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终于登上了回国的飞机。我在中国航班986的飞机上，给查理写信。我说亲爱的查理我回中国去了，我是真正地想快一点就让双脚踏在祖国的土地上。我已过了而立之年，一种紧迫感让我觉得再也不能浪费光荫了。古人说：“一寸光荫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荫。”这是很有道理的。虽然我们都是事业型的男人和女人，但我不会忘记我们朝夕相处的四十个日日夜夜，也不会忘记你如蓝得醉人的夏威夷大海那样，给我深深的爱意与温柔。我知道夏威夷将是我梦魂肠断的牵挂，也将是我一生一世的最爱。我写完这封短短的信后，再过几个小时就要回到我原来熟悉的生活中去了。当然与原来不同的是，我将独立支撑从零开始，走向一个美好的未来。
这天晚上我走下飞机，当双脚踏在上海虹桥机场时，我想米鲁新的人生开始啦！米鲁看久别后的祖国，什么都是新鲜的。即使在拥挤的火车站，与一大批扛着大包小包行李的农民工挤在一起，也觉得十分新鲜。尤其回到故乡杭州，米鲁在空气中就闻到一股湖畔荷香。
“妈妈回来啦！”我七岁的女儿小铃铛听见敲门声敏感地喊着。
“怎么可能呢？”外婆对她说。
我又咚咚地敲门，外婆就到门上的“猫眼睛”里张望着，她发现果真是我，就打开门惊讶地问：“你怎么不打个电话回来？”
“给你们一个惊喜。”我说。
“妈妈、妈妈，我就知道是你回来啦！”小铃铛扑到我的怀里说。这时候父亲从里屋出来，见到我回来了说：“你怎么提早回来啦？你不是说要在美国读博士吗？”
我无言以答。我知道父亲多么希望我与他一样是个美国博士，然而我却放弃了。我吞吞吐吐说：“我放不下小铃铛，我也放不下写作。”父亲不再吭声，他望着我像望着一个陌生人一样。
后来我在父母家里稍微休息了一会儿，就带着小铃铛回自己的家了。我的家离父母的家不算太远，我去美国后就由母亲隔两三天去照看一下。母亲见我回来了，自然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她本来就不善做家务、带孩子，我们小时候就不是由她自己带大的。
这会儿我从旅行箱里取出给父母的礼物后，又取出给小铃铛的礼物。小铃铛抱着一只大狗熊，嚷着要回家。是的，她已经很久没有回自己的家了，她要去看看她床头的那只小狗熊还在不在？于是我牵着小铃铛的手朝回家的路上走着，我没去美国前就已经与小铃铛过了两年的单亲家庭生活了。小铃铛的脾气有点怪，也有点坏，这都是我太宠她的缘故，事实上孩子是宠不起的。
现在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家，这个家只有两个小小的房间，而且没有什么装潢。小铃铛发脾气的时候，就用脚咚咚地踢门。两扇房门的门框边，已被震得露出了里面灰色的石砖。我有时想单亲妈妈真辛苦，可孩子她一点不知道。孩子她想要什么就要什么，高兴和懊恼一栏无余地在你面前暴露出来。
我的家除了钢琴和电脑，就是书和杂志。家里的书泛滥成灾，书橱早已塞得满满，便只好一层层，一摞摞，像茧一样向墙角扩张着，包围着书桌，蔓延到地面。因为挤，组合音响委屈放到阳台搭成的房间里，因为小，我把长沙发送给了邻居，只留下一只单人沙发。我想米鲁在这两个小小房间里已生活了多年，她还将继续生活下去。
小铃铛毕竟只是个七岁的孩子，她躺到床上一会儿就睡着了。我检查她的书包，发现她成绩不错，门门功课都在90分以上。于是我就拆那一堆的书信和报刊杂志，这都是我去美国后母亲从信箱里拿出来，放在我的书桌上的。
第一个信封是一本散文杂志，上面刊载了我的一篇《关于茶的哲思》的文章。关于茶我总有许多话说。因为我每当在案头都有一杯茶。茶是中国特产，盛于唐代。陆羽《茶经》的广泛流传，使茶发展为一种雅俗共赏的精神文化。我们可以很讲究地喝，也可以很随意地喝。无论怎么样喝，饮茶后的回甘就像人生。同一个杯、同一种茶、同一式泡法，饮在不同的喉里，冷暖浓淡自知，完全是心证的功夫。东都扶桑的日本茶道，是中国生命哲理开放的一朵无比光艳、孕育着无限蓬勃生命活力的花仙子。它的发展立程由上层化、神秘化、程式化、繁奢化直到逐渐向着普及化、平朴化、简约化、心灵化的演变，使四百多年的茶道形成诸多流派，使茶人生活近似艺术家生活。譬如：千利休这位拜师于绍鸥达15年的入门弟子，以伟大的茶道艺术家姿态，择优变异，以俭代奢，以简祛繁，直逼茶道的内在魅力，上升到日本文化艺术代表的地位。所以在日本文明史册上，千利休在茶道上的贡献无人可以望其项背。
