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到了冬天。
       我喜欢冬天的东京。淡妆高雅的日本女人，考究潇洒的日本男人，身着短裤短裙的孩子们，在严寒的冬天，有的露出白亮的萝卜腿。这些都成了东京一道特有的风景线。
       东京的冬天，其实也就相当于故乡九、十月份的天气。只要有太阳，外面就暖洋洋的。因此，这里冬天的大街小巷，到处都是开放的鲜花，到处都是翠绿翠绿的。
      房间里没有集中的暖气供应，而是各自为战。有钱人安空调，想节省的就自家点煤油炉取暖。穷人只需多加件衣服，也能熬得过去。

       这里的冬天与故乡的冬天相比，真的称不上严冬。不过，故乡的冬天早已让我们畏惧却步。这么多年来，我们一次也没有在冬天里有过回家的欲望。
       即使是在这样温暖的冬天，我和先生下班以后，也很少再出门。大多数时间，我们就是安静地呆在家里上网，看电视。现在，我们已经鸟枪换炮了，安上了三十七寸的液晶卫星电视。在东京的家里，也可以看到中国的新闻联播、电视剧，甚至可以收看到中国春节晚会的节目。真正可以与国内的亲人同步过年了。
       快睡觉的时候，我接到一个莫名其妙的电话。
       说她莫名其妙，是因为她上来就用中国话鬼祟而胆怯地问：“你是中国人吗？”
       每当听了这样的问话，立刻让我很反感，并禁不住刻薄起来。我反问道：“是中国人又怎么了？”
       因为通常这样不礼貌的问话，多半是向我们推销电话卡的，也不知道这些人是从哪儿弄去的电话号码。
       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后，随即显得兴奋起来，换了种口气，换了个人似的连声叫着：“大姐，大姐呀，你真的听不出来我是谁了？”
      “你是谁呀？”听对方叫我大姐，我反而带着愧疚，一时语气也变软了。
      “怎么，你真的把我给忘了？”
      “不好意思，真是有点儿想不起来了。”
      “大姐，你不知道我找你的电话号码找得好苦啊，我问了好多人，最后才打听到的。你换了电话号码，怎么也不告诉我一声啊？”
       我一时竞判断不出对方是谁，只好先用赔罪的口吻说，去年换了新的电话号码，可能是忘了通知她了。我一边检讨着自己，一边抱怨自己不但老了连记性也变坏了。
       对方听完我诚恳的解释后，终于释然地松了一口气，一阵响亮的大笑后，报出了她的姓名。
      “我是迟平啊，你还记得吗？”
       这个突然蹦出来的名字，令我大失所望。怀着想叙旧的美好心情，一下子变得很堵，我想起了很多有关她的传说。只好不成不淡地应付道：“啊，原来是你呀，你还好吗？”
      “我很好。你怎么样？”
       她脸皮可真厚，就像压根儿没有发生过她想跟先生假结婚那事儿。
      当年她假惺惺地说，她的签证就要到期了，想让我们帮忙救救她。我当时看她可怜，还傻乎乎地问她，我们怎么能帮得了她？她就说，她想和我先生办个假结婚，这样她就可以拿到绿卡。等她拿到绿卡后，再和我先生办个离婚手续就行，一点儿都不会给我们带来麻烦的……
       亏她想得出来，依我先生的年龄，都能当她的爸爸了。真是想起来就气不打一处来，她还好意思再打电话来！
      “托你的福，我也不错。”
      “我想问问，大姐你跟咱们那些人还有联系吗？”
       我怔住，一下子警觉起来。冲着先生好奇的眼神摆摆手，示意他不要出声，并用笔写下了“迟平”两个字让他看。他瞪大眼睛，一脸茫然。我就只好又写下：“就是想和你假结婚的那个。”
     “啊，没什么联系。”
     “我想管你要几个人的电话号码。”她沉吟一下，毫不放松地追问道，“麻烦你把大郑、小黄的电话号码给我好吗？”
     “对不起，我好像没有她们两个人的，”我故意打着哈欠，懒洋洋地说：“你让我找找看吧。”
       我拿着电话，半天不响，后来，她有点儿沉不住气了，追问道：“有吗？”
      “哇，找到了。”
      “啊，太好了。快给我！”
      “哎．怎么不对呀，这上面只有山下一个人的……”
