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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住所到菜市场，笔直的路不到300米。当走到三分之一的时候，一条左传的岔道出现了。我认出它可以通向我8岁的儿子就读的小学校。我的脚突然就转向了这条岔道。使我的脚步改变行进方向的主要原因是100米外操场上孩子的喧嚷，其次，我的耳朵也参加了脚步的背叛行动。它真真切切地听到了我的孩子的叫声。
脚步紧跟在飞跑的耳朵的后边，迥异于去菜市场的闲散，它突然有了快速前进的激情。还有我的眼睛，也被这个突然左转的动作唤醒了。它热切地要触到刚刚离开不到3个小时的孩子。
至少是8年了，我与孩子的距离都太近了。他一直在我的身前身后，在我的身左身右。若是他离开我10米，我立刻就惊恐不安。10米是我不能一伸手就抓到他的距离。我的臂展是1.5米，我不敢让他游离到离我2米之外的地方，那里暗藏着所有危险。
现在，他不仅离开了我上百米，而且走到了我的视线之外。这给我远距离看一看他创造了条件。这是一个我与孩子之间的新角度。我急切的想知道，他在远离我的地方，在我的臂展之外，他是什么样子，是否安全，他在干什么，有没有什么不适。
我的脚步被学校的铁栅栏挡住了，但它也仅仅挡住了我的脚步，我的目光没有遇到不可逾越的阻力，它毫不费力地就穿过了缝隙很大的栅栏，来到了操场的中央。耳朵没能帮上眼睛的忙，上百个孩子此起彼伏的喊叫、奔跑，已使它失灵了。
我的眼睛则信心百倍。它是多么熟悉这个孩子啊：他的左手上有两个“斗”。一个在中指上，一个在拇指上；他的头顶有一个按顺时针旋转的“旋”；他的后背正中央也有一个由汗毛形成的逆时针旋转的“旋”；他的屁股上有一片手掌大的无法归纳形状的胎记------
我把目光落在操场上黑压压的小孩头上。这些头都在不停地动，我无法看清他们的“旋”是一个还是两个，是顺时针还是逆时针；我又把目光落在了他们的小手上。那些小手，有的在排球，有的在抓着单杠，有的在握着拳头奔跑，我无法看到他们手上“斗”的分布情况。我想他们也不太可能停下游戏让我细数手上的圈圈。我想后背上长旋的孩子不会太多，凭这一点可以认出我的孩子，但我的目光被覆盖在后背上的衣服所阻挡。颜色同一的校服盖住了所有孩子的后背。我开始恐慌。我知道，我没有多少时间了，我只有不到十分钟。我重新纠集信心，把目光落到一个小孩的牙齿上。还没等我数清他张嘴大笑的嘴里的缺口，他突然闭上了嘴，然后迅速跳开，飞跑起来，转瞬就消失在众多的小孩里。我又在滑梯那锁定了一个孩子的脚，我的目光随着那只白色运动鞋沿着那个人工的斜坡下滑，我期待它落到地上时能给我几秒不动的时间，给出我仔细辨认那鞋带上的花样的时间，那是我早上系上去的。可忽然，至少有六、七个穿同样鞋子，甚至是系着相同鞋带花样的孩子拥了过来，他们迅速地混淆在了一起。我大吃一惊。他们怎么穿着相同的鞋？那双鞋是我一个月前买的。我之所以在众多的鞋里选择了这一双，是因为我看见那双鞋十分特别。还有鞋带，我也打得十分讲究，看上去像盘扣。
我的目光已经慌乱，信心在意外的打击下丧失殆尽。它毫无章法地在操场上奔走，在某一个小孩的细节上停留一下。它的辨认总是被突然地破坏，被迫不停地从头开始。当一声刺耳的铃声响起，蓝色、红色的小孩像海水一样退去。他们被洞开的一个或两个门吸了进去。操场上的水泥暴露在了上午的阳光里，闪着很白的光。我的目光僵在操场的正中央，它一无所获。
十分钟，我没能从近在咫尺的院子里找到我的孩子。以他的好动性格，他一定在操场上玩，在我的眼皮底下玩，而不会在某个角落里呆坐着。让他安静地坐几分钟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个我知道。
