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山上回来，我又去了陈凯的汪远实业一趟。陈凯在他非常宽敞的办公室里，招待了我。我进去时，秘书已经做了通报，陈凯却装大牌，翘着二郎腿，用报纸遮挡住脸，我进去不用看他的嘴脸，也能猜出挂在嘴角的一抹轻蔑的笑意。
　　我坐下，没绕弯，我根据你们汪远实业的提供的材料，你不希望我以汪远实业为背景写出来的长篇小说，像一部写给上级领导的业绩报告吧。你们搞企业的将利润摆在首位，很容易忽视那些在你们眼中觉得无关事业发展的细节，但在我们眼中，这恰是有可能揭示你们企业得以做大的一个杠杆。
　　陈凯放下报纸说，你的意思，是要挖些八卦，像小报记者那样，偷拍跟踪我在哪泡妞了，最好弄出个什么汪远实业的艳照门。
　　对陈凯这种志得意满的人，你是不能有丝毫的示弱的。我反客为主说，难道你是这样定位你自己的这个房地产企业的吗？为什么不是智慧和勤劳，与整个团队的通力合作而使得整个企业发展到今天的规模？
　　陈凯哈哈大笑，好，好，难得你不用《资本论》砸死我们这些民营企业，你说，需要我还提供些什么材料给你。
　　我直截了当，档案，你的个人档案，起码我想了解你的父母，你的家庭情况。
　　陈凯生气了,你这不是公安局查户口吗？ 
　　陈总，一漂亮女人站你面前，若她是没有血没有肉的，只剩下一副骨架，你还会对她感兴趣吗？读者和大众不是要看猎奇，也无需奇迹，而是想看一个企业如何起步，它在发展壮大过程中，碰到过的困难，是一个普通平常人遭遇的困难，作为这么一个企业的管理者，他跟其他老百姓一样，有苦恼，有闹心的时候，总之，我是写一个普通人是如何实实在在，搞实业，而不光靠一张嘴皮子，或者与政府官员，勾肩搭背，空手套白狼，将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的裤兜里的私人荷包，当作第一桶金。
　　陈凯靠在沙发上，手指轻轻敲打了几下扶手，站起来说，那好吧，你到我这办公室来吧。
　　他摁动按钮，一个书柜移开，这个书柜摆着汪远实业的营业执照，奖状和奖杯之类的东西，还有几本差不多是装饰用的企业年鉴。
　　我确实有点好奇，作为一间上市的企业，打开门做生意，用得着像黑社会那样，专门搞了一间密室。书柜移开后，露出了一扇门，这扇等陈凯打开的门，大大地激发了我很多联想，很自然与桃色新闻扯上关系。门打开后，一台电梯的门也随之刷的打开。
　　陈凯和我走进电梯，外面那扇门和电梯门关上了，电梯下降，陈凯和我都没说话。
　　走进陈凯的办公室，我以为有什么发现，跟他对外开放的办公室的陈设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依然是一张非常大的办公桌，略为不同是，办公桌后悬挂着中国四代领导人的画像，桌面插着国旗和党旗，最让我侧目的是办公桌的另一面墙上，挂着一个十字架。
　　办公室另一个房间是会客室，沙发是绕着房间摆的。
　　陈凯看出我此时此刻，对他这个秘密办公室的摆设会感到有点不伦不类，一定觉到奇怪，并有所追问，但他不给我这个机会，拿出一大叠卷宗，说有关我的情况，你可以翻一下这些材料。
　　我翻看了档案中陈凯的简历：他1966年出生，父母都是农民，母亲叫汪涵，但早年就亡故了。他大学念的是理工科高分子课程，后来先在科研单位搞研究，再考研究生，上世纪90年代，商潮汹涌，他下海经商，销售建材，获得第一桶金，继而大展拳脚。
