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中华民族来说，那是一个最不能忽略的年代。燃烧的竹子，只有那一个个节，才会爆炸出清脆的响声。“解放”这两个字，在徐克成的人生字典里，重写了全新的注释。
5 知耻近乎勇
“骤雨不终朝，飚风不竟日，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人乎？”十年文革动乱，终于结束了。
文革之初最被伤害是知识分子，清算文革最获恩宠的当然也是知识分子。孟宪镛老师的“政治问题”全部推翻，且应邀赴美讲学。当时他是科主任，他要走了，谁来接替他的工作呢？
老夫子第一个想到的是他的得意门生徐克成。
那会儿，徐克成还是这座学术金字塔上垫底的一块大众化的普通石块：住院医师。且科室里医生的年资比徐克成高的不少哩，在回到“专家治学”的传统、十分看重资历的老教学医院，行得通吗？徐克成虽然以案牍成果在学术界锋芒大露，但自己毕竟还是个“小字辈”呀！
“你行！”孟老师就是看准了他，说，“让大家投票选举吧。”
结果，徐克成以全票通过，当选为“代理主任”。
很有点“少年得志”的情趣啊！徐克成每天带着各级医生查房，讨论病例，修改论文，给研究生和进修生讲课，状态好极了。
半年后，孟老师回国，当了医学院副院长。徐克成也晋升为讲师和科副主任。孟老师仍然兼任消化科的主任。院长老先生当然不能再事必躬亲了，时不时意想不到的在早晨上班前，让保姆给徐克成送来一张小字条，上面往往寥寥数语：今天上午开会，无空查房（或讲课），你代我去……等等。
徐克成也习惯了。
日积月累、天天年年，对徐克成这样一个大抱在怀的有心人来说，有如蛰伏眠茧一样，羽化蝉蜕只是时间的早晚。他对临床、对消化理论的研究已相当精深，如庖丁施刀，目无全牛了。无论给大学生讲正规课，还是给研究生、同事们讲进修课，徐克成从来不用讲稿，一支粉笔、一块黑板，滔滔不绝，一气呵成，且按规定时间结束，一刻不多一分不少。
南通大学一百周年校庆。徐克成回校庆祝，一群已在国内外学颇有成就的学生聚集到他的身边，回忆当年听他课的情景，说比今天的“百家讲谈”还精彩，让他们“终身受益”。徐克成听了哈哈大笑：“我是个吹牛家吗？”
其实，就在那一段日子里，徐克成深深地苦恼过，几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那一天，徐克成按常规为一个病人做了肝穿手术。晚上，这位病人突然腹部剧痛，家属以为是肝穿手术失败引发肝破裂所致。徐克成急忙组织同仁经过十多个小时的会诊，发现引发症状的罪魁祸首，原来是胆结石……
尽管胆结石引发的症状与肝穿的手术没有任何的关系，徐克成却以为是自己“失手”了：怎么就没有考虑到胆管部位呢？自己的学术论文都写过“局部与全局”、“个别与普遍”、“偶然与必然”等等辩证关系，可为什么犯这种盲人摸象、自以为是低级错误？
医生的一个小小错误，就会有生命的代价：那位病人走了，肝破裂……
那年头不会有“医闹”，徐克成自己却在一天天的“闹心”。在阮荣玲眼里，这是他自母亲去逝之后，最为灰暗的日子。
正好那几天正是儿子宏汇高中毕业后报考大学的紧要关头。儿子是爸爸的铁杆“粉丝”，以为爸爸是他所认知的医学权威中，最最权威的人。就在上个星期，他还对爸爸说，他要报考医学院，走爸爸的路！爸爸很高兴，说好啊，子承父业，我们爷俩要成为中国的科恩伯格父子啰，一起去斯德哥尔摩拿诺贝尔医学奖啊！
言犹在耳。当宏汇真的要填志愿时，从门外回来的老爸却站在玄关处慢慢地换鞋，眼睛久久地盯着儿子，嘴唇颤动良久，没有回答。
“爸他是怎么了？”儿子很奇怪，看着妈妈问。
