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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无思无想过了三年

       在我11岁的那个九月,我跟在父亲身后,在这个县城唯一的车站下了车,穿过一座破旧的桥,一条弧形的大街,拐过几个不大不小的弯,在一条小街的一座大院前停了下来。当父亲走上前与值班室的一个有些年纪的老人家说话时,我抬头看见一个红红的国徽高高地悬挂在大门上面的高墙上,居高临下射出庄严肃穆的光芒,令我打了一个冷颤。

       走进去,是一条宽敞的水泥道,大道两旁耸立着六七棵枝叶茂盛的白玉兰,白玉兰的芳香散溢出来,十分地沁人心脾。树底下是两排平房,父亲说是机关科室临时的办公室。我们越过一幢大礼堂,来到了一栋两层楼的宿舍前,我看见进门口处挂着一块写着“第四栋”的小木牌。我跟着父亲上了楼,拐右手方向,直到最里边的一间房,父亲掏出钥匙开了门,我一脚踏了进去,见一部床,一张办公桌,一个大箱子,一张矮圆桌,几张小矮橙。

       这就是父亲在城里的家了,也是我今后生活和学习的地方。

       父亲是我一家人的骄傲,也是全村人的骄傲。在我老家有那么一种不成文的看法:同辈中第一个出生的必是个不同凡响的人。在倘大的一个村里,我父亲是“万”字第一号,于是在人们眼中他破天荒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也是理所当然、老天注定的。父亲是真正的大学生,六十年代初期凭本事考上的大学生,不是工农兵,也不是什么电大、职大、函大之类的。大学毕业后的父亲分配在中国春城一个省厅单位工作。文革中身置异地他乡自然受了不少的苦,三中全会一召开,我家乡实行了农村分田到户责任制,母亲寻死觅活硬是把父亲闹了回来。父亲通过一位本家叔叔,在小县城里的一个大机关找到了接受单位。于是才有了我的转学风波。

      父亲在屋子的中间拉了一块帷布,把原来就不大的屋子隔成更小的两个空间,我住里间,他住外间。他为我加一部小床,把唯一的一张办公桌也让给了我。父亲老是出差、下乡,一个月有一半多的时间我得一个人生活,去机关食堂打饭,去大澡堂冲凉,去楼下的公共水笼头洗衣服。

       我就读的那所小学在小城的东南角,临河。同学还很陌生,常常有孤独感。课间十分钟,我独自倚在三楼的走栏上,不远处江河上白帆点点,上下穿梭,好不热闹。

       放学后,回到屋里,临窗而立,首迎眼帘的是一碧波涟涟的大池塘。沿四周的塘堤上有许许多多婀娜多姿的柳树。弱不禁风的柳条儿柔然入水,嫩嫩的枝叶迎风摇曳,或竖立,或横伸,或向上翘,或往下垂,千姿百态,风采异呈。临窗的池塘的一角浮漂着一簇簇的荷莲,每到六七月间,一朵朵艳丽的荷花盛开在一大片碧绿的荷叶中间,却是相映成趣,分外妖娆。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微风过处,绿波荡漾,池面皱起一圈圈的波纹,扩散开来,溅起许许涟漪。江南梅雨时节,调皮的青蛙立在荷蓬上面,张开渴盼的嘴唇,耐心十足地承接神仙酿制的甘露,承接上天恩赐的圣水。这真如一幅画,我好想用蜡笔将它画出来。但我无法将它画出来,因为在我看来,就是世上任何色彩和丹青妙手面对这天然之杰作都会黯然失色。

       大院很大,有南园与北园之分。南园是机关办公室和单身宿舍楼,第1栋与第2栋之间有一宽敞的草地,草地上有几棵椰子树。成熟的椰子是根本吃不到的,也不是树上不长果实,而是椰子还没长大就让那些调皮捣蛋鬼摘了当皮球玩。每天放了学,或是星期天,小孩子们都不约而同来到这里,玩捉迷藏,玩老鹰抓小鸡,打玻璃球,抛香烟盒,吊在树上荡秋千,在画格子的地面上跳房子,花样百出,各得其乐。北园分布着机关大食堂、澡堂和家属楼群。在北园的东角,屹立着高耸入云的古塔。古塔由青砖砌成,九层,高达50多米,据说是宋代建成,有千年以上的历史,号称“江南第一塔”。塔身断砖少块,许多棱角已破损,中间的裂痕显而易见。塔身和塔顶上长着几棵长青小树,常有鸟停栖在上面。古塔屹立在大院内,无语见证着小城的悠久历史灿烂文化。塔下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地,每到春来,茂盛的绿草密密地铺满大地,仿佛是披上了一件绿衣,绿衣上,无疑又是孩子们玩耍游戏的好地方。

       那时,还有好一些象我这样跟随自己的父亲到小城来求学的人,我们来自乡村,身上沾满泥土气味,说土话,穿布衣,与这个小城格格不入。小城虽小,也算是一个大县的政治文化经济中心,在穿着打扮、追赶潮流方面也比较潮流,突然之间涌现出我们这些乡村孩子,宛如在一件漂亮的外衣上打了一块块补丁,让有些世俗的排外的人看见很不顺眼。

       我向来看不惯那种以城里人自居而把我们乡下人看扁的“城巴佬”,我认为在这种人身上天生有一种讨人嫌的气味,不仅令有自尊心的乡下人讨厌,连正派的城里人也嗤之以鼻。当时我所在的班上有一个妖里妖气的女同学,我也不知怎么惹了她,她一边吐口水,一边骂我乡巴佬。虽说好汉不与女斗,我还是忍无可忍骂了她一句小妖精。还有一次,上数学课,老师在黑板上出一道除法算术题,我第一个举手,老师就点了我。我一下子就把答案说了出来,话音未落,全班同学都哄堂大笑起来,原来是笑我满口土话,我当时羞得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但数学老师却训斥道:“笑,有什么好笑!你们谁有小林聪明,嗯?!”这些由于城乡差别引发的小节,至今我仍然记得很深,忘不了,一生也忘不了。经过那次刺激后,我加快了学城里话的进度,不到半年,我也能说一口纯味十足的县城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