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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先生又莫名其妙地成了日本鬼子

       母亲去世后,我一直有一个心愿:买个墓地将父母合葬。
       那一年的夏天,是先生陪我同行的。自从来日本那天开始,到这次回国,先生已经在日本呆了好几年了。几年来,我因母亲病重,曾多次往返于故乡和东京之间。而先生他,一直因身不由己的各种苦衷而不能一同前往,这还是第一次回去。
       先生的养父母,在我们来日本前,就已经先后去世了。我们在风景秀丽的帽儿山,已将二老合葬。几年来,我们一直拜托朋友在每年的清明这一天,代我们去烧纸祭拜,以了思念之情。这次他能亲自前去尽孝,显得很激动。
       踏上北京的土地后,先生比我显得更加好奇,更加激动。久违了的一切,在他眼里,都是既新鲜又熟悉的,中国毕竟是养育他的地方。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我和先生住进了一位有着近三十年交情的老朋友的家里。
       我们的这位老朋友早已当了大官儿,拥有处于北京市中心的近二百平方米的大三室一厅。家里的摆设不俗,很讲究,也很气派。
       别说朋友的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自得,就连我这身处其境的过客,在那一刻都会生出这样的念头:人生在世,能混到这步田地也就足矣了。
       这位高官和他的妻子,都是“文化大革命”前毕业的研究生,属于具有真才实学的那类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这些人属于“臭老九”,不但不被重用,还被莫名地下放到边陲省份的基层。当时刚刚走出校门的我,有幸在那里认识了这对背时的夫妻,他们成了我参加工作后的第一任师傅。
       这些年来,我们不但保持着联系,每每遇到什么难处,还忘不了找师傅。
       坎坎坷坷三十几年,师傅的称号一直延续到今。在我们的心中,师傅就是家人。
       历经政治风雨,历经人生坎坷的三十几年过后,还能将友谊保持至今,令我和先生都十分珍惜。想想看,当命运将我们分散,如今又能相见,相聚在一起时,是一件多么令人激动而又幸福的事情啊。 夜晚,酒足饭饱之后,大家开始开怀畅谈,谈着谈着,我发现,我们之间的共同语言,仅限于对往事的回忆中。
       关于目前我们在国外的状况,实话实说,既没有自己的住房,也未能买上自己喜欢的汽车。换言之,就是租住别人的房子,出门乘坐地铁而已。我们的现实生活,远远低于师傅对我们寄予的希望指数。
       可是,那时的国人,正近似疯狂地买房,买车,有钱的买,没钱的借钱也要买,有的人是为了自己住,更有一些炒房团掺和进去,致使国内的房价一提再提,远远高过了东京和纽约的房价。国人依旧亢奋地摩拳擦掌,赤膊上阵,劳而不疲地跃跃欲试着。据说,更为滑稽的是,有的人买了车,却没有车位,每天都要早早地出门,为的就是去占车位,车不但没有起到为人服务的作用,反而成了人的负担。这现象,也是很难令人理解的。我们心里这样想,不能轻易说出口,那会让人觉得我们是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
      “这么多年了,还没买上自己的住房?”
      “……日本车很便宜的,怎么会连车也没有?”
       对于这些善意的提问,有时我们会不知该如何解释。我们有房子住,还用不着买房子。或者直说,我们没达到买房子的水平。至于东京的交通发达得很,根本用不着买车。有车的人往往也不是为了上班通勤而购置的,大多用于度假和购物的需要。
    总之,解释是解释不清的,还不如干脆不去解释。再说,我们也确实是没什么好显摆的,除了多了几个钱外,几乎是一无所有。
       各自有各自的生存环境,各自有各自的生活标准,各自有各自的骄傲之处,各自也有各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我突然痛苦地发现,在两个不同环境中生存的我们和他们,共同语言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得越来越少了。
       现如今,我们不用再为从科长、处长、厅局长、部长这样一步步的提升的战斗中进行没完没了的勾心斗角,不再去体会其中的忧患和欣慰。他们也一样惊讶:你们怎么会堕落到这样不求进取的地步?生活得毫无目标和朝气呢?  北京和东京不同的是,这里是一个喧闹的世界,灰嘟嘟雾茫茫的,到处是一片热火朝天的景象。行走在热闹的大街小巷上,人们可以毫无顾忌地扯着大嗓门吆来喝去。
       我们又仿佛置身于从前,踏着温热的土地,听着熟悉的乡音,边走边吃,边逛边说。就这样,在短短的三天内,我们几乎尝遍了在东京时想吃的各种北京小吃。
       在即将离开北京的那天晚上,一位从前的编辑朋友——老郭,请我和先生吃饭。席间,老郭还带来了他六岁的孙子冬冬。
       冬冬不但人长得眉清目秀,虎头虎脑的,还聪明可爱。难怪老郭走到哪里,都要带着他的宝贝孙子了。
       我和先生给孩子带去了包装精致的日本点心和日本小学生用的那种背包。
       老郭马上把冬冬叫到跟前,郑重地告诉他:“快说声谢谢,这可是真正的日本货哟。”
       冬冬伸过两只白胖的小手,接过宝石蓝色的背包,眨巴着绒嘟嘟的大眼睛,重复着爷爷刚才说过的那句话问:“日本货。爷爷,告诉我,日本货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被冬冬的话给逗乐了。
       孩子就是孩子,他仰起天真无邪的小脸,环顾四周后,盯住他的爷爷,忽地又想起了一个问题似的,很认真地问:“是电视里演的日本人吗?”
