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有雪。雪下还有一层薄冰。所有机动车的速度都比平时慢了。我不能慢，我要比平时加速，克服雪和薄冰的干扰。我摔倒一下是没事的。走路不怕远，怕急，怕紧张。今天我第一着急，第二紧张。不到十分钟的路，我已经出汗了。

       到家门口，门又挡住了我的去路。钥匙在里面转不动，这种情况我从未遇到过。面对自己的房门，手里拿着钥匙面对自家的房门，那门的锁闭，只是一个假动作，是开玩笑。现在，我的钥匙，左扭不动，右扭不动。假动作变成真动作，玩笑不开了。门的幽默消失了。它突然不认识我了。

       过了几十秒，我想到了另一把钥匙的存在。门已经被屋内的人胁迫了。门还是原来的门，只是它已经失去了自由。

       门是铁的。以手拍打，很轻的拍打，控制的拍打，心平气和的拍打，发出的声音就很大。我选择正常的拍打。门发出铁的声音。发出薄铁的声音。铁皮里木头的声音发不出来。木头的声音被闷在铁皮里。铁皮尖叫，木头的嘴被胶带缠住。

       吴先生的开门是比较及时的。在门的回声刚停下来，门就打开了。这证明在我轻轻地拍门的时候，他的位置离门很近。如果他处在卧室的位置，又需要把从里到外的衣服找齐，再手忙脚乱地穿好，那是至少需要一分钟。他作为一个职业军人，练好了在规定时间、黑灯瞎火的环境里穿衣服的硬功夫，也得一分钟。从时间看，他开门用时不超过十秒。

       打开门，我看见我家的客厅里阳光明媚，阳光刺目。这是上午十点的阳光。太阳以一个毫不费力的角度，把它的光芒灌满我的房子。

       阳光在房间里，像雾一样飘。强光导致视物不清。在强光的干扰下，我仍很模糊地看见，一个女孩，正从餐椅上缓缓地站起来。她的头发一定是黄色的。她的头发被我家房间里的阳光又镀了一层金色。那毛茸茸的头发，纤毫毕现。

       这时候，不管是谁，得有人说话。欣赏阳光不应该超过六秒。我认为，先说话的不应该是我。是谁把我置于这突然刺目的光线之下的？谁就应该就目前局面做一个可以是简单的说明。

       吴先生对我说，这是小郑。我的辽宁小老乡。来打工的。

       吴对小郑说，这是你嫂子。

       我对小郑说，你坐下吧，丫头。

       我对吴先生说，怎么不带老乡去楼下饭店吃饭?你炒的那菜能吃吗？

       小郑这时说，吴哥炒的菜挺好吃的。

        我对吴先生说，虞美人病了。我是回来抱它上医院打针的。你继续。说完我就四处找狗。

       虞美人趴在我卧室的地板上，正一阵一阵地哆嗦。它身上的毛全都炸撒起来了。头却低下去了。我把它从地上抱起来，发觉它身体干热。眼睛几乎全闭上了。从衣柜里找出一件我的旧毛衣，包上，我就出来了。出门前，我对仍站在门边的吴刚说，它病得不轻，得输液。两个小时，我回不来。

       皮皮动物医院的医生，长着两只大眼睛。圆的像鱼，像京巴。我无来由信任他。我从他的眼睛里看到了虞美人生还的希望。

       沈医生让我把狗放到他面前的办公桌上。看了几眼，结论是：犬瘟热。

       我问“犬瘟热”能治好吗？

       沈医生说，基本上治不好。又补充说，你可以放弃治疗。

       我立刻说，我不放弃治疗。在我说这句话时，我没有犹豫一秒。你给它开药打针吧，我催促医生。

       沈医生说，得好几百。最后可能还救不活。你想好。

       我说我想好了，我不放弃治疗。

       从护士手里的体温计上我看到，我的小狗的肠道里全是血状物。体温计被染成粉色！这时我才知道医生的话是有依据的。我的狗确实病得重。我问医生，得这种病的狗，有治好的先例吗？他说没有。我经手的，最后都死了。他说，先开3天药。如果不见好转，就不用再打针了。

       护士是个女孩。她配好了药，走过来，先打肌肉注射，最后是静脉注射。肌肉注射位置不是臀而是耳后。静脉确是跟人的位置一样——手背、胳膊。可是小狗的手背都是毛啊，连皮肤都看不见，上哪找静脉？我看见护士握住我家小狗的手，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在摸静脉血管。她扎第一针就扎对了。那细小的血管在那么浓密的毛下被她准确地摸到了。我感到像是天黑了走夜路，我觉得没法走，但人家天天走，走到不需要光。我的小狗被针扎刺都不动一下，也不哼一声，连痛觉它都丧失了。

       我的小狗同一小瓶药水链接起来后，我找到一张靠墙的椅子坐了下来。这时，皮皮动物医院在我之后的又一患者来了。进来的是一只可卡。黄色、黑色、白色，它由这三种颜色组成。分布的规律来自遗传。可卡由一个中年女人抱着，女人身后跟着个男人。

