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天下真爱的女人和男人
——顾艳

1

       我的夏威夷之恋始于四年半前，我在美国加州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那时候我一个人住在旧金山海特街的一栋别墅里。这栋别墅的主人是我的祖国同胞，他就是来自北京某个大学的教授，英文名叫：彼得。彼得来美国十年，在十年的漫长岁月里，他以一个加州大学的访问学者，到为了生存放弃全部学业和研究，沦为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生意人。这让我感慨也让我惋惜，但我不能把我的感慨和惋惜在他面前表露出来。因为他的妻子刚刚在一场急病中死去，他有太多关于留美岁月中奋斗的、凄惨的、艰难的故事要向我这个来自祖国的作家倾吐。我知道他需要一个真正的听众，一份来自祖国友人的慰藉。然而那时候他远在硅谷经营着他的酒店，他的酒店生意谈不上兴隆，却还能维持。
       我每个星期天都能见到他从硅谷回到旧金山的身影，这时候我们就住在同一栋别墅里，只不过他住楼下我住楼上。楼上的楼道口有一扇门，无论他在与不在，只要天一黑我就把门关上了。所以他要向我倾吐他的故事，就只能安排在星期天的下午。
       那个下午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天下午，也是我搬到他别墅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光。他身材高大魁梧，穿一身黑色西装，见到我时脸上露出淡淡的微笑。其实我们并不认识，只凭朋友的一个电话一张纸条，我就来租他的房了。现在我从出租车上扛下行李，见到他早早地站在那里便问：“您就是彼得先生？”
       “是，是是。你是米鲁？”彼得一边说一边帮我提行李。
       “您在硅谷经营酒店？”我没话找话说。
      “是，你一个人住一栋别墅怕不怕？”彼得指着前面的一栋乳黄色别墅说。
      “不怕。”我说。
      “你胆真够大的，一般的女孩子都不敢一个人住一栋别墅。”
     “这算什么，有人来欺负我就一枪毙了他。”
       彼得哈哈笑了起来，说：“可不能随便开枪呵。”
       别墅前有一块草坪，那里盛开着鲜花。两个黑人小姑娘正在捕捉一只蝴蝶。她们见到我，停下来冲我喊：“HELLOHELLO！”彼得告诉我，这是左邻一对四十岁左右的黑人夫妇的两个孩子。于是我也向她们招招手喊：“HELLO！”
       彼得的别墅里，无论楼上还是楼下每一间屋子内，都留下他亡妻的遗物。尤其客厅里，他妻子的遗像被风一吹，像幽魂一样地飘动着。我喜欢幽魂般的感觉，仿佛内心某种时刻属于冥界。
       那个本来是彼得书房的西厢房，作了我的卧室。我把我的行李全部拉进西厢房，并把漂亮的衣服一件件挂到壁橱里。窗外的风呼呼地吹进来，我关窗子时看见楼下花园里，种着几株剪成椭圆形的长青灌木和那惹人注目的一院子花草。在旧金山几乎家家户户都有花园，但要看主人种得如何？彼得家有婷婷临风、风姿曼妙的百合，有姣丽无双的郁金香和红艳欲流的玫瑰。真是满目芳菲。我知道那一定是彼得亡妻生前设计和护理的花园。
       那天彼得为了招待我这个远道而来的客人，特意到超市买了鸡和水果。我就在他家饭厅的小方桌上，与他边吃边聊。他聊着聊着忽然伤感了起来，他说你知道我妻子是怎么死的吗？
       我摇摇头。
       他去卧室拿来了一大堆影集，他说这都是他妻子的像片，他妻子很漂亮。他递给我一本最大最厚的影集，我翻开第一页就看见一个又时髦又前卫打扮的中国女孩。她圆圆的脸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牛仔裤和红衬衫使她看上去既青春勃勃又身材苗条。她原是北京某个歌舞团的歌唱演员，十年前她与许多梦想到美国来的女孩子一样，做着美国梦。
       我一本本地翻看影集时，也就是我在阅读着他妻子的一个阶段又一个阶段的人生岁月。他妻子叫虹，我感觉着他妻子的人生，就像一道亮丽的彩虹倏然划过。
       我的心有些沉重。
       彼得傻傻地望着我，他说他妻子至死都不后悔来美国。她太喜欢美国了，她在美国的创业史让她懂得了生命的意义。生命的意义是什么？这是个复杂的话题。但我相信一个三十二岁就逝世的女人，懂得了生命的意义是什么，显然她已经成熟而变得深刻了。
      “虹，虹……”彼得说着虹的时候，声音像鸽子咕咕的叫声。我知道一个男人在遭遇痛苦和意外打击时，是愿意把他的不幸和痛苦向一个异性，甚至陌生的异性倾诉的。
