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的拉萨多么温婉。
       所有的植物都喜眉活目，杨树、柏树、柳树、龙爪槐，争相展颜。不知名的灌木，逶迤在公路两侧，每一粒芽尖与芽尖之间，怀春的少女一般，羞羞答答，躲躲闪闪地开着一枚小花，小花是嫩黄的、鹅黄的、含蓄的、润洁的、馨香的那种，娇贵得如初恋的轻吻。
       从拉萨河谷吹来的风，如果稍微用力一点点，那花儿一定会忧伤、哀怨、褪色。
       我和一位老人坐在宗角禄康公园的晨光里，清香一缕缕飘来。回眸顾盼，那花儿是稚白的、绿白的、粉白的、素雅的苹果花。稍远一点，稍高一点，就是雄伟壮观的布达拉宫。红白相间的宫殿，在鸟语花香的和悦中，新奇、亲近、活力四射。转经的人们渐行渐远，桑烟淡淡，缥缥缈缈。
       老人的额头上，有一道隐约的疤痕，棕色的藏式礼帽右侧，插着一支蓝黑相间的孔雀羽毛，微微颔首，明媚可爱。老人随身带一杯清茶，跟我说一阵话，就要喝一口，站起身，活动一下筋骨，歇息一会儿。
       他说，如果太累，心脏病就会找他麻烦。
       洛年赤烈，不是老人的真名，而是他在措勤县当电影放映员时，别人给他取的外号。他的真实名字叫赤烈塔尔沁。他没有姓，只有名字，这一点，和众多普通藏族人一样。
       从阿里地区政协副主席岗位上退休的他，和老伴住在拉萨河中间的仙足岛居民区。平日里，整理一些阿里历史文化方面的资料，轻松快乐，颐养天年。
       赤烈塔尔沁出生在羊圈里。出生的时候，母亲也不知道父亲在哪里。他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来到这个世界的，母亲说，明天就收青稞了。他就给自己定了出生时间，1949年10月1日。
       后来，听人说父亲也是一个牧民，在家乡日土县好像出了点麻烦，领着一个日土女人去了印度，在印度待了没几年又跑回西藏，在札达县跟另一个女人生了好几个孩子。他工作以后，父亲和他与母亲相约，在狮泉河镇见过一面。父亲对母亲和他说了好多个对不起，母亲不理睬他，还是接收了父亲二三十元钱的馈赠。从此以后，父亲像神话一样，再也没有在生活中出现过。
        妹妹是母亲和另一个男人生的。那个男人也像流星一样，划过母亲的天空，再也没有闪现。
        赤烈塔尔沁和妹妹享受到的父爱，是继父给他们的。赤烈长到四、五岁的时候，才有了继父，继父和母亲并没有生育子女。
       母亲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和自己的弟弟从很远很远的牧区来到日土村。日土村离日土县城只有几公里，从新疆到拉达克，到拉萨的人，都会从这里经过。母亲的弟弟被拉萨来的羊皮贩子领走了，领走以后，再无音信。母亲靠给一个老太太放羊度日。母亲名叫尼玛，尼玛是太阳的意思。因为放羊放得好，被远近的人称为放羊尼玛。
       母亲生下他以后，还是天天放羊，老太太看管他，怕他乱跑，用一根羊毛线绳拴住他。小小的他，还是把牦牛粪炉子碰翻了，额头上就此烙下了疤痕。
       六岁左右的时候，他进了寺庙，当了扎巴。因为记忆力超常，经文背得流畅快捷，比他大的喇嘛都很喜欢他。民主改革以后，宗教自由，不想当喇嘛的人可以回家。恰在这个时候，日土县成立了小学，他就还俗，上了三四年小学。
       母亲放羊，继父给兵站打地基、和泥、打土坯，修房建屋，每次从兵站背回一袋新疆面粉，一家人就非常高兴。新疆面粉比拉达克的面粉精细得多，烙出的饼子松脆可口。
       他在艰苦快乐的环境中，很快长成了一个少年。
