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二十世纪，又一个“巨人时代”。太阳风和核爆炸，将人类史的光明与黑暗、智慧和愚蠢，一一推向了巅峰。这一页玄武岩般的沉重历史，压扁了多少可怜的灵魂——这才是人类史的真正悲剧。
1 不堪回首的童年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乡，每个故乡都有着属于自己的童年故事。
在徐克成的故乡，江淮膏腴之地，在那个炊烟馥郁的屋檐下，白云朵朵的蓝天和大地与他亲密无间，红春碧夏，金秋银冬，世外桃源——太平盛世应该如此。
然而，他的童年，这块滨海冲积平原富甲天下的土地上，兵燹、战乱，杀戮、死亡……一夜数惊，尸血为常。政治精英们以各种美丽的口号高扬义旌，鼓动天下，裂地割据，肆虐丛林。
徐克成天性胆小柔弱。害怕、恐惧，成了他童年记忆的深重底色。国共内战的那一页，不管多么的豪情壮丽，在徐克成的文化审美情趣上，都是真不忍卒读、不堪回首的痛苦记忆。
童年岁月的那一个个黑夜，曾像一群群嗜血咆吼的黑狼，疯狂地追堵着他，他在荆棘丛中狂奔，在逃离，在哭号……
让时光倒流吧，回到1947年。那时，徐克成刚满7岁。
他永远忘不了那一天中午，时为家乡共产党干部的爸爸徐锦文，行色匆匆地回家来，告诉他们说：“国民党来了，要躲一躲。”
爸爸让徐克成、妹妹和妈妈一起随他迅速离开。只留下了奶奶和爷爷在家，叮嘱一定不要外出，不要声张。
空中传来愈来愈响的隆隆声，草荡里７岁的徐克成吓得紧紧抱住母亲。几架印着青天白日图案的飞机从远方飞来，从草荡上空飞快地掠过。片刻后，西边传来几声爆炸声，飞机渐渐消失在天际线。
草荡里陆陆续续出来了几十个人。这些都是和小克成父亲一样的共产党员。这个时候，父亲来到娘俩身边，把小克成抱在怀里，对母亲说：“国民党部队和共产党新四军（解放军）打起来了。”
从这时候起，他要去“支前”（支援前线），不能回家了。父亲叮嘱克成跟着母亲，要懂事要听话。
随着解放军挺进大别山的炮声响彻中原，国共两党的第三次国内战争的战火，终于蔓延到了徐克成家如东乡村。这里是国军江北门户，解放军与国军残酷“拉锯”的地方。国民党来了，解放军撤退，小克成就跟着母亲和乡亲们逃到野外；解放军来了，大家就回家。
身为共产党员的父亲徐锦文常常神不知鬼不觉地回家，有时还带着一两个叔叔阿姨回来，要母亲为他们做好吃的，吃完就走；有时突然半夜来了几位叔叔阿姨，在家里床上、地上囫囵睡上半宿，母亲和奶奶就在门外为他们站岗。
第二天天不亮，这些阿姨叔叔又走了。
母亲对小克成说：“这些都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好人，如果国民党抓了你，你死也不能说呀！”
徐克成记得清清楚楚，那是1947年农历4月27日半夜，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是邻居张大婶，她急匆匆地说：“快走快走，国民党已经到了南庄，说要来抓你们家老徐的！” 徐克成的家是一个小园子，四周有小河，只有一个码头进出。
母亲叫徐克成父亲先走，然后她自己抱着妹妹，让奶奶牵着小克成，出了码头。只有爷爷一个人留下来不肯走。
“我这把年纪了，国民党能拿我怎么样！”爷爷说。
天乌黑，伸手不见五指。几个人先向东走，突然“嘣”的一声一颗子弹呼啸着迎面而来、擦过耳边。小克成吓得一身冷汗。母亲带着大家立即调转头，向西逃。
奶奶是小脚，跑不动，小克成拉着奶奶跑。他晚上是枕着奶奶的胳膊睡觉、在奶奶怀里长大的。奶奶看小克成瘦，经常悄悄地藏了鸡蛋煮给他吃，要他长个——他怕奶奶掉下或是摔倒。奶奶直喘气，紧张地说：“今天我们逃不出去了，全家死在一起了。”妹妹紧紧抱着母亲，低低地哭着。
妹妹只有2岁，母亲反复对她说：“不要哭，不要哭，哭了要送命。”徐克成拉着奶奶，鞋子跑掉了，脚被地上什么东西刺得生痛。不知跑了多久，离家大约已经一里地开外，几个人全瘫倒在麦田里。
这时，东方火光冲天，大伙都琢磨着房子被国民党烧了。奶奶和母亲都哭了起来。她们最担心的不是房子，而是留在房子里的爷爷。
奶奶哭得趴在地上起不来，骂爷爷“不听话”，一定被烧死了。悲戚的哭声在夜空里像受伤的小兽哀鸣。
天亮了。向东边望去，家那边仍冒着白烟。一直到了下午，几个人才回到家，发现东西两侧的草房全烧光了，中间的几间瓦房被烧掉大半。
爷爷还好好的在家，他说他躲在猪圈里，亲眼看见敌人点火烧房子。父亲也回来了，他没有逃远，就在附近一条河里，头上顶着水草，在水里藏了整整几个时辰。
一家人互相看着，人都没事，这才松了一口气。
十天后，刚吃午饭，外面突然枪声大作，几里外的南边村子一片火海。村长缪大叔带着武工队来到徐克成家，说他们“刚跟国民党交了火”，叫徐克成一家跟着他们一起撤退。
小克成和母亲、奶奶，抱着妹妹向北逃；爷爷另外找地方躲藏去了。这时，枪声从东边像雨点般打来。缪大叔拉着小克成，弓着身子，一边奔跑着，一边对他喊道：“把头埋着。不要怕！我护着你呢！要死我先死！”
慌乱间，小克成想起父亲。他问缪大叔：“我爸在哪里？”
缪大叔说：“你爸跟另一组武工队一起，你不用怕！”
不知跑了多长时间，大伙儿来到一户人家。缪大叔把小克成交给一位大妈，说了一句“这是老徐的儿子”。就不知去向了。客厅里已经有好多人，全部是妇女、老人、小孩。
一会儿，落在后面的母亲和奶奶也来了。小克成依偎在母亲怀里。一位年纪较大的阿姨对大家说，敌人马上可能就来，要大家手挽手，紧紧拉着，谁也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家属，也绝不能供出乡里干部。
她鼓励大家说：“今天来的国民党兵里没有‘还乡团’（地方武装），不认识我们，大家要大胆些。”最后一句声色俱厉：“谁也不能当叛徒！”