日本茶道的博大精深，绝非片言只语可窥全貌。但我喜欢他们把茶道提升到“茶禅一味”的艺术，哲学高度，成为一种崇尚还原式的内省美的生活宗教。然而大多数中国人喝茶都没有太多的讲究，通常一杯茶从早到晚只添水不换茶叶。如果把它分类，那么蜷缩是婴儿，收放自如是青春年华，肥硕则是晚年。我们喝茶，每天在杯中都可以观其一生。一生的滋味，酸甜苦辣尽在不言中。
看完第一个信封，接着我又拆第二个第三个信封，当拆到第八个时，电话铃忽然响了起来，我以为是查理来电话了，三脚两步地去接，却原来是一个久未联系的朋友。她说米鲁你猜我是谁？我说猜不着，她说我是高美丽啊！高美丽一个多么美丽的名字，使我想起初中年代我们一起跳舞的情景。那时候我们都是学校文宣队的舞蹈演员，我们都争着演白毛女。结果她走后门轻而易举地就演上了白毛女，这使我第一次感到气愤和不公平。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没有理睬高美丽。高美丽初中毕业就不读书了，听说她通过关系当上了文艺兵。如今她怎么样了呢？
“你在哪里工作？”我问。
“环卫处。”她爽朗地说。
我十分惊讶，我说你怎么会到环卫处去工作？她说这又怎么样？她就是喜欢环卫处扫垃圾的工作。这世界满处是垃圾，真是扫也扫不完啊！我不知道高美丽是调侃，还是真正在环卫处工作？因为这么多年不联系，我真的不知道她改变了多少？
我们聊了一会儿天，搁下电话后我的思绪依然在环卫处里打转转。如今还有多少像高美丽这样漂亮的女人，到环卫处去工作呢？不用说女人，就是男人乐意干环卫处工作的也不多了。在我的印象中只有一个老人乐意干环卫处的工作。他是一个执著的拾荒者。我十多年前就认识他了，那时他刚过七十。身体说不上强壮，但精神抖擞，中气十足。他有一份环卫处退休工资，儿女对他也孝顺，完全可以闲居家室，或者含饴弄孙，栽草莳花。
然而，他喜欢每天风雨无阻地穿梭在大街小巷里，拾那些废铜烂铁、纸屑垃圾。衣衫自然不整，人也显得脏兮兮。家里人好心规劝，他只当耳旁风，依然我行我素。于是年长日久，别人都认为他患了精神分裂症。而他本人非常清楚：他是环卫工人，他为拾荒而生！他愿意永远衣衫不整，行进在城市的大接小巷中。
我理解他
作为一个生命，我们为什么存活，在和平的、规范的世纪里，我们该怎样生存、怎样去接近生命的辉煌？
2
第二天天蒙蒙亮我就醒了，这是我回到故乡的第一个清晨，我对自己说米鲁你既是事业女人又是一个孩子的母亲兼父亲，你必须抓紧时间努力用功、干活，支撑起一个家。米鲁听到这样的声音，立即起床。她知道她肩上扛着责任。于是拿牛奶、买早点，一遍一遍催小铃铛起床，并且用自行车载着小铃铛去学校。小铃铛坐在自行车后座上像个小公主似地说：“妈妈，下午来接我。”
“好，妈妈下午来接你，但你上课要认真听讲。”米鲁说。
到了学校，米鲁望着小铃铛背着书包，奔跑着穿过操场消失在教学楼的门厅里，米鲁这才放心地离开学校。她今天要回到从前兼职过的运输单位去上班，那是几年前她辞掉全日制机关工作后，找到的一份最符合她“三个要求”的会计工作。她的三个要求便是：赚钱、写作、带女儿。而那份会计工作，只要账务做得好，一周少上几天班领导并没有意见。
现在她走进运输公司，那些守在大门口等货的装卸工、农民工、下岗女工看到她回来了十分惊讶，他们说米鲁你为什么不留在美国？你怎么又到我们这里来了？你在美国大学讲学，我们这里可是大老粗成堆的地方啊！米鲁说她的创作源泉离不开自己的国土，也离不开你们给我的灵感。他们听了哈哈大笑起来，他们说我们搬货运货能给你什么灵感？米鲁说她写的作品就是证明。
米鲁一边说一边走进了小木屋办公室，经理正在与出纳交谈着什么，他见到米鲁回来了说：“咦，你怎么回来拉？”
“是啊，我回来了，你难道不欢迎我回来吗？”米鲁说。
“哪里，我们还怕你不回到我们这里来了！”
“怎么可能呢？”
这会儿米鲁在自己的办公桌前坐了下来，她等着那个接替她工作的会计来交班。那个会计一人干了三个单位的会计工作，一个月就能赚不少的钱。米鲁想她能否也多兼几个会计工作呢？当然这只是米鲁一时的想法，她绝对要把最多的时间用在写作上。
一个多小时后米鲁办完了交接班手续，就开始算帐做凭证。她发现在她去美国的那段时间，公司利润又翻了两翻。这种没本钱生意利润一多，经理情绪就天天很好。这会儿经理走到米鲁身边说，你回来了我们就再发一次奖金吧！米鲁睁大眼睛问；“真的吗？”
“当然真的。”经理说。