       现在彼得坐在饭桌前，那只鸡完好无损地浮在沙锅里。我在明亮的灯光下，（美国的灯总是特别亮）望着他黯然无光的脸，以及他有些类似黑人一样的厚嘴唇滑嵇地翕动着。我很想笑，我差一点就笑出来了。为了不让自己笑出来，我的目光移开了他的脸，注视着前方窗框上飘动的玻璃纱白色窗帘。这时候我耳畔响起的声音，渐渐变得低沉。我知道他已进入叙述的状态，就像开了闸门的河水，他的语言奔涌而出。
       那时候他四年的加州大学访问学者刚刚结束，由于没有单位和学校再继续聘他，而他的妻子又太喜欢美国了，在回中国去还是留在美国，是他们这对年轻夫妇的重大抉择。当然抉择的结果就意味着两种不同的人生。
       彼得和虹，最后选择留在了美国。
       其实在美国谋饭并不容易。为了生存，他们不得不首先放弃各自的事业，找雇主打一些黑工。他们的第一份黑工，是在旧金山著名的跳蚤市场，受雇于一位香港老板的旅游纪念品铺位。他们看到那些来自菲律宾、泰国、南朝鲜、台湾、香港、中国大陆的帽子、T恤、项链、耳环等在标签上进行一下“加工”，就鱼目混珠地变成了美国产品，并且价格贵得吓人。而那些欧美、日本游客，一般不会像中国人那样会讨价还价，他们只要你稍减一二块钱，就会为自己的成功兴奋好一阵。他们哪里会知道黑透心肠的商人，至少还要赚到三四倍，甚至更多的钱呢！
       彼得和虹，觉得老板赚钱真容易。
       饭桌上的菜早就凉了，彼得停下来喝了一口鸡汤后，发现我的目光注视着洁白的窗帘。他说那是虹做的窗帘，虹喜欢红与白两种颜色。我说喜欢这两种颜色的女人，大多是个性极端的女人。彼得惊讶地问：“你怎么知道？”
       彼得不过四十岁左右，但看上去要比他的实际年龄偏大一些。他把我当作一个小妹妹看待，看到我有些疲倦又打着哈欠就说：“米鲁，你上楼去休息吧，我洗碗。”
       我是一个不会假装客气的人，听他让我上楼休息，我就攥着他给我的整套别墅钥匙咚咚地跑上楼去。并且把二楼楼梯口的门，反锁了起来。只有这样我才感到安全，只有这样我才能进入自己的内心世界。
       二楼有四个房间，除了西厢房还有彼得和虹从前的卧室、客厅、厨房以及卫生间。楼上的一切设备几乎与楼下一致。我一个人在房间里踱步，心想明天一早彼得走了，偌大的别墅就只剩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难道我真的不害怕？
        二楼客厅里有一台很大的电视机，一套组合音响和一只长沙发。我随意放了一盘CD，从音响里流淌出来的竟是巴赫的《马太受难曲》。这是世界上最深刻的音乐之一，我想这盘CD一定是虹的遗物。
       现在我几乎每触碰一样东西，就是虹的遗物。比如：枕巾、床单、镜子以及卫生间里的洗发水、梳子等，我恍惚间仿佛变成了虹。《马太受难曲》结束后，我一指头关掉了音响。这时候已是子夜，我躺在床上，熄灭灯，看见许多幽灵向我飘来……

2

       太阳从北边窗子照射到我的被窝上时，我的梦正缠绕在西子湖畔。我是西子湖的女儿，湖畔自然就慷慨热情地培育了我的温婉深情、明媚清丽。许多时候我在绵绵细雨中轻擎一柄黑色小伞，走在苏东坡修筑的长堤上，走在岁月漫漫的古道上。我与苏东坡这个多灾多难的苦难人，作着心灵的交流与沟通。并多次在逆境里，在磨难中，让我变得充实、辉煌与充满创造力。然而如果不是加州大学的海伦教授打来电话，我真不知道要梦到什么时候才能醒。
      海伦教授是我在加州大学作访问学者期间的导师，她是一个很健朗的金发老太太。（当然她并不太老，只是看上去比我妈年龄大一些。）她打来电话的目的，是让我中午十一点准时到柏克莱分校，到她的办公室去。
       仿佛是一种军令，我二话没说就答应了准时到达她这里。可搁下电话，我看到电子挂钟上的时间已是九点五十分，便急得鼻尖冒汗。因为在美国尽管交通发达，但地广人稀，就是久居的美国人出门办事，若搭公车，花去一二个小时也是件平常的事。何况我这个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公车与地铁的线路，对我来说还很陌生。
      “冷静、冷静。”我一边默默地对自己说，一边以最快的速度梳洗、打扮。我选择了一套米黄色薄绒西装套裙，里面穿一件黑色无领T恤，脚蹬一双黑色高跟皮鞋，手提白色挎包，急急忙忙地下楼去。在一楼饭桌上我看见彼得为我准备的早餐：粥和大饼油条。
       我心里一阵感动。但我什么也没有吃，什么也吃不下。我的心已飞到了海伦教授身边，我要听她对我学习和工作的安排，那安排直接关系到我在美国的生存状态。
