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在夏威夷已经拍了很多像片了，每一张像片都是查理的杰作。那天查理下班回家，买回来一本很大的影集。我将像片一张张往上贴，每贴一张都成了定格的风景。原来查理的摄影技术还真不错，我的千姿百态被他用光圈表现得格外亮丽。比如：一身黑色牛仔，飘扬着长发，我正朝夏威夷大学的校门走去；一身湖兰色泳衣，长发盘至头顶站在海中，我仿佛从海中升起；一袭白色长裙，扎着马尾，我蹲在海滩上右手掌心停着一只白鸽。我很喜欢那些像片，尤其喜欢那张与波利尼西亚小朋友们的合影。他们像天使一样地簇拥着我，使我倍感与世界的距离倏地拉近了。因此，照相是我在浪漫的夏威夷之恋中，一道不可缺少的亮丽风景。
现在我们又拿着相机出门了，我们已去过夏威夷著名的珍珠港、太平洋国家军人公墓、波利尼西亚艺术村、汉拿要马水下世界公园。据说大约三万年前，夏威夷欧湖岛汉拿要马海湾附近，一次剧烈的火山爆发，使岩浆流入海水而形成一道巨大的岩墙。这些岩浆从两边入海，使大海和海湾一分为二。经过数千年以后，澎湃的海浪将岩墙冲破，就创造了这个完美的环形海湾。这就是今天的汉拿要马水下世界公园，它蕴藏着极丰富的鱼类资源，约有六百八十多种，其中百分之三十属于夏威夷群岛特有的产物。比如：鹦鹉鱼、蝴蝶鱼等就是夏威夷水底世界比较有特色的鱼类。如果你搭乘底部镶着透明玻璃的船只，你就可以探索奥妙的海底世界、欣赏美丽的珊瑚和那色泽鲜明、艳丽缤纷的鱼儿了。
这会儿查理的车已驶到外奇奇海边公园了，公园的中心地带围观着许多人。我三脚两步地跑过去，原来是土著波利尼西亚后裔正在表演舞蹈。夏威夷最负盛名的舞蹈是草裙舞和土风舞，还有翩翩动人的大溪地舞和动作粗犷的萨摩亚舞。草裙舞是一种用手势和舞步，表达思想感情或故事情节的舞蹈。第一次看这种舞蹈，惊讶和激动得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那种舞姿的优雅、背景的写意、以及那种情感凝重的氛围，都令我觉得它精心而又随意，充满活力又雅致惊人。你很难说清这舞蹈的内涵到底是什么，但它却可以与你内心的所有情绪吻合起来。
我久久地激动着。我想他们那欢乐无邪、热烈狂劲的歌舞和变换得令人眼花缭乱的服饰，以及那种火把与水瀑相交的衬托，简直把波利尼西亚的文化艺术精髓，表现得淋漓尽致。于是我忽然明白了一个道理，我想查理那天与我所说的一切，不就是草裙舞的意思吗？夏威夷才是正宗的草裙舞，那么我一个中国作家呆在美国算什么呢？看完舞蹈后，我对查理说：“我回中国去。”
查理似信非信。我说我明白了你所说的全部意思，我要做一个好作家，就必须回到中国去。他的眼睛闪现出光芒，他惊喜地望着我说：“你终于明白我的意思了。”我点点头。他又说：“你要与中国一起长大。”
“与中国一起长大。”我说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正年轻为什么不在中国的天空飞翔得更漂亮一些呢？
从前我总是想，能够飞出中国去就是漂亮。现在我接受了他的美国式教育后，人生观和世界观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忽然觉得飞回中国去，在中国的天空飞翔才是最美丽的。我不能忘记，作家的责任在于写祖国人民的苦乐和时代的声音，写出人的血性和人格力量来。
这天我们在外奇奇海滩附近，一家韩国料理店吃午餐。应该说我们大部分中晚餐，都在吃馆子。查理乐意请客，我也乐意接受并且还给他面子。我知道查理从不马马虎虎吃饭，他比我会保养身体。
韩国料理店门口那个华裔老人，他专门看管来该店吃饭顾客的车子。查理是这家料理店的常客，他说他每次停车都要多给他一些钱。
现在我们跳下汽车，老人与查理热情地打着招呼。老人一口广东话，叽哩咕噜地与查理说着什么，我听不太懂。查理就说：“他在问这是你的女朋友吗？我说是，他就说真漂亮。”
在杭州或者其他城市，我从来没有进什么料理店吃饭。我一直固执地认为，无论日本料理还是韩国料理，都不会比中餐好吃。事实上也的确如此，吃料理其实是在吃氛围与情调。而我们恋爱中的人，绝对是不能缺少情调与氛围的。它就像一种粘合剂，使在特定环境中的两个人，情与爱达到水乳交融的地步。应该说我与查理的情感，无论在灵与肉还是诗与思，都达到了某种高度。
