淮南橘而淮北枳。看看近代史上获诺贝尔奖的顶尖人物群体，就知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金字塔顶端上的那块宝贝坷拉，与底座上的石头是一样的材质。“槐安国”里的国王与其臣民当然都是蚂蚁。那个神奇的时代，那片神奇的土地，才给了徐克成神奇的命运。
8 即兴的决择
前面提到过，徐克成“留东洋”“镀金”回来，在很短时间内完善了“GGT Ⅱ诊断肝癌”的技术操作体系，并获得了本年度“江苏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交通部的领导对徐克成很器重。那时候提出“知识就是生产力”，“臭老九”吃香得很，许多部领导都将徐克成当朋友交，互相拍肩拉臂，没大没小地。一位实权在握的副部长只要一见到徐克成，就会问徐克成：“大专家，有什么要求啊？”
有什么“要求”呢？一介书生的徐克成一不求官二不求财，实在没什么可“要求”的。可从日本回来后，徐克成的眼光高了，心也大了，有“要求”了。
穷。南通这旮旯地方，太穷了。看看日本，人家的教学楼、教学设备，硬是金子银子堆起来的啊。要把南通医学院办成像千叶大学那样的模样，师资力量不是太大的问题，核心问题只是一个字：钱。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万不能的。只要有了钱，才有设备，才有知识交流平台，才能出重大的研究成果。
那些天，身为南通医学院消化科科主任的徐克成，带着几个助手到部里为机关工作人员例行体检。他每天和部里的部长、局长们一起排队买饭。那位副部长和徐克成排队时排在一起了，又来了那一句半是关心半是应酬的一问：“大专家，有什么要求啊，跟我讲！”
徐克成直铳铳地说：“部长，给我们一点钱吧，想买一台好点的胃镜。”
不多天，部长将徐克成叫到他的办公室，开门见山地说，听说你要买一台胃镜，我问了一下，钱也不多嘛，给你们拨50万够不够？
徐克成笑眯眯地直点头。当然够了，还卓卓有余。
“还有什么要求呢？”部长好像心情不错，和徐克成继续拉哌。
在交通部系统，部长是一锤定音的人物。徐克成鼓起勇气，用请示的口气说：“部长，您能不能调我到深圳特区？”
那个年头，除了时兴“下海”，还有“雁南飞”的新潮。都说，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不到广州不知道吃好，不到深圳不知道钱少……北京确实如此，机关食堂里，部长、局长们，省部级大员哩，排着队打饭！一位湖北藉的部领导，还会像《洪湖赤卫队》里卖唱的女孩，筷子敲碟子，叮叮当当打得妙极了。
“为什么呀？”部长看着徐克成笑，问。
“我向往那里的生活，那里的环境可能更能发挥我的作用。”徐克成并不是太理直气壮，严格地说，这个意向他并没有深思熟虑，连与阮荣玲都没有商量过。学院的同仁们在一起吹牛，时不时会冒出一句：某某某在深圳发大财了！某某某在深圳当老板了……很诱人的。
部长倒是认真了，想了想，说：“可以吧，但你只能到蛇口工业区去，那里是香港招商局管的。”
他说的“香港招商局”，总老板其实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部，是部长麾下的一块阵地，一群战将。
“就怕南通医学院……可能不会放我。”徐克成有点吞吞吐吐。他知道他的工作调动是个很麻烦的事。
部长笑了，对一旁的办公厅主任说：“你去发个正式文件，说我的意识，请医学院支持！”
从来以清流自许、宠辱不惊徐克成，这会儿真有点殊遇之恩的感觉，心情特别的愉快。他知道对上级的指示，医学院是不能不执行的——去深圳，已经是必然之势了。
阮荣玲听丈夫说部长同意他调往深圳，当然不会反对。人往高处走嘛。谁不想生活得快意一点呢？
徐克成是医学院的牌子、柱子、面子，领导们自然还是不大肯轻易放他走，只是同意去蛇口办与南通医学院“联合”的消化病中心，工作关系不能调过去。
对于医学院领导的这一决定，徐克成当然只能接受。毕竟，这里是他走上医学事业的起点，他的根，他的芽，他的第一片叶……是在这里展开的。