妈妈低下了头，似乎不敢面对儿子火辣辣的目光。
徐克成走过来，表情凝重，拍拍儿子的肩，语气中不乏凄凉地说：“宏汇，我知道你爱好广泛，也知道你一直对工科很感兴趣，不要重复老爸，照自己的想法去做，报考工科，爸爸支持你！”
宏汇有点惊愕的抬起头，看着父亲。
后来，他报考了工科，并从母亲那里知道了父亲那些天“走麦城”的困窘，知道医生这个高风险行业所必须承受的心理压力。他的爸爸，不希望儿子像自己，在救人的菩萨与杀人的魔鬼之间，经历常人难以接受的欣喜与恐惧的巨大折磨。
这一个医疗事件（算不得事故），给徐克成的教训是铭心刻骨的：真可谓一记闷棍的当头棒喝。他将这个案例做了一个全面的“综述”，探讨也罢，教训也罢，研究也罢，其主旨若说是学术研讨，毋宁说是对一个医务人员的心理素质的深层剖析。
诚如著名医学教育家张孝骞所说：“病人以性命相托，我们怎能不诚恐诚惶，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徐克成对自己的“苛求”更加严厉起来。
徐克成的勤奋攻苦，遇到爱才如命的孟宪镛老夫子倾囊相授的雅怀，可谓要风得风要雨得雨。他在晋升讲师后第三年，省里给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下达了一个晋升副教授的“指标”。孟宪镛力荐徐克成去应试。徐克成以无人企及的英文和专业均取得第一的成绩，成为是时医院年轻医生中第一个副教授。四年后，他又是第一批破格晋升为主任医师和教授。
孟宪镛先生对肝脏早有研究，著作颇丰。他在上世纪60年代研究肝阿米巴病取得很多成就，发表了许多论文。他对徐克成提出的重点突破肝脏研究的设想大为支持。时在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检验科的杨振华老师，是生化基础极为资深的检验专家（后调往北京，曾任中华检验学会主任委员），他创立和发展了一系列血清酶检测技术。于是，孟、杨两位大匠和徐克成组成研究组，珠连璧合，开始了血清酶、酶谱和同工酶检测诊断肝病的研究。临床和实验技术的结合，很快产生成果，一篇篇论文相继在自己主编的《医疗教学参考资料》和不久创立的《中华消化杂志》等国内专业杂志上相继发表。
“肝病酶学诊断”，成为当时南通医学院的“标志”，并因此迅速闻名于全国。
1981年，徐克成的《肝病实验室检查临床意义》，30多万字，在江苏科技出版社出版。平身第一次有徐克成的名字署名的书出版了！
一天上午，徐克成应约来到位于南京的出版社。责任编辑徐欣见到他，递给他一本32开本的新书。他打开书，闻着书中油墨味，看到一些前辈老师对书的题词和写的序言，看到自己花费数百个日日夜夜一个字一个字写出的文字，真想哭一场！也许，徐欣已注意到他的心情，声音提高着叫了他一声，让他好好坐下，递给他一张银行支票。徐克成从来没有见过支票，只见支票上写着“2750元”。那时每月工资只有53元啊，2750！这是53的几十倍呀！徐克成不敢想象：我成为“富翁”了！
徐欣让徐克成带好皮包，陪着他去到附近的一家银行兑取了2750元。徐欣反复叮嘱：保管好！防小偷！
那时从南通到南京主要乘轮船。徐克成狠狠豪华了一把，买了一张两人包间的二等船票（那年头可是高干才可享受的），将皮包紧紧绊在身上。半睡半醒，一夜不敢深眠，回到家里，兴冲冲地和阮荣玲分享这笔巨大的“财富”！
徐克成是个性情中人，经典的“苏北大萝卜”，给帮助他编写这本书的老师、同事，一一送上报酬，用剩余的两千多元，购买了电视机、洗衣机，一步“跃进”了“现代化”！