离开韩国料理店后，查理驾车开到一片绿色的草坪前停了下来。我与他在草坪上坐着休息，夏威夷雁安静地在我们身边走来走去。这时候我想我曾到过新加坡、泰国和香港，也知道有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风光令我神往。如：德国美丽静穆的郊外，法国的塞纳河畔，荷兰神秘旋转的风车，以及日本樱花夹道的幽情氛围。世界上真是有很多风光旖旎的城市，但我如今独独迷恋美国的夏威夷。这不仅夏威夷有满山遍野的彩虹花和蓝得醉人的大海，还因为它缭绕大地的是安详与静谧的光辉。当然更主要的是因为有查理，查理如同醉人的大海令我一往情深。
那天我们回到白房子已近黄昏，我忽然地心情忧郁起来。一种莫名的思绪，使我按奈不住地在白房子里走动。我知道这时候只有写作，才能驱赶忧郁、才能使我平静下来。于是我坐到查理的书桌前，在一张白纸上乱七八糟地写着什么。写完后情绪好了起来，我就把它揉成团扔到垃圾箱里去了。那一刻查理就坐在沙发上，他一边喝茶一边观察着我或者说欣赏着我。
“你怎么把它扔了？”查理从垃圾箱里捡起来对我说。
“扔了就扔了。”我说。
“这是一首好诗。”查理说完就朗诵起来。
我这才知道我刚才写了一首《红玫瑰》的诗。现在查理用他浑厚的男中音深情地朗诵着，那朗诵的声音伴着红玫瑰散发出来的香气，弥漫在整座白房子里。我听到诗的大意是这样的：
在鲜花盛开的四月
我迈着酒意中跄踉的舞步
凭栏远眺
海面早已抹上了五彩的沧桑
我不知道如何言语
泪从心底涌出
难耐的心的孤寂呵
又有谁知我，怜我？
云朵在花开花落间悠悠游荡
我看见你忽然从海上从空中走来
爱之船里载满红玫瑰
它盛开在我尘封已久的衣衫里
我的爱人哪！
你醉人的脚步轻轻、轻轻……
我不知道我怎么会写这样一首诗，但我知道无论查理有多么爱我，也无法把我从内心的孤寂中拉出来。那孤寂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它时常侵入我的血液。
查理朗诵结束后，心儿久久不能平静。他呆呆地站着，我忽然对他说，再过几天我要离开你回加州去了。他一听像个孩子那样地大声嚷道：“不要，我不要你离开我。”
我知道这时候的查理处在感性阶段，他一定会说出这样的话。果然他又接着说，我暑假不去康奈尔大学进修了，我们在这里居家过日子吧！
“不，你不能不去康奈尔大学进修，我也不能不回到加州去。”我说。
查理听到这话，沮丧极了。他说：“那么再多住几天吧！”
2
这些天查理的情绪是忧郁的。他知道他又将回到一个人的世界中去，那世界是一个连鬼影都没有的世界。只有风吹拂着窗帘、吹拂着桌上的纸页。纸页在飞，发出簌簌的声音。其实人许多时候都是无奈的，我们相爱却要告别，告别后我们的爱情会怎么样呢？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
查理上班去后，我尽量替他多做一些事情。我真的很想把整座白房子焕然一新，或者把个庭院打扫得干干净净。然而这不是我力所能及的事情，也是查理不屑一顾的事情。于是我只好又沉浸到自己的内心，思索些什么或者胡思乱想些什么。
小路对面的那个美籍德国老人，又在自家的花园里用割草机除草了。其实他的花园非常干净整洁，地面上的草早被他除得平平整整。可他还是乐意每天打开割草机，呜呜地除着。难道是一种消遣，抑或是一种发泄，一种土地情结？
我站在白房子大门口远远地望着他，他看上去有点焦躁也有点忧心忡忡的样子。那样子很容易让我想起德国人的秉性——用镜子照着自己和自己的国家。
“HELLO。”老人停下手中的活，老远地与我打招呼。我趁机走过去问：“你每天割草不累吗？”
“不累不累。”老人说。
“那你是热爱劳动。”我说。
“哪里哪里。”老人说：“我祖国最近将发生一件竞选大事，我一边割草就一边想着那事。因为我就怕纳粹上台，把我的祖国再滑入深渊。”
我十分惊讶，原来老人除草与祖国的前程联系在一起。德国人真是可爱，身在异邦还时时警惕着纳粹的复辟。
这时候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从屋子里走出来。她是老人的孙女。她有金色的头发和蓝色的眼睛。她长得很像以不同版本在德国出版日记的，大战末期犹太小姑娘安妮-弗兰克。安妮-弗兰克在某一段历史时期，成为德国人的骄傲。
查理打电话来时，我正在与老人聊天。我没有接到他的电话，让他神经质地急出一身冷汗。他想米鲁去了哪里？米鲁会不会被突然闯进来的坏人杀害？
