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没人知道松树也会开花。
       那些赭色羽状物，残羹剩饭一样静静地躺在弃旧的针叶下面，由于它们的灰暗，松树会让所有漫不经心的旁观者相信，它们只是绿的，永远是绿的。
       那段时间，我经常从那些灰暗而柔韧的赭色羽状物中走过，我不知胡泳是否觉察到我画中的色彩已有所改变，但我知道，松树并不总是绿的。
       那天天还没亮，当时我正梦见一场大雪，一个人在雪山上正被慢慢抛下。那人身着土布蓝衣，头戴破斗笠，他和着雪团自山顶滚落，一面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嚎叫。他一下消隐，一下又在半空中出现，似乎雪雾是一块巨布，他用力将之撕开，然后，随着一阵巨烈的摇晃，那双手径直从雪地一下掐到我的喉头。
       “我的小荡妇，该起来了。”
       我猛地睁开眼，是胡泳。
       “看你不停地扭来扭去，昨晚还没舒服够是吗？”
       他一边搅拌着咖啡，一只手半真半假地做着抚摸的姿势。
       我深呼吸一口，扭扭脖子。我觉得喉头咸咸的。我赶快扯了些面纸塞进鼻腔。
        “怎么又流鼻血了？看来是吃荔枝吃上火了。”
       后来胡泳还跟我说了一些别的什么，至于我是否喜欢，是否在认真听并不重要。他说话从不是为了得到赞同。他说“我想死你了”，他说每天在路上看到和遇到的事，他评论我的画，夸赞我的嘴唇和大腿，但，从来，他的声调都是平静的。就像驰张有度的离合器。
       那时候，我的绘画已大有长进，特别是在油沐画的那些风景，当然我借用过丢勒的兔子，借用过塞尚的构图还有莫奈的光，但不管怎样，我相信里面肯定有一部分是属于我的，完完全全属于我的。那就是那滩流淌在地下，没有人能闻到其芬芳，没有人能与我一并开怀啜饮的黑牛奶。
      “这张，不错，嗯，调子用得很好。”
       我相信，以胡泳的眼光，他是可以阅读得到我画中那滩流失之物的，但自我成了他的“小荡妇”、“小骚货”后，他便再也不说“火苗”，“风”那样的东西，而是千篇一律地说不错，嗯，画得真不错，然后手便娴熟地伸到我的衣裳里来。
       “叶柳儿的画怎么样？”
      动作停了下来，胡泳用一种老头子似的眼光望着我。
       “很好。”
       停了一会，他这样回答，然后不断地搅拌咖啡，仿佛糖块仍结在里面必须快快打散。

       我又来到那片松树林。我喜欢在凋零的松针上行走，喜欢从那些退职的黄褐色里搜集关于风、季节的消息。特别是在清晨，雾气掩埋了许多不相干的东西，大自然以自己独特的惆怅笼罩在每个生命体之上。
       岁月如流水，许多事情就像我身边的这棵老松树一样，时光已磨平了它的树冠，但是那细微的新芽，仍有着蜡样的光泽——只有跟松树一起生活过的人才会知道，山火对它有着什么样深刻的意义。我从没有忘记过母亲，没忘记过那枚在燃烧之地裂开的松果。
       不过，这样的静谧时光并不总是只属于我一个人，偶尔，一阵细碎的脚步声也会参与进来。我知道是她——那个胡泳曾警告过的最好不要接近的“精神有点儿问题”的叶柳儿。我不太清楚叶柳儿怎么也会到这儿，她总是那样，像一束微弱的光，一丝无足轻重的风，在落叶上做短暂的停留后便飘然离去。
      但那天，那阵细碎的脚步声一直在身后回响，她不停地来回走动，仿佛要借用这一连串的移动来支撑自己的身体。
      “你是处女吗？”
      这句出其不意的问话让我大吃一惊。我看着她——这个女人，她是多么的美丽，但精神又是多么的不正常。
      “喂，你是处女吗？”
       叶柳儿继续在叶堆上行走，她凝视我的目光热切得就像一根刺。她面带微笑，环着双臂，身体很优美地向前倾去，不断地，轻灵的，就像一个美丽的水泡。
       “你是处女吗？”