1989年5月，徐克成陪着交通部财务局郑局长，生平第一次爪泥蛇口工业区，考察。晚上，时任工业区总经理的乔胜利在上海酒家宴请他和郑局长。酒店里彬彬有礼的服务，新鲜可口的生猛海鲜，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乔胜利问他是否愿意出任工业区医院的院长？他不能违背南通医学院老领导的交待，他不是一个轻诺寡信的人。他当即婉拒了，同意办消化病中心。
那时深圳消化病业务刚刚起步。徐克成相信，只要朝着这个方向发展，一定会大有作为。
一个月后，他和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消化科医生、护士和实验室技术人员共8人，乘火车到达广州，再乘公共汽车到达蛇口。
蛇口工业区——深圳最早对外开放的窗口。那时蛇口工业区创始人袁庚大胆提出的口号“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震动全国，也曾让徐克成热血沸腾，两股战战。
他们住在工业区招待所。简陋的4人房间，一夜竟然要80大元！对于月工资只有59元的徐克成而言，这无疑是一笔不小的开销啊。第二天一大早，他们匆匆在大排档吃了炒粉，马上就搬入医院准备的一套面积很小的三室一厅房，就近买了几张上下铺的床和草席，在此“安营扎寨”，开始了筹建消化病中心的工作。
蛇口工业区医院落成的那天，徐克成异常兴奋。这座由广东省人民医院帮助建成的大楼共6层，中央空调，房间里的床铺全部从香港进口，整个医院明亮整洁，与当时内地老旧陈破的医院相比，给人眼前一亮的感觉，让他看到了只有在日本才可能看到的现代景象。
医院院长是一位个子不高的“女能人”，血液病主任医师。她思路敏捷，干净利落，颇有率才。在她的支持下，消化病中心很快建立起来，一层病房，一间内镜室，一个实验室，医院配了护士，很快就可以救治病人了。
医院很快就按部就班地运转起来。徐克成他们“八大金刚”在深圳率先开展了内镜下逆行胰胆管造影和经肝动脉化学栓塞治疗肝癌。这在广东算是领先的了。许多在深圳甚至广东尚未开展的血液生化检查也相继开展起来。半年后，署名“深圳蛇口联合医院”的学术论文，不显山不露水地猛然间出现在国内的杂志上。
徐克成刚到蛇口，感觉一切都是新鲜的。除了滨海空气清新、到处绿草如茵。让他最为兴奋的是这里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可以说是“特区中的特区”，完全是西方的“普选”模样：竞争上岗、优胜劣汰。
这里从1983年就开始实行“冻结原来干部级别，实行聘任制”，干部必须经民主推荐和评议，得不到拥护的就得下台。和内地相比，完全没有了“私相授受”，更不说“跑官要官”了。这些看起来是少点人情味，甚至是残忍，但是，懒人、庸才、滑头、关系，没有几把刷子，在这里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是不是达尔文说的呢？“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徐克成的适应能力是惊人的。他爱上了深圳，爱上了南方，爱上了这种只要冲、只要闯、只要努力干活、只要埋头事业……就会有报答的生存机制。可是，共产党立国之后取消迁徙自由的户口控制，让像徐克成这样吃着皇粮的高尖人物，依然像一头被拴在某根柱子上的猛兽，生存的半径也是相当有限的。那时还有“粮票”、“油票”等等计划经济的浓重底色。像徐克成这样没有当地城市户口的人，现在叫“外来务工人员”，是很客气的了，那会儿叫“盲流”哩。他很想落户深圳，不做“盲流”，却不知道如何去敲开那道解决户口的“后门”。
其实，徐克成杞人忧天了。深圳蛇口当时要钱有钱，要物有物，要政策有政策，什么都都不缺，只缺像徐克成这样的高端人才。早在1980年，蛇口就出台了“择优招雇聘请制”，有如汉武“求贤诏”，燕王“黄金台”，广揽天下高士。
1990年下半年，工业区遴选中层干部，医院院长属于遴选之列。
这天，徐克成接到来自工业区党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原来，是副书记要找他谈话。