这天下班米鲁拿着奖金，买了一大堆食品，她决定抓紧时间坐下来写作，不上班的时候一个人在家就吃得简单。因为她首先要完成一本旅美随笔集，接着要写一部长篇小说。米鲁一想到能有时间坐下来写作，心里就美滋滋的。
现在米鲁提着一大堆食品，匆匆地赶回家去。然后洗衣做饭打扫房间，去学校接孩子。这时候的米鲁做家务劳动时，喜欢捋起袖子、卷起裤腿，一副十足的劳动妇女形象。然而当夜深人静的时候，也就是她进入独立思考或者写作的时候，这时候的她才能从那些凡俗的现实生活事务中，让灵魂飞升起来，定格为一道清晰的剪影。
夜已经很深了，米鲁坐在书桌前写《哈佛的力量》，思绪完全沉浸在去哈佛大学时的感觉里。于是笔底不知不觉就流淌出这样的文字：哈佛大学是举世闻名的名牌大学，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城，距今已有三百五十多年的历史。它以永不枯竭的生命力，吸引着世界各地一代又一代的优秀学子。
我梦一般地来到哈佛，走在乔治王朝式红砖门里的哈佛园榆树林时，就有一种进入知识的汪洋大海之中的感觉。那浮雕花饰般的红砖墙，那韦德纳图书馆希腊式大圆柱前，宽阔无比的石阶，都让我觉得自己是非常的渺小，像无边无际白沙滩上的一叶小舟。于是我鼓起勇气，走进光洁照人的褐色花纹的大理石大厅，手摸着钲亮的黄铜楼梯扶手，整个身心充满了一种肃然的神情。我想起美国诗人爱米丽-迪金森说：“书就像一艏航舰，将把人带到遥远的土地。”
我进入图书馆阅览室，在翻过眼花缭乱的卡片箱后，又进入书库，书库藏有一千一百多万册书，在通向书库的地上画着各种彩色的给人引路的图线，这时人在书库中，就像在一个无底的洞穴，真不知道自己是下了地狱，还是上了天堂？
哈佛的藏书宏富。只要你所需要的书，几乎都能找到。我在哈佛燕京图书馆，看到一本中文版的伊朗古代诗人哈菲兹的诗选。哈菲兹的诗歌满篇是鲜花、夜莺、蜡烛、情人、宝镜等，比喻连珠，形象优美，能激起人们无数想象的涟漪。因此，伊朗人把哈菲兹诗歌中含有大量隐喻和借喻的诗歌，用来占卜吉凶祸福，并称他的诗集为“命运史册。”我在哈佛读到哈菲兹的诗歌，读到他对人类种种美好的预言，真是一种福气。
美国哲学家威廉-詹姆斯说：“真正的哈佛是存在于追求真理的、独立的、每每是非常孤独的哈佛儿子们的灵魂中的无形的哈佛。”哈佛是世界一流的高等学府，你用不了几年就会在哈佛教授们那里，获得一种无形的力量、一种智者的力量， 一种只有哈佛有而难以表述的力量。所以，哈佛的座右铭是：让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成为您的朋友。
我如梦似的，想那圆塔，那希腊式山墙、那罗马风格的角楼、那查尔斯河畔的野花，难道真的是哈佛吗？然而，我只有随着熙熙攮攮的大学生们，走过大学楼爱奥尼亚式半露柱前约翰-哈佛的雕像时，才会感觉我确实在哈佛，感觉哈佛孕育着天宇般永恒又神圣的力。
米鲁写到这里，《哈佛的力量》就完成了。她忽然想起查理，查理的病怎么样了？她很想听到查理的声音，但家里没有开通国际直拨，即使开通了昂贵的电话费也不是她能承受得了的。米鲁想查理为什么不给她打电话呢？
小铃铛早已睡着了。小铃铛睡梦里喊着妈妈，米鲁就跑过去说，妈妈在这里妈妈在这里。也许米鲁小时候寄养在外祖国家里缺少母爱的缘故，所以她给小铃铛的母爱总是浓浓的、厚厚的。她知道童年的孤寂，会直接影响孩子的孤僻个性。她不愿小铃铛长大是个孤僻不合群的人，她希望她一生活泼快乐、健康平安。
熄灯已是子夜时分了，米鲁躺在床上感到腰酸背痛。尽管她才刚过而立之年，但她知道身体对她来说太重要了。只有身体好，她才能支撑这个家爬山涉水，到达理想的彼岸。于是她很快进入了梦乡，梦乡里她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蝴蝶，飞翔在盛开的樱花丛中。米鲁喜欢樱花，她认为樱花的生命虽然短暂，但它活得艳丽而不知疲倦。
飞翔的蝴蝶是一个梦，一个草地上的梦，一个自由天空的梦，一个日日环绕着生命花园的梦。米鲁想难道她也如庄生晓梦迷蝴蝶那样吗？蝴蝶停在樱花上，不但美丽而且坚实、具体、可感又宁静。它们的一生都是灿烂、绚丽、超越生死界限的。所以蝴蝶与樱花，都能忘我地专注于自己的生命，坦然地面对死神的脚步临近。而人类却有贪婪地享受生命、挥霍生命的人，他们稍受挫折就沉醉于美酒女色之中，或者丧气、低沉、心灰意懒。
现在蝴蝶停在樱花上，翅翼随风摆动的姿态，是一个非常凄艳的美景。米鲁从这一美景里走出来，不明白怎么会莫名其妙地做这样的梦？天还没有亮，可米鲁再也睡不着了。查理又浮现在她眼前，她抑制不住内心的思念与激动，仿佛像古人那样借一盏油灯，伴十里蛙声，心中百般困惑，把万种柔肠尽付于玉笺尺素之中。
