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感恩缔造神祇
牛皮山屹立在河源市万绿湖北畔，是河源市郊第二高山，距繁华的河源市区只有三十多公里。与万绿湖南畔的第一高山桂山相比，后者有开发成熟的桂山风景区，可以比作浓妆艳抹的妃子；前者的绝大多数山岚仍为原生态风貌，原始林木花草茂盛，人类活动史迹尚未被覆盖，还是朴实无华的村姑。
牛皮山属九连山脉山系，处在九连山脉的中段，有南、中、北三个峰顶。河源客家话称峰顶为“董”，与现代企业中“董事长”的“董”字同义，是最高处的意思。通常称南峰顶为第一董，海拔827米，为主峰；中峰和北峰实际在一条山脊上，海拔高度相差不多，比主峰稍矮10多米。也许是因为牛皮山有三个相为犄角的高峰，官员给牛皮山命名时，为消除封建迷信影响、去除具神话色彩的民间传统叫法，取名为牛峙山，意思是三个主峰像三头牛一样相互对峙着。现神址庙宇门楣上书的“牛峙山古庙”，为1998年重建时根据现代山名印制的，民间并无“牛峙山”叫法。
牛皮山第三董（峰）的北麓有一处相对高度近百米的悬崖，陡峭如削的悬崖上方有个面积约有200平方米的凸兀平台，平台上建有一座约100平方米的神庙，神庙里供奉的是道教的大神阿公，相传曾被清初皇帝赐封为平鼎大帝，又敕封为灵异大神。至于是乾隆帝还是太平天国时期的同治帝所封，均为民间传说，无典籍文献记载，也无寻找到文物证据。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神祇的设立以及民间信仰比河源地方志等文献记录的时间要更为久远。
牛皮山民间又叫牛雌山。牛雌，在客家地区指未婚未育的母牛，已婚已育的母牛叫牛乸。无论叫牛皮山还是叫牛雌山，都出自同一个神话。
相传牛皮山大神阿公神祇的创立是因为一头牛。农耕时代，从古代到现代，对于农民来说，有一头耕牛比当下拥有一部小汽车还要稀罕，多数农民家庭，一头耕牛几乎就是全部家庭财产了。曾经有一对勤劳的鳏夫父子，很不容易买了一头耕牛，无论父亲还是儿子都指望这头耕牛帮助他们耕种更多的田地、收获更多的粮食，实现脱贫乃至娶妻生子的愿望。但是，有一天，早晨放出去吃草的牛傍晚没有象往日那样归来，父子连夜进山寻找，连续找了两天都没有踪影。第三天，父子俩明知牛不可能攀越悬崖去向峰顶，仍然抱着一线希望爬上陡峭的崖壁要往峰顶的另一边寻找。当他们到达悬崖上方凸兀平台，即现在神址所在时，牛皮山的灵异大神就在这一刻诞生了，父子俩赫然看到岩石缝隙里插着三支青烟袅袅的香火。
在这个人迹罕至的100米悬崖之上，突然看见人间与神界沟通的香火，父子俩顿生畏惧，屈膝便拜。拜罢踧踖不安地继续攀顶寻牛，就在离开临崖100米前倾的平台时，好奇的儿子斗胆站到崖边俯瞰凹陷的崖底。只因为多看的这一眼，他看到崖下的一处竹林在晃晃动动，有一个牛的轮廓隐隐约约的辗转。自从他们家的耕牛失踪后，村里已经没有人家敢让牛离开视线，更不敢放进山去。父子俩赶下山吃惊的看到这头模糊的牛就是自家那头稔熟的牛。走失了三天的牛原来就藏在离家并不太远的崖底竹林里，前两天在这片毛竹林反复找过多遍都没有找到踪迹。于是，父子俩深信悬崖上的香火处有一尊灵验的神，牛是这尊神帮他们找回来的。把牛牵回家后，父子俩备上祭品再次爬上悬崖，在安插香火的岩石处磊起一个神台拜谢神的帮助。