查理是个细心的男人，这天他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有听到我的声音，就匆匆地赶回家来了。他见到我平安无事，就驾着车返回学校去。我被他的举动感到惊讶，我说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这里也不是贫民区，能有什么小偷、强盗呢？可他说他要对我的安全负责。他说我就好比是一个宝物、一颗珍珠、一个生命高贵的人。
这天晚上他在给我讲他对人生、人格和生命的理论。他说人格有5个由低而高的层次：一、肉体，二、情感，三，心智，四、灵魂，五、神圣。他的理论总是那么深奥，而他之所以有兴趣与我谈一些深奥的哲学话题，关键是我的回答能让他满意。他提问我回答，成了我们的一种交谈方式。后来我的演讲口才逐步提高，就是来源于我们这样的一种交谈方式。确切些说，我仿佛就是他的学生，一个令他得意的学生。
我知道一个教授，能有几个得意门生就非常不错了。查理对他的学生都不错，在我尚在杭州时他就写信告诉我，杭州那个著名作家的女儿就是他的学生，这个学生聪明伶俐、活泼可爱是个可塑之才。
那天我们在彩虹谷里看山雾，查理老在跟我说着他的那些学生。他说那个白人学生喜欢中国语言学，明天他要去加拿大开一个学术会议，他是一个懒懒散散的人，乘公交车很有可能会误了航班，不如我驾车送他去算了！查理这样说着，第二天真的驾车送他去了机场。这种为学生赔上了时间，又陪上了金钱的教授肯定不多。这使我想到查理常说的：“胸襟高远的人，莫不追求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的境界。”
现在我拿着日历簿坐在沙发上，我翻着日历确定了我将要告别的那个具体日子。查理说你真的就这么决定了？我说是，就这么决定了。查理不再说什么，我们都默默无言地沉默着。一会儿查理忽然说，我们出去吧！
我并不知道他要带我去哪里，当他把车停下来的那一刻，我才知道这是他常来的地方：小码头。我已经随他来过几次，但那都是白天阳光明媚的时候，夜晚却是第一次来。
其实小码头不过是一个平常的码头，它远没有外奇奇的海景漂亮。几艏渔船停泊在港弯，海风吹来渔船晃荡着溅起水声，倒是有一种别样的清新味道。我不知道查理为什么这样喜欢小码头，每次到小码头他都显得特别深情，并且痴痴地看着海。海水里仿佛有他曾经拥有过的情和爱，以及那一个个滴着血的生命故事。
我们默默地面对大海，沉默了许久后查理说，许多年前他与前妻，陈永与媛媛就相聚在小码头。陈永是他大学的同学，媛媛那时候还是陈永的未婚妻。如今十多年过去了，陈永与媛媛相爱如初、婚姻幸福美满，而他与前妻却十分不幸地早已离异。人生真是无常啊，查理说他到小码头来就是怀念那一段美好的时光，可时光一去永不回。
我并不认识陈永与媛媛，但我相信陈永一定是那种爱妻日日新的男人。他能从妻子身上天天发现新意，也就是说他早就悟到一个女人就是一千个女人的道理。
后来在查理驱车回家的路上，我想好了一首写小码头的诗。我在车上就对查理脱口而出：日月风霜/ 小码头你活得很累/ 我无法对你说什么？/小码头/ 海是你的母亲/ 她教会你怎样把忧愁/ 沿着脊椎滑落 夕阳已归/ 晚风凄凄时/ 小码头/ 浪是你的父亲/ 他教会你空空的行囊/ 怎样度过黑暗
这是我对小码头的感觉，小码头本来之于我不过是一个码头，但因为查理，它对我就具有了一种意义。我知道我也许再也看不到小码头，也许能，但这已不再重要。“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如果我们真的有那种境界，相爱又是知己，那么我们在今后漫长的日子里，才能拯救亲密的情感免于退化。
从小码头回来后，我们的心儿似乎都非常平静。他说他很向往中国大陆，想到那里去走走看看。他说江泽民和朱熔基都是了不起的领导人，中国一定会走向世界强国之列。他又说如果李登辉明智，就应该与大陆和平统一。台湾人民早就不想当孤儿了，台湾要回到祖国的怀抱中去。
我知道查理有两个弟弟三个妹妹，他们都与查理一样好学上进。他们也都向往台湾回归祖国大陆，祖国大陆的繁荣昌盛也是他们的心愿。查理说这么多弟妹之中，他与小妹的感情最好。小妹，一个台北名医的妻子，相夫教子又知书达礼，且还具有正义感。查理说在小妹少女的时候，当她得知大哥从小送给别人寄养后，她就去质问她的父亲为什么要这样做？小妹也是一个能干、精明的女人，大家族的许多杂事一肩挑，使两个姐姐望尘莫及。