3
我一直居住在中山北路，那些年这条古老、丰盈、不宽的马路上，汽车、三轮车、自行车，还有农民的钢丝车，常常堵塞了交通要道，而沿街摇摇欲坠的百年老屋里，一清早就拎出来马桶一堆一堆地放在窄窄的街边。那时候我抱着三个月大的女儿，一大早就要去赶3路公共汽车，我要把她送到托儿所，我又要上班不迟到。天很冷，我把她用斗蓬围住，小心翼翼又使尽全身力气地抱着她挤车。她一哭，我就心疼。我对她的心疼，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她是一个小小姑娘了，弹得一手好钢琴，还能绘画和舞蹈。但我不会忘记那些年的苦难日子，我们是怎样节衣缩食地把钱存起来买一架大钢琴，我们又是怎样一天天艰难而幸福地追求和坚持着。
小铃铛五岁那年开始弹钢琴，至今我们都是无论刮风下雨，还是寒冬酷暑，每个星期天晚上，我总是用自行车载着她去老师家学琴。那天雨下得特别大，马路上到处是水坑，我们的头发衣裤全部湿透了，唯独琴书没有淋湿。我们到了老师家，小铃铛高兴地对老师说：“看，我们没有把琴书弄湿。”
那时候老师收的学费不太贵，但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于是为了让小铃铛把琴继续学下去，我就想着赚钱。当然赚钱最先使我想到的办法是：炒股。其实炒股赚钱也不是一件容易事。我在赢利了一些钱后，接下来就套牢了。套牢了数个月，我就对它丧失了信心。应该说那段日子，我一天天被赚钱、写作、带孩子这三大块事情折腾着。我想出一个最佳的解决办法，就是辞掉我现有的全日制机关工作，找一份既能赚钱又能有时间写作，再有时间带孩子的工作。当然我的这一异想天开的梦想，立即遭到了家人的反对。但我行我素，我一直在等天上掉下个大陷饼。
机会终于来了。那年一家运输单位招聘会计，我就去报了名，也许我学历比较高的缘故吧，我一下就被选中了。我被选中后，此项工作完全符合我的要求。
我不上班的日子，就在家里闭门忙碌。既不走亲访友也无其他娱乐。一位风华正茂的本土女作家，在繁闹都市中宁心静气地陶醉于自己的文字，这就是我的生活写照。尽管我偶尔也会怀疑：我真的乐意过这样清贫的生活吗？但回答是肯定的。
我的住宅确切些说是陋室，墙壁破旧不堪，木门吱呀作响，在没有任何装潢的居室里，我孤寂而又伤痕累累的灵魂幸福地飞翔。因为陋室清风四壁，却墨香满屋。我一天天趴在写字台上爬格子，当我写东西累了或者文思枯 竭的 时候，那架陪伴我多年的钢琴就会奏响我生命的另一乐章。我弹巴赫也弹肖邦、莫扎特，这时候家里唯一的听众是一只蜘蛛。它在我头顶的墙角上吐丝织网，其编织手艺炉火纯青。多年来我过着门口罗雀的日子，白天女儿上学去后，我与蜘蛛一样为生存忙碌着。我们各自苦心经营网格事业，互不侵犯又和平共处。
到了黄昏，我必须去菜场买菜。菜场里水产类一条龙占了半个菜场。那些鱼、虾、甲鱼、黄鳝、螃蟹的摊位前拥满了人，我很想给小铃铛买一只甲鱼，给她瘦弱的身体增强体质，但我一问价钱就吓了一大跳。这哪里是我这样打工的人能买得起的？我只能光顾素菜和一元钱五颗的鱼圆，最多再买一点精肉和鸡蛋。不过这样我已经很满足了，我对物质生活并不看重，只要能维持一般的生活水平就行了。可实际上我连一般的生活水平都不到，我常常入不敷出，日子过得紧巴巴。
在一次会议期间，有一个报社记者对我说：“米鲁，你不要再去做下里巴人了。你难道就不能调到报社来？”朋友的关心我非常感谢，但他哪里知道我的无奈呢？再说我也根本没有认为在运输单位与装卸工、农民工、下岗女工一起工作就是下里巴人了。相反，我觉得这是我真正与社会底层同呼吸共命运的难得机会，也是我感悟上层建筑与底层社会两种不同悲哀的最好见证。它有时让我思悟得难过，有时又让我产生一种对人类的悲悯情绪。
这些天我一直在等查理的电话，然而查理的电话就是迟迟不来。我的情绪十分低落，整天恍恍惚惚就像失恋了一样。有一天晚上我打开煤气用热水器给小铃铛洗澡，也给自己洗澡。热水器按装在厨房里，这样洗澡的时候就不会煤气中毒。然而洗完澡后，一场很容易产生的灾祸就隐藏了下来。
那天因为累，又因为神思恍惚注意力不能集中，我与小铃铛都早早地睡了。我一睡就睡到后半夜，起来上卫生间经过漆黑的厨房时，忽然看见热水器里面的火正在小方块里面往上冒，天哪，怎么煤气没关？我一下紧张起来，赶紧把已燃得漆黑的热水器和煤气关了。