屋里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听得见。大家都屏着气。两岁的妹妹好像也吓坏了，很乖，趴在母亲怀里，一声不哼。
一会儿，门外来了几个穿黄衣服的国民党兵，端着长枪，前端的刺刀闪闪发亮。
为首的那个进屋后就大叫：“谁是共产党家属？不说出来就枪毙！”一个兵走到徐克成和母亲面前，用刺刀敲敲小克成的头，问：“你爸爸是不是共产党，快说！”
小克成猛猛的摇着头，意想不到的大声说：“不是！不是！”这时母亲也生气地说：“你们怎么能欺侮一个小孩子！”
那个兵冷笑地叫着：“好啊，不欺侮他，就欺侮你。”说着就抓住母亲往外拉。周围的阿姨一起围拢来，齐声喊：“你要欺侮她，我们就跟你拼了！”
士兵看看周围，似乎有些犹豫，嘴上说：“好，看你们厉害！”他松开手，伸到母亲耳朵上，抓住耳环猛地一拉，母亲痛得惨叫了一声，耳边血流如注。那个兵转眼间就消失在门口。
门外传来鸡叫声，国民党兵在院子里抓鸡。又过了一会儿，西侧邻居房子里传来女人阵阵尖叫声。
这边客厅里的女人们一下子叫起来：“这些坏蛋欺负张家妹子了！”“国民党是畜生！”
这一刻过得异常缓慢，人人却又都束手无策。等到那些国民党兵全都离开了，大伙一齐跑到不再喧闹的西侧房内，里面一片狼藉，却没有人，有人再到门外四下里一看，惊呼起来——这家女人已投井自杀了。
悲剧远远不止于此。
下午，缪大叔来了，让他们赶快回家，说“你们家老爷子不好了”！回到家，爷爷躺在门前场上，眼睛半睁着，身上盖了一张草席，旁边一滩血。
翻开草席，只见肠子从肚皮里流出来。邻居说，老爷子被敌人不知从哪里抓到的，一个“还乡团”的认出了他，要他交出他的共产党儿子徐锦文，爷爷说“不知道”，敌人就对他开了一枪，又用刺刀桶了他的肚子。
母亲、奶奶大哭起来。徐克成扑过来，抱着爷爷的手大哭。徐克成是家里的长孙，是爷爷最喜欢的心肝宝贝。有时他惹爸爸生气了，爸爸打他，爷爷就一把将他拉到怀里，和爸爸怒视。爷爷死了……爷爷死得苦……小克成哭得躺在地上不肯起身，小小的童心里，直骂“万恶的国民党”。
世间倘若真有妖魔鬼怪，那么也一定就有神仙菩萨。他们其实都不神秘，更不遥远。兵荒马乱之际，正是这些鬼怪和菩萨斗法的时刻。
这是决定国、共生死命运的紧要关头。解放军挺进淮北，驰骋苏、皖，“淮海大战”将中国进入热兵器时代后的内战悲剧，在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上推到了极至，尸骨蔽野，洪泽为赤。
那场战争的阴霾冻结在徐克成童年的记忆里，如一个瘊子般的相伴终身，也像一粒贝珠闪动着绚丽的光华，那是他的坚强与感恩。他上小学后学会写字了，最先写会的是：爷爷徐守盛，爸爸徐锦文，妈妈叶兰芬，奶奶张……旧社会，女人出嫁前有小名，出嫁了嫁鸡是鸡嫁狗是狗，没有名字了。
战火年月，全家居无定所，东躲西藏，常常在野外草窝里过夜。小克成身上生了疥疮。手指缝里、大腿上、手臂上，奇痒无比，皮肤抓破后，里面黄色脓液像虫子一样不断冒出来。
母亲也生了疥疮，但只在见到小克成因为奇痒而痛苦时，她才流泪，说她没有照顾好儿子。
一天夜里，家里来了一位穿着蓝布军装的阿姨，身上背着“巴克枪”，同来还有一位年轻小伙子，带着长枪，像是警卫员。进了屋，阿姨就把小克成拉在怀里，从背包里拿出一瓶黄白色药膏，取出药膏在他身上生了疥疮的地方涂起来。
她说这是专治疥疮的“硫磺”。她还说她是父亲的同事，父亲正忙着为他们做“后勤”，准备“渡长江”，一举消灭国民党。
“忍一忍，就快天亮了。”阿姨留下药膏和这句话，连夜走了。
后来父亲告诉克成，这位阿姨姓杜，是解放军的政委，在渡江时牺牲了。
后来徐克成当了医生后，每当遇到疥疮病人，或上皮肤病课，就不由得想起这位杜阿姨，想得眼窝潮湿，甚至流下两行清泪。
在战争期间，父亲、母亲为小克成认了许多许多的“干妈妈”、“干爸爸”。那都是曾经搭救和帮助过他们的乡亲。
2012年7月份，老家打来电话说，有个姑妈家的表兄生了肺癌，已是晚期。徐克成要家里无论如何送表兄来广州治疗。其实徐克成父亲没有姐妹，这位“姑妈”是他在战争期间认的干亲。
那时跟着母亲逃难，鞋子穿得只剩下鞋帮，一位一起逃难的阿姨见了，心痛得不行，一下子为小克成做了三双布鞋。这位阿姨就成了小克成的“姑妈”。
“表兄”来到广州住院了，但他的肺癌已广泛转移，心肺功能又极差，徐克成已无力回天……
2 阳光灿烂的日子
在今天看来，解放后任共产党乡干部的徐锦文的儿子徐克成，算得上“官二代”了。其实，那是共产党最低层的“官员”。徐克成的母亲叶兰芬，只跟着共产党的丈夫颠沛流离、担惊受怕，带着徐克成兄妹一次次死里逃生，解放后一辈子是个农民大嫂、大婶、大妈，没有享受过一两一钱的“皇粮”。所以，徐克成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农民孩子。他在乡邻中让小伙伴们不乏羡慕的是，他时有机会坐在爸爸的自行车后座上，牢牢地抱着爸爸的腰，蹦蹦颠颠的土路，屁股蛋咯得生疼，也怪快活的。爸爸带着他，到小镇上“下馆子”——吃一碗面或一块烧饼……
他的人生经历，让他有一种生与俱来的“民粹”情结，也就是“阶级感情”吧，他的骨子里满是对农民、穷人的非常情愫，影响着他一生的人格趣味……
徐克成的小学是在家乡农村里上的。刚从战争幸存下来的小学，只是几间残破的瓦房和几个学历只有小学毕业的教师。小学第6年，父亲将他转学到镇上的小学。虽然老师不断补课，却无法跟班，以致小学毕业的成绩名列最后。
他的初中是在离家十几公里的栟茶中学读的。这可是一所比较有名的中学哩，位于黄海之滨的古镇栟茶，解放初期的小镇很繁荣，学校就在闹市区。因为徐克成小学的“先天不足”，让他在初中一年级颇感吃力，每天晚饭后，总要和几个同学溜到街上，花二分钱买上一包花生米，边吃边走回教室上晚自习课，有时来不及赶回，就会受到老师的严厉批评。