       少年时期的赤烈塔尔沁，放马、骑马、抓马、套马样样精通。这个时候，家里已经有二三十匹马了。牧场离班公湖不远，属于环湖草原，水草丰美，牛肥马壮。寺庙的牛羊和马匹有专人放养，县政府没有牦牛和羊群，只有马匹，也有专人放养。他经常帮县政府的人放马、抓马，但他害怕冬天抓马。冬天的风鞭子一样抽在身上，鼻子、脸庞、耳朵冻得僵硬，嘴冻得说不出话，手冻得抓不住马缰绳。
        一个下午，县政府捎来口信，让他第二天抓十几匹马送到县城，干部们要骑马下乡。他起了一个大早，把马送到县政府。在县政府，他看见干部们穿着棉衣棉裤，脚穿毡靴，头戴皮帽子，有的还穿着皮大衣。他穿一件线衣，一件布藏袍，一条单裤，一顶解放帽，脚上的胶鞋裂了口子，手上的冻疮还在流血，握不紧拳头。姓胡的县长见他冻得发抖，递给他一支香烟，手指冻得夹不住香烟。县长让他到自己的房间烤火取暖，还给他端来一碗细虫子一样的食物。他害怕极了，不敢吃。香味诱使他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然后，呼啦啦几口吃完。很长时间以后，他才知道那是面条。这是他长到十多岁第一次吃面条，只记得好吃，不记得味道。
       那个时候，不但赤烈没有吃过面条，吃惯了羊肉牛奶的牧民，很多人也没有见过大米白面，连青稞也很少吃到。赤烈工作以后，随工作组下乡，为牧民送去青稞。大人在锅里炒青稞，发出噼噼啪啪的响声，小孩听惯了羊咩马嘶，从来没有听过炒青稞的声音，大哭大叫，跑出帐篷。牧羊犬也没有听过这种声音，跟着小孩一起狂叫。
       县长问他愿不愿意到县政府工作，给县政府放马、送信、做饭。他高兴地跑回家，母亲和继父和他一样高兴。给了他一只小木箱，一个木碗，两个卡垫。两个卡垫拼在一起，刚好一人长，白天当坐垫，晚上当褥子。
       从此，无论走到哪里，小木箱和木碗，一直伴随着他。
       工作以后，经常下乡。那个时候，不管在边境村落，还是离边境远一些的地方，晚上都要轮流站岗放哨。同事们照顾他，让他站头一班岗，也就是天刚黑的那一班。半夜和后半夜由同事站岗。腰上挂三枚手榴弹，背一支冲锋枪，长长的枪杆比他头还高。站在漆黑的夜里，冷风飕飕，总觉得身后有人。抖着身子，转过身去，什么也没有。不一会儿，又觉得身后有动静，除了狂风，漆黑一片。一个班，两个小时，他把自己转成了绵软的羔羊。
       随着下乡次数的增多，站岗成了家常便饭，就是后半夜，他也精神抖擞，胆子越来越大。
       藏族人忌讳杀生，为了改善生活，不得不打一些猎物。当时，每个机关干部都配枪，他的枪没有准心，借来老乡的枪，瞄准一头藏野驴。只一枪，野驴就中弹了，趔趄一下，依然奔跑。赤烈跃马追赶，甩出套绳，勒紧野驴的脖子，野驴口吐白沫，倒地而亡。掏出随身佩戴的藏刀，在内脏和体温的氤氲中，剥皮去骨，割下精肉，装进羊皮口袋，驮上马背，唱着牧歌，满载而归。
       尽管有猎物补充，还是有饿肚子的时候。一次下乡，饿得实在受不了，他和一名同事商量，进一家大帐篷，不管吃了什么，坚决不说出去。两人吃了羊肉，喝了酥油茶，放了钱离开。
       在牧区，高大宽敞的帐篷是有钱人家的帐篷，一般用牦牛毛或羊毛编织而成。穷人家都是低矮黑暗的小帐篷，用野驴、黄羊、长角羊等兽皮缝制而成。工作组下乡，只准进穷人家的帐篷，不能进大帐篷。
       领导狠狠地批评了他俩。领导是汉族人，讲的是汉语，赤烈不懂汉语，看着同事痛苦难受的表情，才知道闯了大祸。
       那个时候对工作组要求很严格，汉族干部不习惯吃糌粑风干肉，好不容易吃到豆面或炒青稞，由于海拔高，肠胃随时鼓胀，一吃这些食物，就放屁。藏族人忌讳在人群中放屁，一位干部开会的时候，放了响屁，被停职检查，认为违反了党的民族宗教政策。