任何神祇都需要人的传播和神威配合。寻牛事件发生后，以一传十、以十传百的口口相传方式在山脉周边得以传播，当百姓遭遇困难和问题而在现实社会又无法得到救助时，困顿中的人就去求助山上的这个神祇。于是，更多的牛皮山大神救苦救难、有求必应神话故事得以流传，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便形成了每到年节都有百姓上山祈福、还愿的拜祭传承。
有神就会有信仰，有信仰就会有法事。随着信众的增加，每年三月三日被民间制度化为“打醮日”。不知道过了多少年月，也不知道是何年的“三月三打醮日”前夜，神被信众的虔诚所感动，将一头牛雌牵放在神址附近，让信众宰杀后供打醮祭奠仪式之用。如果没有意外----孩子们都这么想，那么，至今的每年三月三日，仍然还会有一头牛雌被神馈赠在神址附近让信众宰杀祭神并供活动信众享用。
但是，意外出现了，又不知道是哪朝哪代的哪一年“三月三”，负责宰牛的两位老农天还没大亮就到达杀牛湖（现杀猪湖），并在附近找到神赐牛雌。两位老农中的一位是“牛伯乐”，他发现这一年神赐牛雌的雌性特征很足，将会是一头多产的牛乸。和同伴商量后，他把这头牛雌牵下山换了自家那头大公牛杀了祭神。
谁也没有想到这位老农的世俗举动让神从始终止了赏赐，来年的三月三“醮会日”，当那两位宰牛老农爬上山宰牛时，惊愕地看到悬崖上方的岩石地面放着一张空洞的牛皮，再也找不到神赐生牛。次年，他们连空洞的牛皮也没有看到，人们不得不从村里将生猪扛上山替代牛作为祭品。
这就是牛皮山或牛雌山名称的由来。河源话“皮”与“雌”发音相近，牛皮山和牛雌山听起来也没有太大的区别。我父亲猜测，较早年代，牛皮山的群山中，可能曾经有野牛群，就象我们小时候偶而撞见的野猪群一样，只是后来因种种原因野牛群灭绝了，后世经过民间的反复加工，后人听起来便成了神话传说。
（二）人与神的合一
牛皮山的得名告诉我们，起初古人信仰的牛皮山阿公是神而不是人。乾隆十年编撰的《河源县志》记载：“在城北六十里蔡庄（现灯塔），高百余丈。泉清石秀，上有神坛。”据考证，这是地方史志第一次对牛皮山神祇的记载，但是我认为不能就此认定该神祇的存在是始于乾隆朝。一处神祇，从创神到传播、再到普遍信仰，需要一个漫长的人神共同努力过程，况且当年交通困难，山高路陡，一定是在当地有了很大影响力才会引起《河源县志》编撰者的兴趣。我父亲多次告诉我，牛皮山的神祇，发迹时间可能是在明朝年间。我们家族的老祖堂位于现双江镇大路下村，清初从大路下迁徙到了玉井村，又在大约光绪年间，因玉井村房屋不够住，其中一个宗族的分支购买了因“搏气”（种姓或宗族之间血腥争斗）不得不迁徙的田姓人位于灯塔簕园村的老宅。迁徙的家庭中，我太爷爷是其中的一家。我们族群虽然已经从双江镇大路下迁徙了三百多年，又从玉井村迁徙到现居住地一百多年，但是，有关牛皮山的神话事故与双江镇大路下的民间传说别无二致，显然这些传说是从双江镇大路下带出来的，是在我们家族迁徙前就已经流传的。
《东源文史》（当代史料）记载的，有关“灵异大神庙”、平鼎大帝敕封的传说，传的则是人，是道士徐学源。现神庙里供奉的神像是徐学源道士像，神庙左边的古坟茔是徐学源道士的坟墓，徐学源道士是神化了的人，或者说是神附体的人，因此，平鼎大帝是神力和人物聚合的共融信仰。这种情况在世界几大宗教里是一样的，如佛教、基督教。