　　汪涵。我不禁低声说出这个名字，她是你母亲。
　　是家母，有什么问题吗？她一辈子务农，到我想孝敬她老人家时，她就不在了，想来我总有子欲养，而亲不在之疼。
　　从家庭的出身来看，看不出陈凯凭借怎样的关系，能打通京城的上层建筑，陈凯自己介绍说，当房地产还方兴未艾时，他就瞅准了商机，先下南方，跟港商来往，搞到一块地皮，接下来的这么几年，他简直就像印钞机一样，几乎闭上眼睛，躺在按摩椅子上，钱就像雪球一样的滚来。
　　陈凯见我头略略抬起来看了他一眼，就说，够你写了。
　　虽然平淡，但还是可以发掘到些材料，对了，我指了一下那十字架说，你什么时候洗的礼。
　　那是朋友送的。陈凯有意马上转移了话题，明天5月16日，我们公司搞一个慈善筹款晚会，你有兴趣吗？显然，陈凯显然不想满足我的好奇，我答应了陈凯的邀请。
　　陈凯在筹款晚宴上致辞，这种类似慈善秀的东西，除了是另一个商业平台外，也是一个企业树立公众形象的一种公关。我并没将太多注意力放在这个筹款晚宴上，但陈凯致辞时，又一次提到他的母亲汪涵，他举办这个筹款活动，另一目的是纪念他母亲的，他母亲生前，虽然一贫如洗，但仍经常教他，要多积德行善，懂得布施。
　　我脑子里一直在那个村中的寡妇汪涵，还有陈凯的母亲汪涵打转，忽然灵光一闪，想起那D18墓碑上的唯一看得清的“汪字”
　　几天后我碰到沙曼，说起我参加了陈凯的筹款活动，沙曼说，他每年都是5月16日的时候，就举办这个活动那个活动，反正名目繁多。说不定5月16日对他来说，是个具有特别意义的日子。
　　你这样说，还提醒了我，你有没有注意到，我对沙曼说，陈凯每到这天搞的活动，都选在长城饭店。
　　从汪远实业搞的筹款晚宴上出来，那些互相传递名片，互相举着香槟，装模作样的碰杯攀谈，在眉宇间传递着一种互相的攀比，比衣着，比身份，比地位。我在这种衣香鬓影的场合，就显得失落多了。我作为一名作家的身份，不足以支撑我站在这个以财富搭起的晚宴上，去装逼。晚宴上的来客，精心对自己做了翻打扮，女士们更加是将自己打扮得珠光宝气，男士不管自己是否原来出身是一个土豪，但都装得像一位绅士，一位伪贵族。
　　我稍微表现出文人的一点傲慢，遭来的是人家目光中一种不经意的鄙夷的浅笑。何况我连招人笑话的机会也是不多的 。整个晚宴上我都形影孤单，当那些女士们先生们，知道我作家的身份后，总很有礼貌，久仰几声，同时，为了不至于显出他们对文学的一窍不通，顺带加上，你在北京呆那么久，有没有见过那获得诺贝尔奖莫言。他的红……红什么……，就是张艺谋导演的那部电影，我很适时的给他们续上《红高粱》。
　　对，对，对，《红高粱》，你看过吧。什么时候叫莫言兄给咱们签售一本，我们买他的书不差钱。
　　我含蓄地笑笑，领略了他们很有风度的华丽转身。
　　这或许也是生活。路上，树挡住了路灯光，挡住了视线。这视线还不是我所要看到什么东西，而是躲在不知什么角落，有一个人在偷偷地望着我，但我只能感觉他的存在，而无法真切地毫无遮挡地与这视线相触。丛倩出现，又消失后，我变得异常的敏感，老是觉得有人跟踪，没有在杀人牌局上出局的老K，最终难以逃离命运的安排，彻底人间蒸发，更加让我有了这种焦虑。走在街头，不管是你看着他，还是他看着你，就是擦肩而过，我都觉得无法逃离一种目光的监视。我和其他人，不自知地成为了一个数字，一个编码，随时都被编入程序，比如我们住旅馆，在登记本上记下我们的身份证，我们的行踪就归档，只要想调阅，不费吹灰之力，我就无所遁形。我何尝不是也在想尽办法获取一个陌生人的信息，反过来我们每一个人都被信息制约。
