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中秋到了，我坐上了长途车。但不是外出旅游，而是回乡下老家，陪母亲过节。
　　之前，我对节是没有概念的。在我的印象中，除了春节，其他的诸如元宵、端午、中秋，都算不上节，因为元宵节是春节的后延与扩张，用老家的风俗来说，过了二月二，才算过完了年。所以，母亲说，年还没过完呢，过哪门子十五？但是，尽管母亲如此说，但真正到了月圆那天，她还是拣些用来来招待客人的萝卜白菜，包上一顿水饺。而到了五月初五，母亲就象刻意忘了日子一般，极少提及。有时，我们看到某人谁家擗来了苇叶，嚷嚷着要吃粽子，母亲也是黑虎着脸训斥我们：小孩子家懂什么？的确，那个时候我们除了吃，其他的什么也不懂，等我长大以后，才渐渐从母亲的“训斥”中，读懂她的无奈。至于中秋，在我的记忆中，圆圆的月亮爬上东山头时，母亲才握着镰刀，拖着疲惫的身躯回到家，而那把镰刀，早已卷了刃的……那个年代，节，就像一潭山泉水，清澈的一眼就能望到底，绝不象现在，混浊的让人看不清、看不透、看不穿。
　　缘于对节没有形成概念，多年来，我把初一十五压到了箱子底，习惯了星期礼拜。尽管如此，有时的睡梦，经常梦到“咕咕”叫的布谷鸟，梦到村南的苇塘里苇子挂了花。我知道，自己又想家了。于是，抽个空闲，回去看看。但是，很多时候，我的回家，都是随心而动的，从不看日子，因而给母亲带来的，要么是惊诧之喜，要么是沮丧之喜。
　“你个‘小行行子’，不晌不乏的，回来干么？”
　　“小行行子”是母亲对我的蔑称，但不是不信任、不是靠不住。在我老家，能让母亲或者父亲喊小行行子的，一定是乖巧的儿子，女儿再乖巧，也没这个享受。母亲见我进了门，欣喜之余，总是左一个“小行行子”，右一个“小行行子”，不是埋怨，就是抱怨：
　　“也不打个电话，净让俺‘抓瞎’！
　　“都过完节了，还回来干啥？”
　　其实，母亲对过节是没有讲究的。用她的话说，你们都怪忙忙的，大老远的回来干啥？不就是吃顿饺子吗？是的，这些年来，我每次回家，母亲都是给我包饺子。有时，节日碰上了星期天，我带着一家老小回去，母亲早已包好了一大盖垫水饺等着。尽管我没给她过打电话。至于节日的时令菜蔬，母亲是不准备的，除非确定我回家。她说：谁知道你们回不回来？
　　前年秋天，给母亲买了一件棉衣，本想邮寄回去，却鬼使神差，坐上了长途，一进村，正碰上母亲，我见她神色凝重，腋下还夹着几刀火纸。我知道，村里又有老人去逝，母亲又要去吊唁，问她是谁老去了，她说：村西头的郭三叔，夜儿哄上走的。这让我心里咯噔了一下：怎么可能？上次见到他时，还挺壮实咧！
　　唉，这有什么可能不可能的？母亲叹了口气说：俺们这些“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的老人，说死也就是早晨晚上的事儿，没啥壮实不壮实的。
　　说到死，母亲很是坦然，但我的心却是酸酸的，好象母亲一下子进入了垂暮之年。而她无意说起的“七十不留宿，八十不留饭”，就像一根锋利的针，扎进了我酸酸的心里，让我感觉到了懊悔与心痛！
　　从那以后，我就像负了一笔宿债似的，逢节必回，那怕是算不上节日的“夏至”，也要回家吃上一碗母亲手擀的麻汁面。而这次，回家的路很是顺畅，全没有以前的颠簸。在村口下了车，没走几步，远远望见，南飞的大雁，悄无声息地排成“人”字型，近了我的头顶，而老槐树下，早已驼背的母亲，一手拄着拐仗，一手打着眼帘，正在街上往村口张望……秋风吹来，散乱了母亲稀疏的白发，连同老槐树下的片片黄叶，我鼻子一酸，禁不住泪水盈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