关于徐学源道士其人，从驻守神庙道士流传下来的、信众问卜时，大神阿公附体道士的口音判断，徐学源道士并非山下周边村镇里的人。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牛皮山阿公和其他神一样，又回到了民间。我曾跟随奶奶一起，到邻居家“请神卜筒”（请神问卜），因为爷爷突然腹痛难忍被村里人用梯子抬到10里外的公社医院住院救治了，第二天奶奶就到赖姓邻居家去求大神阿公保佑。他家原是道士世家，听我奶奶说现任牛皮山阿公附体人的祖父、父亲都是驻守神庙的道士，他父亲从四十多岁接过他祖父驻守神庙职责到病逝前两天才被现任附体人兄弟俩用箩筐抬下山的，然后现任附体人的哥哥接替了已故老道士的职责，成为新一代道士。新道士因为还年轻，并不是每天都驻守在神庙里，而是在初一十五或者有信众约请到庙里做法事才会上山到神庙去，但新道士履职不久便得病早逝了，因为他没有儿子，接替他的是他的弟弟，即现任附体人，现任道士其实没来得及履职就进入“破四旧”时代，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形势下，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神和道士非常默契，互不相提，更没有附体问卜和治病救人之事，神庙也遭到了彻底的破坏，被拆来为梨园学校添砖加瓦，至1998年方才重修成现在的模样。
那天我挤进房间时，问卜活动已经开始，只见道士的肩膀和头都趴在桌子上，桌子前沿放着几柱点着的香，我奶奶端坐在面对桌子的板凳上，道士埋着头一直趴在桌子上没有任何动静，挤在屋子里的所有人都在肃穆等待神的降临，约莫过了一两分钟，道士的身子抖动了起来，抖动得越来越厉害了，带动了桌子，桌子又带动了桌子上的杯子，在加速度抖动中，道士的头倏然抬了起来！这是一张我们十分熟悉的老农的脸，因为他老婆姓黄，认我们黄姓人是外家（娘家），所以这家赖姓人一直伴随我们五家黄姓人居住，其实，在“封建迷信活动”回潮之前，他就是一个有点笨拙的既老实又本分的农民。
虽然我很惶恐，但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抬头仰望着这张沟壑纵横的脸，两只眼睛微闭，嘴角冒着白沫，表情迷糊，一声长长的、似乎是痛苦的呻吟打破了肃静，我奶奶立即磕头作揖，同时喃喃道：“求大神阿公保佑！求大神阿公保佑！”。大神阿公用兴梅客家话而非河源客家话说：“吾使怕，求嘛乖？（求什么）”。这情形让我大感惊奇，因为平日里道士说的都是我们本土河源话，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个生活窘迫、不被人们看得起的老农民会讲兴梅客家话。
河源话虽然也属于客家话方言，但与兴梅客家无论是在语调上还是词汇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河源话是中原早期移民南迁广东后，长期受原居民畲话与广府粤语影响形成的“四不象”（不象普通话、不象客家话、不象粤语、不象闽南话）的河源方言，因此，在村里人认为的只会“死担死做”、靠烧碳和种田生存的这位老农嘴里吐出兴梅客家话来，而且整个“卜筒”过程都是使用兴梅客家话，这实在使我相信道士是有大神阿公附体的，那情形那声音令我至今清晰记忆着，至于大神阿公是怎么诊断我爷爷病情的，已经不记得了。我和奶奶一起将大神阿公画的护身符和大神阿公喷过漱口水后烧的纸钱灰冲兑成的神水带回了家，因为爷爷已经住院去了，奶奶并没有将这两样神药给爷爷。
