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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潮湿的风,自海面吹来,穿过毫无遮挡的平原,直扑村庄的街头巷尾,席卷一切尘埃。
       “油沐”,这个离F城百余公里的僻静乡村,我不知这个名称从何而来,也许,它确实是沐浴在油光里。一望无际的油菜花,轻轻松松就可以将一头牛掩得不留踪迹,阴湿的腐叶上,森莺的蓝翅膀发出耀眼的金光,每个沼泽和池塘,从黎明到夜幕降临,都布满了前来探访的小动物。村里的人说,再瘦的马,只要在这里呆上一个月,也会变得滚圆。
       而这地方,是胡泳带我来的。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跟胡泳到这样那样的地方。自母亲躺到那张床上后,无论去哪里,我始终是一个人。梅泽是愿意带我走的,但他从来只带我去商店,去咖啡屋和公园。他从不吝啬花钱,哪怕他的那点工资一个月只够泡两次吧。他问我需要什么,或是不问,就那么不断地给我添置新衣服新鞋。他说,小焰,我要补偿你失去的一切。我相信这个男人的爱,相信他确实在努力让我过上好的生活。我知道,在许多同龄人面前,我一直显得寒伧可笑。我的被时间冻结的脸一直朝下埋着,我的皮肤因此吸收了地面的色泽,而眼睛,也拥有了地下生活的学问。
       或许我是美的,而那些新衣服新鞋,会让我更美。但美又怎样呢?母亲那么美,就是现在,她的形象也仍夺目,但却无济于事了,她既感觉不到太阳的亲吻也感觉不到凛冽的寒风,她的美,就像蜡像馆里的那些蜡人,在没有生命的情况下存封着。
       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脸廓跟阮香怡越来越相像,但我知道,我不是母亲。我跟她不一样。母亲是不会妥协的,永远都不会,她就像一只疯狂的候鸟,是可以下在黑夜里飞行数千里的绝决赌注的。她不会有耐心等到天明。她急不可待地在黑夜里飞行、巡视,而不管这样做是否会伤害她原本井然有序的世界。而我,罗小小,连展示自己美丽的勇气也没有,连改变一下生活的决心也不敢下。我知道如果答应梅泽,我今后的生活也许就会风平浪静。但我是多么怯弱啊,我甚至无法面对梅泽,无法面对他家那种其乐融融的场景。我坐在他们面前,任他们打扮,听他们说话,吃他们递过的东西——我们看上去确实就像幸福美满的一家人。然而我根本无法控制那种病态的念头:这一切如此美好,但迟早,会有一场大火把这一切给彻底烧掉。
       因为这种心理,我时常会走神。我会想想欢欢,也有时,想黎康。黎康,怎么说呢,我以为我是不会想他的,我们共事了一年,但没有过任何一点超出同事之外的关系。我们甚至连朋友也算不上。但我想他。他不是我的朋友,但,我却是他的病人。因为胸膛,那不幸的塞满了陈腔烂调的十九岁的胸膛。
       之所以我迟迟没有描述我身体这个很值得一提却又一直被闲置一旁的部位,那是因为,它守着一个孩子在第一次遭受逆境时的秘密。当我成长,当我让那个忧郁的男人抚摸过后,那个晚上,我怯生生地对着穿衣镜脱光了衣裳。那是我第一次那么认真地审视自己的身体——就在左边,三条浅色的凸痕就像三道琥珀色的烟纹,紧紧地莹绕在那颗淡紫色的葡萄旁。十五岁,那时我只有十五岁,可她跟那个十一岁的瘦孩子是多么的不同啊,那对乳房,在清冷的月光下,隆得是如此顽强,恬不知耻,特别是左乳——那精致,饱满的暗色的碳火炉,在清冷的月光下,散发着怎样一种迷人的冷漠和消极色彩,仿佛残缺,更增加了它对这个世界一切苦难的蔑视。
       我看着它,轻轻地抚摸,然后,我睡去了。那么欣慰又那么悲伤地睡去了。
       我没想到几年后它会以那么一种方式坦呈。
       手术前,我曾致信梅砚,我说,我生病了,需要做手术,我说上次我陪了你,这次,你也陪陪我吧。梅砚很快便回了信。她说小焰我已做过两次了,也许这次又有了,可他仍不愿要。她说我现在身体很弱,一直请假病休。这样吧,干脆你就把孩子留住吧,好歹我哥哥也快工作了,你们也可以成婚了。
       我把信看了两遍,然后放下了电话。