一天晚上自习课时，语文老师兼班主任张祥凤将徐克成叫到他的办公室。徐克成吓得有点发抖，因为张老师是不是特别在乎“师道尊严”呢？他是全校最凶、最厉害的老师。一次自习课时，徐克成与邻座的同学发生了争吵：因为那同学的手臂过了桌上中间的“分界线”！小孩子——特别是男孩——是不是太多动物性的“领地”意识，俩小男子汉为此大打出手，“寸土必争”。张老师将臣服对手的徐克成狠狠训了一顿，还让他在全班做了检查。
这次被叫去，是否自己又犯了错？
徐克成忐忐忑忑地走进张老师的办公室。昏暗的灯光下，张老师正在批改作文。直到徐克成轻手轻脚走到桌前，他才抬起头来，脸上竟然是慈善的微笑啊。张老师拿出徐克成的作文本，问他“你自己感到此文写得如何？”那是一篇写“参观洋口闸”的记述性作文。徐克成对洋口闸的建设太有感情了，因为他的家乡几乎每年都要闹水灾，一闹水灾，他家的水稻、玉米、棉花就要被淹。洋口闸是政府为他的家乡排涝而兴建的水利工程。上周，老师带着徐克成和同学们参观水闸，布置每人写一篇“观感”。徐克成是带着感情写的，写得如何呢？张老师的表情让徐克成有点小小地窃喜：好像还行呃。
果然，张老师笑了：“嗯，你对洋口闸写景抒情，洋洋洒洒，情真意切，文笔不错！”
徐克成悄悄地瞅一眼，看到张老师用红毛笔在自己的作文上画了许多许多的“圈”。张老师说，要将这篇文章在全班展览，并推荐到《中学生》杂志上发表。
张老师是有名的儿童文学作家，经常在儿童文学刊物发表童话小说，徐克成对这位老夫子十分崇拜。听张老师的赞扬，徐克成有点飘飘然了。张老师最后拍拍徐克成的肩，是对得意门生的欣赏口气了，说：“小家伙，你有天才！好好努力，将来要成大家的！”
“天才？”“大家！”这四个突如其来的汉字，有如四声春雷，在徐克成的脑袋里久久地轰响。
人生如梦，也有“猛醒”的时候。就在这一瞬间，徐克成“醍醐贯顶”一般，自此告别了朦昧无知的童雅时代，不再浑浑噩噩，开始长“志气”了，也更 “用功”了。他吃过晚饭就进教室自习，不再上街买花生米。他的作文连续受到表扬，有的被作为“范文”在全校展览哩。他当了班级学习委员，又被选为全校少年先锋队副大队长。大队长是个比他高一个年级年龄却比他大好几岁的女孩，出生于当地镇上，据说当时正在与校长谈恋爱哩。那是个十分和善、说话细声细语的师姐，在牡牝初分、情窦正开的小小少年徐克成眼里，她像天上的月亮一样遥远而又抬眼可见、美丽而又神密莫测。
徐克成雄心勃勃。张祥凤老师的垂青，给他灌了满满一脑子的迷魂汤：他要当作家，当记者，当鲁迅、当老舍、当郭沫若一样的大文人！——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徐克成高中毕业报考大学新闻专业，自以为探囊取物。可是，因为一个“三兄弟”照片事件而名落孙山。原来，高中时他和两个同学在照相馆里拍了一张合影照，上面写了“三兄弟”三个字。这不是“拜兄弟”吗？有人这样评价。那时正是“反右”时期，且发现他这个“天才”的张祥凤老师，偏偏被打成了“右派”。徐克成被列为“不可靠”学生，也就与政治性很强的“新闻系”无缘了。
徐克成被录取到南通医学院。这个专业他一点也不感兴趣，鲁迅先生就不屑于这个职业。
南通医学院是一所建于1912年的老校，迄今已有90多年历史，是国人最早创办的高等医学院校之一。创建人是清朝末代状元张謇。这位不想当官的“民商之父”、“红顶商人”，在战争和内忧外困的夹缝中，一手打造了“中国近代第一城”——南通。南通大学及其医学院算得上是张謇“兴学救国”的“形象工程”了。学院从1927年起，数易其名，先后称为私立南通医科大学、私立南通大学医科、私立南通学院医科。1952年社会主义改造，学院改建为公立苏北医学院，1956年改称为南通医学院。1978年再一次整改，学院隶属交通部和江苏省双重领导——这是后话了。
求知欲正盛的徐克成进入南通医学院后的第二天，就到图书馆阅览室看书。因为刚开学，阅览室里的读者只有徐克成孤零零的一个人。管理员是一位年过花甲的老者，矮蹬蹬的身材，皱巴巴的面庞，像那书架上的老书一样大众残破也一样深藏华彩。快到阅览室关门时间了，徐克成还在看书。他踱过来问看什么。徐克成说看学校的历史。他问道：“你知道张謇吗？”徐克成摇摇头。他不紧不慢地说：“他是南通大学，也就是南通医学院的创始人。他是书童出身，给人家做伙计，凭着自己的奋斗，考取了晚清最后一个状元。了不起吧？！”
徐克成听着呆了。
“你呀，看你的样子，鼻子和耳朵，是后发之才！但要比人家花更大的功夫，才会有出息啊。”他拍拍徐克成的肩，大大咧咧地说，“学学张謇吧！”
人是需要鼓励的。这老头子一席话，就像当年张祥凤老师的一句嘉许，对一个正在成长的青年来说，是影响和伴随一生的文化胎记。徐克成后来知道，这位图书管理员姓张，曾经是张謇家的管家哩。
徐克成来到南通南郊的“啬公墓”，即埋葬张謇的公园。那时“四旧”还在。他站在“啬公墓”前默立良久。他的潜意识里，耸起了一座让他为之倾倒的巨人石雕。
早在上高中时，徐克成的年级里便自然地分成了两派：“西派”和“东派”。徐克成的那个如东县，西部是纯农业区，老百姓收入低，来自西部的同学手头拮据，而东部是产棉区，收入也高。更有甚者，东部人是来自长江的崇明岛和长江以南地区的移民，他们讲“上海话”。因此，来自东部的同学就将讲“苏北话”的西部同学称为“江北佬”。徐克成当然属于“西派”，心中自然有些“自卑”。进入大学后，是身份的提升和自尊的强化吧，这道“派”沟更加鲜明起来。历史上苏北人到上海多数从事理发、浴室“擦背”、修鞋和码头“抬杠棒”，谁也看不起这些江北苦力。徐克成的同学中，来自苏南、苏北各占半数。衣着、举止和讲话，两地域同学分明得像两个氏族部落群种，一览无余。
南京、上海——苏南人，至今还称江北人为“苏北大萝卜”，内涵很多，直译便是“大傻瓜”。