回顾这次观看“卜筒”的语言感受，让我判断徐学源道士不是河源本地人，可能是距离河源一两百公里之外的、唐朝以后迁徙到广东的客家人后裔。附体老农民的“卜筒”程序和语言，无疑是一代又一代道士言传身教传递下来的。民间还有传说徐学源道士是从英国归来的游学人士，归国后，在看到清朝皇帝尊重汉族宗教信仰，体恤百姓生活，而北方又兴起反清的白莲教，于是在牛皮山上建筑道教庙宇，传播拥护清朝统治思想，被清朝政府尊封为“朝清公”。“朝清公”又常常为山下百姓诊治病痛，送医送药，深得百姓信仰，正如庙里“神威浩荡庇万民，大德宏深护百姓”对联所表达的一样。在徐学源道士仙逝后，人们为了感激他的大恩大德，将他葬在庙宇旁边，与大神阿公合并供奉，时间久远之后，人和神已合二为一，没有分别。
文革后，又有人在神庙里增加了释迦牟尼佛神像和牌位，佛道共融又将成为未来该神庙的事实。对于信众来说，只要是保护老百姓幸福安康的神，他们都信仰、都供奉，出发点是单纯的、善良的、忠诚的。同时，也说明山下信众的信仰是纯朴的，态度是融通融合的，愿意供奉一切可能为百姓做好事的神明。
现灯塔民间道士称其为牛皮山神庙十八代道士，如果按30年更替一代道士来算，第一代道士已距今有540年，往前推算，大约是明末清初时期。那么，乾隆十年河源知县陈张翼编撰的《河源县志》记载的“神坛”不能理解为只是一个坛，可能庙宇里设置有神坛。
（三）赵佗练兵场
牛皮山的三个山峰之间，有两条山脊、有一个古火山口，火山喷发熄灭后形成了一个小盆地，南北距离1000多米。澌灭的火山口火退水涌，一股股清泉汩汩喷涌，涓涓汇聚，源源不断，又源远流长，成为山下养育近万人口的簕园河源头。簕园河流经九曲十八湾之后，汇入茫茫荡荡的新丰江，也就是改革开放后兴起的旅游胜地万绿湖。
这个小盆地隐秘在牛皮山的山峦中，有一个形象的名字--船窝，意即像船一样凹陷的洼地。盆地中央没有高大的树木，曾经农耕的痕迹随处可寻，退耕后长着茅根草。站在第一峰往盆地看，一年的前三季都像盛满绿油油茅根的巨大盆景，冬季则在西北风的劲吹下，干枯的茅草白里泛黄，串通似的一律向东倾慕。
随着人们文史知识的增加，散在的信息不断汇集。有人告诉我，这个盆地曾是南越王赵佗的练兵场。秦始皇时期，赵佗在统领任嚣的带领下，平定了南越，使南越大地皈依了秦朝版图，赵佗任了龙川县令。秦末大乱时期，南海郡郡尉任嚣病重，因其子不堪大任，着其平定南越战争中的副将龙川县令赵佗赶赴广州接棒南海郡尉，并策划建立南越国大计，以避战乱越过南岭，影响岭南的稳定。赵佗从平定南越到任龙川县令，再到南下广州建立南越国，整个战争和行军过程，大军必定经过牛皮山群山中的粤赣古道。在新丰江水库储水发电前，现牛皮山粤赣古道是龙川县佗城通往河源城（槎城）再赴广州（南海郡）的必经之路。粤赣古道双江段的牛颈筋遗址，当地人一直认为是赵佗时期的古城遗址。牛颈筋与船窝，中间有个第二峰做屏障，相对距离不到10里山路。而且，从广州到越北的龙川，牛皮群山无论是从两地的距离还是从群山的隐蔽能力来看，牛皮山是南粤国最适宜军队驻扎的群山。这样想来，只要在环型山脊上布好岗哨，船窝确实是一个练兵排阵的好场地，同时也是一个易守难攻的好阵地。