       海特街东边路口住着许多黑人，黑人喜欢三五成群地聚在路边聊天。我坐M卡公交车去旧金山市政府口换地铁，就要经过海特街东边路口。不知为什么我对那一堆吊儿郎当的中青年男性黑人，怀着莫名的恐惧。因为我不能忘记我的画家朋友林林，他就是在纽约被黑人杀害的。我并不知道黑人为什么要杀害他，但我知道他喜欢黑人。一个喜欢黑人的中国人，被黑人杀害，而那个杀害他的黑人，并不为了某个问题。有人说也许是出于偶然，可那个偶然林林就成了牺牲品。
       现在我不能把我的恐惧在黑人面前表露出来，我必须昂首挺胸高傲地、目中无人地、从他们身边走过去。后来我终于走过去了，发现一切安然无恙。
       地铁在经过湾区海底隧道后，沿途的风景非常优美空旷。绿树成团、青草如茵，充满了诗情画意。我在柏克莱站下车后，时间已是十点四十五分了。也就是说还有十五分钟，我必须赶到海伦教授的办公室。
       原来柏克莱加州大学的校园，与中国的大学校园没有什么两样。不同的是制度和年龄上的差别，在美国六七十岁的老人也可以读大学。因为美国人认为大学也是一种企业，知识也是一种商品，只要你一年交上足够的学费，你就可以选普通大学和名牌私立大学。反正实行学分制，你修一门课，考试合格就拿到一定的学分。你完成了若干门课，都合格，学分达到标准就算毕业，发给文凭。应该说美国的大学制度极为自由、松散。
       校园里各种肤色的学生都有，我一下子辨不清东南西北的时候，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女学生，热情地给我引路，并告诉我东亚系的确切方位，那方位距我足足有一站路。我快速地走着，脚因高跟皮鞋而疼痛起来。我只好咬紧牙关一拐一拐地走，走到海伦教授办公室时正好十一点。
      “你的脚怎么啦？”海伦教授见到我说。
      “穿高跟皮鞋的缘故吧！”我笑笑说
      海伦教授颇有学者风度，女权思想十分严重，但她不失母性的温柔与爱。她让我坐下，然后从抽屉里取出一双拖鞋给我，说：“先换上吧！”
       我换上她的拖鞋，双脚顿时有一种解放了的感觉。只是从脚丫子里冒出来的一股臭气，浮动在海伦教授洁净的办公室里，让我感到不安。我不安地坐着。我的不安使我的心理有些紧张起来。我想如果海伦教授对我的安排有不合理的地方，我是抗争呢还是默默承受？
       当然抗争是我贯有的脾气，是血液里出来的东西。小时候我的个性就十分叛逆，我总是与外祖母抗争些什么。然而由于我的抗争，却意外地丰富了外祖母本来孤寂、平庸、乏味的家庭主妇生活。我知道她虽然拿着扫把追赶不上我淘气的背影，但拿扫把吓唬我是她做外祖母的权力象征。她由此感到满足。所以只要我不抗争或者回母亲家去了，她反而觉得生活无趣、寂寞无味了。
      “我给你安排了上课时间。”海伦教授一边说一边递给我一张课程表。
      “哇，这么自由。”我惊叫起来。
       海伦教授说：“自由是自由，可要学好也不容易，全靠你自己努力用功。”
       我点点头表示认同。
       海伦教授接着又说：：“我给你安排了演讲，每一场演讲费200美元，贴补你的生活吧！”
       “真的，真的是这样吗？”我激动地问。
       “当然是真的。”海伦教授平静地说。
       这天午饭海伦教授请我在校门口，一家法国餐馆吃法国餐。法国餐每一盘几乎都是精工细雕的，每一盘在我眼里都是一件杰出的艺术品。于是我右手拿刀，左手拿叉，一口吃进一个艺术品，不到半个小时我就把整个法国都吞进肚里去了。海伦教授看着我喜欢吃，就高兴。她说这是在吃厨师的“功夫”。
       在美国导师交待完事情，请你吃一顿饭是非常客气的了。所以我并不奢望海伦教授陪我参观整个柏克莱分校，我决定下午自己参观。
       那个中国文学院是我最先想到的。在我的大学时代，我与同学谈文学时，就知道著名的柏克莱加州大学里有个中国文学院。如今我竟然身临其境，徜徉于中国文学馆内。这里的藏书丰厚。那本我在大陆图书馆找了多年一直没有找到的书，却在这里意外相遇。我的喜悦不言而喻。我忽然想起美国女诗人爱米莉-迪金森的话：“书就像一艘护航舰，将把人带到遥远的土地。”
       现在我一个人在远离故乡的土地上，在著名的柏克莱加州大学里将学习和工作一段时间。当然在这期间我还会去美国许多个城市，比如我在赴美国的飞机上就为自己画好了一条旅游路线：从旧金山坐飞机到纽约，从纽约到美国东部的华盛顿、波士顿和费城，再从费城到尼亚加拉大瀑布、加拿大、多伦多、芝加哥、横过整个美国中西部及中部农业区，到达犹他州的盐湖城，再北上黄石公园，南下拉斯维加斯和大峡谷，最后回到旧金山。我的计划可谓庞大，我的纵横游遍整个美国的欲望也可谓是非常强烈的。