我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我对他是多么熟悉啊！我牢记着那么多关于他的记号：他的左手上有两个“斗”。一个在中指上，一个在拇指上；他的头顶有一个按顺时针旋转的“旋”；他的后背正中央也有一个由汗毛形成的逆时针旋转的“旋”；他的屁股上有一片手掌大的无法归纳形状的胎记；他的门牙昨天刚掉了一个；他的脚的小指甲是双层的；他的胸前------
我牢记的，我的孩子的根植于肉身上的一切标记，在这里全都失效了。在一个大操场里，我的记号全都看不见了。我吃惊地发现，在学校的操场上，所有的孩子都一样。他们穿着学校发的颜色相同、质地粗糙的衣服；梳着长短划一、样式相同的头发。他们甚至有一样的表情，说话的语气也十分接近。我的用来辨认孩子的标记，被学校的校服严严地遮挡了。孩子则被众多的相同的孩子淹没了。他们互相掩盖，彼此吞没，成为一个队列，一个班级，一个小组，一个学校------
在折返菜市场的路上，我的心情沉重。我被这个意外事件重击了。这等于我丢失了自己的孩子。我知道，他放学了会回到家里来，但他仅仅是回来吃饭、睡觉，明天他还会到那个旋涡般的操场里去，成为我无从辨认的一个。我担心，他手上的斗，背上的旋，这些我的记号，不仅被校服遮挡，还会一点一点地模糊、消退。在他头上的“旋”模糊下去后，头的里边被灌注了相同的算式、相同的句型、相同的答案、相同的信念；他会不再不洗手就吃东西，不再冲着小树的根尿尿，不再大哭大闹；他会越来越听话，越来越像楼上张家、楼下李家、楼前赵家、楼后孙家的孩子；越来越像兰州的孩子，福建的孩子，青岛的孩子，乌鲁木齐的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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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从教室敞开的窗子飞流而入。把那40个8岁的小孩，照亮了一大部分。在这大块的阳光里，我发现了一个能反射阳光的孩子。是个男孩，坐在第二排。离我据守的讲台不足10米。二十年前，我还不是特别近视。世界在我的眼前刚刚显出模糊的迹象。借助一架150度的近视镜，清晰地看见了这一自然现象。我一边教他们20以内的加法，一边寻找那个男孩何以能在头上形成一个不散的光圈的原因。当几乎所有孩子都能不借助手指算出15+4=19时，我也将那个关于光圈的答案找到了：他的头发长，呈一个蘑菇的形状。在下课以前，在他们都在低头演算6道得数不超过20的加法试题的时候，我把那个男孩头发上光圈的答案又向前推进了一步：那奇妙的光圈是可以栖落在任何一个男孩的头上的。关键是看你有没有准备出供阳光落脚的长而光滑的头发。头发从头顶垂下来，形成一个拱型，阳光就可以坐在那个穹顶上了。阳光是鸟，它得有落脚的弯弯的树枝，它不能像蜻蜓那样站在尖尖的竹竿之上。几乎所有的男孩，头发都被剪得短短的，形成一片竹尖，竹尖无法下弯，鸟从这里一闪而过。阳光在男孩的头上盘旋，它们无法降落，更不能在头发上围坐成一圈，闪着光芒。
我发现了一个头发上能闪烁光芒的孩子。他坐在第二排。头上的闪光使他醒目而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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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学校的铁栅栏边回来后，我知道了害怕。我的有着数不清记号的孩子，丢失在了学校的操场里。他幼年的记号，那些我的标记，一到操场上就消失不见了。是有人故意遮掩了那些醒目独特的记号。有人藏匿了我的孩子，然后打上了他们的记号。
我不能对孩子的丢失持听之任之的态度，我决定找回自己的孩子，我决定重做标记。我要同那双看不见的手争夺，我认为我有理由有权利这么做，因为这个孩子他是我生的。我只求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认出他来。
