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过春节的时候，我的家庭常住人口已经锐减到我一个人。应该说，这些年，我一直为减少家庭人口而做着不懈的努力，但我的计划是把三减一，然后稳定在二。半年前，经过8年的努力，我做完了这道算数题。减去父亲，留下儿子。演算完成，我过上了安静的生活。这种安静持续半年，到春节前夕，无风起浪，我的安静遭到破坏—孩子的爷爷获知自己的长子已经离婚，他唯一的孙子的监护人不是他的儿子。这在一个七十多岁的老人心里，等于失去了他的孙子。七十多岁的老人，生命中还剩下了什么？属于自己的柴薪已经燃尽。一堆灰烬，所幸旁边有属于自己的一株嫩芽——这是他最后的体重。吴公安说，我爸还哭了。他说他爸哭了时，他还笑了。我也跟着笑了一下。我们的笑，是成年人笑孩子。
我笑完了，这事没能随着我笑容消失。接下来，被转述的老人的哭滞留在我的眼前不肯破碎，它在我的眼前完整着，很清晰。我想它是有来头的，果然，它悄然摧毁了我的平静。我的平静无法建立在一个手无寸铁的老人的哭声之上。我想我得解决这个隐患，得把硌着我的石头搬走。这块石头就在我的床垫下面，形如一粒豌豆。不为别人，为我未来的平静，为我的睡眠畅通无阻。
还有7天就过年那天，我找到了送走老人哭声的办法。我找到吴公安，说把孩子送回老家，跟他爷爷一起过个年吧。可以住一个月，这样可以让他明白他并未失去他的孙子。吴说，你想干啥？连孩子都送走？我没想到他不知感谢，却把注意力集中在我的私生活上。我大笑——再笑。我说这下你可管不着啦！你可真管不着了啊！
孩子是块止痛膏。止痛膏有一块。需要这块膏药的人至少两个。我需要，孩子的爷爷更需要。我比一个老人抵抗疼痛的能力要强十倍。我年富力强，手术可以不用麻药。
接下来如果都是平常日子，那是不足以做记录的。几天后，在我的身后，春节如一个陡坡向我逼近。
写了一篇小说，帮助我不辨晨昏地度过了几天。在篇尾画个句号，我就站到了除夕的早上，站到现实的早上。
我的现实是明天就过年了，今天干什么？
我决定按旧历，去年今天干什么，今年照着做。不思考、不改革。
上午8点就有人按门铃。开门见一个老人手里一叠财神。他拿起上面那张递给我，我回身找到一些零钱给他。
关上门后，我仍站在门口，手里拎着那张印着红色财神的塑料纸。我不知道该把他放在哪里。结婚13年，我没有请过财神。在墙上贴一张财神像，足以让我害羞。首先是我不信，然后是发现自己跟财神没有知心话要说。他的话语系统，跟我的话语系统交叉很少。或者，我对财富的喜爱还达不到崇拜的高度。我的态度对他是不敬的。我是比较玩世的，有则有，没有不求。一箪食，一瓢饮，差不多就行了。但是今年，送到门口，是不能拒绝的。不能拒绝的除了纸上的财神，还有手捧财神的那个人。他已经很老了。他要送完这些财神才能攒够过一个年的经费。这可是个悖论。不到万不得已是不送财神的。一定是老无所依，困苦难当；再就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谁能彻底？
我拎着财神，视角是从门向客厅。我的目光主要在墙上。这时我发现，我的墙上的空白是大面积的。这个客厅的面积有40多平米，因此墙的面积也随之增大。墙上几乎没有什么，都是沉默的留白。在一面大面积的白墙上，贴一张红色财神，让那一点艳红破坏一面白墙坚守了十几年的清醒，从而改变它的精神方向。我不会那么做。那样墙会嘲笑我。墙会问，这是我等的结局？说到底，我虽然在这个特殊的早上在很多因素的作用下接纳了一张财神，但在我的住所里，仍然找不到对应财神的坐位。我没有为他准备坐椅，或一直不曾想到他有一天会来。他是个突然来访的陌生人，是不速之客。但是，今天，我是必须要给他找个安身之所的。他不能在我的手里老这么悬空着。我的手，是个繁忙的客栈。来了、停靠、过去。我的手不是任何东西的家。