       黄昏的时候我从柏克莱坐地铁到旧金山市政府口，又在那里转M卡公交车回到海特街。海特街东边路口依然站着一群黑人，他们嘻嘻哈哈地聊天，倒也不妨碍过路人。于是我稍稍减弱了对他们的恐惧，我想这群黑人也许并不可怕。
       别墅的大铁门上有两道锁，一道是挂锁，一道是保安锁。我在开门时听到背后的脚步声，心里一阵紧张，双手就哆嗦起来。真是越想快一些打开门，越是别别扭扭地打不开。幸亏那个脚步声只是一个过路客，他丝毫没有危及我的安全。
       应该说这个夜晚是我第一天独自一人，守着整栋别墅的夜晚。我从来没有一个人住过这样大的房子，在我的故乡杭州我一直梦想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可在异国他乡，真的住上比一间屋子还更大的一栋别墅时，我心里却有点怕怕的。我在怕什么呢？虹的幽魂还是意外袭击？

3

       那天我在彼得的书橱里找到一把手枪，这是一把真正的左轮手枪。只要我扣动扳机，子弹就会飞出来。我如获之宝地把它藏在我的身边，仿佛有了它我就什么也不用怕了。半个多月来我白天东奔西忙的时候带着它，一到夜晚更是让它寸步不离地守着我。有一天我梦见海明威，梦见海明威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开枪，“砰”一声，把我从梦中惊醒过来了。我惊醒过来后，莫名其妙地拿起了左轮手枪，梦靥般地对着自己的太阳穴。幸亏这时候电话铃响了，那是我妈妈在万里之外的杭州给我打来电话，她说你孤身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后来我被妈妈在电话中的唠叨，彻底清醒了过来。
       许多日子后，我都不能忘记那晚惊心动魄的一幕，也不敢与任何人说。我不明白，我怎么会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曾写过一个题为《精神病患者》的短篇小说。那小说一开始，我就描写了女主人公把左轮手枪对准自己的太阳穴。没想到若干年后，我在美国在旧金山海特街的一栋别墅里，把小说中的那个场景真真实实地在我的生活中演绎了一遍。
       如果没有妈妈的电话，如果我一直沉浸在梦靥中，如果还有更多的如果，我扣动板机“砰”一声，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因为我的人生我的事业才刚刚踏上一个新的起点，一切都将从零开始，我怎么可以死去呢？
       现在我把左轮手枪又放回到彼得的书橱里，它冰冷而无情地陪伴着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在《老人与海》中，我最喜欢那个老人在第一条鲨鱼咬去了大约四十磅鱼肉后所说的话：“不过人不是为失败而生的，一个人可以被毁灭，但不能给打败。”
       夜晚的别墅真宁静啊，只听到窗外呼呼的风声。这时候我在空旷而寂寞的别墅里，像个幽灵一样地来回踱步。我总是一边踱步，一边思索着什么或者回忆着什么。仿佛不这样，我的气就无法从丹田呼出。因为我像一只胀满气的球，在人生的圆面上滚来滚去，需要一些排遣。而排遣后，我体内的气流才能保持通畅。
       有一天黄昏我在庭院散步，四周没有人影，只有晚风吹动草叶的簌簌声。应该说，这时的我经过了一个多月的美国生活，已经习惯孤独和自力更生了。可这个黄昏我忽然怅然若失，那种深深的浸入骨髓的孤独感，几乎让我喘不过气来。我昂起头了望四周，这时一只孤鸟突然扑扇着双翅腾上天空，朝着太平洋飞去。它飞行的方向，让我忽然想到了夏威夷那个未曾谋过面的华裔诗友，夏威夷大学的教授查理。查理当我尚在杭州时，在一个雪天的中午，曾打来越洋电话热情地邀请我去他任教的大学演讲。然而我把这件事忘得一干二净，我不知该如何向他解释我的忘记？
       夜暮降临的时候，我从庭院走进居室。我顾虑重重，想不好是否要给他打电话。我在电话机旁，将话筒拿起放下又拿起放下了数遍，才鼓起勇气拨通了电话。电话铃响了很久没人接，刚要搁下话筒，那里“HELLO”一声，我的心砰砰直跳不知说什么好。但一会儿我就放松了。我静静地听他的声音，他的声音是那样地响亮而进惊喜。他告诉我去他大学演讲的具体日子，而这日子距我离开旧金山还有半个来月。我没想到这晚之后，我的电话线被他全部占领，更没有想到我们会未见钟情。
