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发现了那些潮湿的木板，心情才从失去绳子的阴霾中走出来。上午我拿着一只木凳，坐在尉官宿舍院子里晒太阳。医生说缺钙，让经常晒一晒。手里拿着家里的钥匙。把那一串钥匙像念珠似的按顺时针数。数到一个很小的白色钥匙的时候，发现自己不知道它对应的是家里的哪个门。在黑暗的走廊里，找到了与厨房相邻的一个带明锁的木门。试着把那把钥匙插进去，那个灰色的永固牌锁顺利地弹开了。我高兴起来，晒太阳时的灰暗心情在那把锁轻微的弹起声音里来到了黎明。毫无疑问，这个房间是属于我的。那串钥匙是团里后勤房管处发的。那些钥匙能打开多少个门，那么你家的空间就多大。这是191团的规定。半年前，当我打开两个卧室的门，又打开厨房的门后，就投入到对这些50年代的房子的收拾整理工作中。然后又把单位的几个钥匙同它们串在了一块。那把白色的小钥匙就这样被淹没在众多的钥匙的海洋中了。
首先我闻到了霉味，然后从打开的门往里看。什么也看不见。在墙上找灯的开关，没有找到。把手伸进去摸：往左摸到了木板，往右又摸到了木板。几分钟后，开始能看见这个门里的东西。里面的空间很小，不到两平方。里面只有几块立着放的木板。这里应该是个小储藏间。木板宽约30厘米，长约150厘米。厚度不超过4厘米。我不知道它们是什么木质的，但它们是很规矩的木板。站在新发现的储藏间的门口，制作一只木船的想法从心底浮到了最上面。这些木板足够了。但木板太潮湿了，应该晒一晒。把那些潮湿的木板一块一块地往院子里搬，往滚烫的正午的太阳下面搬的时候我就想：这些木板已经多少年没有见过太阳了？昨天它们的任何一个的梦境里都不可能有太阳。它们一定已经忘记了太阳，忘记了这个世界上还有光。两个小时后，我又把它们都翻了一个身。我要把它们都晒成轻盈的木板，做成船后涂上一层油漆。那么我的木船就是鸟那中空的骨头，是鱼肚子里的那个气囊。晚上的时候，我把那些木板都收了回来。它们轻了很多。它们身体里的水汽都顺着光线爬到天上去了。木板们快乐了。轻了就快乐了。睡觉的时候，我还在想那些木板。突然一个重要的问题出现了：这些木板属于我吗？我可以用它们制作一只木船吗？它们的主人是谁？这套房子的上一任主人是谁？他是忘记了他的木板还是遗弃了他的木板？我发现自己无法回答这些问题，一切都得等吴连长回来。
1995年的9月16日是个大晴天，不但是晴天，还是休息日。早上一睁开眼睛我就很兴奋。我问身边的吴连长，你今天休不？吴连长说不休，去莲花街搞军民共建。这也太好了。我希望他不休他就真不休。看来我的行动连他们团长都支持。
吴连长走了后，用一条大围巾把孩子固定在了后背上。没给孩子带帽子，也让阳光晒一晒，他也缺钙。从储藏室到院子，从院子到储藏室，我往返了6次，把那些木板都搬了出来。今天的目的不是晾晒它们——它们已经干透了——而是把它们从一个一个独立的木板组合成一条已经在我心里形成很久的一条木船。
锯子、刨子、钉子、锤子、胶水、油漆，都已偷偷地准备好了。首先，应该把木板锯成船帮和船底的形状。用粉笔在木板上画好线后，我拿起了锯子。事情比想的难度要大得多。在这第一个环节就受到了阻碍，我据不开那木板。把锯子拉回来后，推不回去；用力推出去了，又拉不回来。弄了有一小时，全身是汗了，才把一块木板据了不到3厘米深。这样下去，整个一天也据不好一块木板。还要刨光、粘合，等等。这时，我感到自己无力把这件事完成。可是这件事情必须完成。静湖的水已经被囚禁了多少年了，水位早就在这个城市的头顶了。如果大坝坏了，或被破坏了，城市顷刻就会成为水下宫殿。那些被囚禁了多年的水，会像越狱的罪犯一样向着下游的城市城狂奔而来。那些久居山野的水，会滞留在繁华的城市里迟迟不愿离开。它们没进过电影院，没进过自唱酒吧，它们要坐下来尝一尝咖啡，要到商场看一看时装……在这么无赖的洪水面前，如果连一只船都没有，后果不堪设想。我低头看脚边那些散落的木工工具，脑子里在想办法。 吴连长的图像在她的眼前一出现，立刻就被她推到了。他倒是能据动这些木头，但是他会问为什么。他在行动前要把目的摆放好。而且，这个目的必须是他认为合理的。而做一只木船以备还在想象阶段的洪水，这个目的在吴连长看来不但不合理，而且荒谬。他不但不会帮助我据木板，还会阻止我做下去。我的行为在他正常的眼里越来越怪异。他要是本着对我负责，病向浅中医的原则，没准就会把我送进精神病院。造船的事是一点也不能让他知道的。我对吴连长有足够的了解和警惕。这时第二个办法出现了，眼前出现了街上找活干的木工。