更让人徐克成感到隔膜的是，班上那些上海和苏南人，他们经常聚集在一起，哇啦哇啦地讲上海话，徐克成们就会知趣地悄然“靠边”，偶尔靠近了,他们的讲话就会“嘎然止住”。
生活中总有例外：一个女孩的出现，冰释了徐克成对上海人的本能抵牾。
学校院刊要在学生中招收两名业余编辑，徐克成以他的文科功底被录用了，还有一位同学是学院黄竺如院长的女儿黄晔君。黄竺如院长是日本留学回来的教授，他的夫人是日本人。黄晔君高高身材，皮肤白洁，一口软玉温馨的上海话，“阿拉上海人”，中日混血的清秀丽质，在当时的南通小城，可是个“风云”人物。那是中国“大yue进”的疯狂时期，“一天等于二十年”，“新闻”报道特别多，没能考取新闻专业的徐克成和与这位黄家才女的业余时间，几乎全花在新闻报道上了。对一个新闻事件的用笔，徐克成喜欢白描重彩、先声夺人，直取要害；黄晔君追求抽丝剥茧、曲径通幽，娓娓道来。是不是还有点“文人相轻”的陋习呢？两个小秀才常常为一个无关宏旨的句式争得脸红脖子粗：“真臭！”“你才臭！”有时争论后还可以一两天相互不讲话哩。徐克成有点小小的大男子汉主义，往往总要等黄晔君降下“格格”的身份来主动搭理他。这样两小无猜般地斗气，在局外人看来，是不是“少年维特之烦恼”了呢？
应该是吧。春风草长，红紫满树，流莺呢哝。徐克成不再是那个在妈妈怀里、爸爸背上、一双赤脚逃难的稚童小屁孩了。倏忽之间，他已是一米七八的大小伙子——豪眉俊目、玉树临风的顾影少年。
这样的男孩，形貌超众倜傥，下笔文彩飞扬，可是一般女孩春梦中的“白马王子”啊。
这不，一个女孩要走进徐克成的个人空间了。
有一段时间，徐克成他们年级的俄语老师因病不能教课。这老先生没有让教研室的其他老师代课，却点名要让徐克成来顶他执鞭。
那年头“苏联老大哥”是放在嘴上唱的，我们党早期在江西建的政权就是“苏维埃共和国”。少年的徐克成以为中国的未来就是苏联的未来，俄语会是国语的。他做什么事都认真，无师自通，将俄语课自修得滚瓜烂熟，竟然将一本俄文版《内科病理学》利用课余时间全部翻译成了中文。医学院黄竺如院长大为惊讶，找来老师为他校对，并送到上海科技出版社准备出版哩。后来因为中、苏决裂，这本书才胎死腹中，而徐克成顿时大红大紫，名重一时。
给同班同学们上俄语课，徐克成嘴上吭吭哧哧地谦虚了一下，其实并没有推辞，而且还有点小小的得意哩：他要给那些曾经“神气活现”、“趾高气扬”的上海同学和苏南同学们好好地“上上课”，给他们一点点颜色瞧瞧。
“同学老师”徐克成抱着讲义和粉笔来讲课了。他改变了原来老师上课的模式，增加了提问，而且专门给苏南和上海的同学提问，听他们用上海话回答，“徐老师”会猛地喝一声：“哝哝个啥？请讲普通话！”
其实哩，他倒一口浓重的苏北音嘞。
有一位同学叫阮荣玲，是个生于上海长于上海的“纯上海”女生。据说她中学就读于上海最有名的育才中学啊。这是个身材娉婷、眉眼清秀、婉若花仙子的女孩，身穿连衣裙，脚穿皮鞋，烫着卷曲的头发，在同学中可是十分的“洋气”呐。
那年头“政治气氛”特浓，年级指导员是一位“阶级立场”特别坚定的老革命老干部，像“石光荣”一样古老的他老人家，很不大喜欢这种“资产阶级气味”的学生，屡屡在课上课下不指名地说“有些同学”——特别是“上海人傲慢”“娇气”太重，必须认真“改造”！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些人的身上……
徐克成是“知识越多越反动”，还是有一种天生的“叛逆”情结呢？那位指导员老革命越这样像老和尚说“女人是老虎”，“谈虎色变”，徐克成越看着心里直打花花，以为那是一种飘然若仙的“高雅”哩。
小小少年虽然在心里悄悄地向往之，只不过远远地“察颜观色”、眼睛“加餐”享受罢了，没有——也不敢有半点行动——越雷池半步——“色心大色胆小”吧。这会儿他是她的“老师”了，机会难得哟，他是要“假公济私”，“包藏祸心”的了——逮着时机，一次次重点向她提问。
是这阮家小姐求学心切？还是她的玲珑心窍里早就萌生了对这位“盛气凌人”的“同学老师”的特殊情愫？巴不得呢？对徐克成一次一次地“严厉”拷问，阮荣玲每次都是规规矩矩站起来，小心翼翼地或朗读课文，或回答习题。
这间教室是阶梯式的。徐克成的座位在后排。下课后，她常常从她坐的第二排走上来，要找徐克成为她辅导哩。徐克成在心里美滋滋地，先是辅导她的俄文，后来辅导其他课程。阮荣玲讲话细声轻语，对徐克成讲话时总是用普通话，有时带出几句上海话，“阿拉……”马上又改讲普通话，“我是说，对不起……”其实，上海话从阮荣玲的口里说出来，徐克成一点也不讨厌，还像一股清泉淙淙，一阕丝竹袅袅，让他如浴春风、如赏阳春的沉醉哩……他和她走得近些了，他凭直觉感觉那上海姑娘一点也不“娇气”，学习很认真很刻苦的，课堂上集中精力听讲，课后很用功，晚自修常常是最后一个人离开。
当然，应该是两个嘛。还有一个，当然是徐克成他自己。
那时学院经常勤工俭学，下乡参加劳动锻炼。上海闺秀阮荣玲和徐克成男们一样地干活。有一次徐克成和阮荣玲撘对抬石头，阮荣玲在前徐克成在后。徐克成来了“惜玉怜香”的绅士风度，特意将扁担上的绳子往后移，以便重量多负荷在自己的肩上。阮荣玲不干了，硬要将绳子移到中间，生气地说：“我不愿人家说我怕苦！”
她真的很能适应环境哦。这些天劳动时，她穿的衣服是打了补丁的，头发也用布包着。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徐克成说：“我身上还有资产阶级味吗？”
看来，这位美丽而可怜的上海姑娘，是不是一心一意按照那年月的世俗审美，在尽量地将自己打造成“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来和“贫下中农”的“红色革命后代”徐克成“无缝对接”呢？
反正，他俩自此越走越近了。
终于有一天，阮荣玲带着徐克成来到上海她的家。