最后我把财神贴在了房门后的墙上，鞋柜隔成的门厅。那块墙有3平米吧。把财神放在门后是不敬的。可我本不敬。贴在墙上的高处已经是我的历史首次。他对人不是一个尺度。虔诚的，他就脾气大；遇到像我这种人，他也就不说什么了。他坐在那里，我看他并未皱眉，笑容一如从前。手里捧的金银，不比别人家的少。想想他也是个好人哪。
安顿完财神，我抓过钱包。得准备至少5天的食物。得有过年的必须食品。要有糖果、年糕、鲜花、鱼、肉馅、水果……
超市里四处是人的漩涡。购物车左右相接，像卡丁车前后左右相撞，几乎寸步难行。耗时两个多，把要卖的买齐，到收银口又是长队……
回到住所大门口，是吴公安送来的烟花爆竹。也不知道送点好吃的，我什么时候喜欢这些东西。他送人礼物从来是从自己喜好出发。这个笨蛋啊！
已经是下午，夜晚马上就要来临。在天黑之前要紧的是要打扫一下房屋、在门上贴对联、在墙上贴福字、在一些有横梁的地方挂上纸灯笼、连年有鱼、在阳台挂上安灯泡的红灯笼……这些上上下下的活，往年都是吴刚的分内工作，今年重担落我肩上。我是没有经验的，但不至于束手无策。
在这些工作里，贴对联要到房门的外面去。房门之外，是楼梯间。楼梯间是有边界的公共空间。只要是公共空间，就会遇到别人的。遇到别人对我是个打击。在门上贴对联，是男人的工作。此时女人在厨房呢。一个女人踩着个矮凳子，动作夸张地往门楣上贴对联的横批，一望可知这家男人不在。而一年四季，哪一天男人都可以不在，唯独今天，男人则必须在。必须在他就必然出现在贴对联的现场。如果这个现场出现的是个穿毛衣紧身裤的女人，那么谁见了都会明白，这家的男人不存在。
怕什么就会遇到什么。隔壁铁门一响，人家的男人出来了。手里拎着红对联，手背上贴着断好的胶带。在楼梯上遇到多次。打招呼，不停留。他先过来看我差不多已经贴好的对联上的词。他说我家的比他家的词好。我说大同小异，都一样。我倒不担心被他提问那个问题。他是个生意人，整天跟人打交道，整天跟人的心理活动打交道。我在他的注目下贴好了横批。我的横批是：普天同庆。贴好横批这项工作就做完了。从凳子上下来，急忙进屋也是不好的。我得在那个对我极为不利的公共空间停留一下，刻意停留。这是我的性格和一贯作风。面对不利环境，不是快速地逃走。心里知道要快速离开，但在行动上，要把气沉住，不能让任何人看出破绽。我得把一个事故现场处理得干净利索，然后再环视一周才能撤离。我时刻维持自己在任何场所的尊严。尊严就是拒绝怜悯。拒绝怜悯就是从容不迫。我不给一切扑向我的怜悯可乘之机。我向右迈一步就是他家的大门。我开始阅读他家的对联：上联 、下联 。我等他的横批。我必须等到他把横批发表在门楣上，读上一遍，然后再说两句无关紧要的话，这时候，我就觉得差不多了，什么都顺下来了，没有倒戗着的部分。我拉开门回到房间，才顺风顺水，脚下没有磕绊。
回到屋内，我看见我的家里已经是过年的样子。同去年以及从前的任何一年相似了：金色老鼠被我贴墙上了；福字大头朝下着；灯笼闭着眼睛；一串纸鱼从上面垂下来。
过年至少需要一条鱼。这是祖制。这些年，我的写作再先锋前卫，但在日常上遵守祖先规则。如果把祖先的规矩、禁忌删除，那么生活还剩下什么？新的在那里？什么是新？新如何进入日常？新需要时光做旧。
接下来我要进入厨房。要备下一桌年夜饭。一个人的年夜饭如何备，这是一个新课题。结婚第一年我备的是二人餐。第二年就是三人的了。然后持续十几年一直是三人餐。今年本应是二人餐，从三到二有坡度但较缓；我的处境是从从三到一，坡度陡增。我是自愿把自己从缓坡移至陡坡之上的。没害怕没后悔也没余地后退。心里有些兴奋，这从未经历的我要经历，我要从陡坡上往下翻滚一次，看看如何？