后来煤气和热水器虽然都被我关掉了，但我仍心有余悸浑身颤抖着。我想如果我不上卫生间，再过半个小时或者十分钟，我与小铃铛是不是都要葬身火海了？这是多么可怕的事情，家里到处是书、报、易燃品，轰一下就什么都完蛋了。应该说我与小铃铛的命也真大，我们生命中一定有贵人相助。
我把这次惊险，看作是我独立支撑家庭的一次重要教训。我想日后一定要事事小心，至少睡前要检查门窗火烛。从前在我们这栋楼前的小路上，每到天黑尽了的时候，总有一位老人以鸣锣似的吼声喊着：“门窗关好，东西拿进，火烛小心。”可不知什么时候这喊声没有了，这老人也不知去了哪里？
第二天我把这惊险的故事，讲给那些装卸工、农民工、下岗女工听时，他们对我开玩笑说，你怎么不找一个如意郎君把自己嫁出去呢？你才三十出头何苦这样活受罪？
在大多数男人眼里，女人似乎天生是弱者、是依赖性很强的人。其实不然，自尊、自强、自立、自爱的女人是最有力量的人。她们巾国不让须眉，把女人的柔美与坚强发挥到了极致。
“我为什么要嫁人？”我说。
“让男人给你养孩子啊！”装卸工说。
“我自己行。”
后来我回到办公室，在写字台前坐下来噼噼啪啪打算盘时想，我决不为了婚姻而婚姻，为了婚姻而婚姻的结合与行尸走肉没有什么区别。我忽然又想到了查理，查理是不是那种为了恋爱而恋爱的男人呢？我不敢多想，也不希望他是这样的男人。这天我下班回到家里时，传达室韩大妈见到我说：“米鲁你有信。”
“哪里来的？”我问。
“美国。”她说。
韩大妈把信递给我时，我一眼就看到了查理那几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字。我高兴极了，心怦怦地跳着，但我没有迫不及待地拆开它，仿佛里面的秘密使我羞怯了起来，我把它先藏进了抽屉。不过我洗衣做饭的时候都想着它，我有一种既想马上拆开它又害怕拆开它的感觉。
夜晚终于来临了。小铃铛睡着后就是我从一个现实世界中的女人，进入到了精神世界中去的女人了。这时候的我在精神世界中遨游，从大地上的爬山涉水一下飞升到天空中的御风而行。我感到一种飞翔的快乐，也感到一种飞翔的疼痛。
现在我把查理的信从抽屉里取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拆开信封，心又怦怦地跳了起来；不过一会儿展开信笺后我就平静了下来。因为它不像我期待中恋人所写的信，但它似乎比我期待中的信更令我费神和捉摸。我一行行读下去，他的信夹杂着英文读起来有一种别样的味道。他说他的车子被一个冒失鬼撞坏了，在车厂修理中，他每天只能走路或坐公共汽车，不过别有一番情趣。没有自己的车，才会真正觉得车子的宝贵方便。他又说车子拿回来后，他一定会视如珍宝，细心爱护。
接下来，他在最后一小节谈了人生。他说人生就是靠三大动力、需求、原则在推动。比如：一、责任，二、梦想，三、奉献。一个人如果把这三大动力平均而充分地发挥，生命便会有活力，生活便会有乐趣。
我想想也是。
4
转眼我回到祖国已经半个多月了。这半个多月我都干了些什么？那个午后我正这样追问自己的时候，电话铃响了。
“喂？”我问。
“米鲁，我是查理。”查理在电话的那头精神十足地说。
“你怎么才打电话来，你在干什么？”我有点抱怨地说。
“我没干什么，正准备20日去康奈尔大学进修。”查理说。
于是我又像在旧金山海特街那栋别墅里那样，与查理在电话上聊天。这天我们聊的大多都与爱情无关的话题。我们不像两个恋人的聊天，倒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在电话上叙旧。我们叙旧叙得差不多的时候，查理说：“我要八月初才从康奈尔大学回来。”
“那你在康奈尔大学给我打电话来？”我说。
“好吧！”查理说。
搁下电话后我的心情格外愉快，我想康奈尔大学是个不错的大学，查理到那里去进修在学问上一定能更上一层楼。我喜欢查理的上进，查理的上进使我想到彼得的后退，彼得如今在拿、哪里呢？彼得惶惶然如丧家之犬的背影定格在我的脑海里，让我感到悲哀。
明天是双休日，我要带小铃铛去公园玩。我再忙 再累也不能忽视了小铃铛的玩，我要搀着她的手走进大自然。当然带着她玩是很累的，她把妈妈当成与她一样大的孩子，要求妈妈与她一起坐电动小火车，坐空中晴空霹雳等等惊险的车。也许她初生牛犊不怕虎，而我在半空中吓得心脏咚咚直跳。所以每次带小铃铛玩，就感到自己体力不支、力不从心。毕竟我已三十多岁的人了，哪里能像孩子一样地玩呢！
电话又响了起来，这是著名翻译家林老师打来的。我们已认识很多年，他一直像个慈父那样地关怀爱护着我，他的妻子也像慈母那样地给我以关怀。这使我常常在他们这里感到一种高尚，一种境界。这会儿林老师在电话中问：“米鲁，你在干什么？”
