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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铤而走险思那库

       小的时候,我曾读过一本苏联小说《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体会和感动,显得是相当的肤浅。那时,我没有生活体验,有的只是凭空的想象。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很无奈。外面的世界像天堂,只不过是这天堂不属于穷人。特别是在精彩无奈的世界里,摸爬滚打了许多年之后,这种切身的体会就会变得更加深刻起来。其实,东京更不相信眼泪,甚至蔑视眼泪。这里唯一认可、相信、崇拜的就是金钱。唯有金钱,才能代表你是不是强者,是不是有社会地位,是不是有主宰他人命运的力量。在这里,我清醒地看到,这个世界只存在着较量,是不存在感情的。
       六十岁的人,放在古老传说里,不死也到了要被活埋岁数。六十岁的人,已经看开了浮利虚名,真的是已看破了红尘。六十岁的人,不会再天真地相信什么奇迹的出现。六十岁的人,不会再傻乎乎地指望哪一天真的会有贵人出现在自己的面前。六十岁的人,对人变得宽容大度,对己变得更加清醒冷酷,他知道能解救自己的贵人,只能是自己。
       快步人六十岁的我们,也不再为自己命运的不公而自悲自泣。有那时间,还不如去干一点儿切实可行的事情。
       因此,当有人问我,愿不愿意去思那库帮几天忙时,我连想都没想,只是怀着体验生活,能轻松挣钱的目的,便爽快地答应了。
       思那库店,几乎称得上是日本的特产,是日本独特的陪客人喝酒的地方。
       我要去的这个小店,位于车站附近,是一位年近七十岁的女人开的,如果不是在亮处仔细端详,万万猜不出她的年龄来。她手下只用了一个帮手,就是介绍我去干的人——秋月。
       秋月那年三十刚出头,人长得细皮嫩肉的,眼不大但有神,嘴小又会说,很讨人喜欢。她又天生长得白,俗话说,一白遮百丑,秋月就是属于越看越好看的那种人。唯一不足就是,她总是爱疑神疑鬼,像个时时将要被逮住的逃犯。再就是她说话时,总像是被咬住了半截舌头一样,让人听起来别扭。
       这也许只是女人对女人的感受,男人就认为她说话很可爱。我顶替她的那段日子里,很多来喝酒的客人,就不止一次地向我打听过:“那个说话很好听,很可爱的女孩儿怎么不来了?”
       可见,男女之间的鉴赏力是有着很大区别的。
       她辞了思那库这份工,用秋月自己的话说,就像割了她的心头肉一样疼。她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辞掉的。
       听朋友说,秋月是多年前从中国福建省的福清偷渡来日本的。她就像《潜伏》里的特工一样,在日本已足足潜伏了十几年了。在潜伏的日子里,她不但要处处躲避警察,打工挣钱,还要忙里偷闲地生儿育女。她疑神疑鬼的毛病,大概就是这些年潜伏过程中落下的病根儿。身临其境地想一想,其实这些偷渡来日本的人,可要比《潜伏》中的于则成和翠萍的日子要难得多,起码,他们不用为钱去奔波吧。
       一直以来,秋月都以为大家都不知道她的底细,极力隐瞒着,过着掩耳盗铃的日子。
       有些人还故意耍弄她,明知故问:“你们全家都在这儿?你老公是干什么的?你的签证是家族签证吗?”
       不明真相的秋月就会高傲地梗起细长的脖子咬着舌头背诵道:“我是家族签证,我老公在日本会社上班,他每天只知道打电脑……我女儿跟日本老师学习钢琴呢……”说着说着,她的脸上便会莫名地现出幸福和光荣,这时的她就会深陷在自己编织的梦幻里,她根本就看不见别人狐疑的目光,听不见周围人发出的嘲笑声。
       可怜的秋月陶醉在自己编织的梦幻中不能自拔已有多年。大家当面不说,背地里都在嘲笑她,议论她。
       她本来在这个小小的思那库店里干得好好的,就是因为警察最近经常光顾思那库店,抓像她一样的不法滞在者。有一次,秋月还差一点儿被抓走。警察来店的时候,她正好到街上给妈妈买香烟去了,才无意中躲过了一劫。
       这一劫过去之后,她不敢再掉以轻心了。从那时起,只要店里出现一张陌生的面孔,目光锐利地往她身上一扫,她都会像触了电似的,立刻被吓出一身大汗,认为那人是来抓她的便衣警察。
       秋月暗想,在思那库店里干下去,只是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被抓住是早晚的事儿。与其被遣返回中国,还不如找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地方。
       这抛头露面的地方太危险了,不能飞蛾扑火呀。反正,钱也不是一天两天能挣够的,现在算起来,也来了十几年了,钱也存下不少了,就来个细水长流吧。秋月这样自己劝着自己:“安全把握最重要啦。”她通过大郑介绍把这份工作卖给了我。
       我跟她在电话里订下君子协定,光介绍我不付钱,妈妈决定让我干以后,我再付钱。因为我担心自己这把年纪,思那库的老板娘是不会要我的。
       第一次和秋月约好,晚上七点整在车站北口见,由她带我一起去店里见妈妈。
       刚见到秋月,她就把我推到路灯下,审视地将我上上下下打量一番,然后不满地直摇头嘟囔着:“你就这么去啊?大郑她没提醒你啊?”
     “大郑没说什么呀。”
     “你要打扮一下,起码要化化妆呀,要穿件带颜色的衣服……”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焦灼和不满,“今天我没时间陪你去了,等下我给妈妈打个电话,你明晚这个时间还在这儿等我。要记住,店里很暗哪,一定要穿件带颜色的衣服……”
       秋月一边不放心地嘱咐我,一边又禁不住四处张望着,一副令人心疼的提心吊胆的样子。
       我答应她后,秋月忙转身,脚步匆匆地消失在人群中。
       化妆,对现代女性来说是轻车熟路。因为她们从小开始,每天都需要化妆,就像吃饭睡觉一样必不可少。而对于我来讲,就成了件大难事。我这一生,除了抹口红,偶尔擦擦护肤液外,几乎没化过别的妆。我自以为这已经是进步了。而对于我母亲那一代的普通妇女来讲,恐怕连口红和护面液都没有用过。只隐隐地记得,母亲在冬天里擦过雪花膏,手上涂过蛤蚧油,还是那么珍惜地涂了一点点。
       我化妆的目的,就是想让人感觉我年轻。我又不能化艳妆,那不符合我的性格,同时又会招来先生的疑心,肯定会吓坏他的。我至今还没有勇气告诉他,我要去工作的地方是思那库店,能避免的就尽量避免吧。尽可能地不让先生操心,善意的谎言,有时也是需要的。我心里暗藏着个小九九,就是打算存一笔钱给海洋上大学用,这个愿望最终能否实现,还是一个未知数。我还不想这么早地把这个秘密告诉先生和其他人。
       我们来自中国,从小到大成长的环境,以及所接受的教育,都与日本大相径庭。甚至连好与坏、善与恶的看法,也有所区别。如果我直截了当地告诉先生,我要干的工作就是陪男人去喝酒说话,与素不相识的男人去打情骂俏……我准会被臭骂一顿的。我甚至担心他会一病不起。他倒是不怕我会背叛他,是男人的自尊心要活活地折磨他。作为一个男人,我跟他来到他的祖国,他不能给我好的生活也就算了,他甚至不能给我一间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
       这是作为一个男人的悲哀。
       这是作为一个人的失败。
       这是作为一个丈夫内心最大的隐痛。
       我懂!
       我不指望这样的男人还会有多大的前程,我也不指望这样的男人会有什么希望和奇迹发生,我更不能奢望从他这里得到什么。我深知他心里的苦,知道其实他比我还不容易。
       我只是希望他不要添乱。除了死要面子活受罪的他,我还要防着我的儿女们。又要挣钱,又要左右防备,真难啊!
       观念的转变,正像我们小时候所受的社会主义教育那样,是脱胎换骨的,是需要一个长时间的过程的。
       要想顺顺利利地出征,首先,必须隐瞒。我向先生说谎;别人给我介绍了一份料理店的工作,是夜工。
       他没有怀疑,而是有点儿担忧:“你干得了吗?做什么?”
      “洗碗。”
      “洗碗虽简单,不过,那活儿可够累的,几点到几点啊?”
      “晚六点开始,到十二点结束。”
       他听罢,马上皱着眉头连连反对:“不干,不干,站六个小时,你这把年纪能吃得消吗?”

      “没关系,反正就一两个月,坚持坚持就过去了。再说了,不脏不累的活儿到哪儿去找啊?”我往脸上扑完粉,就把脸转向他问,“你看我扎不扎眼?”
        先生扫我一眼,随口嘟囔着:“我哪懂这个呀?”