徐克成有点纳闷。他想：我的户口尚未调来，党组织关系也不在这里，整个儿“盲流”哩，找我干什么呢？但毕竟是上级的指示，他还是按照电话中的要求，按时赴会。
秘书热情地将他让到接待室，彬彬有礼问他是要茶或是咖啡？徐克成先坐定下来，向秘书要了一杯茶。
副书记很快到了。他是一位50多岁的干部，打着领带，身穿西装，头发微秃，但梳理得很整齐，文质彬彬、风度潇洒，与想象中的我党“土八路”干部形象迥然不同。
副书记开门见山：“找你也许觉得很突然。可能真突然，因为群众推荐你当副院长。”
“我的户口还不在这里呀！”徐克成有些惊喜，也颇是愕然，没一句腹稿的实话实说。
“户口不是那么重要的，关键是你在这里工作。这里是特区嘛！”
很快，徐克成出任了蛇口联合医院副院长。院长叫他将办公室搬到她的隔壁的副院长室，他却坚持住在原来的消化病中心主任室。他笑着对院长说，我是做百姓久了，不大习惯在领导的位置上。
一个月后，蛇口工业区发函到南通医学院，“商调”徐克成的工作关系。南通方面有点生气了，原先和徐克成说好了只去办“联合中心”的，怎么参合起工业区医院了？
这个“商调”石沉大海，没了下文。
是怎么折腾的呢？徐克成的夫人阮荣玲倒被正式调来了医院，任命为医院传染科主任。
那年头，男人、孩子的户口，是随老婆、母亲走的。阮荣玲入户深圳，徐克成和孩子便都一起“鸡犬升天”，像古代的“客家人”，作别乡土，浪迹天涯。
后来，工业区总经理袁庚亲自出面，邀请南通医学院院长、书记到蛇口“考察”。南通的领导们来了，受到了特别热情的礼遇，并因为工业区医院副院长徐克成“出身于”南通医学院而骄傲不已哩。那些小小的不愉快，在革命友谊的觥筹交错之中，烟消云散了。
9 英雄的历史
一个星期五的下午，徐克成刚刚下班回家，接到蛇口工业区办公室来的电话，让他明天早晨8点在家等候，说有人会来接他和太太去喝“早茶”。但主东是何方神圣？具体是谁，电话中没有提及。
不过，既然是工业区最高领导机关打电话通知，请喝“早茶”的人背景，一定不简单吧。徐克成不敢怠慢，对妻子阮荣说了这件事，让她心里有个底。
第二天早晨不到8点，一辆白色面包车开到他家楼下。他和阮荣玲赶忙下楼。一位高个子身体胖实的青年从车上下来，开车门，将他们迎上车。车子向蛇口码头方向开去，在“南海酒店”门口停下。身穿紫红色旗袍的酒店迎宾小姐将他们领进大堂，再向里穿过宽宽的过道，进到一间房内。
一对老年夫妻站起来，上前同他们握住手。徐克成定睛一看，心中不觉咯噔一跳：对面站着的人，居然是袁庚夫妇！
袁庚的名字对于徐克成而言并不陌生，可以说倾风良切，有着深深地敬意。早些年，袁庚曾是交通部外事局局长，算得上徐克成的上上级了。那年月徐克成还是个底层小沙弥，无缘识荆。这几年来，徐克成时不时从报纸电视上看到这位中国改革开放的先行者身影，他那“以身饲虎”的大义凛然的形象、睿智的讲话、一往无前、披荆斩棘的气势，早就在他的心中留下了太“伟大”、太“高大全”的印象。
是英雄创造的历史还是奴隶创造的历史，还是奴隶英雄创造的历史？不管是美利坚立国还是共产党组建，好像都是一群时代精英们在悄悄地捣腾。这些年来，中国，好像也就是那么几个特殊人物的历史，袁庚们“叱咤风云”的历史……
徐克成做梦也不曾想到，袁庚夫妇会亲自请他喝茶！
袁庚已是年过古稀的老人了，却一点也不显老，目光炯炯，严饰边幅，精神矍铄。
这时，开车接他们的青年走进房间，袁庚笑着说：“介绍一下，这是我儿子。”
嗬！徐克成用余光瞅了一眼“司机”小伙，悄悄地笑了。
徐克成留意了一下四周的环境：房间面朝院落花丛，落地玻璃墙外的鲜花正盛开着。包房中间，铺着雪白的台布的圆台上，已布上了几碟早点。
依次落座后。袁庚将点心一块块夹着送到徐克成和他妻子的盘子里，一旁站着的服务小姐不时的给他们斟茶。
袁庚的男低音很重，很难想象他是桑梓深圳前身的宝安“土著”。是他的非凡经历吧，从东江纵队的抗日青年到华野二纵的铁血战将，从国家外交部驻雅加达要员到国家交通部高官，从香港招商局大佬到深圳特区主将……四海风满襟，九天云在抱，基本没有了多少广东南方口语，倒是让人感觉有一种金石之音。他说：“你看啊，这些小姐们的服务多让人开心！她们拿的工资比内地你们教授高得多呀。这是她们用服务换取的报酬，理所当然！”他停了一下，接着说，“现在我们就是要改掉大锅饭。什么都讲平均，这是办不到的。因为工作不同，产生的结果和效益也不同，怎么能报酬一样呢？为了这种‘平均’，大家不求进取，漫不经心，情愿过穷日子。我们古代的农民革命‘均贫富等贵贱’，就是一次次地搞平均主义，就是消灭富人嘛。穷，不是社会主义，不让老百姓过富裕的日子，不是个好主义嘛，也不是共产党人要干的事。你说是吧？”