“发呆、枯坐。”我如实地说。
林老师笑了起来，林老师的声音总是很温柔。他说：“发呆的时候就是你思想的时候吧？”
林老师已是个六十岁的老人了，却充满着蓬勃的生命活力。他常说“文革”给他耽误了很多时间，他要拼命工作把时间夺回来。于是他拼命工作的激情，使他的翻译作品硕果累累。我特别喜欢他翻译的美国作家索尔-贝娄的长篇小说《赫索格》。这不仅仅是作家本身带给我们的那种既古典、又现代派的创作风格，以及跌荡起伏的故事情节，更还有一个现实世界与一个超现实的、充满神秘臆想的梦幻世界，让我着迷。那着迷自然与翻译家的译笔有关。林老师的译笔优美流畅，早已触及到了更为深邃、更为复杂的生命体悟了。
记得我第一次去他那个极为简朴的家时，想起了陶渊明的“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的诗句。我知道这是林老师的真实写照，他乐意埋首在层层叠叠的书中，不知疲倦地工作，让黄昏散发出独特的光辉。
这会儿我与林老师在电话上交谈结束后，又进入了发呆、枯坐的境界。我常常这样一坐就是一个下午，以至于我妈妈偶然看到我发呆，就以为我神经不正常了。她总认为思索得太多的人，容易发疯。因此她并不赞成我写作，她只希望我平平安安地过日子。然而她不知道我的写作源于血液的躁热。只有写，血液才能流淌得哗啦啦，生命才能孕育出万丈浩然之气。
“米鲁、米鲁米鲁……”门外有人喊。
“谁？”我心怦怦跳地问。
“收水电费。”
我打开门403室的男主人说：“你们185元。”我付过钱关上门想，光水电费一个月就这么多，我那点微薄的工资若不精打细算，就要吃了上顿没下顿了。其实许多时候，我也真的是吃了上顿不吃下顿的。那天我病倒在床上，高烧使我整个人滚烫滚烫，一天没有进食的我想喝稀饭，也想吃面条，可冰箱里已经没有食物了，桌上的一碗快餐面，给小铃铛凑合着当了晚饭。我饥饿地躺着，不想打电话麻烦任何人。我知道独立支撑的日子，也是一个个闯难关的日子。
有一天一个《美国新闻和世界报道》的女记者，走进我家的门，她环顾四周说，米鲁，你居住的房间就像日本古代作家良宽住在草庵里一样。她是一个敏锐的洋女人，还没有坐下来访谈就揭示出我身处的日常生活气氛，我的精神追求，以及我呼吸的一种孤傲看透世事的气息。
其实这是一种女人的力量，它靠地母一般沉厚刚毅、缄默无语的内在支撑，才能进入住“草庵”的境界。我虽然不是刻意要住“草庵”，但坚守自我不为物质所左右却是我的原则。我始终认为支撑，才能使女人立于永远不败之地。因为一个女人无论有多么漂亮，只有迈向智慧才会永远美丽。而智慧使女人在沉思追问、反省的孤独日子里，又要靠支撑自己和支撑他人来维系。因此我喜欢有支撑的女人，她们的魅力往往来源于自身的根基，并生长出璀璨夺目的花。
一般来说有支撑的女人，总是越活越神气，反之就会像焉了的花一样枯萎。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上了年纪的女人，还活得魅力十足的原因。我结识过一些风流倜傥的男人，他们取得一点点成绩后，就以它为资本争取赢得女性的青睐。于是每天都在恋爱的男人，腰板笔挺而轩昂，但几年后人就整个坍塌了，姑娘、女人们各自回到了自己的归宿中去，爱情就成为另外的诠释。男人被悬空了，悬空后的男人看起来虚弱。这时候他们反悔在以往不承担责任的放逐中，没有清算自己。而现在想要在事业上找到寄托和支撑，已经失去了机会和能力。于是一副越来越无靠的样子，到最后还是希望女人 支撑他们。
一个优秀的女人，总是活得恒定坚强又风情无限。她是一个沉下心来做事的女人，也是一个会鼓舞、激励他人上进的女人。这样的优秀女人，就是一个秉赋土地一般沉厚力量的女人。她的肩上扛着责任，而且有信心把责任肩负到底。
又到了做晚饭的时间了。
我首先在炉灶上煎中药，中药在药罐里噗噗响着，散发出一股苦味在房间里弥漫。这是煎给我自己吃的中药，每次喝着这苦味的药，就像体味着人生的苦味。我寂寞地站在炉灶旁，用抹布擦锅台，那上面的油腻已经积得很厚了。因为我把很多时间都用来写作、思考，家里难免就显得不够整齐、干净。
现在我喝完了药，苦味在心里流淌。但我必须提起精神，而且要情绪很好，让放学回来的小铃铛看到妈妈满脸笑容。小铃铛是一个敏感的孩子，她的过于早熟让我担心。有一次她钢琴弹了一半停下来对我说：“妈妈人为什么会死，活着有什么意思？”