《肝病实验室检查临床意义》的出版，标志着徐克成和孟宪镛以及他们所带领的消化病团队，在肝病诊断实验研究方面，站到了国内顶级平台。1984年在苏州举行了“肝功能试验讨论会”，1984、1985年“中华内科杂志”和“中华消化杂志”相继发表了由徐克成执笔的规范全国肝功能试验的文章，以及近年来国内出版的几本《肝脏病学》专著中的肝脏实验室检查章节，均由徐克成以他的著作内容为基础改写撰文。数十年过去，直到今天，这本书还被国内一些医学院当成大学必读的基础教材哩。
6 一夜成名
八十年代初期，南通还是个安静封闭的小城，南通医学院坐落于一片青葱苍翠之中。时光像一条平静的小河，一程一程的缓缓流淌，不起微澜。
这天，徐克成像往常一样早早到了单位，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下午临近下班的时候，意外接到了院领导的电话，说是交通部来了一位叫做孙哲的局长，年事已高，陪同部长来南通医学院视察，叫他给孙老局长做一个胃镜检查。
前面写到过，南通医学院在结束文革、恢复高考后，于1979年整顿院校时划归国家交通部主管。
徐克成立即心领神会，也不乏压力：南通医学院直属交通部，消化病专科在全国都是久负盛名的了，现在部里来了领导，展示一下自己的实力是理所当然的嘛！
偏偏，孙老局长对于这个提议并没有多少热情，他认为自己刚在北京做过例行体检，也查过胃镜，北京的医院方面表示并无异常啊，没必要重复检查了吧。事情一时陷入了僵局，其实有点小小的尴尬。
此时，医院领导出面解围了，对孙老局长说：“我们的徐教授技术可是第一流的呀，无论如何，您要让他查一查吧。”
老局长是饱经风霜的老干部，经受过枪林弹雨的考验，对下级从来谦虚谨慎，见医院盛意拳拳，也就没有再推拒。
见老局长点头，徐克成立刻进行检查前的准备工作，胃镜检查的结果显示。胃并没有多大问题。镜子被缓缓退到食管，距离门齿35厘米处，突然发现到米粒大小的白斑。
“啊？”徐克成的脑子猛地一个激灵，几乎要喊出来：“这不是问题吗？”
“您是不是河南人？因为检查前听您的口音，似乎是北方人？”徐克成冷静下来，双眉微蹙，声音有些干涩。
孙老局长因为被胃镜塞住了嘴巴，一时说不出话，只能象征性的点点头。
徐克成的心里打个愣：河南是食管癌高发区呀！
徐克成的心顿时敲起了警钟。纷纭的学术见解和多年的临床经验告诉他，这可能是食道癌的早期症状！他暗自提醒自己要小心镇定。他屏着呼吸，仔细地在白斑处钳夹出4块可能感染病菌的组织，送去病理科，并特地关照检测人员进行仔细的检测化验。
徐克成心情凝重的在家里呆了一夜，第二天一早，直奔病理科询问化验结果，病理科老师告诉他：“徐医生，你做了大好事，诊断出一个非常早期的食管癌！”
“是真的吗？真是食管癌？”他显得有些兴奋，庆幸自己没有大意。如果孙老局长迷信北京的体检结果，对食道里的白斑视而不见，后果将不堪设想！
徐克成第一时间将此事反映给院领导，但是此刻，孙老局长已离开南通，到上海去了。大家只好立刻打电话到北京，向部里汇报情况。
一周后，孙老局长住进北京一家最著名的专科医院，再做胃镜复查，结果依然是食管未见明显病变。部办公室再次找到了徐克成。
徐克成简洁的回复，语气几乎有些专家的“骄横”：“不管什么结果，现在最关键的是做手术！”
几天后，孙老局长在北京接受了手术。按部、院领导预先的布置，徐克成一直守在电话机旁等待消息。
孙老局长的胸腔被打开。胸科医生在对食管进行检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肿块，也没有结节，甚至连外表色泽异常的现象也没有出现。
怎么办？切不切食管？这是摆在现场所有医务人员面前的难题。