徐克成知道这位老爷子的许多名言，也知道“蛇口青年风波”中他的空阔胸襟。这位放目天下、像招揽贤士一样接纳世界一切政治文明成果、志于比踵世界顶尖强国的改革派中流砥柱，成为南方青年们深相慰藉的子夜灯塔。在过往的时间里，徐克成对这位袁老爷子更多的还是神密与敬重，这会儿听着他的这番耳提面命，让他振聋发聩：这可是闻所未闻啊！
“听说你在医院主管消化病中心。”袁庚话锋一转，就事论事了，“你管，就要管出成绩来，做出特色特点来！‘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有人说这是资本主义的口号。我说，是什么主义，要看老百姓喜欢什么！你做的工作，让老百姓得益了，你说这是社会主义，他就讲社会主义好；你说这是资本主义，他们就会说资本主义好。”
徐克成和他的夫人阮荣玲静静地听着，是两双惊奇的目光。这种目光，是只有最优秀的学生才有的专注、思考、几乎是贪婪的不会放走每一个停顿、每一个语气的眼神。这俩智商极高的书生尖子，就是靠这种如饥似渴的求知欲，掏空了每一个走进课堂的教书匠的知识积累，成就了自己最为富有的人生。
这会儿，他俩面前的这位谈笑风生的长者，不是导师，却胜于导师；他要拯救的不是个体患者，而是这个贫穷潦倒、百病缠身的社会。
“听说你很了不起呀，”袁庚看着徐克成一脸的赞赏，“其他人查不出的癌症，听说你查出来了。你说，这是个什么主义？蛇口这个地方是开放的，允许发表各种不同见解。我不一定同意每个人的主张和言论，但是，我要誓死捍卫每个人发表不同意见的权利。”
——这话，听起来好熟悉，好像是一位西方著名政治家的话呀！“蛇口青年风波”时，袁庚已经引用过这段名言了。
徐克成性情鲠介，不喜欢“讷而近仁”的“城府”态，一般场合他总会谈锋毕露，胸臆大开，且思辩诡异，“语不惊人死不休”。这会儿，他被雷打痴了般地一副憨态了。不是装的。他是真的被袁庚的“高谈阔论”震懵了……
这个“早茶”整整吃了一个多小时。一笼笼地上，一只只空笼撤走，倒底吃了些什么山珍海味，徐克成过后一个都想不起来。只有袁庚的那些即兴谈吐，在他的思维空间车轱辘般地来回滚动。
又过了些日子，徐克成作为蛇口中、上层干部被通知来到工业区培训中心礼堂开会，原来是聆听袁董的打招呼讲话。那会儿，中国政治高层受一些西方国家的责难，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式面临相当大的压力。这个圈子不大不少的“通气会”，应该会肃穆凝重。可是，袁庚的讲话完全“务虚”，核心的意思是希望大家重实务，办实事，讲实话。大概是他对官场假话成灾深恶痛绝吧，他特别地强调要“讲实话”。讲了一个小故事，惹得满场大笑。
他说：“有一个人问美国总统，‘在大街上，你遇到一位美女，你的想法是什么？’你们知道这位美国总统怎么回答？总统说，‘强奸她！但是啊，我是人，有理性，不会那样做！’”在笑声停止后，袁庚往下说，“这位总统讲的是实话，比我们有些共产党人讲空话、套话、假话，高明不知多少倍！”
有人鼓掌，鼓声轰鸣。徐克成没有鼓掌。他傻呆呆地看着袁庚，忘了鼓掌了。
好像是一位国军将领讲的吧:一只羊率领一群老虎，老虎会变成羊；一只老虎率领一群羊，羊会变成老虎。在袁庚的身边，徐克成相信，自己会变成一只老虎吗……
受袁庚老爷子的启发，徐克成在院长的支持下，下决心打破条条框框，要让开发区医院的硬件、软件都成为中国每一流的医院。当会儿，内地有钱人一窝一窝地去香港医院看病。徐克成过关来到香港考察，发现这些资本主义社会的医院，虽然没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标语，却有一整套“为人民服务”的规章、制度乃至措施。还真是让袁老爷子说准了：什么这主义那主义，哪个受人民欢迎哪个就是好主义！
