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有他们自己的天地，也有他们的未知路。其实，他们心里并不轻松。
       依照日本法律规定，孩子满二十，就成了独立的社会人，特别是我们家目前面临的这种生活状态，他们是不允许继续寄居在家中的，他们要独立地生活。也就是说，眼下，他们要从家里搬出去，要自己找工作，找房子，要自己挣钱，解决吃饭、住房和学费问题。
       当下，还没有学会走的他们，必须先学会跑了。语言不通，可以慢慢学习。没有工作，就没有经济命脉，就无法生存下去。
       好在他们年轻，很快都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海岩在车站附近的餐馆打工，餐馆不大，客人倒是不少，生意很兴隆。海岩嘴笨，只有靠微笑和勤快来讨好客人和老板。我有好多次悄悄地从餐馆临街的玻璃窗前走过，故意放慢了脚步，为的就是瞧瞧儿子端盘上菜时的神情。
       海燕则在二十四小时店收银。她穿着制服，脸上一副灿烂不变的微笑，在收银机旁小心翼翼地算着账。无论店里有没有顾客，她都要直立在收银机旁，一站就是半宿，半夜里才能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又得匆匆起床，随便吃一口，就赶去学校了。
       他们对国际名城东京的生活，充满了好奇心和新鲜感。因此，紧张和繁忙的日子，最初令他们很快活，很陶醉，很享受。
       听他们叙说着所见、所闻、浪漫精彩的故事，作为父母的我们，原本忐忑不安的心，才缓缓地放了下来。
       日本的夏天，台风总是一个接着一个地刮。从每年的四五月开始，到九十月结束，总要有二十几次的大小台风掠过日本列岛。
       初次体验台风的我们先是恐惧，后是习惯。白天还好，夜里听到狂风呼啸和暴风雨抽打玻璃窗的声音，我们就会恐惧得无法入睡，总要惦念着两个宝贝孩子还没回到家。想象着他们下了班在暴风雨中往家赶的场面，很心痛。我曾让先生穿着雨衣，带着雨伞去接他们。结果，不但没有接到孩子，先生反而被雨水淋得大病了一场。
       孩子们心疼爸爸，指责我的爱令他们感到沉重。告诉我他们不小了，知道在这样恶劣的天气，可以打电话给出租车公司，出租车会开到店门口等着的，非常方便，安全。
       我先是很委屈地想，这两个没良心的孩子，真变了，变得不知好歹。

       静下来又一想，当父母的爱变得沉重甚至成了他们负担的时候，说明他们已经长大了，他们不再需要这种爱了。随着环境的改变，我们已经成了真正独立的两代人。该是放开手脚让他们在日本走自己的人生之路的时候了。从此以后，我们只管经营两个人的生活。
       正像孩子们所说的那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将一天天衰老下去，他们会一天天成长起来，该轮到他们照顾我们了！在日本，好像一切都和在中国时掉了个样儿，只是这一切来得太快，我们有些措手不及。
       他们在新环境中，比我们适应得快，他们不傻，知道珍爱自己，知道怎样掌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也更加认清了现实，原来东京只属于年轻人，而不属于我们。

       空闲的日子如同静止的水，渐渐失去了它原本的美，变得乏味起来，令我们心烦起来。日本的美丽也好，丰富多彩也罢，都与我和先生的生活格格不入，相距甚远。那时，我们每天必须面对的是贫穷。
       除去吃、喝、用的东西外，最现实的问题是我们如何租到一套类似在中国时住过的那种洋灰水泥结构的砖瓦楼房，而不像眼下住的这种已经老化的木质的积木房子，使劲儿跺两脚，都要东摇西晃得令人不安。我们既然不是过客，要长久地生活下去，就要寻找一种适合我们生存的方式。
       当然，我们没钱，不能自己买房。租到一套称心的二室一厅，每个月的房租就得一万元人民币左右。当时还承受不了的我们，想到了抽选。
       日本的抽选，就是中国抓阄儿的意思。这决不是漫无边际的想象，更不是奢望，而是非常现实的路。凡是在东京居住的公民，人人都有权利抓。