这时候徐克成才知道，她出身于职员家庭，比她年长近20岁的哥哥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与钱学森是先后同学校友，当时在一家大国营工厂担任高级管理工作，拿着高薪。她是靠她的哥哥抚养长大的。
这是徐克成第一次来大上海。这里的每一样都让他这个“苏北佬”惊奇不已。她的母亲问他“乡下怎么样”？阮荣玲连忙解释说：“妈，他不是来自乡下，是来自城里。”她知道徐克成有很重的“苏北”情结，怕徐克成心里不舒服。
上海人对外地人，不管是哪里，即使是北京，也认为是“乡下”，南通自然更是“乡下的乡下”。过后，她悄悄地要徐克成不要把妈妈的话“放在心上”。她的哥哥看到徐克成，高兴得不得了，亲热地问徐克成的学习、志愿，要他的妹妹好好与徐克成相处，还关照她“有什么困难，都帮助解决”。
阮荣玲的姐姐领着这俩“同学”逛南京路，像带着乡下的小弟弟似地，让徐克成吃上海生煎馒头、炒年糕，给徐克成买了皮鞋又买中山装……徐克成立马焕然一新，没有了“西派”的半点痕迹，俨然成了“东派”“体面”人。
徐克成其实心里空落落的。他担心的是阮荣玲是否真能接受他在苏北农村的家。那时他的家与南通虽然相距只有50公里，但乘小轮船要至少花五、六小时，而且上了岸以后还要坐“二轮车”（自行车）一小时才能到家。她第一次跟徐克成去苏北家乡时，徐克成怕她吓得不敢坐车，像个江湖黑道上的大哥，粗声粗气地要她眼睛闭着，双手紧紧把住座垫，两只脚牢牢蹬在车架子上……她凄凄艾艾地像个可怜地任人宰割的小绵羊，一声不吭地照着做，没有叫一声。
颠颠簸簸地到了徐克成的家。徐克成的母亲见家中来了一位“上海姑娘”，乐傻了一般，不知怎么接待是好，尽抿着嘴欢喜地瞅着阮荣玲笑，笑出了满眼的泪花花。阮荣玲放下包裹，袖子一挽，围兜一扎，就和老母亲一起杀鸡、洗鱼、淘米……完全是个乡妹子小村姑的情状了。
看着这一切，徐克成偷偷地直乐：嗯，呢个上海妹子……
妈妈开心的笑颜对徐克成来说，才是真正的“最高指示”或“奉天承运”。徐克成契而不舍地加紧了对阮荣玲的“围追堵截”。不多久，他俩的恋爱关系定了下来。
生活中总是少不了花边新闻的，堪称“风流才子”的徐克成当然躲不过这一劫。他和女同学黄晔君采编校刊的那一段“二人转”插曲，曾在同学中传为佳话，以为是学院的一对“金童玉女”哩，其实，作为当事人的这俩少男少女，可以说心灵相遥得像天空的两粒星子，不是凡人肉眼中的咫尺天涯。阮荣玲是个细心的女孩，知道那俩根本就是“井水没犯过河水”。可是后来有一天，黄晔君的妹妹来医院住院，经管医生偏偏就是阮荣玲。黄曄君的妹妹小声地问阮荣玲：“你认识徐克成吗？”
阮荣玲笑：“肯定认识啦！”
黄晔君的妹妹鬼鬼祟祟、神神密密地说：“你知道吗？我家老五（黄晔君）和他很好哩！我父母亲对徐克成的印象都特好！”
暴风雨突然降临！阮荣玲向徐克成“兴师问罪”了。乘几个年轻医生工作闲暇间隙，氛围轻松愉快之际，徐克成瞅了阮荣玲一眼，不经意地问黄晔君：“黄晔君，你说说，我们谈过恋爱吗？”
黄晔君傻了一瞬，转而笑得前仰后合：“谈过吗？弹棉花吧！”
阮荣玲也开心地笑了。
徐克成后来对阮荣玲说，黄晔君当时虽然一笑还了自己的清白，但他是不是对黄晔君有过“非分之想”呢？恐怕还不好“一言以蔽之”哩。反正，我可以对天发誓：“我和她连手都没有拉过！你信吗？”
阮荣玲靠在了徐克成的怀里，点点头。这个，她绝对信。
在今天的小青年看来，那俩真是……
那是自比天堂的年代，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一位西方哲人说过吧：伊甸园里是两个傻傻的白痴，阳光下没有故事。
“有情人终成眷属。”徐克成和阮荣玲走进了婚姻的殿堂。一忽五十年过去，两位医学大家、高知伉俪，恩恩爱爱，相濡以沫；他俩小心呵护与倾情创造的人生与事业的美丽，如一幅灰宏的画卷，让每一个注目者流睇不转，内中兴叹。
3 激情燃烧的岁月
是爱情的力量呢还是因为对童年的救星杜阿姨的怀想，徐克成喜欢上了医学。学院竺如院长夫妇俩是本院学术泰斗，徐克成的老师孟宪镛和他的夫人教授杨锦媛，更是徐克成崇拜的偶像。后来的中国高考，将医学列为“理工”类，徐克成觉得不一定对。在他看来，医、文同源，特别是中医学，阴阳五行辩证，纯粹是人文哲学的要义嘛。
正当徐克成像追求阮荣玲一样对医学倾情有加的时候，一股打倒学术权威、批判专家治校的“红色风暴”不期而至——“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对这场人间浩劫虽然早有权威定论，但莫名其妙地总是羞羞答答视为“禁区”，以至将中国当代精英与普罗大众撕裂为“西派”、“东派”般的两大类群。我们总在指责日本对“二战”不知“忏悔”、“修改历史教课书歪曲历史”。在徐克成看来，这是东方政治的卑鄙丑陋之处：死不忏悔认错、掩藏历史真相、丧失良知的自欺欺人……走着瞧吧，迟早有一天会堕落为千古罪人。
那年秋天的一个晚上，在南通医学院附属医院当医生的徐克成走进自己的医生办公室，里面人声吵杂。一位比徐克成年龄稍大的医生一把拉住徐克成，急冲冲地说：“你来得正好，就看看你的态度了！”
原来，台子上铺着他们已写好的一张大字报。标题是：“孟宪镛 ——资产阶级学术权威”。
徐克成看着吃惊不小：他们在写孟老师！
前面写到过，孟宪镛和他的夫人杨锦媛在徐克成的心目中是一对无可挑剔的完人。徐克成经常看到他俩在“中华内科杂志”上发表论文。他俩1953年从中山医学院毕业，被分配到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当医师和教师。因为他们全家的其余成员，不是在美国，就是在香港，“海外关系”复杂，便被认为“危险”分子，1958年从军队“下放”来了南通医学院，听说是“监控使用”哩。