我把希望寄托在孩子长得极快的头发上。那些很短的头发，像一片竹尖似的头发，将成为我培育标记的材料。我将运用这些与我血肉相连的头发，搭建寻找我的孩子的灯塔。他将在黑暗里闪闪发光。
只有一个月，我看见那些头发开始下弯，它们正在由竹尖变成枝条。阳光比我更先看到了，它们纷纷落在那里，坐成一圈，它们的闲聊闪着光芒。我不害怕他被那么多相同的孩子淹没了，因为他已经醒目地不同了。他的头上稳稳地坐着光线，我的儿子，几乎是一个发光体，他成了一个会闪光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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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校门口，那男孩的母亲小心翼翼地问我，赵老师，王辉的头发，行吗？我说行，非常好看。我说这话时，忘记了校长的存在。我是班主任，那40个孩子包括他们的头发都归我管，可我忘记了，我这个主任包括我那40个孩子都归校长管。让我意外的是，校长对于那男孩头发上的光芒的看法与我的截然相反。
瘦而高的女校长在上课间操的队列里巡游，状如觅食的鲨鱼。当她走到那个男孩的身后时，停了下来：她弯腰细看了看，又用手烦躁地抓了两抓，然后就向队列后面的我走了过来，下达了一句话的命令：王辉的头发剪了！这哪像个学生！我一言不发，甚至没有停止那个踢腿运动。我用向前伸出的双臂，推挡着她的命令，又用高高抬起的左腿，表达了我对这一命令的真实态度。在我的右手指尖与左脚尖相触的一瞬，一个对策已经形成。
校长的命令我没有执行。我希望她会因工作的繁忙而把颁布的口头命令给忘了。事实上，她确实是忘了。这样，男孩王辉的头发又在我的教室里闪亮了一段时日。但我的这个学生，他是个男孩。他在下课的时候，爱在操场上跑和跳。这就使他的头发游离了我的视线，游离到了我的势力范围之外。他一定是为了躲开同学的捉拿，突然离开坐椅，冲出了教室的门，向操场西侧的三棵柳树狂奔。在由教室到三棵柳树的逃跑之路上，一头撞上了迎面而来的校长。男孩不知道，他为了逃开一个游戏中的假象的敌人的追捕，而一头落入了差不多是真正的敌人的手里。
当女校长与这个狂奔的男孩狭路相逢，男孩头上的闪光，将她若干时日前颁布的但被遗弃在尘土里的命令照亮了。她弯腰拾起被撞落的三年级教学大纲的同时将那个尘土里的命令也一同拾了起来。她吹落命令上的尘土，发现这个命令竟然没有被执行。这差不多等于一个法官在去菜市场的小路上，一头撞见了一周前亲手判处死刑的一个囚犯。
校长是按计划去听三年二班的语文课。因为下个月全区语文课大赛的参赛课得着手做了。从教案、教师、到去上课的学生，都还没定下来。尤其是哪个问题由哪个学生回答，这都得事先准备好。为了使教学效果看上去好，老师提问时，所有的学生都要举手。为了让老师分清哪些举起的手是会回答，哪些举起的手是不会回答，她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让会回答的学生把手举高，不会回答的把手降低。当她正在考虑这些细节的时候，手中的书突然被撞掉了。当她看见了这个撞她的孩子时，觉得参赛语文课的细节得先放一放了。她一只胳臂夹住了拾起的书，另一只手一下子就把吓呆了的男孩抓住了。她抓着这个意外捕获的猎物原地转了180度，向三棵柳树相反方向的校长室而去。
她的个子瘦高，因此那腿就又细又长。因为突然燃起的愤怒，她的脚步比平时快了一倍。这样，男孩要想跟上这种愤怒的脚步，就得跑，而如果他本能地反抗，不想跟上这个脚步，以延缓抵达那个可怕的目的地的时间，他就是被拖拽着前行。
当校长的愤怒突然燃烧起来的时候，我正坐在一年三班的教室里，批改那些学生作业。太阳忽然被一片很薄的云遮住的景象没有引起我的警觉。操场上的突发事件，我没有一丝预感。我的右眼倒是跳了三跳，可我的眼睛它经常跳，它已不能向我准确地预报吉凶祸福。操场上蒸腾着孩子的欢叫声、奔跑声，这些声音盖住了一切。包括我的学生在校长的夹持下挣扎的脚步。在被拖拽着去校长室的路上，他甚至大喊着向我求助。但因他的喊声没能顺利地发出而没有被我听到。