而在电话的另一端，徐克成正在焦急的等候着，面前的电话铃刚响，他便立刻接起了电话。
“你能保证，你们的诊断没有错吗？是否你们将病理标本搞错？”为孙老局长开刀的医生话语中不无怀疑和轻慢之情色。
“没有错。请相信我们的认真和慎重。我建议将距离门齿30-40厘米的食管全部切下。”徐克成尽管坚信自己的判断，话语里却是温和的商量与诚挚的凝重。
几天后，交通部卫生处处长兴奋地在电话中告诉徐克成：手术之后，医院病理科对孙老局长的食管标本做了认真检查，包括肉眼仔细观察，连续切片，显微镜下仔细判断，最后找到了“癌巢”，大小只有0.3厘米，局限在食管的黏膜层。按病理分类，这是最早期的食管癌，1000个食管癌里可能只能遇到一个。
听到这一结果，徐克成长长地抒了口气；紧绷了几天的神经，终于松弛下来。
本来徐克成在国内已经有了不小的名气，但那是在消化病学术界，在平时不打交道的行政系统，人们并不很熟悉他。孙老局长手术成功的消息，在交通部引起了很大的轰动。交通部的历史上，仅部里因癌症而死去的干部，多达20余人，无一人的癌症属于早期！
徐克成在整个交通部大楼里一下子成为大名人，从部长到普通干部，都在耳口相传，说徐克成“查癌有本事”。
当时的徐克成并不知道，大概这一事件，会改写他后半生的命运……
后来连续3年，徐克成受部里邀请，带领一个医护小组到部里为干部体检，查出了一例早期结肠癌。
许多年后，徐克成公出来到紫禁城经过和平里，再次与孙老局长见面的时候，徐克成早已不是当初的那个沉寂于南通医学院的医生教授了。然而，他的恭谦一如从前，因为他深深懂得，面前坐着的这位老人，并不仅仅是他的非凡经历与革命贡献，他可是自己走向世界、张扬人生的第一个驿站。
孙老局长看着已两鬓微霜的徐克成，乐哈哈地笑，说，小徐啊，当年是你救了我一条命呀，你看，几十年都过去了……
徐克成陪着孙老局长笑得甜甜地，倒是在心里说，老局长啊，你才是给我新生命的恩人，贵人！
7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上世纪80年代初，中日关系一下子火了起来。舆情猜动的“中日友好船”破冰之旅后，东渡日本成了许多中国人的期望。
在上海的学术活动中，徐克成认识了时任世界肝病学会主席的日本肝病专家奥田帮雄教授。他是国际知名专家，主编的肝病著作，英文的日文的，加在一起真可谓著作等身。徐克成阅读了他写的许多论文，大有启发。他研究小肝癌、肝炎和肝癌的转化，在国际上是处于领先地位的。他提出的Okuda 肝癌临床分期方案，已为日本和世界上许多国家所采用。能与奥田教授嘉会于上海，一揖清扬，徐克成以为三生有幸。
那时徐克成在南通医学院当消化科和消化研究室主任，主要从事肝病研究，尤其是肝癌早期诊断。徐克成真诚地邀请奥田教授来南通访问。
奥田教授是盛情难却吧，带着他科室的同事，包括当时已在国际上初露头角的Omata教授，一起访问南通医学院来了。
奥田教授等行色匆匆，原本只是走马观花的。可是，奥田教授对南通医学院的鸭肝标本产生了深厚的兴趣。南通，尤其是附近的启东县，是肝癌高发区。为了研究肝癌发生的原因，徐克成曾从启东购来100只鸭子，又从肝癌相对低发的里下河地区购来100只鸭子，全部解剖取出肝脏，进行病理组织学、超微结构和免疫组化研究。研究发现，鸭肝癌与肝内炎症、再生结节和鸭肝病毒感染有着密切的关系。
徐克成的专业精神和独到创见，让奥田教授大为折服。他俩成了互相倾慕的契友。
1985年，应奥田教授的邀请，徐克成作为访问教授赴日学习。
