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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二次生命

              
       “入佛道易,入魔道难。”        一休
 

13 调皮的孩子点子多

  
  徐克成虽然表面上意气风发地辞去了蛇口工业区联合医院的工作,但实际上并没有为自己准备好后路。他每月的工资比内地同行高十几倍,但绝对数也就一千几百元。为了儿子的出国费用,他的存款几乎耗尽。要办“私立”的医疗中心,到哪里去筹集资金呢?
  徐克成正像没头的苍蝇方寸大乱之际,来了两位堪称富商大贾的香港朋友,说愿意资助他。
  朋友朋友,“朋朋”要“有”。造汉字的苍颉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以两个“肉”字来组合为“朋”,所以“酒肉朋友”司空见惯。“一贫一富,乃知交情。”虽然徐克成与这俩交情不薄,但心里一点底也没有。他想得最多的是,如果自己一旦失败了怎么办?朋友都没得交的了。况且,自己是这个家的支柱,要是自己倒下了,这个家就塌了天。
  香港朋友似乎看出了他的疑虑,鼓励他:“我们知道你的能力,愿意无偿地资助你,如果你失败了,我们养你!”
  有朋友这句掏心掏肺的话,是火坑也得跳了!徐克成拿着朋友资助的40万元,在深圳南头租下了一栋小楼,请来了几位肝病、外科、妇科、儿科专家,又找来自己的学生和过去的同事,梁山好汉聚义厅一般,草创起“处江湖之远”的另一方世界。
  1993年7月1日,取名“养和医疗中心”的“私立医疗机构”,堂而皇之地挂牌营业了。
  徐克成虽然是个十足的书生,“智商”高,可以在三四个月内烂熟英语——以颖悟强记见长。在他的人脉体系里,出其右者可谓凤毛麟角。其实,他脑瓜子更灵,即所谓的“情商”吧,察颜观色,与时俱进,也让同道中人佩服得五体投地。他的组织能力——应该是亲和力、人格魅力吧,走到哪都会像一颗有光有热的恒星,将一方小小的天体玩得星移斗转,生气勃勃。
  开张这天,冲着徐克成的“面子”,深圳市卫生局的副局长、南山区委书记,深圳和广州的医界代表,还有几位来自美国的医生朋友,济济一堂,盛况可观。
  徐克成知道,在国家医院工作和自己办的“私立医院”是泾渭分明的两件事。自己的医院,一切都必须以“最优”、“最省”、“最好”、“最便捷”为出发点。在蛇口联合医院当副院长时,出门有汽车,电话费全报,招待客人医院出钱“公款消费”,而现在,这一切都只能掏他自己的腰包,不能不扣扣索索、斤斤计较,露出“高老头”、“葛郎台”、“格利高里”、“威尼斯商人”等等经典“守财奴”的窘态。
  徐克成这才发现,“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老板,怎么会有一个“吸血鬼”的恶名?可真不是人过的日子啊!
  为了能够在“社会主义”的土地上,在公立医院林立的深圳立足,徐克成动脑子了:他将在美国访问教学就在思考的全部套路,在联合医院没来及用上的花花点子,小心地尝试着嫁接到自己的医疗管理体系里来——例如实行护士服务“一对一”(近似于私人医生);医疗服务“全程跟踪”;病人疗效信息反馈;收费一律公开,诚信信用为本……
  这些新花样、新流程、新项目,新气象,让平时上医院看病“拉关系”、“找后门”、“看脸色”的普通老百姓,顿时发现自己这个病人,原来是医院的“上帝”、“财神”、“座上宾”啊。从“养和”出来,医生开的药还没吃哩,病都好了一大半。
  一时间,“养和医疗中心”在深圳声闻遐尔,大红大紫起来。
  实行的基本是日本、美国的一套服务、管理制度,条条杠杠,中规中矩,没有一点弹性、伸缩性可言,以透明的制度保证了这个新兴团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养和”是家医院,医院的知名度和社会的认可度,仅仅是门诊专家们的专业性和权威性。徐克成的“情商”得到了超常的发挥:一位位名动南国的专家、教授,从天而降般地来到了他的“医疗中心”,为他们的朋友“老徐”“打工”来了。(加二三名人)
  在这一点上,东方与西方的审美情趣没多大差别:权威认可与文化交流都挺看重“敲门砖”的。徐克成也不能免俗。“养和医疗中心”运转起来之后,他像披露“试验报告”一样,以“中心”的名义主编了一部《消化病现代治疗》,洋洋140多万字的大著,在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这个大部头很快引起国内消化界的关注,成为许多医院的临床参考书。
  