      我敢说,那是这一生中,我所听过的最为完美的乐章——它出自那把锋利的手术刀。我醒着躺在那里,静静聆听刀划过肌肤,划过缝线的声音,还有空调机水滴落地的声音。这些声音微小,精致,就像细细的锯末。当最后一根缝线被割断时,我看到了那双白口罩之上的眼睛。那双眼,满含惊诧和迷惑,仿佛躺在手术床上的不是一个乳腺纤维瘤患者,而是一个既危险又诱人,既丑陋又妖艳的女巫。
       没人知道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但绝不是“爱”。这世间没有这么幽暗,这么令人惶恐的爱。术后,许多夜晚,我一遍遍观看自己的乳房,观看那三道疤痕后的另一道新月:它弯弯地落在暗色的乳晕旁,总结似地将那几道弧拢在一起。呵,这只乳房,它是多么的让人绝望又多么完美啊,它牢牢地附在那蜜糖色的皮肤上,就像一颗残酷又美丽的毒瘤,在黑暗里,在人们不愿不敢涉足的地方,独享着奢华的孤寂。我一遍遍轻抚着它——这毒瘤,将隐密地贯穿我的一生,并且还将带着它离开人世——一如我对黎康的情感。
       多少个黑夜,我徘徊在值班室、徘徊在他坐过的每一张椅子、每一扇他推开的门前,我吻他用过的钢笔、吻他的白大衣领子、吻他丢在烟灰缸里的烟蒂——他的气息曾在上面停留过。我有如一个黑暗中的舞者,在无人之夜狂热地表露着这份情迷意乱,同时,我也必须忍受那没被他认出来的命运。因为这是我选择的,也是我要过,并将一直过下去的生活。
       我想过那双青筋暴突的手,想过如果它在另一个地方,另一种环境下抚摸我的乳房,我的心会掀起什么样的海浪,我想过那结实的脊柱,如果在我的身上起伏,我的泪堤又将怎样幸福地溃决。我知道,只要他挥一下手,一个点头示意,我就会不顾一切地奔向他。但不可能。母亲的命运已与我的命运紧紧地合二为一了。我宁愿离他远远的,也不愿屈服:曾经的一切告诉我,生命就是一个无底洞,如果你填 补它的一个空洞,那么紧随着,它立刻又会弄出一个更大的、更迫切的空洞来。

       还是回到油沐,回到这片开得太过灿烂太过夺目的油菜花地吧。在这里,罗烈焰已解开了她的衣裳。从一开始她就清楚,她是不会选择这位美术师的,不管过去还是将来,她都不会选择他。早在两个月前,她便已从药剂师嘴里得知,胡泳那流血的食指,那适时适地的出现,不过是两个男人精心策划的一出戏。他们本想平分秋色,他们曾打赌,谁能让罗烈焰那张冷脸在高潮时绯红如霞,谁就是胜者。当然后来,这场赌注不存在了,因为胡泳毁了约——他似乎真的喜欢上了这位女学生,并萌生出想跟她长相厮守的荒唐念头。药剂师愤怒了,对罗烈焰道出了真相,当然,也顺便说了叶柳儿的事。
       奇怪的是,我听了宠洪俊的话,一点也不感到难过。我没有什么好耻辱的。我不是一个好女孩。虽然梅泽对我总是那么的谨慎和尊重,然而于我,这种尊重是经过长途跋涉而来的,它非但没有减轻我的疲乏,相反,还会引起某种轻度的精神分裂——或说,轻度健忘。我牵挂他,但我的身体从没有记住过他。而另一个男人,黎康,我对他的爱情气味随风飘送,我相信只要我想,我愿意,我完全可以将这气味收进自己的口袋并牢牢地包扎起来。但我不。我需要距离,需要这种能引起幻觉体验的源泉。我不是我母亲。我从不迎刃而上。我只是等待,麻木地,消极地等待。
       如今,我之所以敞开怀抱迎接胡泳,也不是一种选择。这个世故,圆滑的男人,他不会给我带来任何一种精致、庄严的东西。他跟我做爱,但这种性关系与爱无关——它更像一种亵渎,一个荒诞,淫秽的魔咒。它具有强烈的致瘾作用——就像香烟,那美丽的,淡蓝色的,旋转成各种奇异形状的能把人带入某种短暂虚境之中的烟雾。
       “我们为此而来,这血淋淋的杀戮,这个时代惟一的祈祷。”
       是的,妈妈,我相信。我们为此而来。这血淋淋的杀戮。在这个世界,能够顽强生存的人只有三个:一个是胡泳,一个是那个咀嚼口香糖的少年,再者就是我。而其它人,因为他们太单纯,太相信这个世界,迟早会被撕得支零破碎。至于罗旭阳,那个本也可好好生存的男人,他已年近花甲了,如果他再坚持下去,如果他不去保留所谓的那最后的“爱”,那么,他是可以圆满地走完这一生的。可他失败了。自罗欢欢死后,风流的他连最后一个女人也留不住。这不能怪那女人,她已跟了他九年,已被那个活死人以及活死人的女儿拖累了九年,试想想,人生有多少个九年啊。所以,她走了,她请来一辆大卡车,将所有可能带走的一切,轰隆隆地开走了。临走前,女人对罗旭阳喊出一句:不是我狠心,可你真的是太伤我的心了。应该说,自跟那女人结婚后,罗旭阳很少再闹出过什么绯闻,但他的钱包空了,新校长已经上任,他只能退居二线——这世上,不是只有背叛才能伤人的心。