当一个女生气喘吁吁地向我汇报她在操场上看到的可怕事情，那40本作业我已经批改完了三分之二。我从教室向校长室跑。我突然觉得腿用不上劲，觉得地面给予我的反弹力不够。我看见一把剪刀跑在我的前边，它的速度比我快。我知道我注定追不上它。但我却没有放弃追赶它。在这个关键时刻，操场上水泥的地面不知何故变得软绵绵的，它不但没有给我助推，反而施加是拖拽，这使我的奔跑速度比平时更慢。
当我终于跑到校长室的时候，跑在我前边的剪刀，已经先到了至少5分钟。一把剪刀在5分钟里能剪断很多东西。我冲进门的时候，看到的就是剪刀忙了5分钟之后的现场。男孩被按在一把大人的椅子上，两只小脚在空中悬着，正在徒劳地相互撮着。脖子上围着白毛巾，上面已经落了一层黑色的头发。高瘦的校长，白着一张脸，衣服几乎看不出性别。她手里握着一把理发的推子，正开足马力，推土机般地把男孩的头发推下山坡。我看见那些头发哭叫着、翻滚着跌落下去。男孩嫩白的头皮露了出来，像还没有睁开眼睛的哺乳动物的幼崽。它们暴露在光线下是很危险的。它们必须藏到窝巢里去。孩子的肩在不停地抽动，眼泪和头发一起纷纷飘落。当男孩看见我时，才敢发出哭声。这个哭声显然是打扰了校长的工作，至使她手里的动作出现了坷拌。
“不许哭！”她一边加快手里的动作，一边企图用严厉的、爆发性的命令扑灭这个忽然升腾起来的哭声。
哭声没有停止。男孩知道我已经救不了他，但我能支持他哭泣。
我从这突然的哭声里，知道我虽然来迟了，不能保住那些与生命相关的头发，属于孩子身体一部分的头发，但我能使他在一把推子的碾压下，减轻恐惧，甚至是敢于表达消极的反抗。
我站在门口，没有说话，也没有离开。我从男孩突然的哭声里知道了我站在这里的意义。其实我不愿站在这里，目睹一个美丽的男孩被一剪一剪剪成一个监狱里的光头囚犯。我离开或闭上眼睛并不能阻止罪恶。看与不看，仍在继续。我至少能减轻孩子的恐惧，甚至能和孩子一同形成一个消极反抗的力量。这个力量虽不能左右局面，但能证明这种反抗的力量它存在！
我觉得站在校长室门口的时间十分漫长，长得在我的心里有一块东西凝成了固体。这块坚硬的在几分钟里形成的硬块，是我对校长的仇恨。当两年后，又一件我认为的罪恶发生时，终于导致了我的愤然辞职。我逃走了，我闭上了眼睛，我等于从校长室门口转身离去，我等于抛下了正在被野蛮剃头的男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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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放学回来，将一张纸条递给我，上面写着开家长会的时间。我怎么敢去学校。怎么敢和那不知对我的孩子的发型持什么观念的老师坐得那么近。那个老师是女的，我在校门口看见过。她像我年轻时的校长，瘦高而且白着一张脸。我见到这样的女人就不喜欢，至少是引起了我的不舒服。
我决定不去开家长会。我担心她见到我会跟我说起孩子的头发。我也写了一张纸条，由孩子捎去。我说我不巧在那天出差，票已经买好了。有什么事请写条，我一定照办。
结果捎回来的纸条上写着：建议理发。下面还有一个建议，是建议我的儿子留级。也许那老师认为这个建议更为重要，就加了说明：李九五已经跟不上二年级的学习。这样上三年级会更糟。为了说服我，她用期中考试的名次来做为依据。她说全班60名学生，我的儿子排58名。我拿来那考试成绩一看，就给老师回了一张条：我写了四句话。第一句，考试排第58名不是头发造成的。第二句，他考80分已经不少了。我已经奖励了你的这个倒数第二的差生。第三句，他不可能留级。因为我不同意，他也不同意。