查理对小妹是最温柔的，兄妹间的温柔往往胜过夫妻。我猜想许多时候查理把温柔给了小妹，而把烦躁留给了前妻。毕竟与小妹不在一个屋檐下生活，温柔起来也是一时一事的。就像我现在与查理的恋爱，他很温柔我也很温柔，我们都在恋爱之中，自然天天都有新意都会温柔，但谁又能保证日后的温柔呢？我们的秉性都是雁，而不是温柔的鸽子。我们要飞翔，而且要飞得高。只有飞得高、飞得畅快的灵魂，才能满足我们飞翔的欲望。
现在查理已进入梦乡，他身上散发着一种男人的荷尔蒙气味，那气味与我的芳香混合在一起，在房间里弥漫……
3
离回加州的日子越来越近了，那天查理去学校，我呆在白房子里忽然想起来给彼得打电话，因为我还要租彼得的房。我首先往旧金山海特街那栋别墅里给彼得拨电话，“嘟一声”是传真的声音，但没有人接。我想彼得什么时候装上传真机啦？隔了半个多小时，我又重拨刚才的电话，仍然是“嘟一声”没有人接。我这才想起来彼得会不会还在硅谷酒店？于是我就给彼得的硅谷酒店打电话，那个接电话的洋女人说，彼得经理不在，你等一会儿再打来吧！
我搁下电话后，忽然觉得如果不与彼得联系上，那我就意味着租不了他的房，租不了他的房那我回到旧金山还要为租房去奔波，岂不太麻烦？于是我隔了一会儿又给硅谷酒店打电话，这回是个华裔男人的声音，他说你等一下我帮你去找。我就在电话上等着，当然我等得非常焦急。我一方面怕浪费查理的电话费，一方面又想与彼得联系上，告诉他我回到旧金山的具体日子，落实好我租的房间等事项。然而那个华裔男人找了很多时间后，在电话上冲我说：“不在。”
这时候我为回旧金山的住处问题，焦急了起来。我想无论如何总得在电话上事先落实好，不落实一天我就不放心一天。于是我就给我的外祖父朋友刘涛打电话，刘涛说这不难，你就住我家里吧！
现在我回旧金山的住宿问题，就这样基本解决了。我本来想把这些罗嗦事说给查理听，但见到查理与查理度着宝贵的时光，我就把这种无关紧要的杂事给忘了。因为与查理在一起，我更喜欢与他交谈一些思想和学问。
这会儿查理还没有回来，我手上握着通讯录，那上面有我许多朋友的电话与住址。我一个一个看过去，朋友的音容笑貌就从我脑海里浮现出来。当然有一些朋友根本没见过面，但我想象着他们。想象或许比见面，更有思绪飞翔的快乐。
0015417473404，这个电话后面没有名字，这是谁的电话呢？我想来想去想不起来谁告诉了我这个电话，这是一个美国加州的电话号码，而且告诉我这个电话号码的人肯定是我祖国的人，不然前面不会加上001。
那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一种很想知道那个人是谁的心情，使我情不自禁地拨通了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男子，他一开始就用中文问：“哪里？”这使我觉得他也许就是我要找的那个人，那个人刚来美国，所以稍不注意就露出了中文口音。
我说我是米鲁，对方惊讶地叫起来。他说你是米鲁啊，你现在在哪里？我终于听出他是谁，他是我十年前见过面的那个北京诗人，半年前我还与他在北京通过电话呢！于是我告诉他我在夏威夷，他就说夏威夷大学有一个很不错的诗社。我说真的吗？我怎么不知道？
我们在电话上聊了起来，我们的聊天主题当然离不开诗。应该说我十年前就非常喜欢他的诗，他的诗是艺术的也是精神的。然而他说他现在不写诗了，他说活着比诗更重要。这使我感到有点意外，我想这话不应该出自他的口。一个艺术家怎么可以为了活着而活着呢？
搁下电话后，我忽然觉得真正要把写作进行到底的人，恐怕是不多的。许多人只是想发表作品，谋取功利，而不是想做一个真正的作家。事实上真正的写作是一种非常孤寂、清贫、刻苦的事情。如果你全身心的奉献，带着一股邪劲儿攀登艺术高峰时，那么你就根本不会去想什么名声、金钱、和地位的。因为你尝到了艺术的真味，就如同那些尝到宗教真味的人一样，是十分虔诚的。所以，一个真正的作家能经受得起长期的冷遇、贫穷甚至被人误解、诽谤和压制的。
写作的路，其实是一条布满坎坷与荆棘的路。关键是我们如何在重要的转折口把握住自己，使自己毫不犹豫地放弃物质诱惑，守住心灵将写作进行到底。
这会儿我坐在庭院的护栏杆上，等查理归来。坐在护栏杆上面能看到远处的海，我就拿着望远镜看海。海水正是碧蓝碧蓝的，按查理的打分肯定有九十分。九十分的海就是蓝得醉人的海了。我每次看它、读它，都觉得它是一个梦，一个遥远而不可企及的梦。现在大海恍如一只盛满光的篮子在奇异地摇晃，使我的血液仿佛浸透了海的蓝。诗人帕斯说：“光把它的庙宇建在海上。”海是神秘的、顽固的、它拒绝我对它的进入，拒绝我对它做一种切实的把握与占有。然而海也是多情的，当大风之夜我躺在床上时，听见海风呼呼作响，这便是海在呼唤我了。我于是爬起来，像梦游一样找一支笔，就在这一刹那，我明白是海唤醒了我，并要我穿越一切歌唱。