      我不由下意识地跟着重复了一句，话音才落，叶柳儿的所有动作突然停止了。她的脸白得就像生石灰。她看了我半晌，然后发出一阵短促的，神经质的笑，虽然在笑，但她的嘴唇一直在哆嗦，像是在用全部力量来控制自己。她的眼睛不再明亮，而是流露出一种可怕的难过的神色。然后，她站直身体，像是要走开，但走出不几米，她就摇晃起来，后来，就这样，她像个醉汉一样一路摇晃下去。

       “你看到我的锁匙了吗？”
       十月的风急匆匆地从窗前刮过，柳树的长叶咻咻作响，脱落的柳絮在空中玩儿似的打着旋，胡泳的声音和窗外的风一样仓促。
        “开会时间马上就要到了。”
       他看起来很苦恼。他一向是个井井有条的人。
       “先拿着我的吧。”
       听到这话，胡泳抬起头。那种老人般的眼神又出现了。
        “你没拿，对吧。”
       “你认为我会对那些铁片儿感兴趣？”
       我发誓，我以前从没撒过什么谎，不过，哪怕是这样，我相信我也一定具有这方面的良好天赋。这一点得益于我那位才华横溢的父亲。
        “你当然不会拿……嗯，到时再配一把就是了。”
       虽然胡泳的口气很轻松，但我感到他内心烦躁不安。他扣好衣服，接过我的锁匙，又在我胸部捏了一下，走了。
       这是我第一次如此仔细地打量这房间子：窄窄的双人床、由于磨损而皱巴凌乱的被单，长方形的白页窗，两张不大不小的藤椅、一个小茶几外加几个画框和一堆瓶瓶罐罐。这些场景是不需要刻意铭记的，任何一间不是家的建筑物，任何一对青年男女随意混居的空间，大抵都如此这般。
       我从鞋底摸出那串锁匙，将床底那个落满灰尘的木箱拉出来。我能听到自己剧烈的心跳声——是不是每个人都会有一个神秘的箱子？我想起母亲，她那个用越南红木制成的箱子，里面装着玻璃纽扣、绸带、耳环、几枚小小的毛主席像章，还有一张被雨水洗褪色了的相片。那张相片直到现在，我也没能将上面的那两个人认出来。而我，我也有如此一个小木箱，那里面，装满了我所有幸福和悲伤的记忆。
箱子是红色的，由于尘垢，那红色显得有些陈旧，四个角有轻微的类似刀的划痕。箱子里面没有上色，原木的纹路有着艺术的规整。我好奇地将那些东西：打火机、望远镜、上了锈的怀表、两块磁铁、几张钢笔速写（我不认识她们）一一捡出来，然后打开了那个圆形小筒：七条，整整七条洁白如雪的丝巾。我深呼吸一口，又在原地坐了好一会，才将它们一一展开：蔓、兰、玉、果果、叶柳儿、梅、列焰……
错了，胡泳，那个字你写错了，是“烈”而不是列。
       我重重盖上箱子，感到那个圆形锁孔就像一口深不见底的井。

       日子一样地过着。
       胡泳回来的时间越来越晚，我在松树林呆的时间也越来越长。我当然还会久不久就碰到叶柳儿，我不知我在她眼里是什么模样，但她却是有所改变了——她纤巧的腰肢臃肿起来。我搞不懂她的肚子是如何隆起来的，但我知道绝不会是她那个会计丈夫。那个神色永远紧张无措的可怜男人，尝遍百药也没能让他身上那男人引以为豪的东西挺起来。他娶叶柳儿，也许是因为爱，也有可能是那些人告诉他，精神不健全的女人虽然有着这样那样的不如意，但有一点是可以完全放心的，那就是至少她不会因为性生活不和谐而想要离婚。
       我得说，叶柳儿的确很美，比她没怀孕之前还要美。现在，她原本细瘦的四肢已是圆圆的，显得结实而有弹性，尖巧的小乳房鼓胀起来，在薄薄的衣裳下美妙地又圆又有力，而那个大得惊人的肚子，你所感到的不是丑陋，而是一种奇怪，任性又迷人的骄傲。这骄傲为这个神经兮兮的女人平添了一种意想不到、不可思议的风情。在她身上，你再看不到那种幽怨和悲戚了，她的皮肤，她的每一个举动都散发着无拘无束的生命力，而她的笑——那依然不正常的咯咯疯笑，也带上了一种新鲜的粗野奔放。
        “撒谎的人迟早要被大水冲走的。”
       叶柳儿说，把一枚硬币举到面前，然后又一把用力地将之抛出去。硬币在空中划过一道亮晶晶的弧线，这时，叶柳儿突然跑了起来，她的身体笨拙又非常奇妙地随着那道弧光晃动。在没入松林的那一瞬，我看到，一只粗糙的大手，就像隐身人一样搭在了她的肩上。
       这正是采集松脂的季节。