       我故意试探她：“你要山下的吗？”
      “我有她的。”
       迟平装做听不出我话里的意思，故作天真地嘿嘿傻笑个不停。笑够了又咕嘟咕嘟地喝起水来，那声音就如同牛饮水一样。
       “你干什么呢，还喝个没完啦？”
      “我刚回来，口渴了，在喝饮料哇。”
      “那你先喝吧。等会儿咱们再说。”

      “另0，30，另0……”
       见我要放电话，她急忙阻拦我。
       迟平的电话犹如惊雷，从我心头滚过。对于这个年龄不大、心计过强的女孩儿，我真的不敢掉以轻心。当年她利用山下的单纯住进了山下家。
       从山下家搬出来以后，我曾接到过迟平的电话。她说，她在东京市中心开了一家按摩店，要我去看看。我当时随口答应她，但始终没去成她的按摩店。大约两周后，她又打来个电话，先是嘴巴抹了蜜般地叫我姐姐，说她很想见我一面等等。我猜想，她可能又是想用和先生假结婚的事儿来纠缠我，就干脆没有理她。几年过去了，她这是突然从哪儿冒出来的？这次又是什么事儿想求我？不然，从前几年都不来电话的她，现在态度怎么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果不其然，很快她就露了馅儿。
      “我的签证快到期了……这个店我也不想开下去了……我还是想继续上学。”
       当时，我没有识破她的装腔作势，也没有听到有关她具体骗山下的事。只是出于怜悯，而为她出招：“你还年轻，能上学多学点儿东西当然好啊！”
      “不瞒你说，我现在的日语水平还不行。”她坦承道。
      “你不要太谦虚了，这么多年了，怎么会呢？”
      “口语对话没问题，只是语法挺叫我头疼的。”
      “抓紧时间补一补嘛。”
      “来不及了。”
       我不知道该怎样接她的话茬儿。见我不吭，机灵的迟平又开口了，她声音轻轻地说：“姐，我好像听你说过，你有个同学在东京当教授呢……”
       我脑袋转不过弯来：“是啊，可是她又能帮你什么忙啊？”
     “这你就不懂了，在日本考研，推荐是很重要的一步……”
       坦率地说，当年我是很犹豫的，根据她的人品表现，我是不打算给她帮这个忙的。先生偏偏在这时候插嘴说：“在异国他乡，不管怎么说大家都是中国人，能帮忙的，还是尽量帮帮她……要不年轻轻地就黑下来，虚度光阴，这也是浪费生命啊，如果换上是咱们的孩子的话……”

      我马上打断先生：“你可别拿她跟咱们孩子相比，他们根本就不是一路人。我很了解这个迟平，小小年纪狡猾得很哪……”
     “她再狡猾，也骗不了咱们什么，她不就是想上学吗，你就打个电话帮她问问，咱也不费吹灰之力，于人有益，于己无害的事儿应该办。”
       细想想，先生说得有道理。我这个人天生又经不住别人劝，就厚着老脸给同学打了电话。在这件事上，我的老同学也很够意思，马上就把表格给寄来了，然后又多次去系里周旋。最终，迟平如愿进了日大读研。
       可气的是，迟平在事前和事后，表现得简直是判若两人。事成之后，她马上翻脸，说什么完全是凭自己的能力考上的，其实跟我的同学没有任何关系…．．
       好在我的同学根本就没有期待她回报什么。只是我总是觉得自己欠了同学的。我知道，在日本无论别人帮了你什么忙，都是需要答谢的。这里没有白用人一说，也绝不会像国内有些人那样，为人办事后狮子大张嘴。这里只需一种心情，意思意思罢了，哪怕是买一条纱巾，一副手套也行。
       从此，我对精明到家的迟平，抱有了一定的成见。
       特别是后来，又传说她因欺诈山下而被通缉一事，就更加地鄙视她。
       想起往事，对她今晚的电话，我的警戒心一下子变得异常的强。
     “这些年，你都在干什么呢？”
     “我毕业后，进了一家大型证券公司。你一定听说过腾龙这个名字吧？”
       她故意把腾龙两个字叫得响响的，想勾起我的兴趣。
       我才不会那么轻易再上她的当，就淡淡地回她一句：“我对证券不感兴趣。”
       我心想，你这一套，我早在小姜那儿当保姆时就领教过了。
      “姐，我告诉你，我们公司可是世界有名的。”