       每年能有五六次碰运气的机会，春夏秋冬，一年四季有规律地循环着。手续既简单又方便，只要去趟出张所，拿张表填上寄出去，等到抽选的日子，大家都可以去现场监督，在众目睽睽之下，操作员摇动着选号机，一切都是公正透明的，让赢的人光明磊落，让输的人也心服口服。
       自打来到日本，我们的运气就一直不太好，先是没有分到房子，后来连着抓了十几年的阄儿，竞一次也没中过，真是邪了门儿了。
       我们虽大有感触，但也怪不得天，怨不得人。我们眼睁睁地看着抽选，又不是黑匣子作业，是搞不得一点儿鬼的。而我们的海岩，在我们来日本的第二年，就轻轻松松抓到了一套房子，而且还是新房。这就是命吧？！
       久而久之，困惑无望的日子逼迫我们，在一边抓房子的同时，也必须想别的办法自救。
       我厌恶眼下老朽阴晦的住房，它让我感到压抑和苦闷。
       不知不觉中，迎来了来到日本后的第一个新年。
       放假的前两天，东京就差不多成了座名副其实的空城。平日里像蚂蚁一样忙碌的日本人，喜欢在大型连休的日子里，全家一窝儿端地去世界各地旅游。极少数脱不了身的人，在过年的盛大节日里，也听不到他们笑语喧哗的声音。他们总是一副从容不迫、忙而不乱的样子。除了家家户户门外挂着的饰物能营造出节日的氛围外，丝毫感受不到在中国过大年时的热闹和喜气洋洋。
       我和先生天天在家，我们就等于天天过年。我们的钱少，生活自然要比日本人差得多。日本人的年饭，大多是在商场订购的海鲜、杂煮之类。那些东西价钱贵不用说，又全是凉的，我们暂且还吃不惯呢。本打算按照中国人的过年方式，吃热气腾腾的水饺和各式炒菜，没料到好心肠日本老人北川先生，从神户给我们一家四口人，每人寄来一份五花八门的年夜饭。我们把四盒精致的漆制器皿摆放在铺了报纸的榻榻米上，那一刻，心里生出不尽的感动。
       本以为那是因为我们第一次在日本过年，老人想让我们尝尝日本的年饭。哪料到，从第一年开始，直到老人去世之前，每年的此时此刻，在我们家的饭桌上，都会摆上老人精选后寄来的日本豪华料理，一年一样，从没有重复过。从北海道硕大的螃蟹，到冲绳的黑猪肉，乃至神户有名的和牛，我们全都吃了个遍。
       其实，我们和北川先生以前并不认识。我先生来日本寻亲那年，正赶上阪神大地震刚刚发生不久，先生作为寻亲团的团长，曾经和老人有过一次简短的交谈。从此，我们之间便交往起来。先生寻亲后回到哈尔滨的那年春节，老人就打来国际长途，他只会简单地说：“你好。”先生马上听出了老人的声音。他激动地攥着话筒，一个劲儿地问：“北川先生吗？你好吗？”然后，彼此长时间的沉默，对着话筒喘粗气。先生常说，和老人相识是一种缘分。他很珍惜这种缘分，其实，人和人相遇，相识，都是有缘分存在的。
       战争时期，老人作为运输兵，在中国的东北待过好几年。几十年过去后，他一直怀念着那片寒冷的土地，想念那里淳朴的民风，想喝那里的红高梁酒。讲起中国的往事，老人总是显得很激动。他脱掉外衣，掏出手帕擦着眼睛，喃喃着：战争，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惨不忍睹啊。原来老人在战争中多次受伤，转战在大山和草原之间，能回到日本，简直是捡了一条命。
       我们年年给老人寄去中国的白酒。普通的日本人，不大喜欢高度数的中国白酒，而是喜饮日本的清酒。老人则例外，他对中国白酒是情有独钟。他来我们家做客时，我们曾答应过他，在一定的时候，带他一起回中国的东北走走、看看。他听后感动地紧握住先生的手，激动得嘴角直颤，幸福的泪水朦胧了双眼。他是真心想去看看的，我们也是真心想帮他实现这一愿望的。然而，由于老人的健康状况，我们彼此的计划不得不一推再推，最终也未能实现。老人带着遗憾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但始终活在我们的心里。每当年节，我们祭奠自己的亲人时，也从不忘记给北川老人上一炷香。这份情义，是用钱换不来的。不是亲人胜似亲人的感情，始终温暖着困境中孤立无援的我们一家。写到这里，不由得想起北川老人最后一次来我们家的样子，当时，他背已驼得连走路都变得拖拉起来，走几步就要停下来喘一会儿。他这样的状况，还是让儿子用车把他从神户拉到了东京。据说，老人刚刚做完心脏大手术不久，我们不由得心疼