这是一个关于生命的话题，小铃铛小小年纪要拷问生命这个庞大的话题，让我吃惊。我知道小铃铛有着艺术家所具有的天赋和秉性，也有着艺术家所共有的坏脾气。她根本不像她的同龄人那样快快乐乐，她老是莫名其妙地不高兴。她一不高兴就会发脾气，有时还会大吵大闹。但有时也会对我说：“妈妈我情绪不好，你抱抱我。”这时候我就会立即放下手头的工作，怀抱我的小铃铛。
“妈妈开门。”小铃铛在门外喊。
“小铃铛放学回来啦！”我满面笑容地说。
其实做妈妈的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开心幸福，可什么是真正的幸福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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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旅美随笔写得很快，两个多月就写满了一本书。长长短短的文章总共有100篇。这100篇记录了我每到一地的所思所想，所感所悟以及当地的风俗民情。我完全沉浸在写作里，查理没有来电话便觉得耳根清静。我知道我并非那种在爱情里日日缠绵的女人。在爱情中不失自我，在自我的世界里像蜘蛛那样居中为王，就是我的秉性。然而查理终于忍不住了，他打电话来向我挑战，在他向我挑战的日子里，我几乎天天都能收到他的信。
今天这封信他是这样写的：“……得到这个惊讶的结论：生命力与想像力是一体的两面。有想象力才能感觉，才能爱；有想象力才能勾画未来，才有希望。爱与希望就是生命力，而生命力植根于想象力。有生命力的人，外在的压力与阻挠，足于激发提升他（她）的想象力，因而不知不觉在逆境中坚贞有力地成长。……”
我发现查理在信中从来不谈爱情，他总以哲学家的身份与我谈哲学。这并不影响我对他的爱情，相反他使我思悟很多东西。我们都有一种对手的感觉，这使我们在后来漫长的看不见摸不着的四年半恋爱中，有着跌荡起伏的心灵进展和深入。
电话铃响了起来，说实在每次电话铃响起来我都盼望是查理。尽管我们常常在电话上辩论得不欢而散，可时间一长我还是喜欢他富有挑战性的话题。现在我拿起话筒说：“喂！”
“米鲁！”查理的声音总是中气十足。
于是我们开始电话长谈，我们谈中国也谈美国、日本，我们谈政治也谈时事，当然谈得更多的是文学。这会儿查理说中国在前进，中国将来在世界上是一个强国。查理一谈起中国就信心十足，这让我高兴。但也有为了某个话题，让我辩论得不高兴的时候。比如：现在他说：“米鲁，你种过‘文革’的毒，小时候没有好好受教育，接受的是打、砸、抢。”
我就气愤地说：“你别胡说。文革末期我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儿童，但以我儿童的眼光看文革，文革正是对我最切肤的教育。比如我最需要父母慈爱的时候，就是这场风暴夺取了他们的政治生命，阻隔了骨肉团聚，让我小小年纪饱尝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辛酸滋味，难道这不是最好的人生教育？这样的人生教育美国有吗？”
“那文革的余毒总是存在，比如在你们每个人身上都能反映出自私自利等毛病。”查理说。
“哈，自私自利在美国才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在中国人与人之间更多的是亲情、友情和无私的爱的奉献。”我说。
“真的吗？”查理似信非信地问。
“当然是真的。你别装假，你难道不知道美国人是最自私自利的吗？”
“好啦、好啦！”查理知道自己输了就会这样说。然而一会儿他又想出另外一个话题，对我发起进攻。在我还没有思想准备的一刹那，他就拜拜了，留给我一串长长的思考，也留给我一串意犹未尽的难过与相思。我想这是东西方文化的碰撞。它让我呼吸着太平洋彼岸的海风，也让我呼吸着查理的呼吸。
现在我坐在书桌前，我一方面思索着查理留给我的那些提问，另一方面想着手写一部长篇小说。然而窗前那堆被拆掉的建筑物，使我想起春节时那场让我们恐慌的熊熊燃烧的火。那正是大年初二的晚上，我的左邻右舍都出门旅游去了，我与小铃铛电视一直看到子夜，睡觉前小铃铛突然说：“妈妈今天我和你睡。”
我说：“好吧！”
于是小铃铛抱着自己的枕头，从她的房间来到我的房间。熄灯后，我闭上眼睛沉甸甸地躺在床上。我很疲劳，我每天都感到疲劳。
“妈妈，外面怎么这样亮？”小铃铛问。
“过年总是张灯结彩的。”我闭着眼睛说。