他考察回来，在消化病中心推行了“一切以病人为中心”的服务理念，从医疗到护理，全盘接受香港模式，实行严格的质量考核。同时建立了每天的学习制度，不谈政治，只论医术，让每一个病人、病例，都是一个研究项目，都有一篇学术档案，都有一些理论思考。
作为院领导，他身体力行，要医护人员做到的，他必定做得到。
一天，医院为一位七十几岁的老太太做肝动脉化学栓塞治疗。老太太患肝癌，同时有严重的乙型肝炎。给老太太插管很顺利，但在注射药物时，刚注入几毫升，病人突然四肢抽搐，心跳呼吸停止。
徐克成站在病人的右侧。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他当即顺势做起了口对口的呼吸。
病人得救了。
那时大家都没有当回事。因为在徐克成的统领下，整个医院上上下下都是这个风气了，没人觉得是什么了不得的英雄壮举。直到两年年后，医院抽查病历质量，时任医院传染科主任的阮荣玲检查消化科的病历，发现有一肝癌病人的病历上这样记载：“患者术中突然心跳呼吸停止，经口对口呼吸抢救后转危为安……”
是谁“口对口呼吸”？敢胆大包天冒这天的风险？阮荣玲很好奇，问病历上签字的主治医生。主治医生笑了，说：“谁？阮大主任啊，你回去问问你家老徐吧！”
阮荣玲回到家里，逼着丈夫“坦白交代”了，乐不可支地笑道：“你这个苏北大萝卜，几时能变成蓝精灵啊！”
在徐克成看来，做口对口呼吸实在算不了什么，只不过对危重病人来说，它是最快速的抢救方法。教科书上将其作为抢救呼吸停止的第一手段哩。现在虽然有各种插管技术，可以立即气管插管辅助呼吸，但有时还是比不上“口对口”来得快。
就像战争年代杜阿姨的“硫磺”治疥疮，关键时刻特别管用。
10 西方的月亮
徐克成的机会又来了。他作为访问教授，有幸走进了美国瑞特州立大学医学院病理学系。对徐克成他自己来说，不啻“空中加油”啊。
美国，这就是美国，对一个纯洁的共产主义信徒来说，是不思议的。但，想想袁庚老爷子的“高论”，一切都好理解了：管他什么主义不主义，能让人民安居乐业、心情愉快的的主义，就是好主义。想起自己年少时“解放全人类、世界一片红”的伟大理想，徐克成不觉暗自窃笑：还是那句话吧——一个疯子率领一群常人，常人也会变成疯子。
徐克成是专家、学者，本应该像那神话传说中的那位“盗火者”，一门心思用在挖掘美国同仁们医学学术上的成就。可是，主张医、文同宗的徐克成，偏偏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机构的经营、如何更好地为病人提供良好的服务、医疗人才队伍培养等等课题，有着更加浓厚的兴趣。
——他，国内有着双重身份啊：既是专家教授学者，又是官场行政领导——不大不小的蛇口工业区医院副院长呐。
对比人家，我们真是“老土”啊！就说“住院医培训制度”吧，从1893年起，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就开始实施这项体系，并很快在美国风靡开来，沿袭至今。在美国要成为医生，在医学院毕业了以后，必须要经过全国性的考试和Match(即医学生与申请医院进行面试、匹配)，以获得住院医(residency)的机会。在“住院医”为期四年的医师培训阶段结束以后，通过执照考试，才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医师！
往下看：住院医可不算是固定的工作啊。一般毕业以后会面临着三种职业前景的选择：可以去医疗机构找工作，可以自己开业，也可以进入到2-5年的专业医师 (fellowship)培训体系中，向某一个专业进一步进行深造，真正成为某一个领域的专家……
瞧瞧人家：看似重关厉卡、严酷缜密，从业者的空间却极为广阔——在这里，无论是住院医师培训还是专业医师培训，其终极目标都是要让医生在毕业以后就成为独立的医师，因此在培训期间有明确的要求。这里的医院是不分阶层等级的，有很多私人开业的小屁点诊所，为满足老百姓的基本医疗需求提供了最为便捷最为人性化的服务，颇聚人气哩。
而且，全美国的医生在临床方面，基本是在做着同样的事情，章程严谨，系统规范。