14 神龛上的麻雀胆子大

  
  当代著名的操盘手其实都是成功的经理人,乔布斯如是,比尔盖茨如是,我们的杂交稻之父袁隆平也如是。徐克成,这位炙手可热的消化病专家,在这条“知识创造财富”的快车道上,加足马力,绝尘而去。
  1996年,徐克成和相关部门联手,将“养和医疗中心”整合成“罗湖医院肝病研究中心”,会同深圳人民医院、深圳红会医院等消化科专家,组建了第一届深圳消化病学会。他自已出任主任委员。
  成立消化学会后,徐克成立即着手准备召开学术会议,要发出深圳的声音了。
  但,这是在特区,在袁庚老爷子的眼皮子底下。诚如老爷子嘱咐的,做个事情就要像那瓶洋酒,有特色,有格调,有品位,有水平,有档次,决不可平庸流俗,泛泛不扬。
  一个学术会议的权威性,并不仅仅在于参加会议的高官捧场,场面辉煌,媒体给力,而在于参加的专家学者们,他们的研究成果、学术高度、世界影响。
  徐克成放眼所及,他最看好的一个人,身边的人听了可是吓了一跳:国家卫生部陈敏章部长!
  陈敏章部长是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毕业的高材生,曾做过北京协和医院内科主任、研究员,后来当了首都医院院长,为我国内科消化病专家、学者中,不可多得的顶尖人物。
  “你没搞错吧?人家正如日中天,日理万机,哪有这个可能啊?”身边的朋友们半信半疑。
  连对丈夫从来非常自信的阮荣玲,也给徐克成泼凉水了:“你在说什么呀?人家陈敏章部长……你是哪来的胆啊……”
  “你跟着我这么多年,还没有体会出来?我这个人可能什么都没有,就是有个胆,胆天包天!神龛上的麻雀,骇大胆的!”
  “可是,你请得动人家吗?你这个人是死要面子的,万一请不来,说出去,怕不怕丢面子啊?”
  徐克成笑了:“丢面子?面子丢了还有里子么!再说,丢了拣起来不就行了!”
  其实,他有这个胆起这个驾,想请陈敏章部长来为自己站台,是有一定基础的。他自为陈部长是他的神交故友哩,因为早在70年代,徐克成在天津参加内镜训练班时,陈敏章是消化科医生,徐克成是他的学生哩。那会儿,他俩过从甚密,经常一起学习开会。他相信,陈敏章一定会记得自己。陈敏章眼下虽然大贵,但决不是那种以贵骄人的轻薄之辈。
  1997年5月的一天,徐克成拨通了陈敏章部长办公室的电话,说想请求见他。陈敏章很爽快地说:“好哇!你尽管来,尽管来!”
  几天后,徐克成走进了当时位于北京北海边的国家卫生部。
  陈敏章的办公室在一栋古旧建筑物的二楼。办公室不大,靠墙是一排书橱,后面放着一张小床,显然是部长中午休息的地方。徐克成从手包里取出自己主编的《消化病现代治疗》,又拿出他1986年出版的《临床胰腺病学》,那是他和南京大学鼓楼医院张志宏教授主编的,陈敏章曾为这本书编写了有关章节。
  陈敏章很高兴,两个老朋友般的班荆道帮,说起了不少往事。徐克成告诉陈敏章,说好多年前,“中华内科杂志”发表他的那篇关于“经皮胰腺穿刺细胞学检查”的论文,是他徐克成审稿的哩,那个论文啊,深入浅出,见解独到,足见援翰者的学术功力呀!
  徐克成不是在拍马屁。陈敏章的那篇论文,确乃他的神来之笔,曾被那年月的学术期刊以为经典广为转载。
  陈敏章颇有感慨地笑道:“老徐,谢谢你呀!”
  “部长啊,你要谢我,那就请参加我们正在筹备的深港澳消化病学术会吧。”徐克成瞅准时机,直奔主题,向部长发出了邀请。
  陈敏章怔了一下,笑笑说:“好呀,我支持你们。但是啊……”他转而挪动了下身子,盯着着徐克成叹着,“你呀,还是那个性子,直铳铳地!你知道吧,我能出席你们的会议吗?我呀,不像你,天马行空,自由自在。我是没有自由的人,到任何地方,都要向国务院请假呀!”
  徐克成有些不好意思起来。他理解这位在职部长的苦衷。他这才发现,官当得太大了其实一点意思也没有。古人说“公门修行”,清规戒律就是多呀。
  陈敏章也许看出了他的窘迫,商量着说:“那,我为你们写封贺信吧!”
  1997年10月,南国深圳紫荆花开的时候,由徐克成的“中心”联合香港消化内镜学会共同举办、云集了来自国内外500多名专家,第一届“深港澳消化病学术大会”,在世俗的鼓乐声中,开幕了。
  陈敏章部长虽然没有出席大会,但日后的国家卫生部部长陈竺院士到场了。他做的 “基因和疾病”的学术报告,成为这个大会最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之一,被学者们大折其腰。
  那时,中国刚刚加人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研究,陈竺的演讲给这个会议提高到了全新的高度,带来了一股世纪之风。
  会议期间,刚刚成立的深圳交响乐团为代表们演奏了现代音乐,也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此后,深港澳消化病学术大会每4年举办一次,成了深圳对外开放的“名片”之一。
 