       有一天下午我没有去学校，而与他在电话里倾情长谈。我尤其喜欢听他夹杂着英文的倾诉，他的倾诉犹如一管圆润的箫声。于是我便知道了他少不知愁的时候在台北的罗斯福路度过，在台湾大学英文系念学士和硕士。然后他来到美国我现在逗留的这所大学里，读中国语言学博士。我还知道了他许许多多可以作为我小说题材的童年故事和成年故事。我入神地倾听着，不时地看看手表。说实在我从来没有煲过电话粥，这么长时间的电话使我老在为他的费用着想。
       我说：“电话费会不会太贵？”
       他说：“这有什么关系？”
       我心里想这是一个慷慨的男人，也是一个真诚的男人。于是我又继续听他的倾诉，然后也开始了我的倾诉。我们就这样在电话里互相倾诉又互相倾听，作着心灵的沟通。后来我完全沉浸在电话长谈中，完全忘了加州大学的海轮教授与我有约。她下午要驾车接我去拜见一些美国作家和画家，我想像不出她温和善良充满母性的脸上，会因为打不进电话而气愤成什么样子。
       其实当一道灿烂的晚霞从窗外映射进来时，海轮教授已经驱车来到了我的别墅门前。她一遍又一遍地按着电铃，沉浸在倾诉中的我居然没有听见，她只好满腹狐疑地怏怏返回。晚上七点，我们长达半天之久的电话终于依依不舍地挂机了。海轮教授打进电话说：“你是不是恋爱了？”
       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恋爱，但即使恋爱了我也不想让加州的朋友们知道。因为这纯属隐私，没有必要让别人议论。
       这天晚上我显得特别快乐，在厨房里美美地为自己烧了一桌子的菜。把个厨房搞得油烟熏天，还响起了警铃。在美国厨房的油烟超过一定的度数，就会响起警铃。
       电话铃响的时候，我心慌慌地以为是海伦教授又来责备我了。我仿佛像个犯了错误的孩子，忽然害怕接到海伦教授的电话。然而电话里传来的是一个华裔老人的声音，他说他是我外祖父的朋友叫刘涛。刘涛来美国已经四十年了，他有许许多多的故事要向我倾吐。他说你不会明白早期美国移民在苦难的、屈辱的、挣扎的求生中，一种无家无国的残酷命运。
       这晚刘涛打电话来是邀情我去参加一个聚会。他说我现在就驾车来接你去旧金山PEPPCMELL酒吧，我说好吧。我不知道去酒吧该穿什么服装？据朋友说美国人看上去随便穿衣服，但一般都还是适时适体的。尤其在某种场合，很讲究。
       现在我把所有漂亮的衣服裙子，都从壁橱里拿了出来。我一套一套地对镜试穿，真的不知道穿哪一套好。这时候电话铃又响了，我抓起话筒就喊：“HELLO”。我已经从“喂”过渡到了“HELLO”，并且习惯了用英语的交谈方式。
      “米鲁，你在干什么？”查理中气十足的声音让我感到快乐。
      “我正要与朋友去酒吧。”我说。
      “那要早点回来。”查理关切地说。
      “好吧。”
       查理这个电话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细心的男人，也是一个会关心人的男人。搁下他的电话，我一边快乐地哼着一首歌，一边换上一套黑色薄绒长裙。长发披肩，我淡淡地化了一番妆，提着一只紫色皮包下楼去了。其实这时候刘涛的车已经停在路边等我多时了，他见到我叭叭地按了两下喇叭，示意我上车。我们虽然第一次见面，却有一种老友重逢的感觉。
       夜晚的旧金山是美丽的，那些流光溢彩的壮丽景观在刘涛的车速中刷刷飞过。然后飞驰而上世界著名的金门大桥，那是我小时候梦想亲眼看到的大桥。它铁锈红的颜色，由钢绳高高悬挂在太平洋上。这一刻我感到特别幸福，我想这是我梦寐以求的桥啊！
       过了金门大桥，PEPPCMELL酒吧就到了。那些朋友早就聚集在那里，他们见到我来了，或微笑或喊HELLO地与我打招呼。我发现这些朋友中大部分是华裔，只有少数几个是美国白人。我们团团地坐在一起，朝黑人女侍要几份咖啡、啤酒，馥郁的咖啡和清醇的啤酒，便四座溢香。
      其实美国的酒吧与中国的酒吧，没有本质上的区别。人们最爱谈论的话题依然是爱情，还有艺术和其他稀奇古怪的事件。我与他们谈论着，这些刘涛的朋友后来也就成了我的朋友。

4

       星期天早上彼得回来了，他一走进别墅见我在花园里割草，就说：“米鲁，别去干这事，做你自己的事情去吧！”我说我今天没有事，他就说那我带你去看一个朋友。我说好吧，我与你去看朋友。于是我很快收拾好割草机，蹬蹬地跑到二楼卫生间去梳洗打扮。我把长发高高地盘在头顶上，随便穿上大陆带去的牛仔裤、红毛衣和一双白色旅游鞋。我这样的打扮有点像个小女孩的打扮，青春富有朝气又显得潇洒活泼。彼得看到我这副模样，惊讶地说：“你怎么像虹，你简直与虹一模一样。”