       我心不在焉地听，听不下去，又不得不听。很反感地应付着她说：“那好啊，在世界有名的公司里任职，你将来肯定会有发展的机会。”
      “是呀，这不机会来了嘛，姐，我马上就想到了大姐你。”
      本想尽快地甩掉她，没料到反而被她给贴上了。我懊悔得不能原谅自己。怎么稍不注意，又钻进了她的圈套呢？
      “你开什么玩笑？”
      “大姐，这可不是跟你开玩笑。我告诉你，我们公司现在正在搞一笔大业务……说白了，就是让钱快转起来，让钱再生钱……集资的钱，只需一百天，就付给你百分之三十的利息啊！”
       她重点而夸张地提到了百分之三十这句话。
       这都是过去骗子们玩剩下的手法儿。她也好意思重新拿出来？多亏没有把别人的电话号码告诉她。看穿她这一点以后，我就给她来了个以不变应万变。我不会上她的当，看她还有什么妙计可施？就不阴不阳地对她说：“这不是天上掉馅饼吗？”
      “……大家都这么说，我看跟那也差不多吧。”
      “谢谢你，有这么好的事儿还能想到我。日本的利息可是近乎于零啊……能有这样的好事，真跟天方夜谭差不多。”
      “就是啊，我过去也这样想过……只是我们这里有规定，一次投资，必须要在一千万以上，才可以起步。”
      “一千万？一千万可不是笔小数目，谁家会放着这么多现金等着投资啊？”
       她见我迟疑起来，又马上改变了口气。
      “没关系的，一个人拿不出一千万来，可以三人一组的，进行自由组合。不过，公司有规定，最多不可超过三个人。”
       我不知道她是不懂，还是装不懂我的意思。我也极力配合她，跟她唱起了弯弯绕儿：“三个人还差不多。”
       迟平听我的口气，感觉有门儿，就进一步露骨地劝我：“姐，这事儿可要快一点儿啊，公司是有限度的，如果晚了，恐怕就没有名额了……你要抓紧，晚了恐怕就没机会了，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啊！”
      “就是，就是，不过呢，我自己是没那么多的钱，你让我想想，看我能不能找到合资的伙伴儿。”
       迟平又穷追不舍地跟我说教了一番。最后，她还不忘叮嘱道：“姐，这事儿你可要抓紧啊，这事儿可是百年不遇呀，宜早不宜晚哪。你一定认真办。我呢，改日再给你打电话，你看怎么样？”

     “不用。”我干脆地回绝了她，“等有了消息，我会主动跟你联系的。”
      我放下电话，不屑地把迟平的话跟先生粗略地讲了一遍。
      先生开导我：“像这种诱惑，在日本多的是，什么电话有优惠呀，卖的房子便宜又耐震呀，我们证券公司最有信誉呀……别把她的话放在心上就是了……”
      两天之后的半夜，我们都已经睡下了，再次接到了迟平的骚扰电话。
      上来，她就单刀直入地问：“姐，找到人了吧？”
      我耐着性子，迷迷糊糊地说：“你也不看看都几点了，就这么随心所欲地打电话呀？”
      “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没想到你会睡得这么早……”
       我斜了一眼墙上的挂钟，的确还不到十点半，我们一向睡得早，对于夜猫子来讲，的确算不上是半夜。
      “我找了两个人，都说没有钱……哪那么快呀？”
      “他们能有多少钱？”迟平气喘吁吁地追问，听声音，她正奔走在东京的大街上。“够不够一千万？”
      “不够！”
        她的迫不及待，令我怒火中烧。
       “不然，我就再问问社长，看看他能不能给我网开一面，看少点儿行不行？”
       她已经露出了尾巴，还在那里装腔作势。她的装腔作势，反而更印证了我的疑心。
       “公司的规定还能说改就改吗？我看你也别太费心了。谢谢你了啊！”
       “我这不也是猜想嘛，恐怕是不太容易的，看在你我过去的交情上，放心，这事儿，我会努力去办的……”
       这时，我听见她“啪”的一口，然后，一口接～口的，连着吐了三四口。
       我正烦她烦得要命，就毫不客气地岔开话题问她：“你是不是在大街上吐痰呢？你也来日本好多年了，怎么还这德行呢？”