这些年我都歌唱了些什么呢？我来美国在加州大学和夏威夷大学，都以《永远的流浪者》为题，讲过自己的创作。我把它简单地归纳起来应该是这样的：
多年来，流浪者的形象就像影子那样地缠绕着我，我的作品中有不少这样的男女主人公，他们作为现代人在享受物质文明的同时，也被迫品尝着孤独、幻灭、失去自我的苦果。他们虽然置身于茫茫人海，穿梭于各大城市，却时时有一种丧失“彼岸“的感觉，他们的心灵是漂泊的、流浪的、寻找的。他们牵引着我在语言的气流中飞升和下坠，使我感受到一种写作的快乐和灵魂的飞翔。
所以，我总是对“寻找”的母题情有独钟，虽然“寻找”的神话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学母题困惑着一代又一代的作家。但这类人物都是自动地出现在我的笔下，他们酸、甜、苦、辣的各种感受与体验，使我慢慢领会到产生他们时虽然无法说得清楚，但这是我心灵的真正闪光。我一次又一次地看见我的男女主人公们像一只只断了线的风筝那样，无家可归地寻找着他们的灵魂栖息之地和精神家园。可他们不断地寻找又不断地失落，他们甚至自己也说不清楚究竟在寻找什么！
我被我的男女主人公们深深感动了，我想我在寻找些什么呢？没有了寻找我将怎么样呢？每次写一部小说就像是一次精神的远游，我会不意地看到：横在我眼前的一道彩虹，一颗最早出现在天际的星辰，一朵在路边开放的野花。我会不意地听到：云中鹤唳，林中鹿鸣，还有那神秘的天籁之声。当然这是美妙世界中的弛骋。小说的艺术更是一种创造、一种氛围、一种气势，它使我觉得做一个好作家，首先应该是一个文学的狂热者，这种狂热完全是对自己的事业而言。但不等于追求赞扬与轰动，绝对不是的。
一个永远的精神流浪者，他（她）的追寻一定会与自己的生命一起终结。
在我的小说写作中，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氛围的创造和意象的组合。这是我的写作方式，我在这种写作方式里，与我的人物一起置身于一片广大的时间之中。时间使我咏唱、伤感又心里隐隐作痛。所以，我小说中的爱情大多是不完美的、痛苦的、绝望的，但他们的精神追求是对平庸与媚俗的抗议，因此也是崇高的。
现在对我来说，“寻找”的母题不是我的写作全部，我的写作我想该像大地上开放的花朵，不但颜色、花絮各异，其秉赋也应是不同的。当然这只是我的理想，我的理想肯定会让我继续写许多字。如果那些字能够像飞翔的鸽群那样，在我的四周飞舞，那将是令我欣喜的壮观景象。
所以，我以为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都有着自己内心的情感追求和独立的艺术探索，他们是不会被什么所左右和迷惑的，他们的精神也永远是一个流浪者。
我想到这里听到查理回家的汽车声，便倏地从护栏杆上跳了下来，朝查理奔去……
4
那个晚上是我们将要告别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紧紧拥在一床冷被下，听见海风在疾驰中哭泣。这是我第一次倾听到夏威夷这么大的风声，这风声有一种无法抵挡的钻心的疼痛。我一觉醒来，一想到我们将离别，心一酸就哭泣了起来。我的哭泣是那样地哀怨而凄恻，以至于他默默地背着我流泪。现在我已记不清我们什么时候止住了哭泣，但我记得那天我踏着鬼魅般的足音，半夜里起来写诗。那首诗便是后来发在台湾《秋水》诗刊上的《仙岛的夜》。
第二天一早，我们被庭院里布谷鸟的啼叫唤醒后，眼睛依然是红红的。我们相视而笑，很快从那悲哀的氛围中走了出来。这天上午我一直在整理我的行礼，查理要求我把那条红色日本印花睡裙留下，也要求我把那本影集留下，他说他将在我这两件纪念品里，度过一个人的时光。我答应了他的要求，我知道他会睹物思人。他的情深深，意也切切；只不过很少有女人懂得他、理解他。
中午的时候本来说好我做饭，但查理不让我辛苦，决意要到餐馆请我吃饭。他说最后一个午餐，绝对不能马马虎虎。于是他驱车载我去餐馆，一路上他依旧沿着海边公路行驶。这条公路我闭上眼睛都知道它每一段的风景。海蓝蓝、天蓝蓝，看了那么多天的海，今天的海却格外美。海面上呈现五彩缤纷的颜色，它很像人生某一部戏到达了高潮。查理说海以它的方式送你，海会永远记住你。