       不明其理的老郭疼爱地端详着孙子的小脸儿,心里正美滋滋地想,冬冬真给他长脸了。他欠身拍拍孙子的小脑瓜,进一步解释道:“你面前坐的这位爷爷就是日本人啊。”
      “骗人!他才不是呢。”
       大家都呆在那里,不知是怎么一回事儿,屏息想听下文。
       最为奇怪的还是老郭,他还跟冬冬较起真儿来:“告诉我,爷爷干吗要
骗你呢?”
      “他是日本人,怎么还说中国话呢?”
      “这个啊,这很简单哪,这位爷爷在这儿说中国话,回到日本就说日本话。懂了吧?” 冬冬有点胆怯地开始重新打量我先生,好像一个主意突然从他的小脑瓜里蹦了出来。他站起身,绕过椅子,走到爷爷跟前,把小嘴紧贴在老郭的耳边,边说边用眼睛警惕地斜视着我们。
       老郭听罢,哈哈大笑地把冬冬抱起,重新把他放在了椅子上。
       先生讨好地夹了一块拔丝地瓜,放在冬冬面前的盘子里。
       冬冬先是拼命地摇头,后来瞪圆了眼睛带着哭腔说:“我不要他给我夹菜。”
       看着刚才还乖巧的冬冬一下子就发生了变化。老郭先沉不住气了,他阴下脸:“冬冬,你怎么这么没有礼貌呢?爷爷刚刚还给你送了礼物,你这个小没良心的!”
       老郭以为风波过去了,抱歉地向我们解释,现在的孙子,其实不是孙子,反倒成了爷了。
       大家都笑着,七嘴八舌地开始打圆场。
       大人们想把风波掩盖下去,冬冬却不肯罢休,他语出惊人地喊道:“我才不喜欢日本货呢,小朋友说,谁用日本货,谁就是卖国贼。我不要当卖国贼。”
      “你这孩子怎么净瞎说,谁教给你的?”
      “我才没瞎说呢。”冬冬委屈地撇着小嘴,“上个星期,爸爸带我去公园玩。有一个小朋友要跟我玩球,爸爸就问那个小朋友,你是韩国人,还是日本人?小朋友说他是日本人。爸爸就说,日本人,不玩不玩,他不跟日本人玩,你快走吧。爷爷你要不信,去问问爸爸好啦,我跟你打赌,你看他说没说过……”
      “都是他妈的看电视剧看来的。”尴尬的老郭气急败坏,粗鲁地骂道。
       童言无假。童言无忌。
       大家心里的震惊无以言喻。
       美好的心情,竞被一个仅仅六岁天真无邪的孩子给粉碎了。
       冬冬也让我们从侧面认清了一个现实,一个冷酷的现实。这个冷酷的现实,只不过是隐藏在虚华的热情底下罢了。
       第二天,我和先生心情复杂地乘软卧回到了思念的故乡。  当火车驶进站台,来迎接我们的亲人站在站台上,拼命地向我们挥着手,这种令人激动的场景,似乎恍如隔世,我们很久很久没有经历过了。
       那一刻,眼睛不由自主地就湿润了。
       那次回国时间不长,效率倒是挺高。一件件的事情办完之后,我和先生便商量,该去看看我们的阿丽娅了。现在,阿丽娅和我的好朋友晓铜住在一起。
       我和先生站在晓铜家的门外,隔着门,大声欢快地呼唤着:“阿丽娅!阿丽娅!”
