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很小的时候，去外面玩，回家时，家里突然有一辆凤凰自行车。我爸爸、叔叔已经将车的大架子装好了，正在装其他的：车前灯、后灯、后警示牌、车铃。我爷爷奶奶站在后面笑笑地看。南屋里弥满新鲜的钢铁和光亮亮的漆的气息，有很喜庆、现代化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后来也在一台飞利浦收音机上得到。那时候，能收到的电台不多，收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就很清，又大声。一家人中午时吃饭，就听天气预报、听陈世文讲古、听潮剧。傍晚，吃饭，又重复一次。到晚上，很想收听别的台，却总沙沙响，感觉是很远的海上来的声音，不时还突然啸叫一声，愈是像远海上的危险情况。于是，要经常将耳紧紧贴着机身上来听，杂音里会夹一些忽高忽低时断时续的音乐或者听不懂的话，会闻到一种很生份的来自南洋的现代化好东西的味道，连手感也特别地与家里一切东西不一样。有一种遥远的美好向心口袭来。
一天，我吃过早饭，没去什么地方玩，也没有什么好玩，就在南屋将墙上的相框里的相片从曾祖父母开始看起，又看了过年时贴在墙上的戏剧年画的一格格小画。百无聊赖，就将鼻子凑到收音机上来闻，细细地，闻了好一阵。我奶奶在屋里收扫，笑着问我：什么味，傻孩子？我说：番畔（南洋）味。我爷爷在一旁：小孩子不要打诳语，不可胡讲话。
我其实不是打诳、胡讲话。是因为心里美好，直觉泰国、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真美好。当然美好啦。我那时连城市都没有去过。只时时听电台，收音机里播新闻，时常会说：本台记者陈镜雄报道。本台，就是汕头人民广播电台，从播音人的声音都可以听出汕头这样的城市地方比大埕好很多。陈镜雄是大埕红花村人，爸爸说是他的学生，我听了，既佩服镜雄兄，也佩服爸爸。又想镜雄兄一定高高文文帅帅，因为他在粮食局卖米的妹妹就不高不矮，身体匀匀，好好看。泰国就更远。小时候觉得，越远路，地方越是好。不仅这个好。你看，我二伯公寄的相片中，有一张是他大儿子的。相片后面，我二伯公用钢笔有力工整地写着：相是长子任直在泰王手里领取博士毕业证书，后两位是公主，旁是大学教授。那时，全大埕，几乎没有大学生，连中师、中专也极少，高中生也不多。乡里不多的公家地方，向外的墙上都刷着红红的大字标语，与番畔（南洋）大不一样。所以，愈是觉得番畔好。
1976年，刚刚国门打开，我二伯婆就从泰国回来。我们一家人很高兴，比过节还高兴。我们一家人，集中在大树脚下，背向大泊山，在东塘、后溪前，面向村东的护法老爷庙，照了一张彩色的合影。那时我才4岁，穿条短裤，脚弯弯，照时，左右关照别人站好，自己却照了侧面。我二伯婆那时才50多，穿条花布裙子，站中间，好好看。那时，全大埕，哪怕最年轻漂亮的姑娘，都不敢穿裙子。汕头还没有彩色相馆，要将底片拿回泰国才能晒出来寄回。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我至今，还要时不时拿出来看，总是有些自豪得意。
我二伯公那时经常寄东西来。除了上面说到的自行车、收音机，还有用红红的好看铁箱子装的豆油、猪油。油好香，油吃完了，光亮亮的箱子用来放家里重要的东西，放在家里，也比别的家里摆设出众很多、像个漂亮的小姑娘。有时，寄饼干来，我就伴奶奶，一家一户，给邻居乡亲们分一点。那时，有好吃，互相分着享用是几乎天天都可以见到的。
后来，我二伯公寄钱来给我们家起新厝。我爷爷年轻时做过工程，建新房时，执把灰匙，行走在三层楼高的墙路，要砌墙的师傅不要砌齐缝石。做工的师傅很佩服。可惜我爷爷后来生病，过身了，才50多，再没有见过我二伯公。病时，也是我二伯公寄钱来，到汕头去住院、做手术。那时，没有医保，我爷爷不是公职人员，生病要自己出钱。乡村人，以一两头猪为限，生重病了，超过家里的经济极限，又往往不是县医院能治的，大多放弃治疗，活活地等着，听命运安排，转希望于神佛、公祖，甚至神婆、流医。相比之下，我爷爷算是体面的、有福气的。
80年代后期，真正开放透了，我二伯公才在离开大埕四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大埕。走时，家乡为日本侵占、灾荒，曾祖父母都在，我大伯公还年轻，我爷爷还在读书。回来时，曾祖父母、我大伯公、我爷爷都不在了。他只好去找他年少时的伙伴。我不在场，想来肯定百感交集。我二伯公十八岁时，就负责大埕的保安工作。那时，兵荒马乱，他晚上带把长枪和几个人，巡守在大泊山下的田园里。后来，他还到过南澳岛，与日本鬼子面对面打仗。我二伯公就此，与日本人不共戴天，在泰国，有日本商人来谈生意时，他坚决不做。我二伯婆反复解释，这是日本平民，不是军人，但我二伯公还是坚持不见、不合作。