       其实，我自己也曾犯过这样的错误，也没少被海燕挖苦。
       为了能骗到钱，迟平什么样的气也都得忍着。她厚着脸皮，嘿嘿地笑着说：“你听见了？没事儿……晚上人少，没人能看见。”
       “你一个劲儿地吐，还大声说中国话，人家不用看，也知道你是中国人……行了，不跟你说了，都这么晚了，快回家休息吧。”
       我刚要放下电话，她就在里边迫不及待地大叫起来：“别，我还有话要和你说呢，你家大哥在家待着也是待着，不如让他到我们公司来，我帮他找个好老师，教给他炒汇怎么样？”
       天哪，怎么又来了一个小姜呢？又要帮我们炒汇。谢天谢地，我们还是名符其实的穷鬼。不然的话，这些时刻瞄着我们的同胞，也不会轻易地放过我们的。
      “行行，等我们想炒时一定会去找你的。”
       这不明摆着，一计不成再施一计嘛。她的目的，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套住我。
       我气愤地放下电话，竟变得毫无睡意。
       那一晚，我翻过来掉过去的，就是睡不着。一想到明天还有课，就紧张地命令自己快睡，反而事与愿违，那一夜我失眠了。
       睡不着，我就开始瞎寻思：是迟平疯了？还是我傻了？还是我们大家在日本都生了一种病……
       接下来的一周，我们每天睡觉前都要关掉电话，生怕她再打进来。然而，有一天晚上，我和先生还是失误了，和大泽先生通完电话后，就忘了拔掉开关。那天晚上，让迟平又钻了个空子。
       我一听是她的声音，气就不打一处来：“你怎么这么缠人哪……”
      “不是，我想告诉你，后天是最后的机会了，我已经托人给你们留下了一千万……不然，名额就没了。”
       我开始讽刺她：“迟平，真是太谢谢你的好心了……为了能让我们赚点儿钱，你真是不辞辛苦，别的不说，光电话费就老去了……可惜，这些人都好赖不知，死活不肯买，你说可怎么办吧？”
      “为什么这么傻呀？百分之三十的利呀……这事儿在日本是根本就找不到的。”
      “我也这么想呢，可能是因为利太大，大家都不敢相信，心里反而不踏实了。”
      “你跟他们说，我们公司是日本最大的证券公司，是新加坡和香港合资的，是有信誉和保证的……大姐，不是有句话嘛，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你要抓住这个时机啊……听说你们孤儿打官司，还要赔偿好几千万呢。留着钱生虫子啊，还不如投资呢。你说是不是？”
       我立马清醒了：原来醉翁之意不在酒啊！这把日本政府告上法庭的状还没开打，她就提前打起如意算盘了。我觉得很气愤，就毫不留情面地反问她：
     “我就不明白了，这本来是件好事儿，我们干吗非要三番五次地去求他们呢……这样，只能让人产生反感对不对？反而会觉得我们在这里边有什么利可图呢。我看，咱们还是算了吧迟平？”
       迟平被我点中了穴位，她终于不响了。过了一会儿，她长吁了一口气：“也真是的，这些人太不知好歹了……明天叫姐夫来吧。”
      她又开始提先生，难道她还想打先生的主意吗？为斩断她的念头，我只好实话实说：
    “他现在工作很忙，他也不会去的。我已经把你的意思讲给他听了，他说，他对证券不感兴趣……我呢，也不好强迫他去对不对？”
       迟平一怔，片刻后她才失望地附和着我：“对对对。”听得出来，她已经是无计可施了。
      “这样吧，看看咱们哪天见个面？”
      “行啊！”
      “明天怎么样？”
      “明天？”我沉吟了一下，“明天我去不了，反正也快过年了，咱们过年趁着长休见吧。怎么样？”
      “过年我要回国，恐怕不行。”
      “那就等你从中国回来后再见。”
      “我大概要在国内呆很长时间的，恐怕一时半会儿的回不来。”
       当时，听迟平说好长时间，我还不明其意。其实，这一步步的安排，都是她和她那个所谓的大公司预谋已久的。
       直到有一天，在电视和报纸上看到，在日华人被骗，某证券公司卷财逃跑的报道后，我才彻底地明白了真相：原来迟平也是这个诈骗集团的一员干将。她多次热情地来电话，目的仅有一个：骗钱！