徐克成从没觉得孟老师俩口是“坏人”。他反复研读过医学杂志上的论文，包括孟老师的论文，自己也写了几篇论文，像童朦时期写“参观洋口闸”，希望孟老师能像张祥凤老师那样垂青自己。一天晚上，徐克成鼓起天大的勇气，敲响了孟老师家的家门。进了门，惶惶地不敢坐下。孟、杨老师看着这个“不速之客”的学生，满脸是笑，问徐克成有什么事？徐克成从书包里掏出一叠文稿。孟老师问：“你写的吗？”“是。”徐克成嗫嚅着回答。“你几年级？”“三年级。”孟老师的眼睛顿时发亮了，兴奋地拉徐克成在他的身边坐下，问：“有人帮助你吗？”“我就是来请老师您帮助的。”徐克成实话实说。
“好，徐克成，”徐克成离开时，孟宪镛老师一直把他送到户外的林荫道上，叮嘱他，“年轻人的思考能力就是生命活力。不会思考的生命，脑死亡才是真正的死亡……”
一周之后，徐克成如约再到孟老师的家。孟、杨两位老师一起围着徐克成，亲热得不得了。孟老师将文稿还给徐克成。徐克成记得共3篇，每篇上都有用红笔改的一道道文字，其中一篇几乎是重写，只乘下一小块徐克成写的文字，象孤岛一样。徐克成很有点惭愧，尴尬的笑着。杨老师说：“不要紧，以后会写好的。”孟老师给徐克成出了几个题目，要求徐克成多读些文献，特别注意要写些“综述”，那是自己悟出的独到见解。
两年后，徐克成毕业了，分配在医学院附属医院内科当住院医师，孟宪镛老师是主治医师。他让徐克成不离左右，要将徐克成培养成消化内科的顶尖人物。他要求徐克成将十几年来的中华内科杂志通读一遍，再把一些内科重大疾病和症候都写出“综述”。孟宪镛对徐克成结结实实地说，这些都是别人的心血和成果，“谁能取其精华，谁就能成为这门学问的‘集大成者’！”
……万籁无声之中，一个细细的声音显得特别响亮：“孟宪镛的得意门生啊，可要站稳立场呀！”
徐克成脸上发热了。他当然知道，这话是冲着他讲的，刀锋凛冽，寒光凌人。
大字报已写好了，内容是对孟宪镛老师的“口诛笔伐”，说他是“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业务挂帅”、“成名成家”、“用业务笼络年轻医生……”最后的一条“罪状”，明显是冲徐克成来的。
后面是密密麻麻的签名。
带头的那位医生将毛笔递给徐克成，让徐克成签名——抑或是“画押”吧。
徐克成不假思索——也可能来不及思索——其实这是一个没有思索、不需思索、更不准思索的年代——屏着呼吸缭草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徐克成。
那会儿他在怎么想呢？他将自己的名字草草小小地藏在一个仅及容身的小旮旯里，不全神贯注还真辩不出来哩——是怕自己的恩师孟老夫子看见了伤心吗？
这个轻率也沉重的签名，成了徐克成一个病灶般的心结，只要一提起那个年月那段往事，他就会隐隐地心口疼，一种深深地自责让他情不能已：就像将一个人扔进井里，都在往里面扔石头，徐克成只胁从往里投了一粒小小的石头蛋，那个人的生死虽然与这粒微不足道的小石头蛋毫无关系，可是，他不能原谅自己：我与他们一起行凶，我们都是罪人……
当然，他如果不扔下那一粒石头蛋，他可能会被扔下井去……一个没有了理性的疯狂岁月，一个以“牺牲”为快乐的着了邪的类群，是很让人伤心的。
这张大字报很快贴到医院专门开辟的“大字报拦”上了。就这一晚上，那里已贴满了大字报，主要是“揭露”医院各科室的科主任、学术权威，大多数直呼其名。
晚上10点多，徐克成来到大字报拦前。这里已经人头躜动。徐克成突然见到孟宪镛老师竟然正在看他们签名的那张大字报。孟老师转过头来，与徐克成的目光对上了。徐克成心头一紧，小偷一般，马上扭过头，隐到了人群中。他那会儿心跳加快，面孔发热，猜想孟老师一定看到了他的签名了。他，第一次尝到了“做贼心虚”滋味。
第二天上午，党委书记将徐克成叫到他的办公室。书记是一位工农出生的干部，口粗，很会“骂人”，下面干部都怕他。他让徐克成坐下，说：“你知道这场运动的目的是什么吗？”他将一份《人民日报》放到徐克成的面前，上里有一篇社论，徐克成看到文内他已用红笔画了一道道重重的红线，标出了“重点”，主要是讲“革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命”。
书记“语重心长”地说：“你是党培养的年轻知识分子，根深苗正，一定要听党的话，跟党走啊。”最后拍拍徐克成的肩，“党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红海洋天翻地覆。徐克成正值满腔激情、蓬勃向上的青春年华，犹如一位西方思想家说的吧，“三十岁前不信仰社会主义，那是没有良心。”“世界上还有四分之三的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口号，让血气方刚的徐克成热血澎湃，两股战战，真以为自己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战士”，为了全人类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和“真理”，赴汤蹈火，义无返顾。
随着“革命”的深入，特别是他的公社领导的父亲、许多出生入死从战争硝烟中走过来“革命叔叔”、“革命阿姨”，一夜之间成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fan革命”，让阅读面太广、喜欢思考的徐克成不理解了；当年同学们的“东”、“西”两派虽然互为沟壑，但温文雅尔，不乏“道不同不相为谋”的君子态。可这会儿，革命造反派们都宣称自己是“毛泽东思想”的捍卫者，却像当今伊斯兰教的“什叶派”和“逊尼派”，势若水火，不共戴天，“文攻武斗”，血流满地……
徐克成的“革命热情”一下子低落下来。一个个“最高最新指示”宣传“不过夜”的群众集会，他像行尸走肉般地地乌合其中，但回到家里，他和他的爱人阮荣玲在一起，反反复复地翻看那些翻破了的中华内科杂志，有些篇章他俩都可以背下来了。