不能做太多的菜，但有几种食品是必须要吃的。年夜饭上的食品，几乎每一种都含隐喻和象征。先说鱼，母亲在世时反复强调过年吃鱼的重要意义，因此我无法不重视鱼。鱼谐音余。余，剩余。使接下来的生活有缓冲，有后退余地。余使生活从容不迫，余可进可退，余是后院的粮仓。余是多么重要啊！吃鱼是多么必须啊！今年我给自己准备的是鲤鱼。就是曾经跃上过龙门的那种鱼。我年年都选择鲤鱼。若干年前的那条鲤鱼，曾在我面前的油锅里做惊人表演。它从油锅里一跃而起，有半米高。这样一次不足为奇，几秒钟后，它又一跃而起，仍是那么高。这时我开始害怕，已经不知该怎么办，就在我僵住的时候，它已经两面金黄，这样的一条熟鱼，又一次从锅里高高跳起，未等它降落我就已经惊叫着逃走，我站在走廊里不敢进厨房。那条鱼的举动已经远远超出了鱼死后神经力量的范畴。那是神力，足以惊吓我。那条鱼一定有来历。几分钟后，我才敢慢慢靠近那个已经被我关了火的锅。我一小步一小步地往前走。我对里面不动的鱼说，你怎么不告诉我？如果我知道，我会把你放生的。那鱼再没动，也没有回答我。它不说它是谁？来自哪里？
饺子馅是牛肉和青椒。包饺子我十分熟练。一分钟我能包好12个。5秒钟一个。我的手指长而灵活。适合绣花、抚琴，写字、打牌……
夜晚已经来临。外面鞭炮和烟花的轰响远近错落。光影在窗子上东边绿闪一下，西边红闪一下。外面正一步一步走向沸腾。
把饺子煮好，先盛一盘放父母遗像前。给父亲倒一杯白酒，用很小的那种玻璃杯；给母亲倒一杯红酒，用很大的高脚杯。筷子是新买的，饺子冒热气。透过水汽，我看见父母的脸，目光，这时我知道，我哪是一个人在过年啊！父母一直在这里啊……
从父母面前转身，我就面对2007年的最后时刻。再过半个小时，就进入2008年。外面的声响已经连成一片，如藤蔓植物进入了夏季。鞭炮的声响如煮开花的米，连成粥。窗子上的玻璃如同水粉画布。外面的世界，普天同庆。迎接新年的仪式，盛大、响亮、色彩艳丽。
剩下的三十分钟，我必须做一件事情：放一挂鞭炮。过年放鞭炮的意义早已确立，这件事不能省略。我的新年要从一挂鞭炮的炸响中开始。那些火光和声响对于人生是不可或缺的，对于我的新年是重要的。我从来都是从鞭炮的炸响中开始新年的。外面的声响震天，但那些声响都各有归属。没有公共的。就像街上跑着大群的孩子，你不能抱起来一个就回家。鞭炮的声响在听觉上是共享的，但在意义上是私有的。那些连绵起伏的声响，没有一粒是为我的，没有一段擦过我的新年。我必须燃放自己的鞭炮，我必须点燃我的新年仪式！
贴对联逼我走入走廊那个公共空间，而燃放鞭炮必须得下楼了。楼下，那是更开阔的空间，那是广阔的公共空间。我会遇到很多人，会遇到正在放烟花的男人和儿童。我不大可能遇到女人。我知道我是唯一自己燃放鞭炮的女人。
我拎起一挂50000响的鞭炮就往楼下跑。碰上邻居楼下的男人已经完成任务上楼。他说，刚下去啊？我脚步不停，不减速，我说，啊，来得及。
院子很大，所有的汽车都像受到惊吓的动物在惊叫。不远处一个男人在教他的小孩点烟花。孩子很小，烟花很小。他们的烟花不能升上高空，只能在地上闪烁，成为一棵闪光的小树。前后左右，有很多人都在将明亮的或喧响的玩具引燃——把那些包在纸里的火放出来。大家都不说话，也听不见说话。所有的私人劳动汇成一个集体庆典。
我把长龙一样的鞭炮平铺在地上，我铺的不是很直，有点蜿蜒。点燃一根烟，狠吸一口，把火移向火捻，让它们轻轻触碰。向后，快速向后，它不给我慢走的时间。它逼迫我跑。身后，关于我的新年的声音开始了。它压住了所有的声音。我的耳朵里，完全是我制造的声音。它们炸开，在地面滚动，为我打开一大片空间。我看见那些声音在缓慢前进，红色纸花在声音的犁后翻开，像那条火龙正在翻身。等到最后一声响从空中落下来，我往楼上跑。剩下几分钟了，我得吃饺子，吃鱼。这是最容易的事情了。今天最困难的工作我已经按部就班地做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