（四）太平天国孤骨
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牛皮山作为广东山区腹地，并没有流传有关沦为战场的传说，这可能是因为牛皮山地处南越，在边疆辽远、山河壮阔的中国，牛皮群山算不上是大山名山，尚未修建水库时的新丰江，也只是一条东江的支流，至多只是征战途中的休整栖息地。
上三四代人开始传说曾经有“红帽鬼”驻扎在牛皮山船窝，有村民傍晚或清晨看到过三三两两的“红帽鬼”走在进出的山路上。又有人发现通往船窝山路上的一个石岩洞里有一个受伤的“红帽鬼”，这个跛脚“红帽鬼”后来就死在这个岩洞，遗骨还留在岩洞里。长辈们总拿这个恐吓孩子们上山时不要靠近岩洞。虽然我和我的伙伴都没有胆量进入这个岩洞亲眼看一看里面的情况，但是这个传递了几代人的故事令我又害怕又好奇，我最靠近的一次也相隔有三四十米。从外形特征看，“红帽鬼”应是太平天国的官兵，太平军的最大特征就是头上系一条土红色的头巾。我老家没有头巾这个叫法，特别是男人，头上带的都叫帽子，产妇以及老年妇人带在前额的叫抹额。从流传年代判断，我爷爷的上两代人正是太平天国活动时期。太平天国从天津败退后，一部分部队转战于江西、福建、广东，最后于1866年2月在广东嘉应州(梅州)被清军击灭。牛皮山距梅州180公里，小股残余部队向南撤退藏匿到牛皮山休整的可能极大。
（五）粤赣湘边纵队庇护所
历史的长河顺流而下，越行越近。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在广东的恶行造成了千万家庭家离子散，因受日本人的侵略被驱赶、流落到牛皮山周边的广州、佛山、东莞等地难民为数不少。我堂叔就是“走日本”难民中的一个。堂叔本是佛山南海梁姓人，日本人攻陷佛山后，不准佛山商店开门做生意，其父亲带着只有6岁大的他和他那金莲小脚的母亲只好逃往广州。在逃亡路上，追赶逃跑人群的日本轰炸机扔下了一棵万恶的炸弹，母子俩人在巨大的爆炸声浪中扑倒了，等苏醒过来后看到路的前头二三十米处变成了血肉四溅的大坑，他的父亲因为脚步快，挑着逃难带出来的行李，轰炸机飞过的时候就走在大坑那个位置的人群中。看到血肉横飞的惨状，母子俩已无法找到他父亲的尸首，只能一边哭一边跟着人群朝北跑，直到跑出了广州。下来的日子就剩下向北乞讨流浪这唯一的活路了，为了能够安定下来，他的妈妈沿途嫁过两次，终因“省城婆”不会干农活，又加上缠了足劳动能力缺损，母子俩再次被贩卖到牛皮山下我老家来了，家贫娶不上黄花闺女的叔公则想着买下来不仅有了老婆，还添了男丁，此时堂叔已经七岁多了，算是半个劳动力，于是，就这样凑成了一家人，思量着可以安稳过日子了。
可是，上天并没有眷顾他们多久，三年后的除夕，也叫年三十晚，叔公从一处叫响水（船窝北侧的山梁）的深山挑一担火碳回家，经过曾经死过“红帽鬼”的那个岩洞下的山路时，因地势比较低，左边是陡坡，右边路下是簕园河的上游，滔滔清水的对岸是一片无人耕种的荒野梯田，前面是一条横亘的山梁，爬上山梁才能看到山峦叠嶂后面的村子，就在这个万径人踪灭的地点和时间，劳累过度的叔公挑着沉重的担子，在转换肩头的扁担时，侧头看到天空中竟然有一个大黑影张牙舞爪的向他俯压下来，他被吓得四支软瘫、晕倒在路上。待苏醒过来时已经晚了，惊魂未定的他跌跌撞撞回到家便一病不起，没过多久就离开了人世，堂叔母子又成了孤儿寡母，过着母子相依为命的生活，也差点重复着被人贩卖的苦难，好在有敢于执掌正义、维护族人利益的阿千伯公和我的爷爷，他们站出来吓退了包藏祸心的族人，保护了他们母子的安宁，保住了这一家的繁衍。