我默默地靠在车窗上看着海，椰子树在我眼前刷刷而过。我忽然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是爱情，人身上很多美德都是从爱情上萌发而来的。没有爱情，人就会变得痴呆、平庸。爱情是伟大的，它使我们超越一切。
后来我们很快来到一家叫做百依沙奴的意大利餐馆吃面条，这面条真是好吃极了。我从来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面条，据说做面条的面是上等面筋面粉做成的，加上海鲜和素菜配料，颜色与形状都相当漂亮，让人口目一新。我们的邻桌是一对老年美国白人，他们吃着与我们一样的面条，但言谈举止可以看出他们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我凝视了他们很久很久，直到他们吃完面条，老妻递一张餐巾纸给老夫擦嘴，直到他们手挽手地走出餐馆，我才回过神来。但我并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思索。我想他们是生命中的一曲黄昏颂歌，平淡中见真情，彼此紧紧地牵住对方的双手，越过生活中一朵朵乌云和一个个坎坷，这才是爱情的力量。所以，真正经得住岁月考验的爱情，才会变得伟大起来。
我吃完意大利面条，与查理说许多人其实都不懂得爱情是什么，他们总以为爱情是一种浪漫、一种刺激、而不愿肯定它包含着平实、散淡、甚至是苦难的成分。查理听后释然。我们走出百依沙奴意大利餐馆时，我忽然觉得人生最可怕的是在上帝赐予我们智慧与灵气的同时，也带给我们敏感和脆弱，使我们越出类拔萃就越常常会陷入“知音少，弦断有谁听”的悲凉境地。所以，那一对相亲相爱的美国老人才是最最幸福的。他们给我们以启发，而意大利面条却会带给他们生命的欢乐与长寿。
离开百依沙奴意大利餐馆后，查理很快驱车载着我回到了白房子。因为我还有两个多小时就要离开这座白房子了，我在白房子里每一个房间、以及庭院都仔细看了一遍，仿佛要把它们刻进我的脑海里，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似的。
时光终于到了我们离别的那一刻，他驾着车送我去机场的路上眼睛红红的。我们在机场的候机厅里，像那些美国人一样频频拥抱、接吻，直到扩音器一声声催旅客登机的呼唤，才把我们从依恋中拉开。这一刻我真正懂得了“生离死别”这四个字的深刻含义。
我怀着无限凄迷登上飞机，当飞机腾空而起直入云霄的那一瞬，我忽然想起了李叔同的那首著名的《送别》：“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一觚浊酒尽余欢，今宵别梦寒……”我的泪水又一次模糊了窗外越来越远的夏威夷岛，而此刻查理一定还站在机场口，仰望着蓝天，泪水模糊地望着我们的飞机消失在云雾里；而此刻我眼前仿佛出现了一只空中飞翔的戒指……
第二天一早我回到了旧金山。我没有去找刘涛，也就是说我根本不想住到刘涛的家去。我跳上公交车直奔海特街。我想无论如何我也要去看看彼得那栋别墅是否有空余的房间？何况我离开之前曾与彼得说好，我回来依旧租他那一间房。
海特街的东边街口，依然聚集着一群黑人。我昂着头走过他们旁边时，其中一个黑人与我打招呼说：“回来啦！”我礼貌地点点头，但心里想他们居然认识我，知道我曾住在那栋乳黄色的别墅里。
前面就是那栋乳黄色别墅了，我拉着旅行箱，远远地看见它的铁门敞开着，我高兴极了。我想彼得真不食言？于是我不按电铃就熟门熟路地走了进去，一个中年华裔女人问：“你找谁？”
“彼得。”我说。
“他不住这里了。”中年女人说。
“怎么回事？”
“他把房子卖给我们了。”
“那我向你租一间房可以吗？”
“行，只是楼下已全部出租，楼上也只剩西厢房了。”
“我就要那一间，我原来就住那一间的。”
现在中年女人引领我上了二楼的西厢房，这里一切都变样了，既没有彼得的书房也没有虹的遗物与幽魂，这里确切些说倒像一个驿站了。我进了西厢房，坐在一张木凳上与中年女人讨价还价地谈妥了房租。中年女人满意地走出西厢房后，我立即给彼得的硅谷酒店拨电话，我想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我找彼得。”我拨通电话后说。
“这里没有彼得。”一个洋女人说。
“那么这里是硅谷酒店吗？”
“从前是，现在不是，现在是硅谷星星酒家。”
我搁下电话后，忽然想起彼得曾与我说过，他要去越南做皮革生意的事。难道他把酒店和别墅卖了，已经去了越南？不知为什么，我总认为彼得实在是太不成熟了。