“那为什么像火光呢？”
“火光？”
我一骨碌穿着睡衣睡裤从床上跳了起来，撩起窗帘看外边，天哪，火都快烧到楼上来了。快扑水、快。我心里只有这个念头。于是小铃铛和我都不顾寒冷，穿着睡衣睡裤用水桶和脸盆积水，然后将水从楼上扑下去。我们又紧张又冷静，半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把火扑灭了。
后来我想肯定是楼上哪一户人家放鞭炮，燃着了建筑工地上的纸屑和木料，风一吹，火就顺着我们这栋楼的墙攀爬上来。如果燃着了我家阳台搭成的房间木窗，那么后果不堪设想。如果我们不马上扑水，等着消防车来也很有可能为时已晚。火的时速，真是一分一秒也不能差的啊！如果小铃铛不发现火光，那么我们也许有葬身火海的可能了。我紧紧地抱起小铃铛，小铃铛从来没有那么自豪过。她说：“妈妈，我们是不是英雄？”
“是，我们是英雄。”我说。
其实生活中总会遇到许多意外的灾难和磨难，作为单亲家庭的主人，我始终认为除了肩上扛着重担和责任外，还需要一个智慧和冷静思索的脑袋，以及对事物拿捏自如的本领。当然具备这种本领的人，多半是双重性格或者多重性格的人。
这会儿我为准备写长篇小说拟了几个提纲，写完后我忽然有一种冲动，想以普通朋友的视角写一写我所认识的查理。如果说我是独立支撑一个家庭，从苦难中走出来的话，那么查理只是一个人活，重要的是他活出来了。于是我很快在白纸上写下《孤独》，以《孤独》为题对他是比较贴切的。现在我开始写道：
他栖居的这个岛屿没有冬天，没有亲人，只要漂亮得醉人的大海和一座白房子。我有一天去夏威夷看他，看见他的目光闪亮、额头闪亮、声音闪亮。他已经一个人生活了许多年，他聚集了多年无处倾诉的语言，化为闪亮的火焰撒在我的面前，我相信任何一种苦难都有出路都有机遇。我的感觉闪出一种剑：查理正一点点接近他冥求的道路。但他不知道。他有时宁静、有时焦躁、有时尽对我说些废话。他说废话的时候，晃动肩膀，在偌大的室内不知道如何踱步
——像一头野兽！
我看见他听音乐时翻一本书。西方古典音乐和中国古典诗词，被他和谐统一地融合在一起。然后等到夕阳抹尽太阳的时候，我们就驱车去看黄昏海。他的身体在漂亮的夏威夷衫里显得很沉重，但他的脸上散发着笑，他喜欢微笑。我知道他童心未泯，始终保持着热情和旺盛的生命力。
“我就这样活出来了。”他对我说。
我知道生命是一种个体的经验，要真正活出来才有价值与意义。当然在“活出来”的经历中，时间将我们带往疾病、痛苦、喜悦、命运。我们都在承受着“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一个人的世界并不轻松。写诗是他的另一种人生境界，也是一条通往永远到不了岛屿的道路。许多时候他行走在路上很困惑，但他不放弃，他吟道：如今我为僧已十年/ 有时寒夜在经典古籍中徒然寻找古代/ 未被文化污染的青山丽水世界/ 保存着一些云山故事儿女哀史。随着时间的递嬗，查理学会了自言自语，明白了在语言与语言的磁地上，他已别无选择，他只好伸出双手。然而他能触摸什么？抓住什么？
夏威夷的天空总是晴朗如洗，可诗人查理的情绪却时常忧郁。忧郁时的他倒像行走在沙漠上的骆驼，显得智慧与坚韧。只有酒，只有一杯一杯畅饮的酒，才能使他从忧郁中走出来，变得孩童般地活泼，并开始语无伦次地说话。
他说话当然是为了渴望沟通，只是沟通不得要领时，才有一种茕茕孑立形影相吊的苦难感。现在我明白为什么查理多年来，能够独自过着荒漠一般的生活。理由很简单：一是他还没有找到一种感觉，二是孤独毕竟是一种自由。倘若找一个没有感觉，也就是无法沟通的伴侣朝夕相处，那么孤独不可能减轻，相反连孤独的自由也有失去的危险。到了他想孤独而不能孤独，要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时，他会发现自由自在地孤独居然是令人惬意的事情了。
加缪说：“西绪弗斯所有的沉默都在这里。他的命运属于他，他的巨石也归于他。”查理显然要在诗歌创作的领域里走下去，虽然“无力达到的东西太多了，高贵的海伦、自由的诗歌。”然而，他有决心在文化的沉沦中，在人生的苦难中，在虚无的荒漠中，让自己永远拯救自己。
人生的每一天都是开始，查理的超越亦仅是开始。他不会停止他前进的步伐，他会走得很远很远。
写到这里我忽然觉得查理与我不同的是，他只是一个人活一个人走，而我却在活和走中支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