       我知道彼得想虹想疯了，他只要看见一个女人穿着红衣服就会认为是虹。可我告诉他我不是虹，我是米鲁，米鲁米鲁。我大声对彼得说着米鲁的时候，电话铃响了起来。我知道是查理，便赶紧接了电话。听声音，查理又要与我电话长谈了。于是我说彼得从硅谷回来了，现在他要约我去看一个朋友。查理不放心地说，你要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呵。我说我们只是普通朋友。
       彼得来美国十年，一直没有买汽车。他说在旧金山坐公车方便，不买车就可以省下汽油费。彼得是那种很俭朴的男人，他老是把美元折合成人民币算计。他这样一算，就什么也舍不得买了。
       在美国坐公车，一元钱的车票由司机划线后，两个小时内就可以随便坐。那天我一上车就冲着白人司机喊：HELLO。我这是出于礼貌，没想到白人司机特别优待我，把我的两张车票多划了两个小时。彼得高兴极了，他说这样就节省了回程的2元钱车票，2元钱就是16元人民币呢！我很想告诉他，在美国不能老把美元折成人民币算，这样会很累。但我到了嘴边的话，还是吞下肚去了。
       彼得的朋友是一对青年夫妇，他们在旧金山市府附近开着一家西餐店。女主人是澳门移民，讲得一口流利的英语。男老板刚刚才从上海“嫁”到美国，既不会英语也不会粤语，只能给给妻子做助手。彼得向他们介绍我后，男老板兴奋得一拍大腿说：“我在新民晚报上读过你的文章。”
       女主人给我们拿来了两份圣诞巧克力，店堂里的客人大多都是美国白人。女主人说开西餐店看上去比中餐店生意清淡，但实际上比中餐店更能赚钱。女主人是个很会说话的女人，她矮矮胖胖肤色却很白。她对我说，虹是她最要好的朋友。她们曾经一起摆过地摊，也一起开过酒店。虹的歌唱得很好，虹曾说等她赚够了钱就重登舞台。女主人说到这里冲彼得说：“是吧，虹是这样说的吧？”
      彼得点点头。
      彼得的情绪一下低沉了下来，厚嘴唇蠕动着，想说什么却又没有说出来。他似笑非笑，仿佛有某种愧疚和伤痛。这一刻我脑海中闪过了许多个也许，也许虹不拼命赚钱就不会死？钱真是一个魔鬼，它令许多贫穷的和富贵的人困惑。西蒙-波娃说过：“不可过分追逐金钱，金钱本身给你带来不了什么；追逐金钱，会给人一种为了活着而活着的感觉。”我想为了活着而活着是一种原始的生活，为真正文明的现代人所不能容忍。
       店堂里放着音乐，音量很小。每一个客人光临，女主人都会上前用流利的英语招呼。女主人一招呼客人，男老板就像异国见老乡似地与我聊天。他说他小时候一直住在杭州姨妈，清河坊十字路口那栋百年老屋就是他住过的地方。他说比之上海他更喜欢杭州，杭州有山有湖还有江。我发现男老板与我聊天，就像回到了故乡。
        离开西餐店后，我与彼得去了旧金山著名的渔人码头。我们是坐蹦蹦车去的，蹦蹦车也就是有轨缆车。这种车是一百多年前一位叫哈里迪的苏格兰汉子，专门为旧金山陡峭的街道设计的，至今它已成了举世闻名的稀罕物了。我们挤上缆车后，由于拥挤就只好站着。车上一位驾驶员、一位售票员都是黑人。他们举止沉着、态度和蔼、无论秩序多么乱，也不会吆喝。尤其那位驾驶员，一手操着控杆，一手拉着敲钟的绳子，偶尔还拉响小钟，传出叮叮当当很有韵律的钟声，听起来十分悦耳。这时我忽然想起来要买票，我问彼得这车的车票是多少？彼得示意我别吭声，我知道彼得的意思是让我别买了。我觉得像做了一件亏心事，脸忽然地一下通红起来。
       后来我知道缆车的车票是一元钱，买不买票全靠你自觉。倘若你不买票，售票员也很有人情味，绝对不会罚你的款。我想彼得不让我买票，就是冲着不会罚款这一条吧？
       渔人码头是一个热闹的地方，不少街头卖艺人都聚集在这里。他们中大部分是大学生，有中国来的，也有德国等国家来的。他们通过拉琴、画画，既抒发了自己的情绪和心中的愤闷，又得到了一笔收入，得以糊口度日。他们的面部表情，一点也不觉得这是低人一等的行当。也许同艺术在一起的人，永远不会有卑微感。
       我站在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音乐家面前，看他坐在人行道旁，手执二胡一个劲地扯动着弓弦。他拉的曲子中，有广东音乐中家喻户晓的名曲：如“赛龙夺锦”“饿马摇铃”，还有六十年代流行过的“我们走在大路上”“一条大河”等曲子。围观的听众没有鄙视，只有好奇和欣赏。不少母亲拿出几个硬币，放到五、六岁的小孩手中，让他们投进卖艺人的小盒子里。我想这样的情景，必定会深刻在小孩的记忆里。他们从小对街头卖艺人的态度，其实就是对艺术的态度。
       这天中午我在渔人码头附近的一家中餐馆请彼得吃午餐，以回报我初来乍到时他对我的热情招待。其实在美国中餐馆里吃中餐，老早就变成了西式中餐，脱胎于地道的中餐了。然而彼得说他已习惯了这种西式中餐的口味，也习惯了吃西餐。