起来……
       还记得来日本后，第一年的年根儿底下，我和先生去商店采购的情景，明天就是日本大年初一了，因此，当晚的任何食品几乎全部是半额以下处理。商场里卖货的人大声地吆喝着，嗓子像要喊破了似的，一副豁出去不过了的架势：“便宜啦，快来呀！快买呀！”
        我挎个塑料篮子，和先生在商场里有一搭无一搭地闲逛。我们自己也弄不明白到底需要什么，到底想要买什么。只是心慌慌地四处乱看，看什么便宜，什么适合我们。虽然，一千元的东西已经降到了五百日元，可对于我们来说，还是觉得太贵了。刚来那几年，总有这种感觉，日本什么东西都贵，买什么都不合适。要是能把这儿的钱拿到中国去花，就好了。

       我们不说话，也不买东西，就是挎个篮子，一遍遍地转。直转得卖货人都认清了我们的面孔，他倒觉得怪怪的，搞不清这么便宜的东西我们为什么不买，就试探着举起两袋糖炒栗子问：“两袋五百要吗？”
       我冲他模棱两可地笑笑，就是不搭腔，心想，只要开口说话，他就能听出来我是外国人。那样，他反而不会便宜，还要瞧不起我。我不吭声，他就认为我和他一样，都是日本人。日本人也想占便宜，但大多不敢表现出来。一次次找工作，一次次失败的经验，让我们在日本学会了耍小小的把戏，也学会了狡猾地去应付瞧不起我们的日本人。
       他见我站住不动，却不去接他递过来的货，竟一时冲动，一把抓起五袋扔进了我的篮子里，附在我耳边，小声痛心地说：“大姐，五百，都给你了！”
       他麻利地接过钱去，快速转向其他客人：“五百俩，不买明天没啦！”
       痛快！来到日本后，第一次感到这么痛快！小小的伎俩，竞把卖货的给骗了。
       这种苦中作乐的日子，幸福只是瞬间的。渐渐地，身处卑微之感，又开始折磨我们。经过痛苦的思索后，想出去挣钱的念头又一次冒了出来。
       我把想法告诉了先生，他还没有忘记上次找工作的遭遇，一听就不耐烦了，指责我说：“要去你自己去！我可不想去丢人啦！”先生的话，让我心酸，也让我痛苦。几十年的夫妻生活，我了解他，他这个人就是死要面子，活受罪。我也不再劝他，他比我年长几岁，接受的社会主义教育，比我更加深刻，对金钱似乎有着深恶痛绝的厌恶。从小受到的教育就是，不要沾染了资本主义的铜臭气。那时，人与人之间攀比的不是谁有钱，而是谁入了党，谁当了干部，谁为人民服务得好，谁被评上了积极分子、劳动模范，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这就是上个世纪教育出来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一
代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日本人的他，反要比我“中毒”更深。
       可现在是日本啊，一切都与从前的标准掉了个个儿。首先，最看重的是谁有钱，有了钱，就有了一切。东京才不相信虚无缥缈的理想，更看中实力，说俗了就是钱。
       只好人乡随俗了。我的观念在苦难的岁月中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们需要钱，我们要过好的生活，我们不仅仅是为了重演历史的悲剧而来到这里。
       下了这个决心后，我就不再和先生商量，而是擅自做主，求海岩帮忙，把我介绍到他打工的那家饭店。开春儿的时候，我开始上班了。这是一家夫妻店，当时男女老板都三十刚出头的样子。小老板，本身也是大师傅。夫人则负责跑堂，收钱。我是给他们打下手的，刷洗碗筷，收拾客人吃剩下的残局，还要打扫卫生。总之，要有眼力见儿，又要手脚麻利。
       白天我干，晚上海岩放学后就来接我的班。这次能如愿，多亏了海岩。在日本要想自己瞎闯，找工作是相当困难，除非你年轻，日语又过关。不然，一般希望都不大。但是，如果有熟人介绍，那就很容易了。这是经验之谈。
       小店不大，一共有十六张座位。由于地处车站附近的黄金地段，加之小老板做的饭菜味道的确不错，价格公平合理，非常受欢迎。他经营的是北海道的拉面，外加米饭，炒菜定食。上饭的时间快，客人等待的时间短，中午的时候，往往是人流不断。我曾在柜台底下偷偷地数过客人用过的一次性筷子，每天都在一百双以上。因此，开饭时间，我们三个人常常是手忙脚乱地忙作一团。尤其是那个小老板，在熊熊的烈火前，汗流浃背地颠着大勺。细长脖子上的大脑袋深深地向下弯着，远远望去，活像一只患了白癜风的大龙虾。