       虽分别多年,特别是先生已有好几年没有见到阿丽娅了,但是,奇迹还是在那一刻发生了。隔着北方厚重的防盗门,阿丽娅就判断出是我和先生看它来了。
       于是,它不顾一切地从晓铜的手里挣脱出来,激动、兴奋地猛扑到门上,哀鸣起来。
       门打开之后,我们顾不得先和老朋友打招呼,第一个动作就是从地上抱起阿丽娅,紧紧地搂抱住它温热的小身体,紧紧地抱住。
       阿丽娅开始疯狂、贪婪地亲吻着我的脸,我的耳朵,我的脖子,我的头发,一遍又一遍,不停地吻。
       它激动得浑身发颤。
       我幸福地流下了眼泪。
       这一刻美好的时光,永远地刻在了我的记忆里。
       精灵的阿丽娅亲完我之后,它也没有冷落先生,立刻掉头,又扑进了先生的怀抱。它边亲边亲呢地“嗯嗯”着,声音里透着快乐和满足。
       阿丽娅亲完了我们,又去安慰它的新主人晓铜,一个劲儿舔晓铜的手,它不想厚此薄彼,真是难为了这个小精灵。
       过去,只知道人想人的滋味儿。其实,站在动物的角度看,它们的思念,并不逊于人类。那一年,阿丽娅已经有八九岁了。按人间年龄的换算,它已经称得上是位老人了。真诚地感谢它对我们的怀念。感谢它又给了我们一瞬美好的时光。
       这次暂短的相见之后,我们便永远地失去了阿丽娅。  在返回日本的前夕,我们受到小伟的邀请。她说,她约了几个朋友,
要和我们见个面,大家在一起聊聊。
       我先是推托说,这次时间太紧张了,见面的事儿这次就免了吧,反正我们还会回来,来日方长嘛。
       小伟有些为难:都跟人家说好了,时间也不会太长,就是大家在一起说说话,喝喝茶,几个人都是你们认识的。
       我当时的心情很复杂。我的体会是,尽可能地谢绝用公款的宴请,一般的公款设宴,钱都花得过于大方,有的简直是令我们目瞪口呆。那不叫花钱,叫烧钱更为恰当些。是将来对方来日本时,我们不能等同对待的。
       在日本花出去的每一日元,都是我们自己的血汗钱。我们不想花冤大头钱,也不想欠下良心债。可是,我们怎么好向对方说穿这层意思啊!说到老朋友,我们倒是很想见。只是分开的时间太久了。三十几年过去,我们彼此的人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见了面说些什么好呢?我琢磨着,要是把在日本这些年的实情,不打折扣地讲出来,不但会叫他们失望,说不定还会吓着大家。
       小崔不是有一个栏目叫《实话实说》嘛,在我的眼里,去做节目的人都没有说实话,真是愧对了小崔,愧对了那个栏目的名字。
       我要说的是,自己不但扫过厕所,还当过保姆,伺候过月子。还在饭店打过工,刷过碗,切过菜,端过盘子。我教过汉语,当过编辑,卖过荔枝,陪过唱……差不多七十二行,我做过了一半。还不得把在座的众人惊倒一片啊!
       往往能够展示给人看的都是美丽、尊贵、风光的一面。背后的艰辛与苦难,也只能隐藏在自己的心里。
      “盛情难却,我们还是去吧。”先生劝我,“你是这样想的……别人还以为你出了国就摆谱呢。”
      “是呀,我也很为难,千万不要再碰上像冬冬那样的小愤青就好。”
      “孩子是坦诚的……少说多听吧,实在觉得没意思,又插不上话时,你就傻笑……”
       我被先生逗得笑了起来。一向认真的人,有时也会变得机灵起来。
       看着他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故意歪着头冲着我傻笑,我倒觉得他不是个老头儿,而是一个天真烂漫的大孩子。
       那天的宴会,我和先生都是怀着和往昔赴约一样的快乐心情去的。
       我和先生,还有即将见面的几个朋友,都是三十几年前在同一个单位工作过的同事。
       那时候,人们称做“同一个战壕里战斗过的战友”。想当年,大家都很穷,那时每人每月的工资,也就三十几元人民币,仅仅相当于五百日元。
       大家都很能干,虽然得到的很少,还会没有怨言地加班加点,做到“以厂为家”。
       说来奇怪,那时候的人非常简单,只要领导一声令下,指到哪里就战斗到哪里。
       想当年,我们真是傻乎乎的一群。
       想当年,我们就那样廉价地耗尽了自己的青春。
       经过风风雨雨之后,大家又开始重新分离、组合,重新选择人生,各自奔向了各自喜欢的地方,各自找到了各自喜欢的工作。现在这几个人都离开了原来的单位。有退了休的,有当了官的,有当了法官的,有经了商的,也有炒股挣了大钱的……
       我们彼此没有恩怨的纠葛,有的只是怀着美好叙旧的心情。
       第二天,我在南岗维纳斯照相馆对面,仅几秒的工夫,就被小偷把钱包和价值两万元的金边眼镜,全部给偷去了。
       这儿的小偷可真厉害,很多回国被害的人回来都这么说,这回算是让我领教到了。仅仅几秒钟啊,真赶上神偷了!钱包我倒是不心疼,只是那眼镜对我有特殊的意义。那是我过生日时,海燕在美国特意给我买的纪念品,就让我这么不小心地给丢了,也有点太那个了。我想,小偷要那眼镜也没什么用,因为那是散光加近视的,如果,真像我想的那样,我可以失而复得。
       抱着这种心态,我报了警。我跟派出所的人讲明情况后,先是检讨自己的防范意识差,后又留下了日本的联系电话号码。
       十五年来,在日本真的就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心里毕竟有点儿不是滋味儿,这下,无论走到哪里,都要学着把包包牢牢地斜挎在肚皮前,真是丑化了自己。再悄悄地看看周围的人,大家都是这统一的背法儿。
       我们如期返回了北京。我们只能在北京住一个晚上,就要回东京了。
       就在北京的那个晚上,我们打开了电视机,看到了在美国的纽约发生了令世人震惊的爆炸事件。
       我们目瞪口呆。
       =OO-年九月十二日,我和先生心情沉重、惶惶不安地飞回了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