点菜的时候，我想到了西湖醋鱼、龙井虾仁、东坡肉、脆炸响铃、霉干菜扣肉等一些杭州名菜，可在这家中餐馆里，杭州名菜一个没有。于是我只能点那些广东菜了。在美国开中餐馆的，大部分都是广东人。
       彼得一直在向我倾诉些什么。不过他没有谈到虹，也许虹的故事是不能在热热闹闹的饭店里随便谈的。他说的是生意上的事情。我听出来他的大意是这样：他在硅谷的酒店生意并不景气，他想与朋友去越南做皮革生意，这栋别墅他要分别租给几个人，问我介不介意？我说没关系，只要我租的那间不动就行了。
       接下来彼得又继续谈他的生意，这让我听得厌烦透顶了。我不明白一个曾经是大学教授又是访问学者的他，怎么会这样的没有了书卷气？吃完饭，我借口要办一件事就离开了他。
       跳上公车，我一个人来到了旧金山大教堂。这座大教堂是世界著名的华裔建筑师贝聿铭设计的，它的外型是保罗教皇的帽子。我特别欣赏它简洁的线条和质朴的风格，以及无论正面、侧面还是从顶上看，整个教堂都是个十字。十字是永恒的，十字象征着宗教的神圣。
       我心怀圣洁走进教堂大门，看到基督受难的壁雕。壁雕的整个画面宁静庄严，令人顿生虔诚。我想就让我虔诚地跪在木板上祷告一回吧！我低头默默地祈祷着，耳畔仿佛听到管风琴发出的巨大轰鸣。那是拯救的呼唤还是救亡的声音？
       教堂里宁静极了，我的心也一下子宁静极了。这时候我脑海里的思绪哗哗而来，想起那年春天我一个人去了一个乡村的小教堂。那也是正午时分，四下里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我推开教堂的小木门，看见基督在神翕里受难。耶稣霎那间变得无比亲切，他佑护着人们丰收的希望，令我蓦然心动。我想象农人们常来看望耶酥，耶酥在小村庄里化身于平凡之中。他似乎向人们伸出了温暖的手，以他的手牵住所有信仰他的手，一步步向前深入、迈进。
       离开教堂后我直接回到别墅，确切些说是回到我租的别墅二楼书房里。这时彼得还没有回来，他的一楼房门紧锁着，我就直接跑上了二楼，并且锁上了楼梯口的门。
 

5

       那天彼得吃了晚饭才回来，回来时带回来了一个女人。他一进门就在楼下大声叫我，他叫我的目的是让我去看那女人。女人是个洋女人，碧绿的眼睛，金黄色的头发，她一看到我从楼上冲下来就耸耸双肩，喊一声HELLO。彼得向我介绍说这是他的女朋友露莎，露莎原是他硅谷酒店里的服务员，最近在旧金山一家服装公司做模特。她听不懂中文，我就冲彼得开玩笑说：“哇，你真有本事，这么快追上洋妞儿了？”彼得张开厚厚的嘴唇傻笑起来说：“可我还是忘不掉虹，没有人能替代虹啊！”
       彼得也许说的是实话，也许不是。无论怎么样，彼得这么快就找女朋友，就是对不起死去的虹。我心里真的非常鄙视彼得，但作为他是我的房东，又不能过于表露出那份鄙视。我只好说我买了香蕉，给你们送些下来吧，然后趁机溜走了。
       这晚露莎有没有过夜，我不知道也不想知道。但我知道彼得一早就回硅谷酒店去了，我也知道别墅里又是我孤零零一个人了。我好像是彼得别墅的看门人，这时候我巴不得让他把那几间空余的房子快快租出去。
       星期一，我又进入了正常的学习和工作。我总是先坐M卡公交车，然后再转地铁，地铁穿过湾区海底隧道就到柏克莱了。凭心而论，我自从与查理通电话之后，自从知道他就在这所大学里念的博士之后，忽然地就对这所学校感到了亲切起来。仿佛我每走一步都踏在他曾经走过的路上，仿佛这路上还有他的呼吸和体温。
       那天海伦教授给我讲完课后，我忽然心血来潮地跑到查理当年读书过的教室里去。坐在那张课桌椅前，感受着查理当年的感受。查理，一个中国台北人，一个从未到过中国大陆的美籍华人，他已在电话里与我说了无数次毛泽东的伟大。他这么崇拜毛泽东，就像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时期，全国老少热爱毛泽东，唱我们心中的红太阳一样。我对毛泽东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毛泽东诗词。毛泽东说：“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实在有着帝王的霸气。
       与查理在电话中长谈，总是感觉很好。无论政治、经济、文学、军事、科学，我们都能对话。他的声音是那种中气十足的、又有着磁一般浑厚的男人的声音，那声音深深地吸引着我。我自从与他通了电话后，心里仿佛有了一个人，这个人让我感到无比充实与快乐。我每天上完学或讲完课，总是尽量早一点回到海特街那栋别墅里去，以便能接到他的电话。