坐了一晚上的飞机，这会儿我感到疲倦极了。正想休息，那个中年女人（现在我叫她女房东）匆匆过来说，咱们一起去金门教堂做礼拜吧！今天是母亲节。
为了不使她扫兴，我说好吧！
一会儿她驱车载我来到了旧金山金门教堂，教堂里已挤满了人。大家在牧师的带领下读诗经、唱赞美诗，看上去个个都十分虔诚。
我也是个母亲，当牧师赠我一颗镀金“爱心”的时候，我便想人间最美的花是母亲花。虽然母亲花没有女儿花那么竞芳斗妍，红紫烂漫，但她们不会忘记浔阳江头那把唐代的琵琶，在深秋里的呻吟哭泣，更不会忘记为了维护女人尊严，怒沉百宝箱的丽人杜十娘的千古佳话。母亲是花，是西风里褪尽红颜的花，却有着累累硕果的辉煌。
坐在我身旁的是上海来美国的三口之家。男的是画家，女的做会计，他们的儿子是个中学生，业余弹钢琴。女的告诉我两年前她丈夫高血压半边瘫痪，不能作画也不能生活自理，一家的经济们来源和家务重担，全靠她奔波处理。其间还要接送儿子去学校读书、弹钢琴。女的说着说着就流下泪来，让我感觉着她的辛劳和不容易。
母爱是伟大的。
我想起小时候母亲值夜班，总是把夜餐点心拿回家，叫醒熟睡中的我和弟弟起来吃，而她自己却到厨房吃冷饭。这事一直刻在我的脑海里，不能忘记。
今天是母亲节，让我在旧金山的金门教堂里，以宗教的方式祝愿我的母亲健康快乐，祝愿天下的母亲们爱心永存！
5
由于我在加州还要呆一段时间，从夏威夷回到旧金山后，我与查理每个晚上又恢复了电话上的耳鬓厮磨。查理说米鲁我爱你，我真的非常非常地爱你。查理说这话的声音，仿佛他掉进了一口古井，有一种需要我去拯救他的味道。我知道查理的这些话发自肺腑，肺腑的话让我心头为之震撼。我似乎意识到了些什么，也许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这天晚上我紧紧地关上了西厢房的门，尽量压低声音，不让女房东听见我与查理的电话长谈。真的，这次虽然回到了西厢房，但再也没有了原来的自由与宁静。整栋别墅除了女房东一家三口，还租住了连我5个外来客。一到晚上外出打工的租客一个个都回来了，连上卫生间也时常要排队。这使我很容易想到老底子杭州的七十二家房客，公用的厕所和自来水笼头旁总是挤满了排队的人。那场景真是热闹极了，每个人似乎都觉得活得充实有力量。
现在查理在电话上与我谈关于台湾将要大选的事，他说无论宋楚瑜还是陈水扁上台，只有与大陆保持好关系，台湾才能稳步发展。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自然应该尽早回到祖国的怀抱。我知道查理作为一个中国台北的海外学者，在台湾总统大选前，对台湾的担忧是非常明显的。台湾将何去何从？这直接关系到台湾人民的利益。我还没有去过台湾，就像查理没有来过大陆一样，我们的想像都是美好的。
小时候跳舞蹈《阿里山的姑娘》，我便对阿里山有一种神往。但当时正是“文革”后期，也根本看不见有关台湾的介绍和图片。于是阿里山与阿里山的姑娘，就在我的想象中了。
这晚搁下电话已是子夜时分，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想香港七月一日就要回归祖国了，澳门也是指日可待，现在只剩下台湾了，台湾台湾，你何时才能回归祖国？
第二天一早我又乘坐M卡，然后在旧金山市府门口转换地铁到柏克莱加州大学去了。海伦教授见我回来了，又惊喜又责备地说：“你怎么走了这么久？演讲要40天吗？我惊讶海伦教授对我时间的算计，我这才知道我在夏威夷浪漫地度过了40天的恋爱日子。我无言以答，脸倏地度过了40天的恋爱日子。我无言以答，脸倏地红了起来。海伦教授的态度温和了下来，她说我们是否再合作一个项目，我正在给你申办绿卡。我说我很想回中国去，这个学期一结束我就回中国去。海伦教授听了后，一脸的惊讶。
许多天后的中午我在学生食堂遇见了保罗，他见我回来了高兴得拍起手来。他说他又可以学中文啦！他说完让我在饭厅里等他，他说他要去教室拿一样礼物送我。我猜不出他要送我什么礼物，我坐在饭厅的硬板凳上一边吃饭一边等他。一会儿他来了，他带着一条漂亮的飘带，上面写满笔画生书疏的中文大字：“中国母亲好！“我一下子激动极了，这是他在母亲节时送我的礼务，这也是一份凝聚着美国学生对中国母亲的深厚情谊的礼物啊！我接过飘带说：“保罗，谢谢你！”
这天放学的时候，我把飘带拿回了海特街西厢房。楼道上遇见女房东时，我掩不住喜悦的心情，说：“看！这是我黑人学生的杰作。”
“写得不错。”女房东说。