　　路灯下，那个在树丛间的摄像头，像一支枪一样对我进行着瞄准。我没想躲开，但我知道我不管躲到哪里，都是难以躲避的，身后，并没有一个人。
　　回到家里，拿钥匙开门前，我先回头看了一下后面，但这层楼的另外几户人家，都是重门深锁。我对自己说，可能我过于神经质了。
　　我有了再到山上看看那几间废弃房子的打算，虽然很大程度上是与死人对话，但死人往往是通往秘密的捷径。
　　我在山中那座房子里开始搜寻有用的线索。邢师傅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我吓了一跳。我感到他显然不怎么喜欢我这个不速之客，他摇了摇那道生锈的铁锁，说，我这没上锁，但也不是随便让人进来的。
　　我知道我没经他同意擅自闯入他的地方，他没有下逐客令是留了余地。
　　邢师傅说，你和那女人来过，招呼不打就把我这搞得乱七八糟的。别以为这里是没有主人的。
　　邢师傅没把话说死，我看得出他是在试探，他有意想与我交流。我先跟他道了个谦，就说，你上次带我找到那个D18墓碑，但真没想到离那座坟冢不远，有这么一排房子，这房子好像建得特别牢固。
　　那当然了，这里原来是监狱的一部分。
　　这里是座监狱。
　　为什么要在这么偏僻的地方建这么一座监狱？
　　我们老百姓怎么知道这么多，我只是没想到这辈子竟然和这里有着那么多纠葛。
　　既然是监狱，怎么会有那么多私人的物品，而且还有一幅画搁在这里？
　　邢师傅望着那幅我和沙曼找出来的油画，似装了很多心事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
　　有一年一位戴深度近视眼镜的年轻人，被押解到我们这，强制劳动，听说他是一个什么学校里的美术老师，跟学生搞上了，还让人家怀孕了，这种事情就放现在都是不得了的事情。他来我们这每天打石头和搬运石头，书生就是书生，没搬上几回石头，就累得趴在地上动都不能动。但活总是要干的。我们村里有个寡妇，就是那个汪涵，有时看着他累成这样，晚上就偷偷搞点鸡蛋汤给他喝。
　　这些我都看到了，虽然心里不怎么舒服，但人家读过书，寡妇喜欢上这么个白面书生就没什么好争的。画画的干这重活，咬牙坚持了半年，还真给他练出个强健的体魄，搬着百来斤的石头，装车几个来回不是问题。后来需要一个懂美术的协助每个支队搞阶级斗争宣传，他就从大石场调离出来。但私底下，我看他还是与那寡妇汪涵有来往的。
不过真是难以预料，我还记得这画画的被抓走，从此不知所踪的那天晚上，是5月16日那天。
　　我插了一句，那是哪一年？
　　邢师傅说，1966年。我们这远离那个皇城根儿，在当时简直就是十万八千里，不像现在一两个小时的车程就能来到这。虽然北京天安门，都是我们心中向往的地方，但我们除了老老实实在家里干农活挣工分，对于天下发生了什么，北京城里究竟哪一派是当权派，谁跟谁斗，我们这些农民又怎么会知道。
　　我当时在这监狱里做饭，让我非常惊异的是那天我在其中一间牢房里，看到他给一位陌生的女孩子画画，这女孩穿军装，扎一条粗辫子。作家，你想想，那时候是个什么环境，他还画画，不是找死吗？当天晚上，他就从此失踪了。
　　我说，是这画中的女子吗？