就是这个叔公被惊吓罹病至死的山凹，抗日战争时期，庇护过东江纵队北上抗日先遣队。1945年的春夏之间，东江纵队派出两个支队挺进东江北岸，开辟以罗浮山为中心的江北抗日根据地，随后，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向粤北发展的指示，主力部队1000余人挺进粤赣湘边区迎接八路军南下支队，开辟五岭抗日根据地。我父亲那年10岁，我堂叔9岁。他们都清晰的回忆和讲述过好多遍。堂叔说，是在一个暮春的傍晚，晚归的邻家叔公在出山的小道上遇到了打头阵的行军队伍。队伍有人向他问路，并动员他带路，当晚，部队就在这个山凹河对面叫上寨的那一片草地上安营扎寨。这个只有沿河横向曲折后才有出口的四面环山山包，军马藏匿在包里，山包外的村子是难以发现的。山包有三四个操场大小，底部相对平坦，是南向地型依山势由低缓慢向高的一叠弯曲有致的荒芜古梯田，东、南、北、西四面都是陡峭的山体，左右两侧的两条溪流在底部交汇后流出山口，出山后有一个小型水库，叫头陂，即第一个蓄水水库的意思，沿河还有很多这样的蓄水库，有大有小，但这个头陂是比较大的。
这样的人工小型水库是新中国成立后，公社化时期兴修的水利工程，是在公社财力的支持下，生产大队集体力量组织的成果，也是农田基本建设的功劳，自从有了这些蓄水库，许多原来只能种红薯、花生等作物的旱田，也因蓄水库把河流水位提高了，通过引水渠将水横向引到坡度较高的旱田里，这些旱田便可以种水稻了。
经过一夜休整的部队，第二天清晨向东北出发了。出山后，在村道上又碰到了村里另一位早起的村民，两位村民便一起为部队带路。部队沿东向山脉，抄山间小路，往章溪、骆湖进发。到达当日宿营地后，两位带路的村民又在部队的营帐里睡了一晚，直到部队向梅州方向出发，他们才被获准离开部队。
偏僻、贫穷、相对封闭的山村，夜里居然走过了“千军万马”，村里甚是轰动，几个年富力壮的男人纷纷跑到上寨那个山包去求证。他们捡回了一段铅笔头和两个子弹壳做的、可以挂在裤腰带上的烟斗。这两样看似微不足道的物件，已经在村子里传讲了三代人，因为它们组成了浩浩荡荡的中华民族斗争史、东江纵队抗击日本侵略史。东纵那一夜的平安也组成了中国平安，祖国母亲的山河又一次庇护了深爱祖国的中华儿女。此后，东江纵队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向拒绝缴械的日伪军队展开进攻，收复城镇60余处，歼灭日伪军1000余名。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十多年间，东江纵队、粤赣湘边纵队为驱赶侵略者、解放南粤大地，辗转驻扎、交锋打击乃至鏖战的地方数不胜数，只为部队提供了一夜驻扎的上寨，没有因为时间的短暂被人民遗忘，如果不出意外，这个曾经张开怀抱保护抗日军队、收藏着抗日战士梦香、寄托着伟大爱国精神的小山包，将一代代传讲下去，但是，2018年，这个青山绿水的山包，突然来了许多带着炸药的外地人，从此这个叫做上寨的山包响起了让村民撕心裂肺的爆炸，浓烟滚滚，车轮辗辗，像母亲怀抱一样慈爱、安祥的山包，被炸得体无完肤、粉身碎骨，养育两岸三千多居民的簕园河河道被炸毁，大大小小的溪流蓄水潭被炸翻，承载河道的岩石层被炸开后碾碎做成了建筑材料，源源的运抵建筑工地换成了滚滚的钱，第一个小型水库头陂被填埋，亘古流淌的簕园河像哭枯了眼泪的老妇人，河道干涸断流，千万年的河床底部被人蓄踏成了一段段绕径小路。