第四句，我决定给他转学，转到一个80分不认为应该留级的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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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头上一下子连一根头发都没有了的孩子带回教室。他一边走一边哭泣。我说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光头孩子听完我的秘密后终于笑了。我其实只是告诉他，头发还会长出来。谁也无法阻止它生长。
孩子不哭了之后，我并未轻松。这事没有完，甚至是刚刚开始。还有一关我要过。那就是放学时男孩与他母亲在校门口的相认。
那一定是一个依赖于依据的母亲，是个善于在孩子身上做记号的母亲。她的女儿在三年级，我见过那个女孩。她的辫子跟哪个女孩的都不一样。有一天，我仔细看了看，发现她的辫子是四股的。这就使它有别于别人的三股的辫子。四股的辫子看上去更像麦穗。梳着麦穗辫子的女孩是她的女儿，而梳着蘑菇形发型的是她的儿子。她在自己的孩子的头发上偷偷地做了醒目的标记。她是个十分恐惧丢失自己孩子的女人。她能看到别的女人看不到的可怕景象。能从事情一开始就看到结局。她是个悲观主义者。
这男孩的母亲辩识的能力要差，她必须依赖醒目的标记。而现在，这个她的标记被残忍地铲除了。她会认不出自己的孩子。就算认出了，她也会十分恐惧。在她的眼里，这个孩子已经受了重伤。她的标记已被她视同孩子身体的一部分。她的标记里布满了血管。在孩子的头发里，流着我们看不见的血。我只看见了男孩嫩白的头皮，在阳光下，像个没有隐藏起来的刚刚产下的蛋。它处境危险，谁都可能把这个没有藏到草窝里的蛋弄坏。
我走在前面，身后跟着那40个穿相同衣服的小孩。我要在校门口，将这些孩子一个一个地送到他们的父母的手里。因为孩子的衣服一样，父母很难认出自己的孩子。如果没有老师在这里协助完成，那每天放学的校门口，将是一片混乱。每天，他们都顺利地互相认出并找到了。但后来我发现，其实，大部分父母，站在那里，是无法认出自己的孩子的。他们的目光十分迷茫。他们只是站在那里，他们想尽一切办法，找到一个最佳位置，以使自己醒目一些，他们这样做，是把希望寄托在孩子找到自己上，为孩子找到自己创造出良好的条件。因此，他们在校门口挤做一团。每个人都想站到前面，每个人都想为孩子提供便利。在混乱的校门口，不是父母在认领孩子，而是孩子在寻找父母。父母是不穿校服的，父母的头发很不同。父母的标记还残存着。辨认父亲要难一些。男人相同的地方太多。而辨认母亲要容易一些。他们的头发有的是长的，有的是短的，有的是直的，有的是弯的，有黄色的，有红色的，有黑色的，有紫色的……她们去染头发，实际上是给自己涂上鲜明的标记，为孩子快速找到自己奠定基础。她们在屈服校规之后，只好在自己身上做记号了。她们站在校门口，心里是很自信的。头发的弯曲自己的孩子是认识的，粉色的毛衣孩子更是熟悉。一个母亲如果刚刚改变了头发的颜色，再穿一套从未穿过的新衣，她站在学校门口，一定是恐慌的。
我注意着王辉和他母亲在校门口的相认。当男孩跑过去抓住她的衣襟的时候，她把惊恐疑惑的目光投向我，我则把目光转向了别处。我知道她对我的怨恨将会消除。我所承担的责任只是无力保住她的记号。我不是破坏者，也不是破坏的同谋。
那可真是个百折不回地做记号的女人。第二天，在孩子光光的头上，几乎无法停落一粒灰尘的头上，我看见了这个智慧的母亲在一片瓦砾上的建筑：一顶白色的小帽子。我对这顶小帽子又给予了坚定的支持，我允许他上课也戴着。我想通过对这顶帽子的支持，以弥补我对那些头发的保护不力。
我又一次感觉到了这个母亲的脆弱和坚韧。她与孩子的母子关系除了血液、嗅觉、听觉，还需要视觉，而她的视力不好，她需要那种十分醒目的标记。她依赖这些感觉维系与孩子的联系。这是几条绳索，她紧紧地抓着绳索的一头，而将另一头系在孩子的身上。如果哪根断了，她就会立刻修补。我不知道她知不知道她手里的这些绳索早晚都得断，她修补的耐力和激情还能持续多久。