       我庆幸自己没有上当。
       庆幸的同时又痛惜，听说，迟平还是从山下那里骗走了近五千万日元。山下万万没有料到，一直称她为“恩重如山”的中国女孩儿，会有如此大的胆量和计谋。
       事到如今，后悔也无济于事。
       山下智子选择了报案。
       其实，在日本华人骗华人的这类事儿，并不少见，也防不胜防。
       再后来，听说被骗华人组成了诉讼团，起诉这些败类。只是，起诉时骗子们早抢先一步，卷财逃离了日本。能否将他们绳之以法又当别论了。
       在国外闯天下的华人，因为语言的关系，以及在异国他乡共同的感受和遭遇，往往很容易走到一起。于是，不想靠体力挣钱打天下的一小撮人，就动了歪心眼，悄悄地打起了同胞的主意，把罪恶之手伸向了自己的手足兄弟。
       按理说，中国人不该骗中国人，人不亲土还亲呢。可是，我在日本看过一篇报道让我震惊。我们虽然走出了国门，却没有走出阴影。
       那篇报道说，有个盗窃集团，在某县活动十分猖獗。这个集团的成员，全部都是中国人。奇怪的是，他们专门偷中国人。他们了解中国人爱攒钱的习性，家里虽没什么摆设，穿得也很朴素，可账本上的钱数，却普遍高于日本家庭。这是这个盗窃集团盯上华人的真正原因。
       据说在那个县，在同一个居民小区，前后一个多月，就有十几家陆续被盗。这十几户都是清一色的中国人。
       这下，可把在那儿居住的中国人给吓坏了。他们纷纷买来美国小旗，装潢门面地挂在了自家的门口。信箱上的名字，也都改成了英文。大家想尽办法，争先恐后地把自己装扮成美国人。其目的再简单不过，就是为逃过贼眼。
       真是可笑，可悲，又可恨。

       年后。一连好几天，我都梦见阿丽娅。它身上的毛不再像从前那样白亮白亮的。那时它在地上跑起来，就像个滚动的白雪球一样。机灵的会说话的大眼睛，罩上了忧郁和暗淡之光。
        醒来后，我胡思乱想的同时，也隐隐地产生了一种不祥之感。
       正赶上那天是星期天，我们都在家休息。先生发现我总是心不在焉，就异常关心地问长问短。自打他进了美国大使馆以后，变得宽容、温和、体贴多了。
       虽不需明言，但我们彼此心里都明白，是环境改变了我们的心态。而且，如今我们都渐渐地老在了异国他乡。老伴儿老伴儿，这种称呼，又有了更深一步的含意。
      我把心烦的原因说给他。
      他马上催我给晓铜挂个电话。
      电话打过去，晓铜马上听出了是我的声音。她立即反问：“你怎么才来电话呀，我一直在盼着你的电话呢。上个月，阿丽娅没了……”
      继而，晓铜号啕大哭起来。
      我的不祥预感被证实了。
      在远方的我，唯一能做到的，也只能是祈求阿丽娅在天国安歇吧。
      当年，是我把仅有一个月大的它和马西克，从美丽的基辅乘了一周的火车，一路颠簸带过边境线，跨过黑龙江，到我的故乡安家落户的。这俩小东西，曾经给我们带来过一段非常快乐美好的时光，我心里很感激它们。
       它们明亮的眼睛，能看透人的心灵。在我们全家办理来日本的手续那些个烦恼的日日夜夜，它们给我们的生活增添过些许宽慰。严冬里，在我提笔疾书的时候，它就默默地趴卧在我的脚上，用它温暖的小身体，给我增添了一份生命的热量。在儿女们高考的日子里，也是阿丽娅和马西克，天天伴他们苦读至深夜……
       然而，当我们的命运和生活发生巨变时，平时，把动物口口声声称为家庭的一员，在前程和动物之间必须作出选择时，我们最终还是将它们无情地丢弃了。“没有办法把它们带去同住。”一句话，轻描淡写地就为自己开脱了责任。
       我自责。
       我自责的同时，又有更多的无奈。
       平心而论，我真想把它们带来日本。谁都知道，日本口口声声热爱动物，更不许虐待动物。其实，在这些美丽的口号下，还是有很多看不见的禁令的。首先，很多租住的房子都是不许养小动物的。
       我们没敢把阿丽娅带来。如若真的带来了，也决逃不脱所泽中心那一关的。