曾在南通医学院从助教到教授供职有年、又到日本千叶大学深造过的徐克成，脑子里装不得“糊涂”。他对美国的“住院医”培训——其实是年轻医科考生的成长过程，不能不特别好奇：
这个全国性的住院医师培训体系，其实是由各专科学会审核批准各个住院医师培训基地，以培训出独立工作能力的医师作为对基地的考核目标。这些年轻人医学生毕业后并不和单位签署合同，而是在完成住院医培训后再找工作，他们中在这些培训中已是知名的专家了。这样，就要充分保障民营医院的存在或者这些“专家”在自己开设的诊所里执业。
这让徐克成耳目一新。这样的医疗体系，真可谓医、患双赢：医疗专家可以大显身手，患者则在街边的诊所里也可以找到知名的专家。
说到底，是公立医院与私立医院的资源互补：公立医院以国家财政为后台，做了普罗大众的保护伞；私立医院以一流服务为条律，成为市场经济的安全门。徐克成有一个小小的发现，在这块诡异的土地上，私立学校、私立医院之多，几乎抬眼可见，不胜枚举。有趣的是，这些姓“私”学校和医院，一般比姓“公”的名气还大，资质还高，信用还好，实力还强。
这也算“美国特色”吧：“西风压倒东风”。
徐克成履新深圳蛇口开发区医院副院长时，曾考察过香港的医院，并将香港医院的管理路子移到了自己的医院。全世界资本主义的医院管理套路，其实大同小异。
徐克成终究是搞医学业务的，他其实最最用心的还是美国的医学学术上的“真经”。就在段时间，他接触了在当时治疗肿瘤的最新高科技成果——微创治疗手段——冷冻消融技术。
美国严密高效的医院管理流程和别开生面的冷冻消融技术，是徐克成在美国访问教学期间所获取的两卷“密笈”，成为他日后荣归“东土”后，小试牛刀、大展鸿图的两大“利器”。
11 东方的尴尬
徐克成“人在曹营心在汉”，定时是要与妻子阮荣玲通电话的。他听说医院老院长到了退休年龄，从外地调来一位新院长，来自一家医学院的附属医院，专业是儿科，年龄当然比老院长年轻许多。徐克成对这位新来的年轻院长充满信心，想着自己在地球这边没有虚度的时日，回国后一定要来点大动作，像袁庚老爷子一样解放思想，给蛇口工业区医院来个“天翻地覆慨而慷”。他琢磨了三场学术交流、四处院务调整、五个长远规划、六条基本突破……一揽子的“锦囊妙计”啊。
他回到医院，突然发现医院的同事们对他没有了从前的那份热情。身为传染科主任的妻子也悄悄地对他抱怨说，近几个月来，科室同事们似乎自己得传染病似地，越来越疏远。
怎么回事嘛？徐克成有点摸不着头脑。但他很快就有了答案。
这天，他来到院长办公室，表示了对年轻的新院长的欢迎与祝贺，想向他口头汇报美国之行的主要观感。嗯？徐克成发现，对方的笑容很是勉强，典型的“皮笑肉不笑”，是一种对付鬼子的敷衍与应酬……徐克成是个很注意细节的人。他知道“话不投机半句多”，或许院长正有什么急务。简单地寒喧了几句，徐克成退出了办公室。
诚如妻子所说的，徐克成感觉到了气氛的微妙变化。他想，既然院长没有兴趣不想听，那就直接向工业区分管医院的总经理助理汇报工作吧！
徐克成打好了腹稿，走进了助理的办公室。这是一位有点发福的微胖男人，和徐克成拉了下手后，看他的电脑去了，徐克成说些什么他根本没有心事听。徐克成瞅一眼，以为电脑上是什么很要紧急处理的文件。非也。屏幕上是一片扑克牌——人家正在算命哩！
徐克成知趣地站起来，告辞了。
徐克成毕竟还是有几个“心腹”的。他们告诉徐克成，你在美国的这一段时间，深圳经受了一场大台风——政治台风的洗礼——袁庚老爷子受了批评——你徐克成是他的小萝卜头吧？你跟着他亦步亦趋、喜欢他的群众评议推荐选拔干部的那一套西方民主吧？你的那一套照搬香港医院的管理模式，让吃惯大锅饭的人，早就恨得牙牙的了。还听说，你有其他的问题，经济问题，不少哩……
什么问题呢？徐克成想想，没有呀！唉，懒得想它了——袁老爷子都有问题，我能没有问题吗？欲治其罪，何患无词——秦桧杀岳飞，罪状一大堆！
一周后，总经理助理和院长正式找徐克成谈话。他们列举了他的许多“错误”，例如为什么在消化中心另搞一套？为什么一位香港资本家会资助你的学生，花几万元给他交了研究生培训费？还有一些医疗上的“错误”……共计数十项之多。