       当他长成一个健壮的小伙子时，当了一名小学老师。一所学校，就他一个老师。一个老师教一名学生。半年以后，有六七个学生。
       后来，他觉得整天跟几个孩子混在一起，没有多大意思。在县城，他看了一场电影，觉得放电影很快乐，就要求当电影放映员。那个时候，措勤县刚从改则县分出去，需要一批干部。一位叫拉巴次仁的领导把他从日土县借到措勤县，说好借期，长则一年，短则半年。
       如愿以偿，他当上了电影放映员。从改则县找来柴油发电机，从地区狮泉河镇找来放映机和广播喇叭，既放电影，又放广播。放电影不定期，广播每天一早一晚必须得放。为了提高播音质量，让听众获得更多信息，他把收音机对准扩音机，再广播出去。
       当时的措勤，全县人口四五千人，县城只有两三百人，整个县城机关，只有四排土坯平房，每排十间。
       新影片一到，先在县城放映。县城放完以后，把设备往马背上一驮，骑上马到牧区。还没走到牧民的帐篷跟前，就有人迎出来，端出青稞酒，捧上酥油茶，帮他牵马喂料，绑扎电影银幕，摇动发电机发电。刚开始，牧民盯着放映机看，不看银幕，后来，才明白过来。电影放到一半，一阵风起，银幕吹到草原上，追着风找回银幕。风小一点的时候，接着再放。
       牧民居住的比较分散，每户之间相距二三十公里。每到一户人家，都要放几部影片，有时候只有两三个观众，也要放。《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放的次数最多。牧民最喜欢看纪录片，纪录片一放，毛主席就出现了，牧民就拍巴掌，就用汉语大声喊叫毛主席、毛主席。拍得手都捏不住糌粑，端不稳木碗，还是一个劲地拍巴掌。
       千百年来，藏北牧区终于有人主动说汉语，最先学会的汉语，就是毛主席好、共产党好。
       赤烈塔尔沁走到哪里，电影就放到哪里，掌声就响到哪里。牧民见他远远走来，都欢喜得大呼小叫，洛年赤烈来啦，洛年赤烈来啦。
       洛年，在藏语中是电影的意思。电影赤烈，就此得名。
       他一下乡，县城的广播就不那么悦耳，不那么按时按点播放了。久而久之，县城的广播歌声嘹亮，字正腔圆，时间准确，大家就知道电影赤烈回来了。
       措勤县人口少，县城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三四十个男人，比两三个女人。长得再丑，年龄再大的女人，在措勤都能找到丈夫。一个女孩子还没有分配到单位上班，就有人知道她姓甚名谁，是否婚配；就有人早早地等在路口，帮她拿行李，烧热水；还有人写好几大张情书，用尽所有热情华美的文字，就为博得女孩的芳心。直到现在，措勤县资深单身汉还有很多。
       青年赤烈塔尔沁没费多少周折，就找到了一位美丽的藏族姑娘。女孩是一位机关干部的妹妹，给措勤的哥哥家看孩子。成为赤烈的妻子以后，快乐和磨难随之而来。
       赤烈塔尔沁和妻子生活了几十年，共有四个孩子。其中一个流产，一个生下来一个月以后夭折。活下来的两个儿子，至今在阿里工作和生活。
       大儿子出生的时候，难产。羊水破了，孩子还是生不出来，妻子痛得死去活来。赤烈塔尔沁急得团团转，毫无办法。就在他几近绝望的时候，一辆解放牌汽车停在县政府的平房前。原来，北京来的医疗队从牧区巡回义诊到县城了，车上还有一位改则县的麻醉医生。医生边吃饭，边给器械消毒，吃完饭，立即手术。
      为妻子接生的是一位北京来的大胡子男医生。赤烈塔尔沁请他为大胖儿子取名字，大胡子医生为孩子取名京松。这一天，是1976年8月1日。
       小儿子罗布次仁出生的时候，更是惊心动魄。依然是难产，找不到接生的医生，赤烈请县上发电报，四处求助。