我背着孩子上街了。想不到的是木工很好找。他们总是站在最显眼的地方。在军民路的十字路口，一排有十几个民工。有水暖工，有瓦工、有木工，还有什么技术含量也没有的力工。我直奔那三个坐在一块的木工。他们不在牌子上写好“木工”两个字，他们带着工具箱。工具箱打开着。那些锯子、刨子等等都摆在那里，表明了主人的身份。她在那个最大的工具箱边停住了，他们也围了过来。他们都问什么活儿？我说做个小木船。他们没问为什么做那东西。他们跟吴连长的思路完全不同。他们不问为什么，他们问给多少工钱。我说我不知道应该给多少工钱，你们说个价吧。其中一个脸色枯黄的高个子木工说，多大船？我用胳膊比划了一下。他说一个人得一个工。一个工是什么意思？他说就是一个人干一天。那你说个价吧。他说70。不能少了吗？他说不能。我说行，70，但得天黑前干完。那人笑了，能快谁还不快，又不是按时间给工钱。另外两个没怎么说话的木工开始往后靠，它们后边是一棵大柳树，你去吧，老孙。我们哥俩再等会儿。老孙就回头笑着说，那我先走一步了。说完他就在地上拿起了那个最大的工具箱。
老孙的工具竟然都是电的。他基本上不使用什么力气。转眼间他就把那些木板锯成了一条船的零件。又一块一块地刨光。那木头上的花纹清晰地浮现了出来。我在边上看着，插不上手，我说孙师傅，你喝水吗？他说喝。我从冰箱里拿出一罐可乐。他看了一眼说我不喝这玩意儿。不解渴。越喝越渴。那你喝啥呀？他说就凉水就行。我说那你等会儿我给你烧开。他说不用。我就给他端来一杯自来水。他咕咚就喝完了。喝完了他说这水没有他家的井水好喝。到下午2点多的时候，船就制作完了。一只非常规范的船。孙师傅说，再刷一层油就能下水了。我问刷什么油好。他说什么油都行。多刷几层。看着船我特别高兴。一个理想瞬间就实现了，而且还这么完美。如果自己做，就算能据动那些木头，也会做得很难看。也许会漏水。心想多亏据不动那些木头，不然就得不到这样完美的木船。把孩子放到船舱里，他还不会爬，只蹬着小脚，胡乱地挥舞着小拳头。他被太阳照得睁不开眼睛，但是他没哭。他很喜欢这个新的栖身之所。这个船以后可以当摇篮了。他又出不来，比放床上安全。
孙师傅一走，忙脱下鞋，一步跨进船舱里。一到船里，我就蹲下来了，因为站在船上是很危险的。看着四周，感觉都是水。自己和孩子漂浮在水上。慢慢坐下来，摸着孩子的一只小脚。这时候，一个问题出现了：光有船还不行，还得有食物，有淡水。看了看船舱，觉得这个问题很好解决。买一些压缩食品放在船舱里就可以了。再备好一桶水。水一周换一次。旧的水浇花。想清楚了后，就在船舱里躺了下来。船舱的宽度不够和孩子都平躺下，就侧着身体。躺下后，我的心安稳下来，觉得什么都不缺了，安全了。有了很强的满足感。阳光的角度在下午3点的时候在一点一点地变小。光线被院子西侧的一颗大柳树挡住了大部分。我的船正泊在它斑驳的阴影里。我决定就在船上睡上一觉。孩子已经在半小时前睡着了。我闭上眼睛，迈步去追赶已经在梦乡里的孩子。
我们的船飘了起来。我看见四周一片汪洋。我想这下可完了，怎么这么快就发洪水了呢，我的船还没有刷油哇！怎么连一天的时间都不给我呢。我们的船漏水了，一会孩子就在船舱里飘了起来。我奋力往外舀水，我舀水的速度刚好跟进水的量持平，这样我的船就没有下沉。我的孩子正快乐地在船舱里游泳，他竟然会游泳！他天生就会啊！这小子可真是个天才。他一会从船舱的这头就游到了那头。一会仰泳、一会蛙泳，他胖乎乎的小脚把水花打得又大又响。我一刻不停地往船舱外舀水，慢一点我的船就下沉一点。我的速度快上来了，我的船在一点一点地上升，这时候，我的孩子从船舱的底下钻出来，手里握这一条比他小不了多少的红色鲤鱼。他嘎嘎地笑起来。他的笑声特别像一种鸟。突然我害怕了，他才5个月大，他还不会出声地笑，这多奇怪啊！
睁开眼睛发现下雨了，一看身上都湿了，孩子正在哭。急忙把孩子包起来回到了屋子里。然后把船拖到仓房里藏好。
明天，上街去买些饼干，还有其他可以存放的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