       小老板最累。最累的人，最知道钱来之不易的道理。小店一共三个人，一个是他的老婆，他溜须还来不及呢，怎敢凶她？倒霉的自然是我。
       小老板的眼睛一直斜着我，我也悄悄地瞟着他。只要我上班，他斜视的目光就紧跟着我走。我刚淘完米，还没来得及擦手，小老板就会不失时机地来一句：“快去剥洋葱！”不等他吩咐，剥完我就切，切完我就急忙去削土豆皮儿，打鸡蛋，切青椒丝儿。总之，我命令自己一定要跟上他快节奏的步伐。不然，小老板就会气不顺地狠狠踢一脚地上的锅，“当！”的一声，会吓我一跳。见我吓得愣在那儿，他就会跟着再来一脚，给我脸色看。我并不委屈，也不仇恨他，就当什么也没发生，我看中的只是这份活儿。这可是我来日本后找到的第一份活儿呀，我珍惜。
       老板娘往往要比我晚来两个小时，她爱说，来了就靠在柜台旁，小眼睛眯成一条线，用中国话跟我问好。我趁势赶快直起腰。我打心眼儿里喜欢跟她聊，这是我偷懒的机会。开始时小老板还忍着，时间长了，小老板就会皱起眉头，干咳着暗示老板娘不要再跟我说话。有一次，小老板一连催了好几次，让我去擦冰箱，我刚一动身，老板娘就跟我眨眼，我明白她的意思，她那阵子正对汉语感兴趣，她不愿让我离开，她还没弄明白“话”和“花”的发音区别在哪里。见小老板一个劲儿地烦我们，她气鼓鼓地走到冰箱前，拉开冰箱门，把头伸进去仔细看了看，伸长了脖子喊：“擦什么
擦？干净着呢！不信你自己来看看！”
       微胖而快活的老板娘和我相处得不错。她曾炫耀地让我看她学汉语的小本子，想必是海岩教给她的。
       小老板是北海道人，他在东京无亲无故，全靠自己拳打脚踢才维持到今天，的确不易。有一次他喝多了，醉醺醺地看着我，嬉笑着说：“不是我盯着你，钱也盯着我呀！再干两年买了房子，我说什么也不干了。”相信他是被累伤了。  结果，十五年过去了，每当我忆起往事的时候，就情不自禁好奇地去那里看看，结果“北海道风味饭店”依旧在经营中，小老板他真正成了“上了磨的驴下不来了”。
       好景不长，在这个小店仅仅干了一个多月，我就奇怪地碰到了克星——我们的担当。想想，我真是倒霉透了。
       我有法务省发的外国人登录证，我是永住者，我有合法的身份，可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依旧要受区役所的管制，只要我打工，就变成了不合法，跟“黑”下来的人几乎没什么区别。
       记得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当时，饭店尚未营业，我正做着开业前的准备工作，刚刚拖完地板，到街上去洗拖布的我，正好和路过的担当碰了个正面。我们当时都愣了一下，他好像没认出我来，做贼心虚的我，一眼就认出了他。我急忙垂下头，拎着拖布就往回转。当时，店里只有我和小老板两个人。我浑身没劲儿，心里突突着，拉个小板凳坐在了柜台底下。胡乱地抓起土豆，不知想干什么，脑袋里一片空白。我就像被当场抓住的贼一样难堪，心里祈求着，但愿没有被他发现才好。
       然而，事与愿违，担当不但发现了我，还跟了进来。我看见，他游移的脚步在柜台外停留了数秒，头却探进柜台来，我闻到了他的气息，没有勇气迎过去。只不过是过了数秒，就如同过了一年一样漫长。见我和小老板谁也没有反应，最后他还是迟移地走开了。他选择了沉默。这样做，对我，对他都是有利的。可是我的心里那时真的沮丧极了。
       我知道自己闯下了大祸。对我而言，不仅意味着要失去这份工作，还有可能被罚，停止生活费。担当曾警告过我们不许边吃生活费边打工。
       要打工就要停止生活费。可为了这种工我怎么敢又怎么可能舍弃生活费呢？我当时一个小时只挣九百日元，一天干四个小时，也就是三千六百日元，一个月按二十天计算，充其量能挣六七万日元，我先生又没有工作，六七万日元，连付房租的钱都不够，别说吃饭穿衣了。初涉日本社会的我们，如果马上被停止了生活费的话，就等于自杀。我们暂时还没有这个能力，还不敢把宝押在工作上，更不敢轻率地作出这种决定。