       现在我走在海特街上，今天海特街东边路口，出乎我意外地没有了那一堆闲聊的黑人。我慢慢地走着，观察着海特街上每一栋别墅式的住宅。这时我忽然想起一个在世界上只活了四十年，却尝遍了人世间的饥饿、贫困、艰辛和寒冷的美国作家杰克-伦敦。他早年就住在这条海特街上，为生活所迫，他浪迹在街巷当报童。长大后又在渔人码头当过装卸工和捕海豹的水手。他是那种在社会最底层，过着卑微和苦难生活的人。我小时候就是读了他那部自传体长篇小说《马丁-伊登》，才产生了当作家的欲望。
      “HELLO！”左邻里那个黑人小姑娘朝我打招呼，我也微笑着朝她打招呼时，她飞快地跑到我面前说：“你是日本人吗？”我说：“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她知道我是中国人后，就闪动着莹亮的大眼睛说：“中国北京天安门。”
       “中国北京天安门。对，对极了。”我一边说一边高兴地把她抱了起来。说实在我很喜欢这个黑人小姑娘，她有着与白人小女孩不同的美丽。但我不敢邀请她到我的别墅去，我怕她的父母寻找不到她时会不高兴。
       放下黑人小姑娘后，我给了她一元美金，她高兴地咚咚跑回家去了。于是我便打开别墅铁门上的两道锁，直接走上二楼去。我走上二楼的第一件事，总是首先打开音响。音响里流淌出来的音乐，弥漫着整个二楼所有的房间时，我就毫不犹疑地与虹遗物上跑出来的幽灵交谈了。当然这样的交谈，总是常常被查理来的电话打断。查理仿佛有神机妙算似的，知道我什么时候出门什么时候回家。
       这会儿查理的电话来了，我正在忙着整理我的笔记和讲课材料。我说我现在正忙着，不能与你谈什么了。我很快搁下了电话，根本没想到查理会生气。查理生个什么气呢？
       晚上七点多查理的电话又来了，他说你忙完了吗？我说忙完了。于是我便坐下来与他电话聊天。我不知道他今天聊什么话题？当然我感兴趣的是文学，或者美学。我喜欢美的东西，对审美有一定的鉴赏力。少即是多是我的极限美学。美要美得有残缺，美要美得不规则、不对称，才是美的色灵性空，美的傲世独立。
       “你与彼得在一起就不接我的电话了，是不是？”查理说。
       “你胡说什么？”
       “我不想你与他太接近，你可千万别与他去接吻啊！”
       查理真是越说越有毛病了，还没有见到我就吃起醋来。他凭什么这样对我说话呢？我一气之下就产生了一种逆反心理，我想索性就说我与他接吻了，看他又能怎样呢？
      “他抚摸了我的手。”我忽然想出来这样一句话，一本正经地对查理说。查理却不生气了，他说：“好了好了，不说这件事了。”
       都说爱情是自私的。难道查理真的未见钟情了？如果真要未见钟情的话，那他钟情我什么呢？是我漂亮的像片抑或是一种思想和学问上的沟通与交流？
       这晚我们谈起了爱情这个话题。这是一个让我感到困惑的话题，也是一个让我感到可怕的话题。我离异两年，已经不太相信夫妻间爱情的永恒性。许多时候我总是喜欢独处，爱情不来，婚姻难再。但我对爱情有自己的理论，那天我好像说，我们每个人都是一支蜡烛，只有发自己的光，蜡烛才会燃烧得更亮，而更亮的爱情之烛往往是需要互照的。没有发自己光的那支蜡烛，久而久之便消失在婚姻的烟雾中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自己燃起烛光，尽管烛光如豆，但终能看见自己在光里闪烁的影子，看见爱人的影子，看见两支蜡烛合在一起时的光焰和光焰之下通彻明亮的日子。
       查理听了我的这一爱情理论后，颇为欣赏。于是他也讲了一大套爱情理论，我颇为欣赏他的那几点是：第一善于认识对方精神上的丰富内容，善于做到永不枯竭，这样对心上人的不断感知才会有扣人心弦的神秘感。第二善于了解、丰富想像力、体贴入微。倘若没有这种品质上的完整、和谐结合，最热烈的爱情也注定会毁灭。
       我们谈得很投机，不知不觉我们的声音、语调都变了，那是恋爱中才有的呢喃声。他说“我们是不是恋爱了？”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这晚我们挂断电话，已是子夜时分了。我洗完澡，久久不能入睡。难道我也真的未见钟情了？那么我钟情他什么呢？难道仅仅就是精神上的相互接近与深刻？
       古希腊名言说：“认识你自己。”这句话是我成长岁月中的一面镜子。很多年来我常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月亮这把尖刀剖析自己，使自己保持纯真、正直、善良的秉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