        我不依不饶:“快点儿,认真帮我看看,我这是第一天去。求求你啦。”
        这回先生细眯起眼睛,足足打量了我有十几秒,然后一锤定音:“还行。”
        我一颗惴惴不安的心刚刚放下,先生又发问了:“这么说,你还真想去啊?”
       “对,真去。”
       “去洗碗?”
       “是去洗碗。”我死死咬定后,又反驳他,“洗碗有什么不好吗?”
       先生见我说得如此坚决,也就不再劝我放弃了,知道对我定了的事,劝也是没用的。
       我爱我先生的正是这个。我们的婚姻能维持到今天的原因,也许正是因为这个。他是个典型的老实男人,也是个典型的大度男人。正是他的自信和大度,才赢得了家中的地位和我们的爱。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在心里把他认做自己的长兄。
       我表面上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其实心里很不平静。我在努力地为自己找借口,暂时的欺骗也是无可奈何的。这里是日本,而不是中国,最现实的问题,是生存的问题。总有一天他会明白,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这个家,为了走出这个贫穷的家。贫穷虽无罪,可贫穷的滋味儿并不好受。我们选择来日本,只为了比从前生活得更好,只为了过上自由幸福的有尊严的生活。
       仅仅为了这个目的,还算不上痴心妄想吧,怎么做起来就这么难啊!
       第二天晚上,和秋月再见面时,我不但化了妆,还刻意穿了件黑红相间,大小正好卡在腰际的薄呢子上衣,下面配了条黑色的喇叭状裙子,脚上是黑色的皮靴,看上去有点欧洲洋人的味道。
       秋月见到我,上下左右审视地打量我一番后,才勉强道:“这回还差不多。走吧。”然后,她又悄声快速地嘱咐了我一番,我就跟着她捌着小碎步快走起来。
       令我大惑不解的是,她严肃地说:“走路的时候,不要说中国话,也不要并排走。”
       见我愣眉愣眼地现出一脸茫然,她就又补上一句:“你就跟在我后面走好了。”
       我只好遵命。不过,感觉怪怪的,就像过去在电影中看到的两个刚刚接上头的特务一样,既鬼祟又滑稽。心想,这又像是在扮演哪一出戏呢……
       走着走着,我突然想起,见了面以后该怎样称呼妈妈,刚开口问她,没料到对面走过来一个男人,秋月立马小脸苍白地转过头来给我使眼色,我这才猛地意识到她身份的问题,急忙闭了嘴。
       其实,那个人只不过是一个过路人。
       小店不大,看上去只能容下七八个人的样子。有一位客人正随着乐曲唱着《北国之春》。这忧伤而又熟悉的乐曲,一时让我莫名地想起大雪纷飞、寒冷的故乡来。
       我们进去时,只有妈妈和这位唱歌的客人。
       我庆幸的是,店里灯光幽暗,正好让老眼昏花的老板娘看不清我的脸,这样,她也就猜不出我的实际年龄来。
       秋月给我们互相介绍之后,就叽里哇啦地用日语向老板娘说着有关我的情况。
      “我替你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么个合适的人……关于她的情况,妈妈你就放心好了。你感觉怎么样?”
       妈妈斜歪着头,打量着我咂巴了下嘴:“看着还可以,她有多大年纪了?”
       音乐声不但影响我的听力,也干扰了她们俩的谈话,她们就提高了嗓门,我心里打鼓,生怕被老板娘看出漏洞,就竖起耳朵听秋月怎么说。别看她在外面怕碰见警察时,表现得蔫蔫的,在妈妈面前,她就像变了个人似的,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妈妈,你真是贵人多忘事啊,她三十六岁,我看正合适呀……”

        “她是什么签证?”
        “跟我一样啊,是永住。她丈夫也是日本人。”
        “那我就放心了,谢谢你了。”
        “你也别客气,妈妈,那咱就这样说定了啊,你要好好待她哟,我还有事,得马上走!”
        我还坐在那里想继续听下去,就听见秋月突然用中国话向我嚷了一嗓子:“走,你还坐在那儿发傻呀,成了!”
        我机械地站起来,跟在她身后走出店门。
        秋月神秘地笑着:“妈妈决定要你了。”
       “我听见了,多亏了你,她问我年龄时,把我吓得心都提起来了。”
       “你听见了就好,我是帮你说了许多好话哟。”
       “真是谢谢你了,改日我好好请请你。”
       大概是秋月误解了我这句话的意思,想以请客为名不付介绍费,不然她为什么刚刚还因得意而灿烂的脸,转瞬间就变得心神不宁起来,并开始抱怨:“为了你这事儿,我是请假来的,这个你知道吗?而且我很忙,我得赶快走。”
       我连连点头,并随着她,想找个僻静的地方,好把介绍费交给她。
      走到大街的拐角处,秋月放慢了脚步,警惕地左右打量一番,见四下没有可疑的人,就放心地停下了脚步。
     “你可真够幸运的了。像你这么大年纪的人,到哪儿去找这么轻巧的活儿,什么也不用于,就陪人说说话就能挣钱。要是在中国,你就别想这美事儿,这跟天上掉馅饼有啥区别?”
       我急忙点头示意,陪着她傻笑了一会儿,还是不甘心地谈到了工钱的事:“就是工钱给的太低了点儿啊,这种工作,一般都在两千以上的。她一下就克扣了一半。”
      “一千,已经可以了。”秋月有点儿不高兴地拉下脸,没有说出来的言外之意:你这个岁数人家要你就不错了。她虽没有说出来,我还是在她的脸上读出来了。
     “你去打听打听,饭店里的刷碗工,拼死拼活地干,一个小时也就能挣上九百……你呢,以后要注意打扮,千万不要让老板娘看穿了帮,那样,我脸上也无光啊。你知道吧?”
       我知趣地闭了嘴。
      “好啦,我也该走了,你也该回店里去了,时间长了,老板娘会生气的。”
       我看时机已到,急忙把早已握在手心里,还带着我体温的两万两千日币,塞进了她的手里。
       秋月借着路灯,把钱捻开来看了一下:“怎么会是两万二?不是说好的是两万吗?”
      “那两千是给你的交通费,你这两天跑来跑去的,没少花钱。”
       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两千元竟能让秋月大喜过望,也让我轻意地铺平了今后的打工之路。
      “你这个人办事明白。放心,以后有好活儿我还会给你介绍的。行,那我就先走了。你也快回去吧。不过,我说了这么多,你也别有压力,其实,这种小店好干得很,日本男人好哄得很,他们见到女人,不管长的多丑,都会说你真可爱呀。像妈妈那样的都快七十了,照样是可爱的女人。总而言之,在他们这些男人眼里,用句粗话说,只要身上长个洞的就都可爱。”
       我也被她的话给逗乐了。
       秋月得到钱,心里踏实了,脸也立马变得亮堂起来。她又好心地告诉了我一些注意事项,给我交了个实底儿后,就迅速走人了。
       两万二,这个数目对于我这种穷人来说,的确不是个小数目。但我深知,在异国他乡求人帮忙是要花钱的,这是天经地义的。特别是对福建人来说,他们更注重现实。在现实的人面前装傻,无疑是在给自己设路障。
       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现实教我懂得了这个道理。如今,和这些人打交道,我也渐渐变得聪明起来。
       两万二,得到一份轻松的工作,值得。两万二,我不心疼。算算,两三个晚上就能挣回来了!
       工作的第一个晚上,几乎没有客人来。我和妈妈就一直搞卫生。从酒柜里的酒瓶子擦起,擦完了瓶子擦灯。蹬椅子上高,吊灯,壁灯,门廊上的管灯,统统擦了一遍。妈妈第一天就给我来了个下马威,今天总算来了个小力巴,恨不能多少年的灰尘一天内都清除掉。我也铆足了劲儿,心想豁上了。所以,擦完灯后,妈妈问我:“你没关系吧?你还能干吗?”
       我就干脆地回她:“没关系,你说还干哪儿吧?”
       她就指指点点地让我擦墙,擦灶台,擦门,擦桌椅,拖地。
       天哪,头一天,我就干了一百天的活儿。这些活儿中,除了拖地,在以后的日子里还干过外,其余的,在后来的一百天里一样也没干过。
       按照妈妈的吩咐,全部做完之后,依旧没有客人来。妈妈就教我如何查找唱片。她一再强调说:“你不学这个可不行啊,要是客人点歌时,你找不到可就麻烦了。”
       第一晚,在忙忙碌碌的劳动中,很快就到了下班时间。
       后来我才感觉到,没有活儿干的日子其实更难熬。
       有一次,妈妈问我:“你有什么拿手的好菜做给客人吗?”