       沈医生也让把可卡放到他的办公桌上。可卡卧在那里，一动不动。女主人的主述是：不吃食。不动。医生就主要检查狗的腹部。可卡对陌生的医生伸到腹部的手没有任何反应。医生的手在没有任何干扰的情况下，得出结论：肝肿大。那女人问了跟我相同的话：能治好不？沈医生说，不爱好。治疗期长。

       女人立刻问，得多少钱？

       医生：500挡不住。

       女人的情绪突然不好了。我想是被500这个数字给影响的。她在那个小诊所里来回走。走了两个来回后，她自言自语，我上当了。一定是买时就有病。怪不得卖那么便宜。

       医生问：在哪买的？多少钱？

       女人：上周在哈尔滨。100元。

       现在，女人面对的问题是，100元的狗，突然要涨价到600元。她还买不买？如果不买，她要损失100元。

       在这个难题面前，她再一次问医生，一定能治好吗？

       医生说，不一定。治好的可能性不大。你也可以放弃治疗。

       女人又开始在诊所的地上，也就是我和输液的虞美人的眼前进行来回行走。她长得瘦。几乎丧失性别的瘦。丧失性别的体型。突然，她停了下来，大声说，我放弃治疗。然后又走了一圈，不治了。一同来的那个男人，始终不说话。嘴不动，身体也不动。对于他们家的事，不参与，不思考，不说话，不负责任。

       重病的可卡已经被移到我对面的诊疗桌上。桌子是长条形的，可以供多条狗一同输液打针。现在，那个长桌子上只有可卡一个孤零零地卧在那里。狗的头正面冲着我。它的耳朵，像两片巨大的树叶，打着卷，从脸的两侧垂下来。眼睛睁着，但是那种什么也没看到眼神。我疑心它听懂了它的女主人针对它命运的安排。这是一只喜怒不行于色的狗，仿佛已经经历了大喜大悲。

       这时我听见医生问，决定啦？被提问者不说话，只是往门外走。她回了一次头，却不是看那只狗，而是喊那个还站在医生身边的男人，让他快走。

       他们两个走了，把他们生病的狗留在了长桌子上，留在一幅铁输液架的下面，留在我和虞美人的对面，留在沈医生的大眼睛里。

       他们出门的时候，我注意看可卡的反应。它一动不动，没有扭头看他的主人。它的主人也没回头看它。这种情况我第一次遇到。他们无缘，谁也不在谁的心里。

       我感到这是一只已经死去的狗。当它的主人把它卖掉的时候，它就绝望了。现在主人的遗弃，已经伤不到它了。

       那对男女一走，诊室里立刻安静了下来。现在诊所里剩下三个人，两只狗。两只狗都是重病。我一直是旁观者，没有对这件事做决定的权利。但是现在，他们离开后，我面对的是一个被遗弃的狗。我突然对这只狗有了权利。我可以收养它。可以不收养。我已经那么想了，可是，我有力量照顾两只生命垂危的狗吗？我有能力支付近千元的医药费吗？还有下午单位的会议？还有丈夫的暴乱。我处在一个很乱的状态里。这种时候我无力做决定，无力收拾残局。觉得自己疲倦，力量不够用。最关键的，我没有思考时间。

       医生不用思考。他应该多次处理这样的残局。所有的残局都用一把笤帚。像饭店的翻台。

       我发现沈医生是个善良的人。一进来就对他无来由地信任，现在，我找到了依据。第一，他没说话，只是对站在药房门口的护士使了个眼色。他不说那些话。第二，他叹了口气。他叹气太值得表扬了。他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事？应该是多次。那么多的死仍没让他认为一只狗的死不值得惋惜。

       护士举着一支灌了半下白色药水的注射器从药房走了出来。她像可卡走过去。经过我的脚尖。挡住了我一半视线。但我知道应该把针打在耳根。打完针她就离开了。我的眼前只有那只可卡。应该是十秒左右，那只可卡，一直一动不动的可卡，它的头缓缓向右侧歪了过去。它的动作缓慢，没有一点声音。身体的其他部位没动。但是我知道它死了。它动作的小，与死的重大形成反差。

       这时候，沈医生说，拿出去吧。那护士显然不爱干这活。因为她不主动。她打完针就回药房不出来了。她出来时手里拿着一张很大的报纸。她把报纸裹住可卡，尽可能两臂伸直，这样她就跟死去的狗拉开了距离。她向门外走，我想她要把它放到哪里？这时我就想起在诊所门口，有个绿色垃圾箱。

       我问沈医生，刚才是什么药？这么快，还静悄悄的。

       沈医生说，氰化钾。然后他转入自言自语：氰化钾，静悄悄！

      （我的小狗，在打了一周针后，奇迹般地活了过来。最后康复。我觉得这件事有意义。再遇到犬瘟热，沈医生就不会说，我经手的最后都死了。现在，他经手的活了一例。那用药的配方应该被应用到其他狗身上。我抱着狗回到家的时候，看见吴刚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脸悲伤。他无奈地说，你怎么都不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