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先烈客观看待遗孤

请秀才当了大队文书

       刘家英是大阿镇民主村岺屋山屋场人。土地革命时期，刘家英的父亲参加了赤卫队，后又参加了红军。在一次反围剿战斗中，刘家英的父亲英勇牺牲了。那时，刘家英还小，没过几年，刘家英的母亲改了嫁，刘家英随奶奶生活。但家里太穷，奶奶实在没有能力抚养他，就把他卖给了大阿村有名的地主刘传億做养子(刘传億没生养儿子)。刘传億虽然家有田产，但并不像其他地主那样为富不仁，他对这个养子很好，不仅送刘家英上学读书，还为他娶了媳妇。在刘家英结婚后分家的时候，刘传億给了他足够的田地让刘家英经营。确保他生活无忧。但也正是因为分家时的这些田地，新中国成立初划分成分时，刘家英被划为了富农。

      土改复查时，父亲曾向区委、县委提议，能否把刘家英的家庭成分改为中农或富裕中农。父亲对区委书记说:“让一个烈士遗孤作管制对象，我们太不应该了。他本也是穷苦人家的孩子，因家中实在养不起才不得不卖给了地主，况且他的田产也仅够维持一家生计，并没有放租出去剥削他人。”区委书记得知实际情况后表示，有问题就要纠正，但还没开始着手这件事情，那位区委书记就被调走了。

       再后来，父亲又对新上任的区委书记李凤海再次提出给刘家英纠正家庭成分的建议。父亲对李书记说:“刘家英的父亲是在与国民党作战中牺牲的，他是革命烈士，怎么能把烈士的儿子当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称为四类分子)受管制呢?”李书记也认为父亲说得有理，答应一定向县人民委员会反映，给他纠正过来。可是没过多久李书记也调到省法院工作了。就这样，刘家英的家庭成分问题一直悬而未决，也成了父亲的一块心病。

       1958年人民公社成立后，父亲被任命为新光大队党支部书记。父亲识字不多，认识的几个字大多是住在我家楼上的区委书记吴速云教的。那时正是高举三面红旗(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称为三面红旗)，大搞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拟口号，写计划，工作汇报，工作总结，父亲的工作常常受文化的掣肘。怎么办？父亲想到了读过书的刘家英。

       父亲和刚退伍回乡任新光大队党支部第二书记(即副书记，父亲为第一书记)的刘天慧商量，能否让刘家英到大队部来当文书，负责写材料、刻钢板等工作。谁知刘天慧也是这样想的，二人观点一致，当时就决定去找刘家英。

       父亲和刘天慧书记来到刘家英家，跟他谈了大队部要让他当大队文书的决议。刘家英说:“我的成分是富农，不可以到大队部工作呀!”

       父亲说:“你放心，成分问题会解决的，我们都知道你是烈士子女，革命后代为革命做事，谁都不会反对！”

       一提到他那牺牲了的父亲，刘家英就忍不住哭了起来。刘家英说:“我会好好表现的，请组织相信我，我绝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但要我到大队部当文书，不是我干不了，而是我不敢干，怕自己没能力影响了工作。”

       父亲说:“我和天慧书记都信任你，你做文书工作一定会做得很出色。”

       刘天慧书记也说:“既然党支部这样信任你，你就不要再推辞了，听洪镜书记的话，明天就到大队部报到，开始工作吧!”

       刘家英在大队部当了两年文书，工作做得很出色。

       1960年，父亲听从公社安排，在民主大队任党支部书记。父亲离任后不到一个月，刘家英就提出申请，回生产队做回了一般社员。

        “文化大革命”初期，有人写父亲的大字报，说父亲重任“四类分子”当文书。油山共大学生来民主大队批斗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时，有人指着父亲，说父亲与“四类分子”共穿一条裤子。

       父亲义正词严地反驳他们说:“刘家英的父亲是革命烈士，刘家英是烈士遗孤。谁把刘家英当成‘四类分子’，谁才是资产阶级当权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