       陷入纷乱之中的我，那时，真正体会到了什么叫作身心疲惫。
       无奈的我，只好不情愿地辞去了这第一份工作。除去担当的原因外，最令我担忧的是先生。他为人低调，处事谨慎，胆小怕事。本来他的血压就一直居高不下，万一担当来找麻烦，第一个被击垮的人就是先生。我真的不想因为自己让先生跟着受罪，我只好选择了退却。
       工作虽然辞掉了，然而我也尝到了工作的甜头。待事件平静之后，我的心又开始痒痒起来。在以后的日子里，我绞尽脑汁，托人又为我找到一份工作。去一个小居酒屋帮厨。
       兔子不吃窝边草。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教训，这一次的工作地点离家很远，又是傍晚出去，半夜回来，不担心再被熟人碰见，只是两个小时的工，连来带去，得花上五个多钟头。工作内容大致和上次相同。这家小店客人一直不多，有点半死不活的状态，生意非常冷清。
       这家店主是位近七十岁的老太太。据说这家小店也是她过去的老情人为她开的。看见店主，我就想起了中国那句老话，“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姿色相当一般的老太太，个头还不足一米五十，走起路来活像一只扭动着屁股的鸭子。真叫人弄不清，她当年用什么手法打动了她的情人，心甘情愿地自掏腰包为她盘下了这个店。
       日本的男人，在女人身上舍得花钱。不像中国男人，会很清醒地辨出里外。相比之下，日本男人就是傻帽儿一个。这个结论，在我以后工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证实。
       女店主性格温和，结过婚又离了，没生过儿女，做事儿慢慢吞吞，一副火上了房都不着急的样子。她精于化妆，却不善于经营，竟然雇了一位比她还要老的女人做厨师。老女人厨师，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明日香。明日香丈夫早逝，她如今和儿子、儿媳，还有两个十几岁的孙女住在一起，她和儿子一家是同住不同吃。这样的家庭在日本很多。明日香白天在家，晚上就出来打工，她打工的目的，主要不是为了挣钱，依我看，消遣和偷食占了一半以上的成分。
       明日香虽然年过七十，依旧能看出她年轻时是个真正的美人。只是现在她落下了一个毛病，就像当年的宾努亲王那样，一刻不停地哆嗦着脑袋。白白的脸上，有一双大眼睛，她不发火时，这是一张美丽令人生怜的脸。她心怀恶意时，这张脸也随之快速地摆动起来，变得恐惧滑稽丑陋。
       明日香有个嗜好，就是边做菜边偷着往嘴里塞，瘪瘪的嘴巴，被塞得鼓鼓的，嘴唇紧闭，悄无声息地蠕动着。无论是大虾还是螃蟹，哪个部位的肉最肥美，哪个部位就一定会落入明日香的嘴里。她头晃动得像个拨浪鼓，又是满口的假牙，咀嚼起来很别扭很费力。有一次，她刚把螃蟹大腿塞进嘴里，发现我站在旁边，先是脸色灰暗，头也惊奇地停止了摆动。
       坦白地说，那一刻，差一点被吓死的是我。我真担心她会被噎死。我恐惧地闭上了眼睛。待我再睁开时，也就是数秒后，明日香的脑袋又像钟摆一样，有频率地摇动起来。
       我松了一口气，明日香立马讨好地递过来一只醉虾，我客气地谢了她。心想：我才不上你的贼船呢。
       明日香不属于善良女人的行列。平时只有我们两个人在时，她还算友好，只要老板娘在，她就开始变得忘乎所以起来。处处找茬儿，明知我日语不好，她就故意不怀好意地用极快的日语命令我：“快去，拿盘子来！大的两个！小的一个！长的四个！圆的三个！方的五个！快，快去呀！”
       见我一时没有准确地反应过来，她就会变得更加理直气壮起来，甚至指着我的鼻子叫喊：“你听不懂啊？！在这儿傻站着！”
       我狠狠地瞪她一眼，心里记住了这个恶毒的女人。暗自寻思着，该找机会教训教训她了。正巧，这时有人喊老板娘，剩下了我们两个。明日香装作没事儿人的样子，还嬉笑着递过来一小块点心。我趁势挡住她的手，厉声喝道：“你这个馋嘴的老太婆，是不是想让我把你的丑事儿告诉老板娘啊？！”
       抓住了她的要害，明日香一下子就软了下去，垂下晃动的脑袋，喃喃着：“对不起！对不起了！”