       胡泳很忙，他完全有理由忙：画展那么多，各地的邀请赛那么多。他忙，忙得一塌糊涂，忙得连画风都变掉了。那些画，色彩变得纯净，如同书本中的黑白插图。
       当然忙碌的并不只胡泳一人，还有那位不断上门造访的年轻的报社实习生。那位记者，就像一个优等生，“胡老师。”她这样叫，骄傲又羞涩的笑容醒目地映在画室的玻璃镜上。
       那段时间，我很少再到松树林去，我呆在房中，将胡泳的画一幅幅拿出来看。我开始挑剔并嘲笑那些画，我说胡大师如果你再这样忙下去的话，很快，你的手就连画笔也握不稳了。
      “难道我要每天呆在家里洗衣服做饭？”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胡泳用这么高的嗓门说话。我想他必定是累了，若不如此，他是不会一进门就躺在床上的，他会将我拉到胸前，用一种炽热却冷静的方式探索我的唇和腹股沟。
        “我只不过是在工作而己，天啊，你以为我在做什么？”
       你以为我在做什么？我想起床下的那个红木箱，想起第一次在油菜花地里时，他那个隐蔽又不失精确的举动。
       撒谎的人迟早要被大水冲走的。
       虽然那位庞姓药剂师早已被我踢出了大脑，但他后来告诉我的有关于叶柳儿的事，却是在我心里结了茧。
       药剂师很早就认识叶柳儿，他不知道叶柳儿是怎么被胡泳搞到手的，他一直以为叶柳儿心里只有他。虽然她从没这么对他说过。
       在药剂师之前，叶柳儿当然还有过别的男人。那时她才十四岁吧，那个晚上，父亲的酒瓶又将她从家里砸了出来。她漫无目的地在大街上行走，然后就碰上了那个记不清是国字脸还是三角脸的男人。男人带她去飙车，完了之后又带她去唱卡拉ok。那晚她玩得太高兴了，也许是有生以来最高兴的一次，她唱，她笑，她爽快地接过那些啤酒并一气喝干，结果，第二天醒来时，她发现自己睡的不是家中那张熟悉的单人床。不过，当时她对此并没有过多在意，她只是感觉就像刚从一棵棕榈树上掉下，有点儿疼，有点儿眩晕，然后，一切便过去了。
       后来，她成长，开始交各式各样的男朋友。那些各式各样的男朋友都说爱她，很爱很爱。但在欢乐过后，那些睡在身边的很爱很爱她的男人总会说一句相同的话：我以为你是个处女。
       她当然不是。不过，这在当时依然不重要，因为她并没想过要跟那些男人结婚。包括药剂师。直至胡泳出现。他从没跟她谈过处不处女这类话，可她却因此感到恐惧。这是从没有过的。她尝试过许多方法，甚至翻看那些艰涩难懂的心理学书籍，但没有用，什么也不能阻止那种恐惧。后来，当胡泳邀请她上他家喝茶那天，她拔通了那个已在她的生活里沉寂已久的药剂师的电话。
       那当然是她自己的血。她用了一个下午的时间，才闭着眼颤抖地将那根针扎进无名指。血流出来了，很红，比她想象的要红，要干净。她为此感谢上帝，感谢上帝为她送来一个避难者——如果不是这位旧情人，如果他没有给她那个小小的装有抗凝剂的瓶子，那么，那血就是再红再干净也会在短短几秒钟内凝掉。
       “你发誓永远不说出去。”
       她的话还没说完，药剂师就不断地点头了。如果得不到心，那么，能得到肉体也是好的。
       叶柳儿和药剂师拥抱着道了别。她迈着轻灵的脚步上了她的美术老师家。
       他们喝了很久的茶，聊了很多关于艺术的话题——自始自终，胡泳都没有提到任何一句那种令她担忧的话。他望着她，然后像铺新床一样，将一条洁白的丝巾铺在床上，再像抱新娘一样，轻轻将她抱上了床。
       可以说，如果叶柳儿再聪明，再小心一点，那么，很可能，她很快就可以圆上成为胡夫人的梦。但她实在太自信了，自信得几乎有些忘形。她忘了，就算药剂师真的信守承诺，但黑夜，依然不能代替谨慎。她离开那张新床还不到一小时，胡泳就在那条幽暗的刚刚送走情人的小路上踢到了那个抗凝瓶。
       就这样，美好的未来被大水冲走了。那个深情款款的男人用裁纸刀将刚刚绣上的名字一点点挑断。他重买回一条丝巾，用另一种颜色重绣上又一个不洁女子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