       当然,女人也不是什么也没留下,她留下了那只狗:帅虎。每天,人们都能看到罗旭阳牵着那只狗在瑞光桥悠转,他这样唤它:我的,我的宝宝。

       一切发生得很快。也许不到十分钟,胡泳便已气喘吁吁地伏在了他女学生的身上。他的动作很熟练,有如一个熟知航向的水手,知道下面的那片海域哪里有礁石,哪里一马平川,哪里要加快节奏,哪里又该放慢航速。这个男人,他从不过问我的生活,从不像梅泽那样,小心翼翼地想走近我的世界。我的过去对他毫无意义,我是否孤独是否失落对他毫无意义。他要的只是现在。却也正是这一点,他使我感到安全。我的世界在这里,将保持得很完整,没有人探视,没有人询问,没有打断它继续朝地下延伸的步伐。
       当最后一次从我身上爬起时,胡泳这样对我说:我们同居吧。
       风总被画在火苗之后。
       我想起这句话。他不会知道,我一直都站在风里,就像一棵竭力想挡住风的树,光秃秃的枝杈不断摇摆,却怎样也无法将风挡住。
       风有时也被画在枯枝之后。
       我点了点头。
       我从没有选择过他。
       可我答应了他。

       那是一个就像封闭的,被塞得满满的子宫一样盲目的日子。
       梅泽回来了。他带着一枚戒指,用激动得发颤的声音对我说出了那句深藏已久的话。他什么都准备好了,房子、家具、甚至到时该上哪家相馆拍结婚照,宴请哪些宾客都准备好了。他说小焰,你就要有家了。
        那时我已二十岁,我的个头已高达165cm。岑叔看着我成长,雷姨看着我成长,医院里的每个同事看着我成长,可母亲,我每天坐在她身边,可她却根本不知道这个二十岁的女孩就是她的女儿。想到这里,我不禁机伶伶地打了个寒战。
       “你就要有家了……”我想到沈春绫,那个只要我点点头就可以开口叫“妈”的女人。我相信她是绝不会把自己的孩子独自留在海滩上的,哪怕风平浪静,她也会设想到那些可怕的灾难:涡流、飓风、断了的船桅。她会将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如何使孩子安全上。她绝不会松开牵着孩子的手,不会让他们从她视线里滑脱,消失。她倾其所有,为儿子购置新房,为未来的儿媳打造出一片温暖的天地,她和梅泽一样,心地太宽厚了,他们点上蜡烛,真心实意地对流浪者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对这个世界捧出真心,尤如呼吸一样自然。是的,他们就是这样一种人,一种让我永远渴望,羡慕却绝不可能抵达的人。他们不会知道,我的身体就像那些长期卧床的病人的褥疮一样,只是一个又一个的大窟窿。我实在找不到什么地方来安置这些深情厚谊。他们也不会知道,那间房子,无论它盖得多结实多牢靠,有些人住进去也不会感到安全。
       喇叭花的藤蔓从竹篱笆伸出,微风吹过,刺鼻的漆树叶一下使我清醒过来。梅泽走了。我原以为他会愤怒,会咆哮,会给这个不说一声就跟别的男人上床的残酷女友一记响亮的耳光。可是没有。他只是站到我面前,什么也没说,然后,伸手拉拉我的上衣领子,走了。
我也走了。我知道,我已经毁灭了某种珍贵的我再也无法拥有的东西。

       油沐。八月。我坐在池塘边,一阵芦苇折断声响给正在这片宁静水塘里酣睡的生物带出奇异的骚动,同时也惊动了那个靠在栗树下的身影。
       那是一个老人,佝偻的脊背远看去,就像一块黑色的纪念碑。他该是睡了很久了,因此,起身的时候,他不得不敲打几下由于蜷缩而麻痹了的膝盖。他身着靛蓝色的土布衣服,浆过的衣领上的脸没有一丝笑意,破斗笠下一双小眼闪着古老的光。
       或许他真的是太老了,以至每走两步就要重重地喘几口气,在距离我大约两米时,他停了下来。
       “姑娘,有水吗?”