       看她那副德行，我当时真是又可气，又可恨，又可笑，又可怜她。我想，得饶人时且饶人。她毕竟大我近二十岁呀！这就是日本老太太的通病：欺软怕硬。
       这次打败她以后，明日香安静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次的胜利，让我多少也找回了一些往日失去的自信。
       这个小小的居酒屋，我至今都不记得它的名字，但在那里发生的一件事，我依旧记忆犹新。记得一天晚上，店里来了一位年轻的中国客人。看上去老板娘和这位客人很熟悉，他一坐下，老板娘就把我叫过去，很热情地介绍说，你们俩都是中国人，好好唠唠吧。
       听说小伙子是中国人，我也很高兴，赔着笑脸为他递上擦手巾。小伙子淡淡地问了我一句：“你是哪儿人？”“哈尔滨人。你呢，你是哪儿人？”
       “我是上海人。”我接着问他，是在东京工作，还是来留学的。
       他说他在外贸公司工作。说完这句话后，他就不再理睬我，把我晾在了一边，而是转过头去和老板娘唠起来。我趁势要离开时，老板娘抓住了我的胳膊，仰起厚厚的脂粉脸，拉着长声命令我：“今天客人不多，你别忙着走，陪你们老乡说说话。”
       上海小伙儿忙傲慢地说：“嘿，老板娘，你是不是弄错了？我们不一样。”
       老板娘傻愣在那儿，没明白小伙子话里的意思。
      上海小伙儿不屑地用下巴指着我：“我跟她根本不一样，我是上海人，她是东北人。这根本就不是一样的中国人！”
       这下，不但老板娘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也是生平第一次听到这种谬论，一时竞搞得有点儿神志不清。
       我拿眼睛大胆地盯住他，他的目光先是迎合，后来眼里就充满了轻视和不耐烦。“怎么，我没说错吧？！”

       他的所作所为，令我感到极大的羞辱。我狠狠地瞪着他，反击道：“请问先生，难道上海不属于中国吗？你以为你是上海人就有什么了不起的了？到了国外都一样，在她眼里你一样是外国人。我为有你这样的同胞而感到可耻！”
       那天，我被他深深地伤害了，这恐怕是在国外最叫人难以忍受的了。在举目无亲、生活不堪重负的国外，让人悲伤乃至崩溃的真正因素，往往正是来自同胞兄弟，可怕的歧视竟来自自己的同胞。
       一个人无法选择自己的出生地，出生地也无法决定一个人的命运。那次受到的致命的内伤，在以后的日子里，一直藏在我心里，一直在提醒着我，鞭策着我要奋进，不努力的话，瞧不起我的人可不仅仅是日本人哪。
       其实，日本人大多数都很简单，很好相处的。比方今天送他一碗饺子，他过几日一定要还礼的。过一段日子，他还会告诉你还想吃你亲手包的饺子。朋友之间相处，礼尚往来的过程中，日本人不大斤斤计较对方所送礼品的贵重，注重的是诚意。冬天里，哪怕请对方吃一碗热气腾腾的面条，他都会感激不尽的。日本人不大讲究排场。这些年来，我在国外体会到，最难答对的就是自己的某些同胞，贪得无厌，是他们共同的致命点。包括在中国采访时，认识的那些所谓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他们来到日本时，淋漓尽致的表演，就会成为我心中一面丑恶的镜子，时时会在无声地提醒着
我。
       那个上海小伙儿给我的教训还远不止这些，我从那以后，不再轻易地相信别人。至于我是哪儿的人？叫什么名字？是干什么的？为什么来日本？这些都是我的隐私。昨天的这一页已经翻过去了。我的过去和别人，甚至和我自己都没有任何关系了。从那以后，我对陌生人开始说谎，并迅速地形成了一种习惯。
       我自私地维护着自己的家人。我相信，在日本这块阳光灿烂、天空湛蓝的土地上，凭着我们的脑力和智慧，我和我的家人会一天天幸福起来的。
       我也曾经想报复过上海小伙儿，后来觉得很没劲，就放弃了这念头。
       后来，小小的居酒屋由于经营不善，不得不关门倒闭了。这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儿，我心里很平静地接受了这个事实。我又再次地回到了家里，重新过起了清闲安静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