       刚到日本时，有一段时间，我常和家人说，人和人分离不可怕，可以相互告知，我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什么时候回来，今生今世还有没有再见的机会……然而，人和动物分别，就复杂可怕得多了。它们无从知道我们去了哪里？为什么活生生的一家人，瞬间就从它们的生活中消失了。对生性忠诚的狗儿们来说，这简直是灭顶之灾。它们在冷漠中漫长地等待着。
       听邻居说，它们就趴在我离开时穿过的旧毛衣上，闻着我的体味儿，不吃不喝地哀叫了好几天。
       政府对残留孤儿的补偿，是极不公平的。
       在接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时，还要接受很多附加的条文规定。例如，生活费只能在日本国土享用。如果离开日本，回中国探望养父母时，不但享受不到生活费，甚至连在中国与养父母团聚时的吃、喝、住等费用，也要伸手从养父母那里讨来。如今的养父母，个个都成了年迈体弱的老人了。
       对于救命恩人，孤儿们不但知恩不能报，反而还要伸手搜刮。这种卑微的处境，让大家汗颜。汗颜之后，是震惊。震惊之后，就变成了愤怒……
       于是，在二OO二年，孤儿们不再满足现状，他们觉醒了。
       经过漫长的痛苦的思索后，大家终于决定状告他们的亲娘——日本政府。
       孤儿们把政府告上法庭，要向政府对他们自幼被遗弃、归来受限制、老后生活无保障这种不公平的命运讨个说法。
       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同时预示着一个新生的开始。
       两千多名残留孤儿，在短时间内齐心协力地团结起来，从日本的四面八方将冷漠的政府包围起来。
       无辜无奈的孤儿们，走到今天这一步，也是被逼的。大家的目的很简单，很明确：要日本政府对他们的老后生活给一个公平的交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战败之时，这两千多人，有的刚会说话，有的仅仅是刚刚生下来不几天的婴儿。到如今，当年活下来的婴儿，最小的也有六十六岁了。六十多年的风风雨雨，酸甜苦辣，永驻在每一位饱受战争苦难的老人心里。他们如果再不起来讨个说法，恐怕今生今世就没这个机会了。
       作为一样的人类，一样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一圈儿的人，他们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自己的生命来自哪里。这是每个孤儿心里永远的痛。
       在这次状告日本政府的过程中，有几十人的辩护律师团，他们完全出于公心公正，以免费的形式为大家辩护。
       他们说，如果孤儿的官司输了，将分文不要。如果赢了，再按百分之三提取辩护费。
       这个辩护律师团，以宽大的胸怀，以真诚的爱，以实事求是的精神，无私地为这个特殊的群体奉献着他们的爱。
       这个辩护律师团中的成员，既有中国人，又有日本人。有老人，也有年轻人。
       孤儿们在翘首期待着。
       自=OO=年发起之日，至今已经四五个年头过去了。
       四年之后，大阪法院率先不给予立案而失败。
       东京的孤儿们，在战斗中继续等待。
       在期待中，我们还要面对现实生活。
       学着精打细算地买东西，过日子。学着洁身自好地处理与左邻右舍的关系。学着开发自己的长处，掌握时机，发现更适合自己的人生之路。
       由于大泽介绍我去的那所大学，一周只有三堂课。后来，我的同学又介绍我去了她所在的大学应聘。走出了第一步之后，我尝到了甜头，所以，我同学说她们那里在聘汉语老师，问我想不想去时，我马上就答应下来了。我按时去面接，这一次跟上一次比，不但有了经验，也有了信心总之，我感觉不错！
       能不能被聘用尚不知道，面接是在日本找工作必须走的程序。
       程序走完之后，便是焦灼的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