旋即，徐克成被免去消化病中心主任，只任副院长一职。不几天，院长聘请了一位“院长助理”，表面上打着协助徐克成的旗号分管业务，实际上是将他的权力架空。
袁老爷子的群众民主评议推荐干部的那一套被推翻了，“一把手”山大王一虎独大，要用谁就是谁，在一个单位弄出个家天下，都不会出多大的格：世界上“人民民主主义共和国”，“家天下”也是不少的。
徐克成到底是个学者，对官场本来就没有“野心”，只不过有时候来点古文人不甘老死沟壑的“舍我其谁的”鸿鸪之志罢了。他开始调整位置，避居家中著书立说，“大隐都门”。他一面主编《消化病现代治疗》，一面撰写论文，并将他从南通带过来的研究生全部顺利毕业。
即便如此，徐克成还是免不了遭人暗算的。
当时内地人都想进特区，进特区工作非常困难，医院每年只有几个“指标”。为了争指标，人们常常上下活动找“后门”，对于被闲置的徐克成而言，这种事已经与他没有多大关系。但有一天，在上海开会的徐克成接到妻子打来的电话，质问他为什么“反对”王医生进特区。
“你瞎讲什么呀？”徐克成一头雾水， “没有呀，我根本不知道这个事！”
“王医生告诉我，就在你出差到上海后第二天，院长找到她，说徐院长出差前特地交代不同意入户口。”
徐克成听了妻子的话，一时百感交集，啼笑皆非。
挂断了妻子的电话，徐克成陷入了深思，凶险的环境已经让他不得不考虑以后的出路。他决定去找袁庚谈一次。
袁庚虽然受了“批评”，政治上并没有为难他。他，是深圳特区的旗杆，若真的按某些“革命老同志”“折”了他，那“旗帜”就挂不起来了的吧。
这是一个星期天。徐克成带了一瓶洋酒，敲开了位于蛇口海滨的袁庚的家门。
他自从在美国生活了一段时间，对美国的医疗体系深感前卫。他想，美国的今天将是中国的明天。如果袁老爷子考察过美国的医院，说不准会有什么惊人之语哩。
袁庚一手拿着老花眼镜，一手拿着报纸，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徐克成将自己的遭遇简述了一遍，问袁庚：“这是特区，是蛇口，怎么也有这么多污七八糟的事？”
袁庚脸上闪过一丝苦笑，叹了一口气，拍拍他的肩膀说：“中国人喜欢‘窝里斗’。一个有本事的人，就要自己干事业。你是个有本事的人呀！”
“我离开医院，自己开个医疗中心可以吗？”徐克成鼓起勇气说。
袁庚拿起桌子上的洋酒，笑道：“就说这种酒吧，法国到处都是，充其量就相当于你家乡江苏的洋河大曲，为什么在中国卖这么贵，你还要带来送我呢？就是人家在酒上有创新，你看它的包装，它的瓶子的色泽，就连它的瓶塞，都有讲究，都是经典。”
“您的意思是同意我自己办医院？”
“你要办，就要像这瓶酒一样有特色。我们的医疗制度必须改革，不搞多元化，仅靠公立医院，医疗服务不会好。”
哇！这老爷子，果然像考察过美国医院的一样，一针见血呀！
袁庚笑微微地说：“人活在这个世上，有的人是为自己，为一已之私。我不认可。我以为应该要为他人做事，做好事！你到过日本、美国，知道他们有哪些先进的医疗技术，应该大胆引进，为我所用，造福于更多的人！一个出色的人，就应该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
袁庚的这番鼓励，让徐克成吃了一颗定心丸：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一定要在自己的有生之年，“干出一番出色的事业”！
12 断奶的时候
徐克成向妻子“通报”，说想“辞职”。
阮荣玲知道丈夫的处境，人在屋檐下，可“老徐”偏偏是个孤高自许、傲骨嶙嶙、不愿也不知道低头的人。她很理解自己的丈夫：“我支持你！不过，你要真的离开，如果是离开蛇口开发区，你可要向袁主任报告一声。”
阮荣玲与徐克成一样，都是那种把情谊和操守看得很重的人。
“我跟老爷子讲了，”徐克成轻描淡写地说，“他鼓励我去干一番自己的大事业哩！”
“你自己干一番？”阮荣玲睁大了眼睛，“就你不离嘴边的私……”
徐克成自信地点头。
“体制内”生活大半辈子，已过了天命之年啊，要是翻出六、七十代的文章，都是“年过半百的老大爷”、“老大娘”了，突然自断皇粮，那不是“倾家荡产”、“裸身出户”，要重新回到“一穷二白”的“旧社会”，开始第二个生命么？