1968年下半年，医院向农村派医疗队。徐克成率先报了名，并担任了队长。他厌倦了学院里“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想着在实践中多增加些知识积累。他带着这只15人的队伍，来到了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他们住在农民的家里，白天和农民一起，锄草、割稻、挑粪，吃 “忆苦饭”；晚上，为农民们看病。
徐克成开办了一个“乡村医生”训练班。全公社有18个大队，每个大队选出一名高中文化程度的青年，每天下午集中到公社礼堂，由徐克成和一位外科同事方医生讲课。从人体解剖、生理讲起，再讲到诊断、疾病和治疗。
徐克成向笔者谈起那段时光，倒不乏怀念之情，这个农民的儿子，对农村的感情是骨子里的亲热。他说那是他“十分快乐十分惬意且有成就感的日子”。几年没有书读的农村青年，参加训练班的积极性特别高；徐克成们几年没有学生教了，“好为人师”的年轻学院派们大显身手，教学热情也是高涨得很的。徐克成与伙伴们带领学生，一副听诊器，一个药箱，挨家挨户，访病治病。说也奇怪，几个月的巡回，小至伤风感冒胃肠炎，大致各种癌症、心脏疾患，看到了几乎所有的常见病。别小看这一群小青年花拳绣腿啊，他们不仅用西药，而且用草药，中西结合，几分钱几角钱，就能看许多大病哩。
那是“实践出真知”的年代，不长的时间，让徐克成受益匪浅。
徐克成有点气不顺但没有吐出来的是，我们虽然倾举国之力在支持“亚非拉人民反帝反修斗争”，要“解放全人类，世界一片红”，可自己的农民却在温饱线上痛苦的挣扎，严重的缺医少药。徐克成的医疗小队像“救世主”似地，被农民们奉为从天而降的神仙菩萨。
徐克成和同伴们找了两间房，开起了诊室哩。其中一间作为“手术室”，一间用作门诊，里面放了一张床，白天作为诊台，晚上是徐克成和那位外科同事方医生的寝床。他们带领“毕业”的乡村“赤脚医生”普查了全公社3万多人的慢性病，发现230多人患有疝气，100多人有大隐静脉曲张。这些人一个个全部被请来“诊室”。外科方医生主刀，徐克成队长当助手。他俩在一个多月内，就将这些病人的疝气、静脉曲张几乎全部“清除”了。
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之一“乌托邦”“空想”思想，是天真善良的理想主义。那年头的徐克成，可谓虔诚十足的信徒。他按照“伟大领袖”的“谆谆教导”，“一不怕死二不怕苦”、“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只工蚁似地兢兢业业地忙碌着，无私地“奉献”着他的青春、他的才华，乃至他的生命。
一天上午，疹室来了一个患乙型脑炎的病人，高热42摄氏度，已经意识模糊。徐克成马上为他体检。这病人突然抽筋，心跳呼吸停止了。徐克成没有半点犹豫，将身子扑到病人身上，口对着口给他进行人工呼吸，同时胸外心脏按摩。几分钟后，病人心跳呼吸恢复，同伴们都惊呆了。
徐克成过后其实也有点紧张：因为乙型脑炎是急性传染病啊。他将这个事告诉了他的妈妈，妈妈倒笑了，说：“好孩子，你将来一定会有好报的。”这个病人后来完全康复，从家里拿了许多农村土特产来感谢徐克成。
妈妈远没有徐克成的“政治觉悟”高。妈妈是个宿命论者，相信“好人会有好报”。
在举国疯狂的红海洋里，徐克成有如一粒没头没脑的浮游生物，信风逐浪，飘忽茫然。直到有一天，一个突发事件，有如晴天霹雳，将他从沉沉大头梦中惊醒过来。
4 与狼共舞的时代
徐克成和他的医疗队从农村回到学院附属医院后的一个下午，他跟往常一样巡视病房。他身后匆匆跑来一位年轻护士，对他说：“徐医生，您母亲来了，在宿舍等您！”
返回医院宿舍的路上，徐克成隐隐有些不安。
当看到母亲时，徐克成惊呆了：才几个月不见，母亲面容憔悴，双手捂着右上腹。徐克成伸手摸母亲的腹部，手抖了起来。那一刻，徐克成的心碎了——一个大肿块将母亲右上腹顶得老高。
作为一名医生，尽管心里有十万个不情愿，理性还是马上告诉了徐克成，这是晚期肝癌！
——癌症是一种慢性病，可以从防卫和改造两个方面进行预防和治疗。长期带瘤生存是完全可行的。目前对癌症治疗的认识，已从不惜代价企图“彻底”杀死癌细胞，转变为目的在于有效调控疾病过程，或基本控制疾病发展；从与癌症“对抗到底”转变为同肿瘤“和平共处”。
——哪怕是放在当今新世纪，晚期肝癌在国际上都是不治之症，更莫说是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医疗水平尚待改善和提高的中国。
——这是对肝癌已有百战经历、“料敌如神”的徐克成，在本书采写时，和笔者交流的看法。
但在当时，徐克成可以说犹如五雷轰顶、天昏地暗、痛不欲生……母亲知道自己的儿子是医生，是乡亲们交口称赞的有本事、有水平、响当当的医生……可是，徐克成救不了自己的母亲……但他不想放弃。他费尽周折，请来了上海几位专家为母亲会诊。他的种种努力都成了徒劳。三个月后，徐克成的未满六十岁的母亲走了……母亲一生向善，心地慈悲，还来不及享受晚年生活，留下还未成年的幼弟、妹妹，是在他的眼前、拉着他的手……万分不甘地痛苦的离去的……
送走了母亲，徐克成完全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个谈笑风生、妙语连珠的年轻医生、助教，变得落落寡合、沉默罕言了。最先发现变化的当然是阮荣玲：他，额头上猛然间怎么长出了细细的皱纹呃！
那年头正批判“白专”道路，徐克成却认准了这条“道路”。没日没夜，徐克成除了应付手头上的工作，一门心事蹲在对肝病、肝癌、消化疾病解析的灰色王国里。
“你完全换了一个人，”阮荣玲说，“变化很大。”
“老了么？”徐克成自我解嘲地笑笑，却像哭一样的难看。