得到女房东的表扬，我心里美滋滋的，毕竟保罗的中文是我一笔一划教出来的，他能写到这个地步，除了努力用功还有对中国的向往啊！我要把这个让我高兴的事情告诉查理，我三脚两步地奔到电话机旁，拨通电话后却始终没有人接。查理去了哪里？他怎么不在家里？本来这个时候不用我拨过去，他就会打过来，今天他的电话怎么没有了？
我无心做别的事情，守在电话机旁不停地拨着他的电话号码。然而我总听不见他的回音。一种焦急的情绪，使我一晚上都在拨电话。我胡思乱想地想象着他也许发生什么意外了？一想到“意外”两字，我就禁不住对着无人应对的话筒，泪流满面。
第二天当晨光熹微时，我终于听到了他的声音。我一阵激动地问：“查理你去了哪里？你怎么了？”他的声音微弱而无力，他说：“我在医院里，我病了。”
一种不能陪伴在他身边的心痛，让我再次泪如雨下。我哽咽着说：“查理，我再飞回来吧，我来照顾你。”可他坚定地劝我说：“比爱情更重要的是事业，你飞回中国去吧！”
这天上午我要去柏克莱加州大学，下午要去加州山景城参加旅美画家丁绍光在荣宝斋的画展。我坐下来对镜梳妆时，发现脸色苍白、眼圈漆黑，仿佛大病了一场一样，我拿梳子的手在颤抖。
海伦教授见到我说，你的脸色怎么这样不好？你病了吗？我沉默无语，她又说别难过，她会来中国看我的。她喜欢中国，还去过北京呢！那一年登长城，她一口气登上了八达岭。她说着就哈哈笑了起来，接着她给我上了最后一堂课。课后我在校门口一家西餐馆请她吃西餐，我们边吃边聊，离别时她从一只黑色皮包里取出一本书送给我，那是一本《斯诺眼中的中国》，是斯诺夫人洛易斯-惠勒摘编的一本画册，其中收有四百多幅照片，都是一九二八年到一九四九年的旧中国缩影。
我如获之宝，我没想到海伦教授会别出心裁地送我这样一份礼物。埃德加-斯诺对我并不陌生，这位美国人在中国最贫困最多事之秋的时候，把自己的命运与中国联系在一起，用饱含同情和忧虑的目光，考察伤痕累累的旧中国，并感慨地说：“那一天，中国的年轻一代改变并且掌握了自己的命运，那么，这块辽阔的土地将会令全世界刮目相看。”
现在我告诉海伦教授说，斯诺的感慨已成现实。中国多年改革的浪潮席卷了祖国大地，高楼大厦鳞次栉比、高速公路条条道路通罗马。各种工商、旅游等企业蓬勃发展，洋溢着生机，确实是一种印人注目的变化。
海伦教授听后睁大双眼OK、OK地点头。
下午我来到山景城丁绍光画展上，当我拿着丁绍光签名的画册时，那些画册上的云南少数民族女性在我眼前一个个舞动了起来。她们使我想到“越是民族的也就越是世界的”那句名言。我忽然有了种紧迫感，我想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除了写作还是写作。
后来在黄昏时分，我回到了海特街。海特街在夕阳的余辉下，显得少有的宁静与安详。那一群聚在街头的黑人，不知去了哪里？他们不在，这街头似乎像少了些什么似的。我忽然有一种空荡荡的感觉，心里没着没落起来。
查理的病怎么样了？查理究竟得了什么病？我快步走着，赶着去西厢房给查理打电话。走到乳黄色别墅门前，我忽然听到有人喊：“米鲁、米鲁米鲁。”
我转过身看见彼得从铁门边蹿了出来，我惊喜地说：“你去了哪里？你回来啦！”
“不、不不这已经不是我的家了。”彼得摇着头说。
“那你到我的西厢房去坐一会儿吧！”我说。
“好吧！”彼得想了想终于答应了。
我给彼得沏了一杯龙井茶，彼得那股失魂落魄的样子，让我觉得他一定出了什么事。于是我问彼得：“你究竟怎么了？”
“我在越南的生意失败了，酒店与别墅卖掉的钱都被人骗了。本来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可我被露莎抛弃了。”查理沮丧地说。
“那能不能让露莎回心转意？”我说。
“她在我们的心房里与别的男人结婚了。我太蠢了，我什么都依着她，那新房也是以她的名义买的，现在我是真正无家可归了。”彼得说完呜呜地哭泣起来。我很同情他的遭遇，可我又觉得他是自己把自己毁了。他这样怎么对得起死去的虹呢？虹为了买这栋乳黄色别墅的时候，拼命儿地工作。虹要是知道彼得如今这个样子，九泉之下也不会瞑目了。
“我走了。”彼得忽然抹干眼泪站起来说。
“那你去哪里呢？”我不安地问。
“流浪。”彼得一边说一边冲下楼去，我知道他不愿遇上女房东，但偏偏在大门口被遇上了。女房东尖刻地说：“呦，前房东先生我不欠你钱了，你还来讨钱吗？”
“不、不不。”彼得一边说一边快步走着。他走出别墅大门，惶惶然如丧家之犬地奔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