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国门、睁开眼睛看世界。飞机降落在成田国际机场，受奥田教授之托的医生依多女士来接徐克成。依多比徐克成年龄稍大，白白的皮肤，高高胖胖的身材，一副标准日本女子模样。她为人豪爽大气，奥田教授访问南通医学院时，她是随行人员之一。她研究的题目是肝脏酶学，与徐克成的研究课题基本相似。那时候，他们已有过学术交流。
成田机场位于千叶县。出了机场仅20分钟，就到了千叶大学医院第一内科，即胃肠肝脏科。依多女士将徐克成领到奥田办公室。这是一间十几平米的房间，进门左侧一张写字台，上有一部台式电脑，靠墙书橱堆满了书。奥田热情地迎接徐克成，两人紧紧地握着手，是那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了。
奥田给徐克成安排了工作的地方，是一个小房间，一张简易办公桌，一张椅子，桌上有一架显微镜，靠墙有一小书橱。他拿出三盒肝脏病理切片，要徐克成按病变进行分类，第三天上午十点到他办公室讨论这些切片。他说这些可以在明天进行，“现在就去参加全科病例讨论会”。
徐克成愕然了。时间已经是下午6点，自己刚来，还没有住下哩，就让他去参加会议。他在心里直打鼓：“日本人办事真有点不通人情呀！”
按照原先的约定，徐克成这次到日本主要是学习和研究两方面内容：一是肝炎－肝硬化的病理演变过程；二是血清酶诊断肝癌。奥田直接负责前一个题目，后一个则由依多医生担任徐克成的辅导教师。
依多医生陪同徐克成去了病房大楼内内科临床教室，Omata教授正在领着大约20多名医生进行病例讨论。墙上显示幻灯片，内容是一肝病患者的病史，全部是用英文写的，大家讨论时也讲的是英文。依多医生把徐克成安排在一张空位置上，然后就发言了。幻灯一张张更换，相当一部分是胃镜、超声影像照片和病理切片。大家在讨论中对这些话题得非常热烈。徐克成不觉暗自吃惊：日本的医生都是有脑袋的，知识面真广！
一个半小时后，时钟已指向8点。Omata 宣布会议结束。他径直来到徐克成面前，大声叫着徐克成的名字，又是握手又是拥抱，把徐克成介绍给在座的同事。这位老兄访问南通时，冷颜厉色，不苟言笑，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傲慢情态。这伙儿倒一团火似地热心快肠，让徐克成倍感亲切。
Omata 重重拍了一下徐克成的背，说：“跟我走！回家！”他不由分说，拉着徐克成三步两步地走到停车场，打开一部丰田车，让徐克成坐上副驾驶位置，他坐上驾驶位，汽车发动，快速开出医院，向郊外开去。40分钟后，车子停在一座独立的二层楼前。一位女士来到汽车旁，向徐克成深深鞠躬，Omata 介绍说，这是他的夫人。他们走进楼内，厅内已聚集十几名Omata的同事，依多女士带着大家一起欢迎徐克成的到来。Omata说这是按照中国的习惯，为徐克成“洗尘”哩。
晚餐是日本式的。Omata夫人不停地从厨房里端出已准备好的一盆盆菜，主要是各种生鱼片、寿司，也有冷切的牛肉、色拉。酒是日本青酒和啤酒。在简单表达对徐克成的欢迎仪式后，晚餐就变成了“闹酒”，这些在病例讨论会上满腹学究、斯文雅尔的医生，一下子变得十分活跃，唱歌、饮酒，相互嬉闹。由于他们讲的都是日本话，徐克成很难插上嘴。看着这帮与开会时完全判若两人的情态，徐克成大感新鲜也颇费思量：这就是日本人的生活法则吗？工作时古道枯禅，一丝不苟；休闲时轻松放达，疏狂由人？
晚餐直进行到11点半。这里与中国的时差有一小时，在国内已是半夜凌晨以后了吧。依多和她的几个同事送徐克成到千叶大学酒店。这是一座花园里的小楼房，主要招待国内外来大学进修的学者，属于大学免费接待。但星期六、日酒店休息，徐克成要搬到医院对面的日式旅馆内，那是他们消化科付费。依多说在旅馆内住的是榻榻米，让徐克成体验一下日本文化吧。
