家的兴。我站在那儿表情说不清楚表达什么，反正我站在那不动了。他的画笔沙沙作响的时候，我想这也是一种缘。缘，使我明白许多道理，也使我思悟许多东西。我与查理是一种缘，但我们这种隔着太平洋的缘分能有多长呢？
那些天旧金山女作家瑞子与丈夫来上海访问和演讲。他们虽然没来杭州，但瑞子托朋友给我带来了印第安人制作的工艺精美的项链。一同带来的还有她写给我的信和演讲稿。她首先关心着我的终身大事，她说她是过来人，在香港她和才子男友恋爱十年，后来缘分不及，终至没有结婚而分手。那时她已经30出头了，本已筋疲力尽、心灰意冷，后来与现在的丈夫相好结合，其实最初也是很没有信心的。谁想真个是“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栏栅处。”没有了青年时代不踏实的火花，情感更是细水长流。她说我年轻结婚离婚，与她的经历不会相差很远。她说希望我与一位如意郎君长相厮守，此间她可有不少经验与我分享呢！
瑞子在美国国务院做翻译工作，这使她有机会到处游历，深入认识美国不同的事物，交上各方面的朋友。而她的丈夫是一名法律博士，干着律师的工作。他们自费来上海，完全是被中国在经济各个领域的迅速发展而感动了。于是他们要为自己的祖国贡献力量，免费为广大听众演讲法律。
查理还没有来过中国大陆，他像一个囚徒囚在檀香山这座岛屿里。大海、白云和满山遍野的彩虹花都是他的伴侣。他说生命的力度如果分散便成为热情，如果集中便成毅力，如果毅力锁定在一个特定的事或人上面，便成坚贞。查理欣赏我对写作的坚贞，他告诉我一般人的智慧有限，只看眼前的表面的利益。但是真正超越的人，他们所看到的是未来是本质。在蒋介石的政权控制下，柏杨可以说是最有智慧的人。他看到自己的命运，他的命运就是为台湾的进步赴汤蹈火。比起柏杨，其他的人看来都有几分贪生怕死，逃避责任。归根结蒂，柏杨是真正感到灵魂的充实，才是生命的真正充实。柏杨有一次对他的秘书周碧瑟说：“日本作家黄文雄先生曾引用日本的一句谚语，说我是一个看过地狱回来的人，他指的是70年代台湾恐怖时期我几乎被政府枪决。实际上我不仅看过，而且我一生几乎全是在地狱，眼泪远超过欢笑。在写作途中，碧瑟常常把笔放下来，凝视着我，叹息说：您的灾难，怎么没完没了？但我并不认为我是天下最苦的人，绝大多数中国人都比我更苦，这是民族的灾难，时代的灾难，而不是某一个人的灾难。回顾风沙滚滚的来时路，能够通过这些灾难，我比更多的中国人要幸运得多，使我充满感恩之情。”
柏杨是真正的智者和勇者，他为了中国人的良心与责任，把自己献给一个社会一个民族。他是在灵魂层次上追求受苦的人，当苦尽甘来时，他便得到了真正的、彻底的宁静。
现在我坐在沙发上翻看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我三脚两步地去接，查理说：“米鲁，我又来做你的医生了。”
我说：“好吧！”
于是查理就说：“一个作家在创作上老是自我重复，无法突破自己，是因为他（她）的人格精神无法实现自我突破。一个民族的文学无法发展，老是困惑地徘徊，根源在于这个民族的生活面貌和精神品格尚无决定性的进步和发展。作家个人所能达到的人格高度和文学高度，也最终受制于他的民族在养育他、承受他、推举他时所能付出的精神养料、哲学胸怀、文化力量。只有有了民族生活的深入，才有文学的深入，只有有了民族精神的发展，才有文学的发展，只有有了民族历史的超越，才有文学的超越，只有有了民族人格的伟大，才有文学的伟大。”查理说：“米鲁，你一定要记住这些，努力突破自己。
其实查理说得不错。但不知为什么我地情绪忽然糟糕了起来。我想我做不到查理要求的那么好，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知识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