       他说话时就像嘴里含着一块石头。
       我笑笑,将水壶递过去。在这里,我时常能碰到各式各样的老人,他们有的赶着牛从我身边目不斜视的经过,有的会放下手中的耕具,停下来好奇地望上我的画几眼,也有的,像他一样,问,姑娘,有水吗?
       老人喝过水,也不道谢,重喘着粗气走开了,这时,我才发觉,其实他并没有我想象的那么老,之所以他走得那么慢,那么吃力,是因为他只有一条腿。
       “看到那山吗?”
       一个如同暮色般醇厚的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我回过头——泥娃。这个肤色黝黑,有着两排整齐白牙的小伙总是在日落西山的时候出现。他的肩上永远都担着一担比他还高出许多的柴木,在经过我身边时,他通常会将担子放下,咬上几口烤红薯,要不就是在附近的地里扯一些蔓藤,将那担已捆得很好了的柴木再重新捆绑一遍。
       村里是没有像我这样的闲人的,只要会跑会跳了,不管你年龄多小,身体多瘦,这片丰饶的土地都会让你忙个不停。对他们而言,生活跟这些只能看不能吃的“艺术”是毫无关系的——这样的景致打他们出生就存在了。对他们而言,天气的好坏,粮仓的丰满,牛羊的健壮才是真实可靠的。当然,这些山里人有时也会被某些事物所打动,比如那个只需轻轻一按就能显出自己模样的机器。每每这时,他们都会换上衣柜里只有过节才穿的隆重衣裳,将可能通知到的所有亲人叫来,然后虔诚地对着那个机器露出羞涩的笑。
       那天,我正在调试镜头,泥娃就那样挑着担子像神话人物一样突然定格在我的视野。后来,当他接过那张相片,这个腼腆的小伙子就时常在我的周围出现了。他出现得很谨慎,就像一根好奇的芦笋,在繁密的灌木丛中偷偷向外观望。
       “看到那山吗?”
       我有些惊讶于泥娃的主动。我当然看到那山,那山,我都不知画过多少遍了。
       “尤多的腿就是被狼山的狼咬断的。”
       泥娃指着那个一瘸一瘸的背影,面色因为觉得自己找到了一个好话题而激动得有些发红。我再望了一眼那座高悬于地平线的山。我从不知道它叫狼山,我只知道它叫大围山,湘江支流与西江的分水岭。
       那个下午,我搁下画笔,一个令人心颤的惊心动魄的故事在我大脑里架起了一个全新的结构。它从一片松树林开始运转,这运转是如此缓慢又如此有条不紊,以至我根本无法抹去那从没听过但却莹绕不绝的狼的悲鸣声。
       那年冬天——是的,我只能这么说——那年。这个词从泥娃嘴里衍化出来,使得到处充满了雪,然后,我再将雪扩散出去。
       那年冬天,雪落得那么大,前所未有,银汞一样,那些网球拍似的大胶鞋一下就在雪里陷没,就是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也会在走完一百米之后累得筋疲力尽,而如果有谁在走完了一百米还能吹出轻快的口哨,那么,就是山神也要对他钦佩得五体投地。
       他们——那些生长在山野里的人,是不会对来自大自然的声响:猛烈的狂风、隆隆的雷鸣和动物粗重的喘息声感到陌生的。可那个黄昏,大地寂静得让人失魂落魄。所有动物,就连最顽劣的狗也都只趴在自己的窝里,一声不响。世界沉寂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哪怕仅是听到自己的呼吸,也会让人心生胆怯,并会产生出一种没来由的听天由命的无望情绪——没人知道这份寂静预示着什么。后来有胆大一些的人说,他在回家的沟渠边看到一只牛,牛的身体还冒着热气,可它的内脏全没了,就连坚硬的牛角,也像被斧头劈过一般碎成几大块。
天寒地冻,人们散落在各个坳口,面色阴惨惨,那个流着泪的老女人握着一把生锈的刀,要求儿子如果还能活到明天,那么就将她与几天前死去的老头子合葬。情况就是这样,整个村庄死掉了一大半的人,因为瘟疫。因为瘟疫过后而来的天灾和狼。