       自从结婚当了家庭主妇以后,我对做菜做饭都是能对付就对付,对做菜一窍不通的我,被问到了头上,也只好瘦驴拉硬屎了。我绞尽脑汁才想起了水饺和红烧鸡腿两样,就算是我的拿手菜吧。
       日本人吃的饺子,都是煎烤的饺子。名是一个名,其实,他们吃的就是锅贴。而且锅贴的皮儿还不是手做的,没有一点儿弹性。他们很爱吃水饺,一般人都不会做,特别是皮儿觉得很高深的。说来也怪,中国人的普通手艺,却成了日本人的高科技,真是不可思议。
       当晚,妈妈就叫我做,我赶快和面,见妈妈翻冰箱时里面有韭菜,就建议做韭菜馅儿的。我当时心里的小九九是切韭菜省事儿,剁白菜馅儿太费劲儿了。
       妈妈寻思了一下,摇摇头说:“不行,客人不喜欢吃有味儿的东西,你还是切白菜吧。”
       我只好从命。心里再不情愿,也得麻利地干。待我煮好饺子,妈妈迫不及待地品尝了两个后,眼睛一亮,声音高昂地喊道:“嗯,好吃。这皮儿,这馅儿都好吃。我得给这饺子起个名儿,作为店里的特色写在黑板上。”
       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毛毛。黑板上醒目地写着:毛毛的水饺子(手做)。

       日本人相当重视手做的东西,哪怕只是一盘咸菜,只要在后面注上手做二字,那盘咸菜立马成了狗尿苔生在了金銮殿上,身价倍增。
       经我手做的饺子八百日元仅仅能买到五个,折合成人民币就是五十六元钱,真跟卖金饺子没什么区别了。
       我在这家小店整整干了一百天。一百天中,我的这道名菜一直是这家店的掌门菜。
       日本人吃什么都讲究吃一点儿,吃水饺也不像我们中国人那样当饭吃,而是当成菜,一次只吃三五个。我一次也就包二三十个,放在冰箱里备用,等来了客人要吃时,我就拿出来给他煮五个。
       就像过家家,就像做猫食,什么都是一点点。现在细想想,这种吃法是很有科学道理的。
       自从来到思那库小店,认识了这位妈妈以后,让五十几岁的我,对女人又有了新的认识。其实,女人与女人之间,有着令人意想不到的区别。
       在妈妈这位比我还老的女人面前,竞让做了一辈子女人的我,感到困惑不安。像妈妈这样的女人,已经快七十岁了,脸上不可避免地长出了许多皱纹不说,连伸展在客人面前的手都青筋暴露。先不说脸,一看她那双手,就能猜出她的实际年龄来。然而,她旺盛的精力,她的声音,她的笑容,她特有的肢体语言,却能够轻松地迷倒所有来她店里的男人。他们会顺从地乖乖地把钱掏给她,任她捉弄,任她盘剥。看到妈妈我就会想起那句话:天生我材必有用。可是,不是所有的女人都生来具备这种本领的。
       在那些男人的眼里,妈妈不是丑陋的老女人,而是美丽的天使。他们喜欢来喝她高价的酒,吃她天价的菜,为的就是来和她说说话,来跟她一起放喉高歌,来跟她打情骂俏,摸摸索索。男人们不但花了冤枉钱,临了还得说声谢谢。这些男人,在我看来就是一群地地道道的贱骨头!
       我奇怪的是,在中国这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我困惑的是,这些女人也不需要努力、奋斗、拼搏。不学无术的人生,却比我这个奋斗了一辈子的人,过得快活,过得滋润。这现实,真叫我有点儿迷茫,真叫我不解。
       孰是孰非。到底是社会主义好,还是资本主义好,我一时竟辨不明是非了。
       开始时,妈妈对我很严。每天晚上,我必须要在六点之前就要赶到店里,先在门前把看板加上电,然后,赶快进店打扫卫生,洗刷昨天晚上没来得及洗的杯、碗、盘、碟。之后,就要马不停蹄地打开音响,一边忙活儿,一边跟着学唱。反正,店里就我一个人,唱得再难听也没有关系。
       来了之后,我才知道,不会唱歌在这样的店里干活儿可是大忌。几乎所有的客人都要求我和他一块儿唱,我天生又是五音不全,连小时候天天唱的《东方红》都跑调。这下可好,为了钱,老了老了,还要重新学习唱歌。
       连我自己都觉得滑稽,看来人生的哪一课都是必不可少的。老了,老了,还要补课!
       接下来,我还要准备客人们吃的各种小菜,要做到荤素搭配,赏心悦目。这些杂七杂八的活儿,我必须在妈妈进店之前全部干完。
       日本人不但吃得少,还不大喜欢吃油腻的东西。有时,一盘清淡的咸菜就可以下酒。我现在除了做水饺,又使出了浑身的解数,学会了做单饼,拌凉菜,还别出心裁地创造出中国风味的寿司。
       客人渐渐地接纳了我,开始奉承我,夸我做的料理好吃,问我是不是在中国时就是做料理的。
       对于这么幼稚可笑的问题,最好的回答,就是笑而不答。这一招儿,我也是刚刚跟妈妈学来的。“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在这里,很快印证了这个道理。
       其实,对于料理我是既不爱做,也不会做,现在只不过是为了应景,跟电视学着做的。过去,我做的菜连自家的孩子都不愿吃,要是从前真是开饭店的就好了,有那手艺,如今也可以在东京开个饭店了。
       妈妈从十几岁就步入了这一行,很老到的她,不许我戴着眼镜进店。
       她的道理是戴着眼镜跟客人说话,看上去像个老大妈。因此,那一百天我在店里,就如同生活在模糊的世界里,来了客人,根本辨不清对方的模样,就稀里糊涂地喊上一声:“您来了!”
       客人坐下后,不管他说什么,我就抿着嘴冲他微笑就行。到对方说到节骨眼上,我就煞有介事地来上一句:“是啊,就是那么回事。”“是啊,你真了不起。”“你怎么这么久没来了?可把我们想死了,你的事儿,我们一直都记得。”“今天是个好日子啊,多喝一点儿吧。”“想唱歌吗?”“你想吃点儿什么?我这就去给你做。”等等,净说一些没滋没味儿的骗人的鬼话。

       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不能太高,越温柔越好,表情一定要显得真诚。
       妈妈在没有客人的时候,还会亲自给我做示范,该怎样说,该怎样做。
      有时她也会很慈爱地说:“我对你说呀,一定要记住,作为女人,站要有个站相,不能像电视上看到的中国女人那样,抱着膀子往大街上一站,你看,多难看,又没有品位,又没有修养……”
       起初,听她讲中国女人的坏话,我很有抵触情绪,认为她歧视中国人。
       不过,我也开始暗暗地留心起周围的日本女人,像妈妈说的那样,街头巷尾见不到一个抱膀叉腰的女人。她们的确像妈妈说的,几乎个个把两只手搭在肚前,微倾着身体,脸上带着笑容,做出专注听对方讲话的姿态。
       我心服口服的同时,也不免自嘲道:活到这把年纪的我,想不到在日本倒要重新接受做女人的礼仪教育了。我还亏是一个与新中国同龄的、新时代的知识分子呢。说给认识我的人,还不得让大家笑掉大牙!可这就是现实。
       看妈妈在期待地瞅着我,我就学着她刚才的样子做给她看。她看后,高兴地用她那略显沙哑的声音对我说:“对对,你很聪明,做得很好。女人一定要有女人味儿呀。没听说过嘛,女人活到八十还是一朵花呢。”
       这话用在妈妈自己身上,真是千真万确。管它是玫瑰花,还是狗尾巴花呢,反正都是花。是花就能引来蝶的。
       店里清闲的时候,我们也唠家常。妈妈原是九州人,几十年前,她的家乡很穷,她家的日子很苦。十几岁的她独自来到东京闯荡,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花花世界里发生了种种趣事……
       当她眉飞色舞地向我讲起,当年她一个小姑娘独闯东京的往事时,就像我父亲在世时讲给我听的父亲当年从关里家来东北的往事一样,如同胜利的英雄,在向后人津津有味地回忆着从前的战绩。
       听着听着,我就会情不自禁地走神儿,人人都有自己的光荣历史可讲,我想,我呢,当我老了的时候,我能把什么讲给我的子孙后代听呢?
       妈妈问我有没有孩子?丈夫是干什么的?我一一地回答她后,也趁机问她。其实,我回答她的全部是谎言。她说,她当年在东京认识了一个叫高桥的老板,就嫁给了他……我听着,并不指望她讲真话。将心比心,由于种种原因,我不也是在拿谎话应付她吗。

       妈妈提到高桥时虽说得轻描淡写,还是让我回忆起了那个高高大大的老头儿,他常常装扮成客人来店里坐坐,有时喝杯饮料,有时要杯啤酒。
       我发现他无论喝了什么,走时都不付钱。他来后就大大咧咧地坐下,妈妈也不怎么关照他。他爱与邻座的客人套近乎,有时也会有一搭无一搭地跟我说上一会儿。
       我早就注意到,他和别人有点儿不同。有一次,我偷偷地问妈妈,他是不是高桥?