15 早晨的太阳影子长

  
  陈敏章因国务缠身未能满足徐克成鸿渐深圳的愿望,便像欠了徐克成的情似地,和徐克成的通讯往来更加密切起来。
  但是,徐克成并不知道,以消化病研究权威著称的陈敏章,偏偏在这个时候检查出了胰腺癌。
  1998年11月,徐克成来北京出席全国消化病大会。同去的有深圳消化学会的同道十余人。大家都知道他与陈敏章部长交情颇深,纷纷请他引荐引荐,都想一揖清扬,领略那位消化病泰斗的风采。
  徐克成打电话给陈部长的秘书。一个小时后,秘书回电话说:“你们中午1点到部长办公室吧。”
  中午一点,一行人准时守候在部长办公室门外。因为办公室内很安静,谁也不敢贸然的惊动部长。正在他们静候猜想之际,门从里面打开了。
  陈敏章出现在门口。
  一行十余人,一一同部长握手,年长的挤在用作会客的两张长沙发上,年轻的就站在沙发背后。陈敏章搬来一张椅子,面对他们而坐。
  徐克成有点小小的意外:陈部长的气色不是大好,有一点明显的虚浮,好像很累很疲劳的样子……
  徐克成收回心猿意马,将去年“深港澳消化病学术大会”的会议论文“汇编”送给部长。这份“汇编”里,有部长的贺信哩。他说这次是代表深圳全体消化科的医师,来邀请部长去深圳指导工作的。
  陈敏章笑着点点头,看看面前的这一帮熟悉或者陌生的面孔,目光最后落在徐克成身上,语气里感情很重地说:“好呀。如果不死,我爬也要爬到你们那里去看看。”
  在场的所有人都不觉暗自吃了一惊。他们,哪个知道这位乐嗬嗬的部长,前不久为胰腺癌做了手术?
  一个小时后,他们主动提出离开,让部长休息。
  陈敏章叫住了正往外走的徐克成:“老徐,你留一会。”
  他们面对面站在办公室中央。陈敏章将一只手很自然的放在徐克成的肩膀上,开门见山一说:“你,能否在南方办一所医院?”
  “您也主张办私家医院?”徐克成有些意外。
  陈敏章的眼神里滚动着无限的期待,看着徐克成重重地点了点头。他知道徐克成的那个“肝病研究中心”,不管是规模还是体积,完全是儿童积木般的“小儿科”,没一点“王者”风范。
  面对这位国家卫生部长,徐克成猛然想起了河伯之于汪洋的羞愧。
  “谁投资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要能好好地做医生,好好为老百姓做事。”他的手放下来,踱了两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往下说,“你不要以为部长什么事都能做,我这个部长,连病人送红包的陋习,都无法消除掉。”
  “您说,办什么医院好呢?”几分钟前还在为“研究中心”主任老总沾沾自喜的徐克成,一下子像被打成了原型的小动物,很是自惭形秽了,“我听您的,部长。”
  “我建议你办肿瘤医院。从现有的资料显示,肿瘤将成为人类的最主要杀手!目前这套治疗方法不能解决问题,你一定要有创新,我相信你的创新能力!”
   就在前些时,陈敏章动过手术的第二天,朱镕基总理来到医院看望他,问他有什么要求。陈敏章说,我国有1亿乙肝病毒携带者,每年有30万人死于肝癌。陈敏章向总理说,他一直希望建一个“预防肝炎基金会”,使穷困地区的新生儿能够接种乙肝疫苗。很想得到总理的支持。
  作风干练的朱镕基总理当场答应了他。
  徐克成抬起头来,直直地看着陈敏章,是一种幼弟对长兄的仰仗,伸出手,准备告别:“部长,我知道了。请你放心,我会努力,我不会让你失望!”
  陈敏章紧紧地握住了徐克成的手,像长兄叮嘱幼弟了:“老徐,好好做人,好好做事。你的医院办好以后,我会去看你的。”