按照课程时间表，徐克成第二天7点50分赶到科室。此时离上班还有10分钟，各个房间里已是一派忙碌景象。徐克成后来知道，他们一般要提前半小时上班，如果在病房工作，还要提前一小时。徐克成估算一下，他们每天上班时间至少12小时，中午只有半小时吃饭时间。后来还了解到，年轻住院医生除了在院内“24小时负责”外，每周还有一个夜间去其他的“社会医院”值班。因为在院内收入很少，院方安排他们到其他医院值班，以弥补收入不足。
在日本，大医院的专家可以在外院看病，而且是由医院安排的。住院医生是到其他医院值班，专科医生去查房，均有可观报酬。在日本期间，多数星期六或日，徐克成均陪奥田或Omata出诊。那是紧张的一天。往往早晨5点起身，乘火车或开车，去到离千叶市几十公里的医院。一进医院，直奔病房，院长和医生们已在那里等着他们。随之，查房，做超声、内镜、血管造影、胃肠X 线检查，全部由他们完成。忙到9点，他们到休息室，那里已准备好牛奶、面包。十分钟后，工作又开始。下午一点吃中餐，一般仅休息半小时。然后忙碌又开始，直到晚上8点。院长会在附近饭店等他们，桌上摆着丰盛的生鱼片、大吓。日本的生鱼片和虾别有风味，吃起来带有甜味，真是享受啊。大家边吃边聊。回到“家”常常已是半夜了。
到外院看病就是“炒更”，现在在中国司空见惯，称为“走穴”，成为专家们收入的重要来源。 但这种“炒更”是偷偷摸摸的，在法律上是非法的。医生应该是自由职业者，“多点执业”利己利民。日本医院把这种“炒更”合法化、常规化，大家收益，可谓医、患“双赢”。
在国内的时候，徐克成自认为工作很辛苦。到了日本，他才知道医生这个职业“辛苦”的真正含义。与日本同行相比，中国同行算是很“轻松”的了。
医生悬壶济世，就是要为病人最方便最有效地解决病痛。医生看病不能太专业。日本医生是“多面手”。徐克成在日本那段经历，学会了很多。后来回国后，徐克成不仅能做作为消化医生必须会做的操作，如胃肠镜检查，还会做超声、胃肠钡餐造影，这些都得益于在日本的那番“辛苦”时光。
医学真是一个飞速发展、与时俱进的行业。这就要求医生坚持不懈的学习，不断更新知识“模块”和“内存”。在日本，参加每天晚上的病例讨论会，实在是是最好的学习机会。
半个月后，徐克成也参加“排班”了。为了讨论一个病例，他必须熟悉病情，完善并熟悉各种检查，特别是病理检查和影像照片，再查阅文献，制成幻灯，发表看法。因此，讨论一个病例，就等于写一篇论文啊。徐克成这才知道：培养一个医生，其实重在基础。这个基础，包括知识全面和接触处理病人的能力。徐克成很感谢在日本的“排班”，让他后来在临床上能够“游刃有余”。
日本医生的“认真”让徐克成大开了眼界。他们绝不会为了赶时间而匆忙“完成”一项工作；他们将病人的安全和诊治的正确始终放在首位。例如做胃镜检查吧，对每个病人都要仔细观察，对任何有怀疑之处，都要作一系列的辅助检查，包括镜下染色、细胞刷片和活检……事后要亲自看病理切片。他们每个上午每个医生只检查10个病人，认为检查太多的病人，一定会犯错误。
这一套徐克成照搬回国。他后来在科室里坚持胃镜检查限制一定数量，宁可多安排检查天数。他凭这一条本本主义，接连发现了一个个“早期胃癌”。
好的医生必须不停的思考与探索。一个有着丰富思辨能力的人可能有所创新。依多医生在肝病酶学方面写了许多论文，主要涉及肝癌早期诊断。徐克成提出在国内研究的GGT同工酶诊断肝癌的课题，在依多医生的帮助下，展开了进一步的试验。
奥田开玩笑对徐克成说：“Dr 徐，如果你能将你的GGT 同工酶诊断肝癌的敏感性提高到70%，你将是百万富翁！