       妈妈斜了他一眼,默默地冲我点了点头。
       这个高桥老板,曾经有过一段辉煌的业绩,在东京的大饭店里当过掌门人,在认识妈妈以前,他不但有幸福的家,还有妻儿。自从认识妈妈以后,就身不由己地投进了妈妈的怀抱,听说把高桥的前妻气疯了。看上去,如今的高桥已经破落了,破落后的他,只好依赖现在的这个小店来维持生活。由于破落,高桥已失去了从前的威风。由于破落,现在的夫妻关系早已变得不咸不淡,甚至是名存实亡了。
       这些年来,日本的经济一直处于低谷。先是桥本龙太郎首相,他在任时把百分之三的消费税提高到了百分之五。这一招,也未能让日本的经济走出低谷。败北后的首相,眼含着混浊的泪水,不得不把位置让给了小渊惠三首相,他还没来得及绘制日本的蓝图,就因脑溢血在顺天堂医院病逝了。暂短过渡的森喜郎首相,在一片反对声中,也只好匆匆退位。小泉纯一郎上任后,高喊了五年零五个月的改革,老百姓依旧没见到任何改革的成果。2002年九月,安倍晋三开始执政,这时的日本经济依旧处在泡沫时期。
       我们全家正是这个时期来到日本。我们体验到了这一时期生活的严峻性。工作相当不好找,工资普遍较之从前低了很多。
       据说,从前的思那库店,一到晚上,客人多得都需要在门外边排队,等里面的客人走了,外面的客人才能进来。一拨接着一拨的人群拥进来,妈妈口袋里的钱也就跟着滚滚而来。妈妈很怀念那个时代。
       如今,昨日风景已不在。特别是赶上刮风下雨的时候,店里有时连一个客人也没有。这时的妈妈就会颓废得原形毕露,一脸疲倦地瘫坐在椅子上,像祥林嫂那样,一遍又一遍地唠叨着“我很悲伤,我真的很悲伤啊,我就不明白了,怎么现在一个客人也没有了?从前这儿可是热闹非凡哪,毛毛,可惜你没见着过……”
       妈妈弄不明白,为什么现在的日本男人都不爱出来喝酒了?她很不解地哭丧着脸跟我说:“我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努力着,究竟是哪儿出了毛病呢?毛毛,你能告诉我吗?”
       妈妈在痛苦地自责。她的自责也救不了她的店。她搞不清这是日本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所致,反而求我帮她出出招儿,看看我是不是有什么灵丹妙药,仿佛那一刻,我变成了救世主一样。
       妈妈说:“我这个店,这些年来不但雇过泰国人、中国人、韩国人、日本人,还雇过菲律宾人。”
       我见她心情好,就趁机问她:“妈妈觉得哪个国家的人更合你的心意呢?”
      “怎么说呢,”妈妈眨着眼,略微思索了一下说,“泰国女人温柔些,菲律宾女人很会哄男人,中国女人爱一本正经地摆架子,不过都蛮聪明的,比方说你吧……”
       妈妈把话题拉到了我的身上,我心里明白她在指什么。
       记得有一次,妈妈往小黑板上写菜谱时,把“杂煮”两个字写成了“稚煮”,在繁体字的“杂”和“稚”中,只是两个偏旁不同而已。当时我怕伤了她的自尊心,就悄悄地为她改了过来。没料到,还是被她发现了。她不明其理,很认真地问我为什么要改她的菜谱,而且还写成了错别字。我只好找来字典给她看,这时她才恍然大悟,说自己就这么写了一辈子了啊,真是后悔死了,羞死人了。
       通过这件事儿,一下子妈妈就服气了。而且是由衷地服了。再以后,她有拿不准的字,一定要问问我才放心。
       一个字,就能让她佩服,由此,也能看到日本人另一个侧面。如果你想制服日本人,必须拿出叫对方佩服你的真本领来。别的行业也是一样。
       后来,当我重归老本行,走上大学的讲台讲课的时候,也曾遭到过日本同行的排挤与刁难。我也用这种办法,成功地扭转了自己被动的角色。还不仅仅是这些地方,甚至连扫厕所也一样,日本人是不会轻易地认同一个外国人的。要想让他信服你,你就必须要比他干得好。只要他认同了你,你在日本的日子才会好过。
       妈妈的小店依旧没有变,变了的只是妈妈的心态。客人只要来一个,妈妈就不甘心放走他,想方设法地宰他。
       我至今还记得那位叫月岛的客人。他一般一个月来店里一两次。他常常是一身名牌,出手阔绰,来了就要喝个够。尽管他也五音不全,他不在乎,还很自信,一定要破锣捶鼓地唱个够。直到什么时候关门了,月岛才不得不跟着妈妈一起走。因此,只要月岛一来,妈妈就把柜台里的活儿全都推给我一个人干。这时的妈妈会故作年轻,腰和屁股一扭扭地走出柜台,紧贴在月岛身边坐下,陪他喝酒。说是陪他喝酒,其实,妈妈的酒量要比月岛大得多。有时,月岛都把舌头喝短了,喝硬了,说话变得含糊不
清时,妈妈的脸还是笑盈盈的。
       写到这里,我想说说初来小店时的感受。那时,我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是,老板娘怎么能喝客人花钱买单的酒呢?在中国时,客人到店里来喝酒,那是来消费来送钱的,老板不但要小心地招待,有时还要特别赏给客人一杯酒,一盘菜,以表回敬。
       而在日本则恰恰相反。来店里喝酒的客人,只要他自己端起酒杯,准会叫我再倒上一杯,陪他一块儿喝。他们不在乎这几个小钱,倒是很在乎气氛。他觉得只有跟他一块儿喝,他才高兴,才痛快,才算是真正在享受人生。
       酒钱自然是客人出啦。
       开始时,我出于中国的习惯,不好意思总是拒绝。待客人走后,妈妈就会拉下脸来教训我:“这是日本的规矩,你不陪客人喝,是失礼的行为。”
       我不会喝酒。我向妈妈狡辩了几句,觉得无济于事,也就闭了嘴。想想自己,不但要在这里装嫩,还要学喝酒。想想就觉得累得慌。
      “不会喝,我也不会逼你,你可以想办法,悄悄地吐掉嘛。”妈妈这样教我,“看你也不小了,这些事还要我教吗?”
       听妈妈的口气,我的心里不由得打鼓:她说这话是什么意思?是不是她已经识破了我的年龄?我还真怕失去这份工作。那时,我连一个月的工钱还没有挣回来呢。我只好告饶道:“放心吧妈妈,我一定会喝的。”
       妈妈这才放下心来,笑眯眯地让我坐下,开始教我各种应付客人的招数。
       我终于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不喝酒,不劝客人多喝的话,妈妈又怎么能赚到钱呢?反正我站在柜台里,有遮掩的柜台,做些小动作别人也发现不了。特别是当客人喝得迷迷糊糊的时候,我就把水当成酒喝,嬉笑着骗客人。
       再说那个月岛,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喝一会儿,来了兴头儿再唱一会儿,唱完了就忙着去厕所,从厕所出来擦擦手,又接着喝。他总是一杯还没喝下去三分之二,妈妈就给我使眼色,让我再给他斟满,再斟,再斟……到后来,不斟也没有关系了,反正他已经醉了。在他意识不清的时候,那账单是可以瞎写的。
       日本男人与中国男人相比,就显得太不精明了。中国男人一般都不会上这样的当。
       只有在最后结账时,才能看到月岛的傻样儿。他往往是把口袋里的钱都掏出来了,还是不够。这时,他就会傻乎乎地问:怎么这么多啊?没关系。我有钱。”男人的虚荣心让他把钞票一掏再掏。妈妈的奉承,又让月岛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
       妈妈有时也会装好人:“没关系,没关系的,这次欠下的,下次还就行啦。我信不着别人,还能信不着你呀。毛毛,记上,记上就行。下次一起付吧。我相信你。”
       妈妈不但有做女人的手腕,也有经商的头脑。她会因人而异,对那些有身份有工作的人,可以赊账。用这种把戏钓着对方再来,不断地来。这样,妈妈的财源也就不会断了。
       也有好久不来的人,遇到这样的主儿,妈妈三番五次地邀请后,仍不见效果的,就会命令我给对方打电话。
       我遵命照办了,结果以失败而告终。
       妈妈嫌我说得太快,又缺少温柔,就耐心地教我,一定要把语调放低放慢放缓,轻轻地拉长了声儿,就像温暖的风吹过去,就像一块糖,在他心里慢慢地溶化。
      “这么久没见到你了,真是想死你了。今天妈妈特地为你做了可口的菜,你来尝尝好吗?来吧,我们今晚会一直等着你的……”

       就像小时候搞的恶做剧一样,老了老了,还玩上这种游戏了。我自己有时想想就憋不住笑起来。
       放下电话,我和妈妈就会前仰后合地对着大笑。妈妈瞪圆眼睛追问:“怎么样?他来吗?”我肯定地冲她点过头之后,她就会夸我学得好,说得好,是个天才。
       乍开始说这种虚伪的骗人的鬼话,我觉得自己很可耻,很有罪恶感,很不可思议,我怎么会变成这样子!甚至连自己都感到很陌生,恐惧。后来,我就劝自己,我又没偷没抢没去害人,我只不过是为了多挣一点儿钱,为了让海洋也能够上大学。为了自己暗定的这个目标,想着想着,我也就原谅了自己。
       放松下来,等待客人到来的妈妈,这时打开了音响。立刻,《北国之春》忧伤怀念的乐曲,在小店里流淌起来,它不失时机地击中了我的心,我不由想起遥远的故乡,想起刚刚去了天国的母亲和姐姐,而我又不能回去为她们送终,反而还要在这里卖笑。突然,我就控制不住自己,非常伤感地躲进厕所痛哭起来。那一段时间,我感情上一直很脆弱,动不动就想哭。幸亏音乐声很大,妈妈又忙着摆放杯子,没有察觉到我的变化。
       我也趁机赶快大大地打开了身旁的水龙头。那一刻,我心绪很复杂,竟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来日本!为什么要来这里作践自己!这份付出,对我来讲到底值不值。我很茫然,一时犹如堕入黑暗的洞穴里一样,找不到出口。
     “你来啦,快请进!”妈妈招呼客人发出的清脆的笑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客人来了,这就是命令。我一时又忘了自己是谁,马上换位到我本来的角色。我赔着笑脸,为客人递上热乎乎的白毛巾。待客人坐下时,我会迎上去,对他嫣然一笑,轻声问:“想喝点儿什么?”