我看见她以一个母亲的力量在与学校较量。我不认为她输了。虽然校长差不多是连根剃去了她的孩子的头发。当学校增加了与学生联系的附加条件之后，她也在增加着自己与孩子联系的附加条件。他们相持着，不分胜负。其实，学校所做的一切，同这个母亲所做的一样，学校也在学生的身上、头脑里做着标记。学校一般很少遇到对手，几乎所有母亲屈服了，她们把孩子交出去，任学校修改，甚至重塑，最后面目全非。我知道这个女人是个反动力量，她的力量微弱，但她没有屈服，更没有放弃。我知道现在这场较量还没有分出胜负，但我知道结局。我对这位注定要失败的母亲充满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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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站在一所小学校的门口，等待我的被我做了记号的儿子从门里走出来。回家的路上跑着疯狂的汽车，世界已被橡胶轮胎侵占，已经没有一条供儿童安全通过的回家之路。
二十年了，学校的面目没有变化。校服仍然是红色、蓝色、白色，以及这三种颜色的不同组合。质地仍然是那种最不适合做衣服的尼龙。它们永远不坏，易于洗涤，灰尘在尼龙纤维上找不到抓手。但尼龙夏天吸热，冬天不能抵抗寒风。它们其实不是衣服，仅仅是一些颜色。它们就像食物中的树皮，树皮不是食物，但它们也曾被装入胃里。
我从来不往门前挤，我躲在众人的背后，我怕被走在一个队列前面的哪个老师看见。我怕跟她说话。我怕她跟我说话。我怕她忽然说起我儿子的发型。我不想惹出这个话题，我想保持沉默。
远远的，透过人缝，我一眼就看见了走在队列里的我的孩子和他的蘑菇状的头发。还有他的头发上流连不去的光亮。
我站在许多父母的身后，我知道我是谁，我是个隐身人，是这个操场，这个教学楼的反动势力。我是我的孩子的基地，是他的航空母舰。同时，我也是单枪匹马，我胜利的可能很小，但我不甘心没有交手就放下武器，我是个顽固的敌人。
如果我收到学校传来的“建议理发”的字条，我马上就带着孩子转学。这个学校，已经是我找到的第三个学校了。我的孩子的标记得以保留到了四年级，是我带着他不停地转学。我期望这所刚刚转入的有一个男校长的学校，能使我的孩子带着我的标记读完小学。我希望男校长是个粗心的人，是个工作不认真的人，是个不完全剥夺学生家长的人，是个允许对手带着武器的人。
我每天隐藏在众多父母的身后，迅速抓住向我跑过来的孩子。在被汽车挤得很窄的人行道上，我不敢松手；在没有汽车的操场上我仍不敢松手。我抓着我的孩子，我觉得我还没有失去他。但我的心里，没有一天不恐惧。孩子在长大，我感到他的手腕在变粗，而我的掌握仍然是那么大，我觉得越来越抓不住他了。只要他稍用一点力，就能从我的手里脱挣出去。
有一天，我发觉手里的孩子的手腕十分无力，它搭在我的手里，像是受伤的下垂的鸟翅。我知道有事了：是老师让你剃头了吗？没有。他的语气是那种还有话没说。那你为什么不高兴？他说学校要开运动会了。我说开运动会不是很好玩吗？他说不好玩。我问为什么不好玩。他说他不能参加检阅。我问为什么不能参加。他说老师说不知道应该把他放在哪个队列里。放在男生队列里，他的头发像女生，放在女声队列里他又是男生。他说当所有的同学在操场上练正步的时候，他一个人坐在教室里。我问他你非常想参加检阅吗？他说想，然后又说不想。
我停下脚步，确实是犹豫了一下，然后领他去了一家理发店。
两天后的运动会，我的孩子参加了检阅队。我和很多家长站在操场的外圈观看。我看见红色的方块、蓝色的方块、白色的方块------我知道我的儿子就在那些鲜艳的方块里。可我怎么也找不到他，我只看到了移动的、迈着正步的彩色方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