“你、你……得想想……”阮荣玲胆小，紧张得没话说了。
徐克成猛地一想，是呀！怎么没有评估这个风险呢？万一……
他那会儿对袁庚的“诉求”，其实与他当年在部长面前说想到深圳“创业”一样，并没有深思熟虑。阮荣玲这么一惊慌，倒让徐克成有点失措了。
过几天就是春节。
蛇口开发区领导假“海上世界”举行春节招待会，几乎全部出任过交通部部领导的首长们都来了。当然，都是退下来了的“老前辈”，不是现职。
几于“退”下来的有职无权的徐克成赶到的时候，袁庚已经站在台上。和往常一样，只要袁庚讲话，都会让每个与会者精神一振。这老爷子的煸情功夫——是他的思想火花吧——总会石破天惊地给人震撼。这段时间，老爷子虽然受了些“气”，沉默几个月了，但在徐克成看来，就像那天在他的客厅里看到的一样，轻松快意，泰然自若。
他是主东，开场白了：“各位首长，”他向坐在主席台上的几十位首长一一致意，讲了几句客套话，也讲了些些蛇口开发区的历史进步，话锋一转，竟然“影射”起他正面临和忍受的“政治”非议来，“我呀，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坐共产党的牢时间最长，但我对共产党的信心、为人民谋福利的宗旨，从来没有动摇过！关键是中国要富强，民族要振兴！”他转过身子，手指着窗外，“你们看，那是深圳湾，对面是香港。十年前，晚上站在这个地方，对面灯火辉煌，这里乌灯漆黑，不远的水中，有人在游泳，不时传来轻轻的惨叫。第二天早晨，就在我们现在开会的船下，漂浮着偷渡失败的尸体……各位首长，我们可爱的共产党人，我们的心，难道不痛吗？”
老爷子停下了。他的眼里，有泪花闪动。
“我们的主义是人类最先进最理想的主义，人们怎么会往香港跑呢？所以我总是说，不管你叫什么主义，只要人们喜欢，能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能让每个人充分发挥他的聪明才智，都能干出一番自己的事业，就是个好主义！”
招待会结束回到家里，徐克成对妻子猛不丁地说：“玲玲，我决定了，走！”
徐克成这回是“王八吃秤砣——铁了心”了：不干出一番事业来，实在对不起老爷子，对不起他的“主义”，对不起这个风起云涌的大时代。
第二天上午，他将辞职报告送到了工业区办公室。
但在离开前，他还是想要证明自己清白。徐克成信守“君子交绝不出恶声、忠臣去国不洁其名”的古老教条，但个人品质上的污秽是不能容忍、必须洗一下的。他走进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平心静气地说，请党委给自己也一个结论。怪怪地，党委书记不是尽打岔，就是顾右左而言他，后来干脆说他不清楚关于他的那些“错误”，希望他忘记那些不愉快的往事。
几个月后，徐克成才知道，那位曾让他难堪过的总经理助理早就被“双规”了。医院院长一下子对他也客气了许多，说从前是“身不由己”，因为“上面”要找一些“批判”他的内容。
真是人情冷暖、世事难料啊。徐克成没有想到，在他离开之前倒会受到工业区主要负责人的挽留：“你是我们花大力气引进来的，怎么能离开？”
徐克成第一次装出“城府”状，傻傻地听。
“这样吧，”那位负责人恳切地说：“如果你一定要离开，名义上仍然是医院副院长，工资奖金照拿，一年回来开一、二次会。”
此时的徐克成去意已决，对于这些确实让人感动的许诺，他已经激动不起来了。
两个月后，工业区办公室批准了徐克成的辞职请求。他收拾好办公室，最后一次坐上了医院的公车，挥袂而去，头也不回。
事后，工业区党委书记告诉他，在批准他辞职前，按常规对他做了审计，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徐克成只是微微的笑了笑。
在副院长职位上时，他分管药品器材。一次，药房主任给他送上一份请柬，要他到一家五星酒店吃饭，同时带来一只玻璃杯。他问是谁送的。药房主任只说是医药公司，并暗示这顿饭将会很高级。徐克成当时很生气，严厉的批评了她。
医院最大的猫腻是药品器材采购这一环。徐克成在这里清白了，还有哪里不能清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