       接下来,忙碌就开始了。忙碌让我辛苦,但也会让我忘记自己,让我忘记时间,我反而不会伤感。
       最要命的就是闲着没事做。遇到清闲的时候,我就会困得提不起神来。我又不敢明目张胆地在妈妈面前打哈欠,只好隔一会儿去一趟厕所。
       在厕所里也不敢久呆,只要门铃一响,或者听见妈妈的叫声,我就得赶紧冲出来。
       除了妈妈心不顺要找茬儿时我必须提防外,就是要跟自己的瞌睡虫做斗争了,我上下眼皮黏得睁都睁不开了。这样的事儿,常常会发生在晚上十点以后,往往是越没客人,越没事儿做越困。几乎每隔三五分钟,我就得看一次表。那一刻,时间仿佛真的停止不动了一样。每到这时,我就会一遍遍地去厕所逃避。不去,一定会睡着的。时间长了,又会被妈妈发现。厕所的过道里挂着一面镜子,每每路过此地,我还要学着妈妈的样子,检查一下自己的仪表是否有不妥之处。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有一次,我发现镜子里的自己,不但面目狰狞,眼睛也像被烧红了一样,头上的假发像被静电吸起,活像个张飞。这模样,别说见客人,连我自己见了都害怕。这是我吗?我不相信地审视着镜中的自己,我怎么变成了这样呢?我可不喜欢自己这副面容,人虽不能抗拒衰老,但老也要优雅美丽地老去呀。
       当然,来店里的客人,也并不全像月岛先生。我在店里工作的一百天里,也曾碰到过逃酒债、从此不再来的主儿。
       妈妈的过人之处是很会看人下菜碟。她知道什么样的人用什么样的手段去对付。遇上逃债这种人,她会像变了个人一样,赤膊上阵,语气和脸上的表情和平时简直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上,直到把债追回来为止。
       讨回债后,如果这种人今后还敢到店里来,她还会笑脸相迎,直到确定那个人口袋里带来了喝酒的现金为止。不然,她就会吆喝着往外轰。
       如果对方无礼,她就会毫不顾及从前的情面,报警叫警察来。日本人大多数都怕警察,警察虽不骂人打人,可是被他缠上就会很麻烦的,大家都尽可能地不同警察打交道。
       妈妈很会唱歌。当她随着音乐有节奏地摇起手铃,满是阳光的笑脸上露出一口雪白的牙齿,有谁会相信她是位近七十岁的老人。我只是听秋月说她有七十岁了,却从来没敢问过,因为日本女人的年龄是不许随便问的。真的,妈妈那一脸的无邪,一脸的阳光,一脸的灿烂,一脸的甜蜜,活脱脱的就是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女呀。
       有一个叫今井的铁路工人,六十多岁的他因患直肠癌做了手术,手术后的他还惦挂着妈妈,常在中途转车时来店里。他简直是被妈妈给迷住了,我估摸着,他一个月的工资,少说也有一半以上要扔在这个店里。
       小个子今井特爱抽烟,说话时又有点儿吐字不清。如果不是为了套他的钱,相信妈妈连理都不会理这种男人。可今井偏偏犯了单相思,总要想方设法地打探有关妈妈的婚姻问题。妈妈为吊他的胃口,一直说自己还没有结婚。这种连孩子都能听出来的谎言,今井却信以为真。而且,他一直对妈妈的谎言很满意,很享受。在想入非非的幻觉中,突然有一天,这个今井不知从哪里知道了妈妈还有个女儿,他迫不及待地赶到店里来责问妈妈:“你说过你没结婚,你是真的没结婚吗?”
      “是呀,我一直是独身,这有什么错吗?”
      “那你怎么还会有个女儿?”
       妈妈意识到谎言露了馅儿,立刻换了一副悲伤可怜相:“请不要再提起那段让我痛苦的往事好不好?就算我求你了。你知道,谁都有过年轻的时候……我这辈子就跟男人有过那么一次,就有了这个女儿。我们娘俩能活到今天,真是不容易呀……”妈妈说着说着真的掉下泪来,片刻之后,一脸的泪水稀里哗啦。看着妈妈的伤心样儿,怎能不让人生出同情来。
       今井被震住了。他心疼地抓住了妈妈的手,一个劲儿地安慰,一个劲儿地赔礼道歉。现在,犯错的不是妈妈反而是他自己了。今井恨自己勾起了妈妈伤心的往事,也恨自己没能帮上妈妈的忙,他自责道:“看看,都怨我粗心,没能给你一点儿帮助,还来指责你,告诉我,孩子现在多大了?我能为她做点儿什么?”
       妈妈想都不想地答道:“十二岁了。”
       今井二话没说,立刻掏出钱包,从钱包里大方地抽出几张万元的纸币,交给妈妈,委托她给孩子买点儿什么。
       妈妈接过钱,把钱紧紧地贴在心口,低垂着头喃喃道:“我们娘俩一辈子都不会忘了你这样的好人。以前不跟你说,是怕你担心。”
      我真佩服妈妈的演技,轻轻的几句话,就被她化凶为吉了。其实呀,那时妈妈的女儿的女儿都快十二岁了。
      有一次,店里只剩下妈妈、今井和我三个人,我在柜台里给他们包饺子,妈妈正和今井亲亲密密地说着情话时,店门大开,突然闯进来一个披头散发的女人。她直冲到我面前,两眼直愣愣地盯着我问:“妈妈她在哪儿?”
       我向妈妈投去求助的目光,妈妈默默地挥挥手,暗示我赶快把这个人轰出去。从妈妈的神态上,我感觉到她一定认识这个疯女人,就替她圆场撒谎说:“你快走吧,妈妈她不在!”
       那女人不甘示弱地一边大声嚷嚷,一边继续往里走。
       妈妈见势只好挺身而出了。只见她头一挺,大步冲过去,强硬地喊道:“叫警察!给警察打电话!”
       一听说要叫警察,疯女人立刻蔫了下来,缩着脖儿转身跑了。
       那个疯女人走后,我才松了一口气问:“妈妈,这个人怎么这么怪呀?你认识她吗?”