  徐克成其实是一个心里装不着事的人。对陈敏章部长的亲口一诺,让徐克成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他回到深圳,再看自己在罗湖折腾的“肝病研究(连‘治疗’都不敢提!)中心”,像个见异思迁的浪荡子瞅瞅曾经恩爱有加的老妻,横竖都不顺眼了。
  对!徐克成咬咬牙:不能让部长老兄落空!必须办一所肿瘤医院!而且是“治疗”的肿瘤医院,要像美国MD安德森癌症治疗中心!
  在美国访问教学的日子里,徐克成对这家私立医院羡慕得不得了。对,就要这个标准,MD的标准,办成中国最好的——起码是南中国最好的肿瘤医院!要有世界上最好的肿瘤医生,世界上最好的癌症治疗设备,救治最多的病人……
  徐克成将自己的“宏图大业”在朋友中逢人就吹风。有朋友得醒他:老徐啊,你的这个想法可能是个金点子,一个好点子可以改变一个国家、民族的命运哩。你应该当成商业机密,“悄悄地干活”。
  徐克成笑:有机密的地方都不是好人呆的地方!办个肿瘤医院,为国为民的大好事,算个什么机密?谁在我前面办起来,我去给他放鞭!
  不多天,徐克成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说邀请他到广州主办一个肿瘤中心,主要应用“氩氦刀”治疗不能手术切除的肿瘤。“氩氦刀”对于徐克成而言是老把戏了——这是美国早就普遍应用的一项新技术呐。他在美国访问教学时就弄清了它的核心“硬件”,那年他回国后还头脑发热地想在工业区联合医院狠狠地露一手哩。日本也在前些年引进了这项技术,只有我国对“氩氦刀”还相当陌生。在徐克成的印象中,只有广州南方医科大学(原第一军医大学)珠江医院的张静仁教授,对这个氩氦冷冻技术颇有研究。
  徐克成高兴地答应了广州朋友的要求。2000年年底,“广州复大医疗有限公司”正式成立,租用广州新海医院(原海员医院)一层楼,建立起“肿瘤高新技术治疗中心”。
  说来可怜,当时连自己只有四名大员!
  2001年新年伊始,“复大肿瘤医院”“开门大吉”了。一直跟踪研究冷冻治疗肿瘤技术的徐克成在得到国家卫生部许可后,立马全盘引进“氩氦刀”,并结合微创介入疗法、免疫治疗、中医治疗等等,使传统的治疗癌症的主流技术“老三篇”:手术、化疗、放疗,地裂般地撕开了一道口子,火山爆发似地有了一个颠覆性的突破——多少癌症患者,至此看到了生命的一线明丽的曦微……
  徐克成对阮荣玲说,他心里这些天好堵得慌:他想起了陈敏章部长。是老部长提醒他、鼓励他、促成他搞出这个医院的。陈部长说好了要“去看你的”,可是,他……他于1999年3月做第二次手术时,失败了。病危期间,他交待他的老秘书邵瑞泰:好好地使用他捐赠给“预防肝炎基金会”的全部稿费。有工作人员劝他应该留下一部分作己用,他愠怒了,生气地说:“我要钱有什么用?”
  两袖清风朝天去,仰看河汉识君魂!
  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一个义人、一个好人。早在1995年,陈敏章就和妻子李家熙签字划了押,决定身后将捐献角膜。住院后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走到尽头,不时会交待一些“后事”。他对医生说:“我身上能用的,请全都拿去……”
  唉,一想起陈敏章部长,此生难得的良师益友,徐克成的心就会一阵阵的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