1987年，也就是徐克成回国后的那一年，他主导的实验室成功地用电泳法分离出GGTII 区带，其对肝癌诊断的敏感性达90%，特异性达95%。这一重大成果，徐克成虽然没有就此成为“百万富翁”，但给肝癌病人增添了一个在当时可谓独门宝典的诊断手段——这份里程碑式的贡献，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现象，在没有“专利”意识的时代，其“财富”让今天每一个“福布斯”榜上人，窃想望洋兴叹。
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还没有一寸高速公路，而日本高速公路已是蛛网交汇，四通八达。奥田开车陪徐克成逛东京。他说:“我们现在走在东京高楼的屋顶上啊。”
啊！徐克成想起了他特别喜欢的一部日本电影：《追捕》。大概只有今天的日本，电影艺术家才可能有灵感创作那个地、空不分，时速飚人的浪漫故事。
徐克成惊奇不已，人间竟然有这么高的高架路！奥田指着公路两旁的“隔离墙”，问徐克成那是用什么做的？徐克成答不上来。他说，那是不锈钢板。徐克成懵了，日本哪有那么多钢铁？！徐克成逛街，看到琳琅满目的金银首饰和各种各样的化妆品从店里摆到大街边，感叹“日本人真会享受”。徐克成在大街上收集了免费赠送的香水、布料、手巾、原子笔，准备回国送人——据说那年头的“中日友好船”上，尽是中国贵人哩，也像徐克成这样，大捡日本人的“便宜”。
徐克成喜欢星期日单独“自由活动”，因为他可以拿到“补助”，而这一天徐克成可以通过少开支生活费把钱节省下来。他真的将这些“补助”积累起来，买了些小电器。
离开日本回国的前一天，徐克成在房里整理行李，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了，科里一位医生来了。他是徐克成在病房见习时辅导徐克成的医生。他见房里地上、床上一大堆乱七八糟的物件，马上头也不回地走了。半小时后，又有人敲门，那位医生出现了。他手上抱了一个纸盒，里面是一个收录机。他的英语不太好，用结巴的英语夹着日语连连说：“对不起，原来我不了解……”意思是不知道徐克成的经济困窘，要早知道他会帮助徐克成的。
日本战后渡过了最为艰难的一段时光，利用朝鲜战争的后方基地和中国的政治封闭，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起飞，到七十年代就称雄亚洲、可以叫板美国了。他们将被远东军事法庭判处绞刑的战争甲级罪犯，一个不留地请进了“靖国神社”，对美国的反对之声嗤之以鼻，更不在乎其他亚洲国家的脸色了。那些年，中国……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抑或一个人的尊严，只不过经济成就亦即富裕程度就罢了，其它的，都不过是阿Q的伟大“胜利”吧。徐克成堂堂大学教授，在日本进修期间，竟然有“拾荒”之嫌，是很让人汗颜的。
流旅日本半年来，徐克成很感幸运，因为在这段时间他确实学到了好多好多的东西，知道了外面的世界是多么的精彩。可是，又让他深感压抑。虽然日本朋友给他吃、住，对他亲如手足，却让他总有一种“施舍”之感。
我们的人民，我们的教授，我们的学者，一点也不比人家笨啊，可是……唉，徐克成懒得想这些了，“肉食者谋之”吧。徐克成的大脑里塞满了从日本装回来的肝胆病理学知识，想着如何像日本的同行，在自己的国土上一展抱负，冒出光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