       妈妈故意不接我的话题,她很微妙地绕开我,又装作什么也没发生似的,重新跟今井唠了起来。从妈妈神情的变化中,我知趣地闭了嘴。断定这个女人,就是被妈妈气疯的高桥老板的前妻。我越寻思,越觉得是那么回事儿。
       在妈妈众多的客人中,还有一位叫富永的邮电局的职员,也给我留下了很深很怪的印象。
       这个男人,看上去顶多有四十几岁的样子,人也长得很魁梧,浓眉大眼的。这么年轻帅气的一个男人,也神魂颠倒地被妈妈给迷上了。
       富永每月的月末开支。他开了支准来店里送钱。他送钱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他不是来喝酒的,也不是来唱歌的。他就像个没头的苍蝇,进了店门就盯住了妈妈,一定要缠着妈妈跟他紧贴着坐在一起。两个人坐在柜台下面,埋着头像两只发情的鸽子,“叽叽咕咕”地说个不停。我隐隐地听见富永好像是约妈妈去旅馆,妈妈不吱声。富永就脸红脖子粗地一遍遍地向妈妈求来求去,一副黏黏糊糊低三下四的样子,真叫人恶心。按说,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要个头有个头,要长相有长相的,干吗要苦苦地
哀求一个老太太?再说了,日本的风俗店有的是,价钱也不贵,他若想发泄的话,可以去那儿,那里的小姐个个比妈妈年轻漂亮。而且,风俗店里不但是明码实价,还一把一利索。妈妈这儿是看不见的陷阱,比起风俗店来要贵得邪乎。而这个富永鬼使神差地偏偏就对妈妈到了痴迷的程度。
       真是变态!
       富永似乎感觉到了我内心对他的鄙视,他也很讨厌我,好像我是他的绊脚石一样。只要他一来店里,准保要支我出去给他买这买那的,我知道他是嫌我碍事。不过,我倒高兴拿着他的钱,到外面去为他跑腿儿。我不但可以在外面逛夜景,磨时间,有时还能赚个零花钱。
       有一天晚上,我没有急着给富永去买寿司,而是站在安静的夜空下欣赏皎洁的月光。记得那天的月亮特别大,特别圆。我在心里开始核计,大概快到十五了吧,日本的日历只有阳历,没有阴历。这些年来,我在日本始终搞不清楚,哪天是中国的大年三十,哪天又是中国的八月十五。我仰望了好一会儿,想到中国已没了自己的亲人,再回故里也没个奔头了,心中就会怅然若失……那天,我在外面磨蹭了好一会儿,心想,妈妈和他的好戏差不多也该落幕了吧?就慢慢地往小店的方向走去。
       当我端着大盘的寿司回到店里时,妈妈坐直了身子,捋一把散乱的头发,避开我的目光问:“买回来了?”
       “嗯”
       “多少钱?”
       “两千五。”
       我把剩下的两千五展现在她面前,让她看看,打消她心中的疑虑后,把钱和收据一起扔进了妈妈的钱匣中。
       富永干咳一声,整理好衣服,看也不看他要我买来的寿司,西装革履像个人似的跟妈妈说他还有事儿,就匆匆地走了。
       看着他夹着尾巴逃走的背影,想必他已达到了目的。
       富永前脚刚刚迈出去,妈妈就迫不及待地向我数叨起他的不是来,说他一来就摸摸索索的,总想到这儿来占便宜。
       我闹不清妈妈真正的意思,既然她跟我说,我只好附合道:“看得出来,他是喜欢妈妈的。”
       我面子上装做同情她,心里却在窃笑:一个愿打,一个愿挨,没有一个好东西。
       妈妈说着说着,竟公然表示了对富永的反感,并告诉我:“以后他再叫你去买东西,你就别去,听见没有?”
       我笑道:“不是你叫我去的吗?你若不点头,我怎么会听他的。”
       妈妈连连摆手道:“我那只不过是做给他看的,你说我怎么办,我又不能跟他撕破了脸皮。你不是挺聪明的吗。”
       这个老奸巨猾的妈妈,她是想把矛盾转移到我身上来啊。我听罢,霍地转过身去:“没有关系的,反正他也不敢把妈妈怎么样。”
      “怎么没关系,今天他就摸着了。”
       我无言以对,只能苦笑地看着她,你这是活该!你这是半推半就让人摸,被摸完大概没得到钱又觉得亏本了。于是,我就不怀好意地给她支招:“这次妈妈你怎么不叫警察了呢?下次他再来,我就给警察打电话。”
      “毛毛,那可不行!”
       妈妈的诡计果然让我给猜中了。
       我记得故乡最冷的季节,是在年末年初之际。而东京的二月份,才是真正的冬季。所谓的寒气逼人,跟故乡比起来,简直是小巫见大巫。东京最冷不过一周时间,最低气温也到不了零度。
       2002年的冬天,我就是在妈妈这个小店里度过的。从小我的生活规律就是早睡早起,最害怕的就是晚上出门,尤其是冬天的晚上,养成了几乎不出门的习惯。如果有要紧事儿,不得不出门去办时,一定会有先生陪着。先生曾为此戏称我患了恐黑症。
       为了钱,现在一切似乎都要倒转过来了,我不但要硬着头皮顶着寒风独自出门,还要半夜一个人骑着自行车,披星戴月地往家赶。
       望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感叹怎么一下子竞老成了这样!那一年,我的头发成把成把地脱落,瘦下来的脸上明显地出现了皱纹,尤其是我的脖子,松弛的皮肤,就像龟伸头时的脖子一样皱皱巴巴的。而我又没有心思打扮自己。似乎觉得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已经随亲人去了一样。特别是半夜里,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往家奔的时候,要在回家的途中路过一个公共电话亭,我和姐姐的最后一次通话,正是在这个电话亭里。每每路过它时,还会清清晰晰明明白白地听到姐姐的声音,柔弱,飘忽,慢条斯理。
       奇怪的是,那时的我没有恐惧,只有不解。我至今也说不明白,为什么我能真真切切地听到姐姐来自天国的声音!
       过了这个电话亭,展现在面前的是两排粗壮的樱树。穿过樱林,就是一条足有四十度的大斜坡道。夜间没有行人,也没有车。我每次都是不收闸,铆足了劲儿地往下冲,冲到坡底时,在我前面空旷的路上,突然就会从远处走过来三个人。他们三个牵着手,慢慢地朝我走过来。开始时,我还以为是幻觉,使劲儿地摇头,眨眼,定睛细看,原来这三个人都是我去世的亲人:爸爸、妈妈和姐姐。
       他们互相搀扶着,远远地望着我,待我走近时,他们又会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幻觉,有很长一段时间,都在不可抗拒地诱惑着我。我不害怕,并很高兴很期待地每天晚上能在此与失去的亲人相见。
       今井似乎前世欠了妈妈的,他不但真心爱妈妈,不折不扣地相信她的谎言,还要大献殷勤地请妈妈去洗温泉。
       妈妈想占便宜,又不愿意和今井两个人单独去,妈妈就会拉上我。今井可比富永随和多了,他不反对。我那一阵子,可没少当他俩的电灯泡。
       同时,也跟着妈妈沾了光,几乎饱享了东京附近的所有温泉。
       今井不但要给我们付洗温泉的钱,洗完温泉之后,还要带我们去吃上品的寿司。吃寿司的时候,也是今井最开心的时候。他倒是顾不上吃新鲜昂贵的寿司,他开心盼望的是总算能挨着妈妈坐下了。我看穿他这个心思后,总是千方百计地给他创造这个机会。我悄悄地瞟着他,看见他眉开眼笑地贪婪地吸着气,用手抚摸着妈妈松弛的早已失去弹性的大腿,心满意足地眯起了眼睛,晃着脑袋听妈妈漫无边际地说东道西。只有这时,我才为今井感到公平——他不但得了癌症,还是做过手术的人。花了他的钱,本该给他这点儿幸福。
       记得有一次,今井带我们去日光洗温泉。大家约好两个小时以后,在分手的地方见面。两个小时后,妈妈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宣布:“我的钻石项链丢了。”
      于是,我和今井跟在妈妈的屁股后面,颠颠地一路小跑着到妈妈到过的每一个地方去寻找。无论是饮料贩卖机,还是休息室,甚至是楼道里,我们都仔仔细细地找过,可惜,都没能找到。
       我们问她什么时候发现的?妈妈说,她自己也没注意,只是刚刚觉得脖子那儿很秃,一摸,才发现项链不见了。
       今井很卖力气地猫着腰,恨不能把脸贴在地上找。浑然不知的他,是不想让这个项链事件扫了这次出游的兴,就故作轻松地大笑着说:“妈妈,你有钱,丢条项链算不了什么啊?”
       妈妈眼泪汪汪道:“我项链上的钻石可有好几克拉呢。”
       也许是这个今井前世就欠妈妈的,他最见不得的就是妈妈的眼泪。
       他急忙内疚歉意地凑过去,想拍拍妈妈的肩膀安慰安慰她,没料到妈妈一扭身子躲开了,竟把他给闪了一下。
      “今井对不起,咱们今天就到这儿吧,我也没兴趣玩了……毛毛,你见过我的那条项链吧?那钻石有多大呀,想起来就让我心疼。”
       眼看精心策划的一出好戏就要不欢而散,今井再怎么傻,再怎么笨,他也知道该如何补救。他立刻很男人很大度地说:“妈妈,不就是一条项链嘛,没有关系的,等下我会给你买一条比那个钻石更大的,行不行啊?”