周边村庄生态悄然发生变化，村民发现农作物减收或欠收、房屋出现裂缝、噪音和粉尘污染了洁净宁静的村庄，几百年来从未发生缺水和洪水的村庄，人畜饮水困难，耕地抛荒，老少外出打工养家活口。在资本和权力的推动下，上寨由“绿水青山”变为某些人的“金山银山”，而对周边村民来说，原来的“福山”则变成了“祸山”。
（六）垂垂斋公古茶树
从第一峰向东是绵延至粤东的山地丘陵。在盆地的东北一侧有一个呈东高西低缓慢下降的出口，出口右侧是一条向东北方向延伸的山脊，山脊上可间或见到一种本地叫做“斋公茶”的油茶树，从这些茶树的间隔分布清晰可知是人工种植的经济林木。斋公茶树，树冠的大小、高矮与改良过的现代的油茶树都无法相比，茶果不仅小，还是独瓣果实，压榨出来的茶油有一种明显的涩味，很显然是先民遗存下来的古油茶树种。在牛皮山的众多山峦中，有成片古油茶树林的只有这一处。当地语言中的“斋公”是指吃斋念佛的人，被叫作“斋公茶”的这些古油茶树到底是“吃斋念佛的人”种植的，还是因为其果实只有一个瓣像“斋公”一样孑然独立而被叫作“斋公茶”？相传这个山脊曾经很长时间存在一个斋公庵，香火旺盛之时有十多个修行的斋公（和尚），但因风化事件，这个庵被山下愤怒的村民焚毁。因此，我更倾向于前一种原因，拿独蒜得名来类比，独蒜也是只有一个瓣被叫作独蒜而没有叫做“斋公蒜”。可想而知，斋公庵被焚毁后，斋公茶就没有人管理了，因为斋公茶不属于哪一个村庄的财产，又远在山上，山下的住民也没有人去行使管理权，只是秋天偶而会有人想起去采摘茶果压榨茶油，而当地村民并不喜欢这种带苦涩味的茶油，花生油才是主要食用油。随着一代又一代人的作古远去，已没有人能够讲清楚这些斋公茶树的年龄。但从另一个角度可以猜测这些茶树不可能早于元朝种植的。因为斋公庵是佛教精舍，这里距离韶关南华寺约200公里，唐朝六祖惠能在南华寺弘法后，佛教才在岭南广为传道，斋公庵兴建于唐宋以后是合理的推测。从油茶种植历史来看，宋以后油茶才被人工种植用作压榨食用油的原料，斋公茶如若是斋公所种，那一定是宋以后的事。因考虑到第二峰平鼎大帝道教精舍在明清时期兴起，在人口不多的牛皮山下，不可能同时存在两个香火兴旺的宗教道场。那么，很可能斋公庵存在于元、明时期，斋公茶可能是那个时期的斋公所种。
南面虽层峦叠嶂，但众山皆安分蹲伏在脚下，极目远眺则可看到远山之后的河源城区。民间有一种夸张的说法，说能看到河源城里街市商贩正在使用的称杆星子。这是从前因交通不便以及农村对城市的向往又不可企及等原因，人们登高后看到了繁华的河源城，那是一份怎样的喜悦心情啊！虽然那是农民消闲时夸张的、吹水的段子，但天气晴朗的时候，站在峰顶确实可以清晰的眺望到河源城区。
西侧则陡峭如削，人迹难至。峭壁之下是“一览众山小”的景象，不远处新丰江上的万绿湖，就象一面平铺在大地上的镜子，湛蓝色的水面泛着白光，让人分不清哪儿是水面哪儿是天际线。这就是河源市牛皮神山的仙意幻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