       电报发到邻县改则。回复，有人，无车。
       电报发到阿里地区。回复，有人，无车。
       电报发到相邻的日喀则地区，没有得到及时回复。
       第二天，日喀则行署司机洛桑，无意间看到这封电报，找到行署管文教卫生的副专员，说明此事。领导让他从车库开出一辆崭新的北京吉普，带上一位医生和一位麻醉师，连夜赶路。从日喀则地区到措勤县城六百多公里，行驶十多个小时以后，在赤烈家的门前戛然而止。洛桑问他难产的妇女住在哪里，焦急不安的赤烈，感觉像是电影中的画面，跟现实毫不相关。
       女医生卓嘎，把幼小的生命放进他怀抱的时候，他才完全清醒，请卓嘎医生为儿子取名。儿子便有了一个吉祥的名字，罗布次仁。罗布的藏语意思是宝贝，次仁是长寿的意思。
       宝贝长寿的罗布次仁，没有辜负父母和众人的期望，高中毕业以后，考上了内地的大学。大学毕业回到家乡阿里工作。
离开阿里到内地上大学的时候，赤烈拿出了家里珍藏多年的好酒，招待新朋老友。现已退休回北京和陕西安度晚年的王惠生、任富山，以及当时在阿里考察古格王国遗址的宗同昌，都喝过那次喜酒。念及那场喜宴，老人们欲言又止，无限眷恋。
2007年3月的一天，赤烈一天一夜跟小儿子都联系不上，眼皮跳得厉害，心慌难耐。
       罗布次仁从拉萨开完会，回阿里途中，遭遇大雪，气温陡降，道路堵塞，车辆无法前进。如果待在车上，只会冻死饿死。同车的四个人只能下车，结伴向十多公里以外的兵站走去。罗布次仁和一个康巴人穿的是单皮鞋，走到兵站的时候，双脚已经失去知觉。
       救援的人把罗布次仁送到拉萨市西藏军区总医院，十个脚趾已经变黑。医生建议截趾，一家人无法接受。转院到北京，希望能挽留住儿子的双脚。在北京，儿子的十个脚趾还是被截去了。在北京陪护儿子期间，由于焦虑过度，赤烈患上了心脏病。
       苹果花香再次袭来，布达拉宫高高在上。
       赤烈老人喝了一口清茶，叹一口气。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这一生，最难受的事，就是儿子罗布的残疾。
       然后，又喝一口清茶，稍微舒缓一些。
       他说，所好的是，罗布现在生活的还不错，已经成家，有一个和睦的小家庭。
       休息了一会儿，赤烈塔尔沁又开始了讲述。
       原来说好，措勤县借他多则一年，少则半年，这一借就是十四年。十四年里，曾到中央民族大学进修过一年。他也从一名备受欢迎的电影放映员，成长为县文教卫生科长，再到副县长。后来，组织上调他到革吉县当县长，他坚决不去，说自己的理论水平低，怕干不好工作，误了全县的大事，但最后还是走马上任。
       一次开领导干部大会，他跟专员拉巴次仁大吵起来。拉巴专员就是借调他到措勤工作的领导，生活中，他们是很好的朋友。
       大吵的原因，是地区给革吉县制定的羊毛羊绒指标过高，县长赤烈怀疑地区计算错了。经过核实，确实计算错误。
讲到这里，他哈哈大笑，轻松欢畅。我也跟着他大笑不止。
       他继续说，现在，西藏遇到了好时候，比任何时代，任何祖辈都好的时候。那么多人关心西藏，支持西藏，是西藏祖祖辈辈，千百年来，修得的福气。
       这个时候，我仰望蓝天，看见太阳高高地挂在天空，整个布达拉宫都陶醉在和煦的阳光中。
       一个小男孩，笑眯眯地从我们身边经过，蹒跚而去。后面，跟着一位老年妇女，倾斜着身子，向着孩子的方向，伸出一只手，满心欢喜，高一声低一声说着什么。
       那些语言是我听不懂的藏语，我却快乐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