       妈妈的脸,渐渐地由雨转阴,又由阴转晴了:“真的?那我先谢谢你。”继而叹口气说,“今天真是对不起了,我一时的疏忽扫了大家的兴。没什么,现在都过去了。”
      见我们大家都期待地看着她,妈妈生怕我们不信,还故意地仰起头抖抖肩膀,柔情地看着今井:“你说吧,现在我们去哪儿?”
       至今,我也弄不明白,妈妈的项链那天到底丢没丢?我只是惊叹妈妈这个人,真是一流的表演,一流的人才。
       凝重的气氛,随着妈妈情绪的变化而发生了变化。大家又开始说笑起来,说这个温泉的水质好,洗完之后,身上滑溜溜的能保持一周,这一周都不会感到疲劳……
       也不是所有的男人都像今井和富永那样,这其间,我也曾遇到过比较特别的。
       有天晚上,店里来了四名穿着工作服的男人。他们好像是刚刚干完活,很累很饿的样子。坐下后就大声吵吵着叫妈妈赶快给他们上菜。我正要把刚刚烤好的鱼端上去,妈妈在柜台下面无声地按住了我的手,她的声音从我身后传来:“毛毛,还不赶快给客人上菜!”
       她给我使着眼色,把我引到冰箱前,假装在冰箱里寻找着,并顺手把一个星期前剩下的杂煮和炖鸡块从冰箱的底层统统翻了出来,麻利地换上新拉布,一盘接一盘地放进微波炉里重新热了一遍,然后,示意我端给了客人。
       有一位四十多岁红脸膛的大个子,刚吃了一口就“吧嗒”着嘴,感到不是滋味儿地皱起了眉头,接着,我看见他又把盘子端到鼻子底下闻了闻,确信那盘杂煮真是有味儿了,就咚的一声把那盘菜猛摔在桌子上,两只眼睛像立马就要鼓冒出来一样,破口骂道:“八格牙路,你过来!”
       心里有鬼的妈妈听到吆喝声,自然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急忙低眉顺眼地走过去。她似乎还想辩解几句,那个气愤的男人根本不容她开口,指着她鼻子问:“你自己尝尝,都酸了,还拿来骗人!”
       妈妈立刻被噎住了,她只能低着头说,对不起,对不起。凭她几十年开店的经验,今天是遇到刺儿头了。这样的男人可不是用几句好话就能哄住的,在吃软不吃硬的这号人面前,只能是坦诚认罪了。
       妈妈不想让事态扩大,她边赔着不是,急忙手忙脚乱地往下撤着杂煮,用眼睛狠狠地命令我把最好的菜,在最短的时间内端上去,快点儿堵上他们的嘴。
       我装作不知详情,回柜台里转了一圈儿,发现刚刚煮好的水饺,就急中生智地端了出去:“尝尝这些水饺吧,是我自己做的,皮儿和商店里的不一样,有弹性。”
       我话音刚落,那个大个子身边的一个戴着眼镜的人就问我:“你是中国人?”
       我一时弄不清他问话的真正含意,就模棱两可地点点头之后又摇摇头。
      “我怎么听你的口音像啊?”
       我感觉对方好像没什么恶意后,就肯定地笑着点了点头。
      “我去过中国,我到过长城。”
      “你很了不起,长城美吗?”

      “很壮观。中国很伟大。”
      “谢谢夸奖。”
       我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和这几个客人说说笑笑起来,巧妙地掩盖了刚才那场不快的风波。只是刚刚压下了葫芦,又起来了瓢。
       这时,临桌有一个醉醺醺的人,听见我们的对话后,就摆手叫我过去。
       我笑吟吟地走到那个人跟前,他眯起一双醉眼,不怀好意地:“听说你是中国人?”
      “是的,有什么事吗?”
      “把酒给我满上!”
       我拿过啤酒瓶子,正准备给他倒,他粗鲁地推了我一下:“中国人就是不讲究,看看,连倒酒都不会。”
       我猝不及防,扶住桌子,赶快站稳。
      “对不起,我不知道错在哪儿了?请指教。”
      “你在说什么呢?是日语吗?我怎么听不懂你的鸟语?”
       我知道他是不怀好意地在挑衅,本想让妈妈来给我解围,可那天晚上实在是太忙,妈妈刚才又挨了顿骂,现在正在店里的另一端同两个新来的客人聊天呢。我只好硬着头皮,再次拿起酒瓶,刚准备倒时,那个男人黑着一张脸,恶狠狠地看着我,压低了声音说:“这儿没人需要你,快滚回你的中国去!”
       我被他的话激怒了,死死地盯住他的眼睛,字字清晰地对他说:“对不起,你说了不算!”
       然后,我理也不理他,脸上还故意露出气人的笑。他被我噎在那里,脸色铁青地说不出一句话来。
       我虽然回击了他,过后,心里还是会感到一阵阵的悸痛。
       虽然日本人表面上礼貌谦和,有些人的骨子里对中国人还是歧视的。
       他们绝不敢对美国人说这样的话。
       开春的时候,客人渐渐地多了起来。一到晚上,三五成群的客人便会拥进店里来喝酒。有的人,在来我们店之前,都喝过一两家店了,甚至连走路都显得摇摇晃晃的,这副模样了,还要再继续喝,真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日本男人就是这样,下了班先不急着回家,而是先去酒店喝酒,喝完第一家还不尽兴,再去第二家,哪一家也喝不了多少,要的是这种气氛。
       他们可以在外面喝,回到家反而不喝,觉得一个人在家里喝反而没意思。
       由于日本男人的这个习惯,因此,各种居酒屋、思那库、小酒店,也就应运而生。往往一条不长的街上,全是这种鳞次栉比的大小酒店。走在街上向店内遥望,店主脸上小心地挂着不变的微笑,毕恭毕敬地服侍着客人。
       从店里隐约飘来的阵阵喧闹声,强烈地诱惑着每一个路经此地的人。特别是想丢掉工作重压的日本男人。无可指责的是,从他们父辈的父辈开始,就一直这样延续地生活着。
       一天晚上,我突然接到秋月的电话。
      “哎,我问你,你现在晚上几点下班?”
      “要是不忙就十一点下,如果有客人在,就说不准了。怎么,你要来吗?”
       我心怀感激地想和秋月好好聊一聊。自从她给我介绍了这份工作,一晃两三个月过去了。在东京这个地方,大家都在各忙各的,很难凑到一起。曾经给秋月打过两次电话,都没能接通,我知道秋月比我们任何人都忙,她一个人要做三四个人的工作,可想而知。
       秋月不接我的话题,而是匆匆开门见山地问:“妈妈在吗?”
      “叫妈妈接电话?”
       秋月犹豫了一下说:“还是你问问她好说话。”
      “究竟是什么事呀?这么神神秘秘的?”我斜了妈妈一眼,压低了声音用中国话问。
      “……过去呀,带客人去店里喝酒,妈妈给百分之五十的提成,你问问她现在还给不给提了?要是还有提成的话,我一会儿带客人去你们店……”
       “那我马上问,你等一下好吗?”
       “我还是先把电话挂了吧,我这边很忙,你先问完了给我来个电话好吗?”
       这个小气的秋月,每次都是这样,生怕浪费她的电话费,计算得真精明,我还没来得及回话,她那头已经把电话给切断了。

       我收起电话,急忙去请示妈妈。
       正巧那天店里人不多,妈妈当时连想都没想,就一口答应了。
       我又把妈妈的话传达给秋月,她干净利索地对我说了句:“好,那我马带客人过去,我们见面后再聊。”
       秋月带着客人赶到的时候,店里只有一位客人,是一位常来店里喝闷酒的糖尿病患者。
       秋月带来的这位日本人,看上去有三十五六岁的样子,白净的面孔上架着一副无框眼镜,说话声音很轻,一副斯斯文文清清爽爽的模样。
       秋月进门后冲我们笑笑,算是和我们打招呼。我想跟她聊聊的愿望也由此被压了下去。后来,我想也许秋月怕跟我们说多了,引起那个男人的怀疑。于是,我就知趣地不再与她多说,只是用眼神、笑脸和行动,来表达我对她的好感。
       秋月接过我递上去的菜单,匆匆地扫了几眼,又还给我,然后用中国话嘱咐我:“什么贵就来什么吧。”
       我心领神会地转身,想把妈妈今晚刚买来的生鱼片端上去,妈妈冷不防把生鱼片往后挪了挪,我不敢轻举妄动了,心也不由“咯噔”了一下,本能地预感到,妈妈的老毛病又要犯了。
       果不其然,她又开始在冰箱里翻腾起来,小店的生意冷清时,往往做的菜多了就卖不出去,妈妈就把剩菜放在冰箱里,有时一连几天不来客人,剩菜就会酸了。
       妈妈见我僵在她背后看着她,就催促我:“去,看看小泉先生的酒是不是没了?”