       大多数人却是什么也不说:事情既然已到了如此地步,那就什么也不要说,关上门,在被子里再重温一下可能的欢乐。我们缺医少药,村庄很快就会被疾病吞噬,我们的骨头明天将会像那头牛一样散落在各个地方,我们不祈祷了,上天并不怜悯什么。睡吧,你得相信轮回,下辈子我们会走出这座山,会投生在山下的一些好人家里。睡吧,不必再为自己身体的瘦弱感到难过,这些身躯虽差强人意,但到底都是在这个令人难以忍受的纬度上降生的,在这最后一夜,我们可以拿它,拿生命与被子里的快乐相抵。
       人们紧紧地相互拥抱着:母女、夫妻、兄妹,情人。人们对那位刚从门前走过的年轻人毫不知情。那个年轻人,有着具简单、内向的身体,长眼梢微微向上吊,青青的胡茬挂在尖下巴上,枯草般的头发从牛皮帽子和护耳松松地敞出来。
       年轻人并不勇敢,他是村里有名的软包,他活着就是为了证实他的孱弱和别人的强悍。他走着,身体一直在抖。他不明白为什么自己没得病,全村的人都病了,包括他的哥哥。他的哥哥几乎是村里最强健的,他一直在为那些死去的人挖坑,甚至,他已想好了到时要将弟弟葬在哪里。但出乎意料的是,就在刚才,也许还不到一个小时,他的弟弟,也就是这个在路上行走着的年轻人——这有名的软包却为他挖了一个坑。
       年轻人的泪一直没有停。他的脸湿淋淋的,白得像个死人。他不知为什么疾病没找上他却找上了他哥哥。他哭了,但却不是因为悲伤,他只是害怕:怕这样一人活着,并且,还要活很久。
       世界安静极了,年轻人的力气也快耗尽了,他想坐下来休息一下,想好好想一想那个曾送过一双布鞋给他的不久前也被疾病带走了的大眼睛姑娘。他走到一棵松树下,突然,只听“嘎吱”一声,一排尖锐的什么猛地一下刺进他的裤筒。年轻人痛得几乎要跌倒了,他是如此恐惧,但很快,就像是着了魔一般,他胆怯的眼里露出一种阴郁、疯狂的光。他吸了一下鼻涕,将身子一弓,向后一弹,接着就那么裹着一团雪雾跳进了那阵低沉的咆哮中。
       究竟那天年轻人遭遇了什么,由于他那比石头还要固执的缄默,人们不得而知,人们所知道的,就是在第二天清早所看到的那张脸——那简直已不是一张人的脸:又干又硬,并呈现出可怕的青紫,鼻梁软绵绵地至少移位了一公分,还有几条深深的锯形裂口,从额头一直拉到下巴。他的棉衣又脏又破,棉絮东一块西一块结着不知是他还是他身边那三只死狼的血,而等人们将他的裤筒割开的时候,那个巨大的伤口,也已经是硬绷绷的了。
        就这样,年轻人在人们的印象里彻底地改头换面了,虽然他失去了一只腿,但却再没有人敢欺负他,尽管他看上去仍是那种半死不活软塌塌的样子。
       冬去春来,一年又一年,村庄里没死去的年轻人开始变老,没死去的小孩开始长大。年轻人也有点老了,他独自一人住着,一动不动地望着火苗发呆。没人知道他在想什么,但人们感到,他身上那种令人同情的女性气质完全不见了,他凝视火光的眼神仿佛蕴含着某种深不可测的痛苦,这痛苦让看到的每一个人都心神不宁——就像一种古老的已被遗忘却又偷偷遗传下来的记忆。他坐在火堆旁,血管在一双吊梢眼旁突突跳动。他什么也不说。
       1972年冬天,狼山再一次飘起了罕见的大雪。没人知道那个少言的独腿人是怎么出的门。那次人们都以为他死了,就在全村人打算拆掉那间破茅房的时候,他却回来了,毫发未损。那次,他没有带回死狼,而是带回了两只乳白色的狼崽。那是他最后一次狩猎。之后的日子,由于各种奇奇怪怪的比如狼山缴匪,比如什么大革命之类的运动,狼几乎绝了踪迹。狼山没有了狼,但人们却总能在日落西山时听到一种狼一样的嗥叫。这嗥叫就像是与生俱来似的,从那人的喉腔不费吹灰之力就发出来,那叫声里蕴含着一种使人喘不过气来的哀伤——一种无法言传的,对孤寂、寒冷以及黑暗的哀伤。

       “山还是那么高,那么险,但你不用再担心狼。现在,它只是一座山。”
       泥娃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