　　邢师傅说，不记得了，印象很模糊。后来村里就发生了一件怪事，汪涵寡妇家里，有一天晚上，传出了哭声。第二天早晨，汪涵就抱着一个婴出来，村里的人都传是我跟汪涵寡妇偷生的女孩。我真比窦娥还冤，我虽然对汪寡妇有过那么点意思，但我连汪寡妇的门都没进过。凭良心说，那女婴好像也不是汪涵的，之前我就没见过她的肚子鼓起来。但村里的事妈就整天传我和汪寡妇上过床，这真把我害惨了。
　　我说，你还记得那画家叫什么名字吗？
　　听狱中的警察说过，他姓丛。
　　那女婴后来怎么样了？
　　你说怪不怪，这女婴，后来也不知所踪。不过，村里说我跟那寡妇有一腿，就铁板钉上了。
　　我望着这幅画，喃喃说了句，邢师傅，不知为什么，我好像在哪见过这个女孩。
　　邢师傅见我望着这幅画， 若有所思，他就说，画家失踪后这么多年，昨天忽然有一女孩来过这，她望着这幅画，跟你一样忘了神。
　　我立即追问，她长什么样？
　　她穿得像个当兵的，不像跟你来的那女人，身上的香水尽熏人。女孩看上去清爽得像咱家种的庄稼，身上穿着迷彩服，头戴没有帽徽的军帽，我误以为她曾当过兵。我留意她身上带着一个褪了色有点泛黄的军用挎包，她说是她妈妈生前总爱穿军装，这包是她妈妈留下的遗物。她还幽幽地对我说，我父亲与我母亲分别时，他对我妈妈说，等我，我会回来的。但今天我都没见过我的父亲。
　　作家，你到说说，是我眼睛犯什么毛病了，我跟你差不多，见了那女孩，觉得她看人时，跟这画里的女孩一样，像我们乡里被欺负的媳妇。
　　那女孩还会来吗？邢师傅，我想在这住上几天，说不定那女孩还会再来访。
　　邢师傅显得紧张，他很不信任地盯着我说，这山上怪异的事情很多，你住在这里，会有危险的。他最后非常诡异地说了一句，晚上会有蛇的。
　　邢师傅盯着我，他是想让我知难而退。我忽然产生一种强烈的好奇，不管怎么样，我都要在这废弃的监狱住上几晚。
　　这天晚上，我留在山中这座房子里，翻查不知谁留在屋子里的书籍和杂物。半夜，地底下有隆隆的声响传来。我打开门，外面静悄悄的，只有淡淡的月色，不见有什么动静，反而我打开门，那铁门咧咧作响，还有周围稍微动一动都发出很大的声音，让我感到随时都会有人在背后偷袭。我继续借着昏暗的灯火，翻看那本《圣经》，突然灯不停摇晃，一阵风从外面刮进来，几乎把灯火吹灭。我有点支持不住了，给沙曼发了个短信：树动，风摇，灯几近明灭。似鬼至。
　　沙曼，发来一连几个坏笑，后补一句，速回，丛倩有信。
　　我和沙曼坐在电影院，看电影《归来》。我多年不看电影，破例到电影院，还是观看午夜场，是沙曼告诉我丛倩的信，不过是一个叫丛倩的人发给她的一条短信：约作家到王府井电影院看《归来》，丛倩。
　　不知是《归来》太感人，还是我耗了一个多小时在电影院，不时往后面搜索观众不多的座位，却等上半天，都不见丛倩的身影的出现。
　　走出电影院，好几个观众都拿出手绢抹眼泪。《归来》真的感动了不少观众。我旁边的沙曼也不时掏出她的香巾，擦拭泪水。丛倩没来看这部电影，真是遗憾。
　　沙曼问我，你哭了吗？
　　我说，哭了。
　　你为什么哭呢？
　　我操，我都不知道为什么要哭，你哭了吗？
　　沙曼说，我也哭了，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哭。
　　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