       我知道,妈妈这是在故意地支开我。我们心里都很清楚,这个常客小泉先生,由于患有糖尿病,来店后就是一盘咸菜就着一杯啤酒,一个人闷闷地喝,一瓶啤酒足够,一瓶啤酒能让他喝上半宿。
       我快怏不乐地走向小泉先生。
       这时,秋月发话了:“妈妈,你不用再找了,随便给我们来点儿什么都行,其实,我们都吃过了。”
       想必秋月也知道妈妈的秉性。她只陪她带来的男人喝啤酒,一点点抿着喝,很少用筷子去碰摆放在她面前的菜。

       前后也就半个多小时,秋月就结束了这顿餐饮。醉翁之意不在酒,秋月哪有心思吃妈妈的剩菜。
       大家都心照不宣。只有眼镜先生一个人蒙在鼓里。
       妈妈满脸堆笑,把早已准备好的账单,客气镇定地放在了斯文的眼镜先生面前。眼镜先生摘下眼镜,仔细地看了看,什么也没说,乖乖地从钱包里掏出了一万六千日元。
       妈妈真不愧为妈妈,她很会掌握人的心理状态,一般男人带女人出来喝酒,出于面子,也不会在乎万八的日元。
       妈妈说说笑笑地把秋月和那个倒霉的男人送出门后,还不足五分钟的工夫,我的手机就响了。我一看是秋月打来的,忙擦擦湿漉漉的手,再接时,秋月的电话就断了。我只好重新给她打过去。
       秋月告诉我,她和那个男人刚刚分手,她现在在我们店前面的公共电话亭旁,让我赶快向妈妈要八千日元,帮她送过去。
       我把八千日元交给黑暗中的秋月手中。
       她问:“我们走后妈妈说什么没有?”
       我不明其意,急忙摇头。
      “谢谢你了。”
       我不好意思地看她一眼:“谁和谁呀,还这么客气。只是你们也没吃到什么,就让你们花了一万多,不好意思啊。”
      “这我早就料到了,妈妈这种人就这样。不说她了,我们干好我们的就行了……”她突然一转身,差一点儿摔倒,我急忙抓住了她的手,一辆自行车“嗖——”地一下,从我们身边飞了过去。
       我着实吓了一跳,抱怨道:“这人怎么骑得这么猛啊?!”
       秋月问我:“你在这里干的还算开心吗?”
      “马马虎虎吧,还算过得去。在哪儿不都是为了挣钱。”
      “就是,就是。”秋月急忙附和道,“在日本都是这样。你年纪大了,活儿又不好找……”
       我赞同地点点头,笑了。
       我想她可能误解了我,解释也解释不清楚,就拍拍她肩膀,转移话题道:“这么晚了,你快走吧,路上要小心点儿。”

      “是呀,我女儿还在等着我呢。”
       我和秋月分手后,急忙赶回店里。
      店里只有妈妈和糖尿病小泉两个人。他们好像正在说着什么,见我进来,妈妈很不自然地住了口。过了片刻,她长长地叹口气对我说:“毛毛啊,这样对待客人,我心里痛啊……”
       我一时答不上话,莫名地看着她。妈妈一脸的正义,一脸的痛。真会演戏!
       顿时,我明白了妈妈的意思。也明白了秋月刚才问话的意思。更明白了小泉这满脸的阶级斗争源于何处。
       妈妈的装腔作势,立刻让我怒火中烧起来。妈妈这是故意在客人面前得了便宜还要卖乖,刚才她收下八千日元的时候怎么就没心疼呢?再说,当着秋月的面她装好人,人家刚一走,她就开始借事儿说事儿,这不明明在指责我吗?
      “妈妈,”我虽已气愤得不得了,还是命令自己要镇定,故意轻声细语地问她:“是不是你亲自答应她的?”
       无论我装得如何轻松,我们彼此都嗅到了我话里的火药味儿。
       “是呀,不过我没想到……”
       我接过她的话茬儿,抢白道:“我也没想到,你会要人家那么多钱。”
      “有理不在声高。”我想起母亲小时候教给我的话,给妈妈来了个绵里藏针,“按理说,他们今天也没有吃什么呀,都是些个剩菜……”
       妈妈听后急忙给我使眼色,我明白她的用意,是怕糖尿病小泉先生听见。我不理她,自管自地往下说:“你要不想挣这钱,很容易的,以后秋月再来,你不要答应她就是了。”
       妈妈心里有鬼,她知道当着客人的面越理论下去就会越露馅。就忙说:“算了算了,不提这件事了。”
       小泉开始一声不响地抽烟,透过烟雾若有所思地望着我们俩……
       我的拗劲儿也上来了,有点儿得理不饶人的架势。
      “妈妈,有一句话我可要跟你说清楚,给秋月的八千元,我没有要一日元。你不信的话,可以马上打个电话,跟秋月核实一下。”
       我说着,就掏出了电话,让她打过去跟秋月核实。

      “是嘛。”妈妈下意识地说完这句话,按住了我拿着电话的手,“我没有说你,只是这样做,觉得对不住客人。”
       我心想,对不起客人的事儿你做的还少吗?你少在这儿装好人!
       这件事过去大约一周后,妈妈有一天可怜兮兮地跟我说,她家里遇到了一点儿麻烦事,需要一百万才能摆平……问我能不能借给她,或者帮助她借到一百万。她承诺:她会按百分之二的利息付给我的。
       按说,这是很具诱惑力的。那时候日本银行的利息近乎于零。我听后,稍稍有些动心,反正把钱放着,也是越放越少。借给她,她也跑不了,一年后就回来了,也耽误不了海洋上大学。我认为这是件两全其美的事,何乐而不为!
       我就把这件事情全盘向先生托出,并表明了自己的想法。
       先生认真地思索后说:“这钱不能借,我们和她素不相识,总不能为了几个小钱惹麻烦。如果这人真有难处想借钱,日本这样的机构遍地都是啊,她要想借是很方便的,根本用不着跟个人开口……如果真把钱借给她,到头来,恐怕是钱也没了,情也没了……”
       经先生一点拨,我觉得这话千真万确。
       最终,我没有把钱借给妈妈。
       表面上虽看不出妈妈有什么不快,但彼此的心里已有了隔阂,我决定选个日子辞掉这份工作。
       在樱花盛开的时候,我辞了工。屈指算算,不多不少,我在妈妈的小店里整整干了一百天。
       另外,还有一个我辞工的原因是,无论任何工作,我们都不能在同一个地方干的时间过长。最好是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有很多人,都在默默地注视着、监视着我们。这其中,既有我们的上级,也有我们的同类。
       到现在为止,依旧让我们感到走出了国门的我们,还是走不出阴影。
       我们别无选择。我们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尽可能少地和别人来往。
       白天出去打工,要提防区役所的人。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会随时来家访。一次不在家,还可以编个理由骗骗对方。两次、三次以后,就会引起对方的注意,甚至怀疑。

       晚上出去打工,倒是免去了这些顾虑,偏偏晚上又会引起同类人的疑惑。比方,有人来电话找我第一次,先生可以说我不在,第二次,说我去超市了,当第三次这个人再来电话找我时,我先生刚说出“她不在家时”,好事儿的对方就会明知故问地反问先生:“怎么,她又去超市了?她怎么天天这个点儿去超市呢?”
       不知是先生心里有鬼,还是感到已被对方识破了谎言。就像犯了大错的孩子,诚惶诚恐地等我回来商量对策。恳求我不要再干了,趁着没被人发现,就此罢手吧。
       回到家里,我本已疲劳的身心,不但得不到安慰,还要成天受他的恐吓。你说我烦不烦哪!
       命运就这样安排了我们。我想冲出这种不公的命运,在竭尽全力地寻找着,只要能找到我能胜任的,又能养活我和先生的工作,立即摆脱给了我无限屈辱的生活费。
       在想改变自己命运的前提下,必须也要连带地改变先生的命运。要想方设法让他也跟着转起来,跟着充实起来。哪怕让他筋肉受苦,也比着让他心灵受苦强。与其让先生苦思苦想地苦斗下去,莫不如让他跟我一起干点什么,不然,总有一天,他不但要把自己折磨疯了,我恐怕也难免逃脱。
       想法儿毕竟是想法儿,实行起来就难上加难了。我发动了儿女、好友,也未能找到一条适合我和先生的路。我们的路,究竟在哪儿?我们也不知道。
       我们没有语言,我们年纪大了,说句别人不好意思说出来的话,我们那时候就相当于残疾人。可是,又是谁把这些孤儿变成了残疾人呢?难道残疾人就该天诛地灭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