“不。”阮荣玲说，“是变得稳重了，成熟了，老练了。”
“是该变了。”徐克成叹口气，“古人说‘三十而立’。到了这个年纪还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还没有长出直立站起来的脚后跟，情何以堪……”
不声不响地，徐克成开始了对肝癌——癌病学的重点冲剌。
他不放过每一个学习进修的机会。
1971年，徐克成来到上海医科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消化科进修。中山医院消化科是全国著名专科，老主任林兆耆教授是中国消化学和肝病学创始人哩。进入中山医院后，徐克成师从肝病专家朱无难、刘厚钰和中西医结合消化病专家李其松。来到这些顶级人物身边，徐克成才发现自己是多么的浮浅不文。
那时的中山医院病房大楼4楼东侧是消化病房，西侧是肝癌病房，后者是后来成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著名肝癌专家汤钊猷所创立。汤老师和李其松老师是夫妻，徐克成自然有机会去肝癌病房学习。那段不长的时光，为徐克成攀登消化病领域的极峰，垫下了厚重的基石。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还在向纵深发展，一会儿“将刘、邓开除出党”，一会儿“打五一六”、“清理阶级队伍”，一会儿“九大”、“九一三”，一会儿“批林批孔批宋江”，一会儿“反击右倾翻案风”……这个“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崇魔”时代，可谓群魔乱舞、百舸争流，后来都说那是林彪、“四人帮”几个魔头在折腾捣鬼，在破坏干扰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是底谁在幕后操纵“破坏”，徐克成心里清楚，人上者心里清楚，当事人心里都清楚，但谁都在装糊涂，不会说出这个清楚。是我们今天这个“很生气”、吼着嗓门在说“不”的世界最大经济体，颇为汗羞的软肋吧。
徐克成“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医学书。少不更事时受张祥凤那位“老右派”老师的“蛊惑”，他有过不大不小的“文人梦”。而立之年，有感于母亲的病苦，他一门心事地做起了“专家梦”——他给自己的人生座标是：要跻身于消化界群伦之间，即便不能出类拔萃、叱咤风云，起码要有所建树，像像林兆耆、朱无难、刘厚钰、汤钊猷、李其松、孟宪镛等等老师一样，自成一家，小领风骚。
他利用在农村“普查”的资料写了论文，将这些近年来的读书卡片和各文献，写出了几篇自我感觉不是泛泛之论的“综述”，他并不想出手去在杂志上发表——在眼目已高的徐克成看来，那些冠以“工农兵”出版的“医学杂志”，太业余太水了，到那里去发表，他们还不一定能看得懂哩！
抽屉里的文稿有些份量了。徐克成悄悄地找到孟宪镛老师，斗胆说我们自己能不能办一个杂志？譬如像五、六十年代本学院的——让徐克成和黄晔君大出过风头的“院刊”？——文革开始后那个院刊当“反动学术阵地”砍掉了，能不能恢复出版呢？即使是“传单式”的，当“内部参考资料”也好啊！
孟老夫子猛地瞪大了眼球：“徐克成，你就不怕犯政治错误吗？”
徐克成早就胸有成竹了，说：“孟老师，我们来个政治加业务嘛。政治上多用毛主席语录挂帅，用醒目点，保证不偏大方向就行！”
孟宪镛权衡再三，特别是认真阅读了徐克成的几篇论文，不觉叩案兴叹，以为是不可多得的好文章，不能见诸于铅字，不能走时医学同仁的视野，实在是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在他的鼎力支持下，南通医学院内部刊物《医疗教学参考资料》正式“出版”。
这本“大参考”似的平面读物，眉头报尾穿插了大量的 “最高最新指示”，且用黑体字显要凸出，可见作文者用心之良苦。就这份内部刊物，很快风靡全国，免费赠送到全国数百家医院。
徐克成后来谈起这件事，感慨万千：“说的是文化革命，其实是在革文化的命。在那个魔鬼当道、文化干枯的当时，一本小小的内刊，却像及时甘霖啊。”
过了些时间，孟宪镛和徐克成合编了一本“白皮”书：《皮质激素在治疗和诊断上应用》，20来万字，虽然书内还是不得不充填了大量牵强附会的黑字体“语录”，但业内行家读起来，会越过那些莫名其妙的黑段子，丝毫不会影响他们对知识的理解和共鸣。
后来，“文革”中停了的江苏出版社恢复后，派人来到南通医学院，说要找书出版，问孟宪镛和徐克成愿不愿意将《皮质激素在治疗和诊断上应用》放到出版社出版，但不能署名，只能用医院的名称。在那个批倒、斗臭了“三名”“三高”的时代，谁还敢、也不会想在书上署自己的大名啊。
这本书很快就出版了。这是江苏省在文革后出版的第一本科技书，在全国，可能在当时也是屈指可数的了。
徐克成有用不完的精力。那一年下乡，他的潜意识是想多一些临床实践的经验。人和人的需求、品位不一样，感觉、审美也就不一样。那次下乡对徐克成来说，有如孙悟空进了一次太上老君的丹炉，说受罪也真是受罪，说受益也确实大受裨益了。
徐克成既然私下里有问鼎消化病学问的雄心勃勃，那就首先必须具备一双阅读天下本科知识学问的慧眼。他的俄文与老毛子基本没有差别了，可他发现医学文献中，英文远比俄文多得多。
他开始自学英文。世界文化也是触类旁通的。由于他的俄文基础好，学起英文来也就轻车驾熟，快得让阮荣玲“刮目相看”。才几个月，半年都不到吧，就能轻松地阅读英文医学文献了。
“你呀，”妻子由衷地赞赏自己的丈夫，“真是有点鬼天才！”
“是鬼才还是天才？”
“天才天才超天才，好么？”妻子笑得咯咯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