我见到二伯公时，他给了我们二本书，一本是故宫图册，一本是北京图册，很厚、很精美、很重，看了，感觉像去过北京一样真切。我爸爸送给他一本手抄版的《东里志》，之后又送印刷版的，以及新编的《东里大观》。《东时志》是明代乡贤陈天资在外为官晚年归来与吴少松一起编攥的，记录了饶平东南三镇的乡土地理人文器物习俗历史大事，尽有可考，无神怪传说，录有很多明清文士的诗作。正是过番人在外怀乡的好物。
那天，我坐在二伯公对面，他很动感情地批评美国，说美国自以为是世界警察，其实很自私。又说，在国外的华人，最爱国了，这几年，中国好，自己在外腰都直好多。我二伯公，到九十五岁过身，都没有入泰国藉，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二
说起来，我们家有两代人的过番历史。
我曾祖父出生在清末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南方大概还是耕织为主，东里的柘林港是潮汕大港，后又开樟林港、汕头港，又可能由广州十三行带动，加之潮汕的山由于每年台风多雨水冲刷土层薄不好种作，人多地少，于是手工业和商业不得不发展。
我曾祖父出生了不久，父母过世，就由他的曾祖母抚养。艰难可知。我曾祖父长大了，娶了大埕所城大户人家的识字知礼的女儿。生了孩子后，我曾祖父带着我大伯公经常来往于新加坡，为人理数（做财务）。解放前夕，因家事时局回到大埕。其时，日本侵华，潮汕沦陷，又遭旱灾饥荒。我二伯公在一次外出卖鱼之后，就在樟林港坐红头船去了泰国。听说，我二伯公托人回家告知父母，但我曾祖父自己感觉到了，立即赶到樟林，但已经晚了。
我二伯公到了泰国，起先在曼谷，后来到北榄坡。刚开始做什么谋生，不知道，后来主要做建筑工程。我小时候认得字了，没什么玩的时候会不断地翻家里的老物件和书信。泰国和南洋寄来的信件我们叫番批。县城的街上，据说有人开有店子为人写番批、读番批。大埕没有。我爷爷、我爸爸就经常为人读番批、写番批。我自己能看番批，就知道我二伯公叫陈克达，用老字（繁体）写，信封上写北榄坡府陈克达建筑工程公司。二伯公字质朴、有力，现在想起来，像鲁迅先生字体，字不结在中间，开张但不放开，笔画的力度送到笔尾却不用土力，可以想见书写时的从容、认真、坚定。
这与他的人很统一。我曾祖父高大魁梧，我曾祖母小家碧玉，从老照片看，脸形和五官好精致，气质雅致庄重。遗传到我祖辈，就我爷爷高瘦，我大伯公不高而魁梧，我二伯公则个子合度，不胖不瘦。我看到他时，已经近80了，因为久居热带地区，皮肤油黑结实，脑门圆满，眼神慈祥坚定，口音百分之八九十是大埕的，一部分可能是大埕的老口音、或是与东南亚语言结合的音。听起来亲切、有历史感、年代感，有力量、靠得住。
我二伯公创业初年，遇到一次大水害。由他建设的水利工程被毁，但他坚持自己出资复建交付，因而讲信用的名声流传，事业也越做越顺利、越大。我二伯公去泰国后，不断地寄钱寄物来。那时，解放后，国内的生活很困难。一般的家庭，大人开足劳力，都很难保证一年里的米食足用。那时候，各家过年，都在门目上写“人寿年丰”、“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乡里公家单位的墙上，则写些“农业学大寨”、“伟大领袖”之类。看不到懒惰的人，连小孩子也要在玩耍时手里提个粪篮、屎耙，随手拾肥。但是，这样子，也吃不饱、吃不好，穿不暖。一般人家，冬天里在床铺下加点稻草是正常而不会被取笑的事。这样，我二伯公寄钱寄油来，就十分重要。
我曾祖父少年孤苦。我天祖母（曾祖父的祖母）可谓伟大，因为她不仅养得我曾祖父体格高大，而且读了书，又有能力，有德。曾祖父早年见过世面，为人公道仗义。从新加坡回来后，以做豆腐、老花（一种空心、炸糥米为皮、外裹芝麻的甜食）发家。乐善好施。乡里有人生了矛盾纠结，久解不下的，就说，去找啊正蒙叔公来评评。我曾祖正蒙叔公一番公正说理，又时常自己出资解决实际问题，趁之者众。以至，族内有一个大伯伯少年丧父，我曾祖父母就让他在我们家寄食。这个族伯现在90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正名，都叫他搭食伯。这个伯父性格很硬，不好处，但我大伯公过世时，他自己包了麻，以子弟礼送终。又，潮汕沦陷，灾民慌乱四散，竟有人从潮安逃到大埕，此再东就出省，再南是海，无从再行走了，就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几岁的潮安男孩在村东的大树脚下哭。有人告知我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将他收养为长孙。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叫崇明的大伯。现在，也快90了。
我曾祖父有了我二伯公寄来的钱，东埕人来程南市亭卖鱼，天黑了，卖不完，就直接提家里来，叫一声叔公，说，您都买了吧。我曾祖父就很少让这些人失望。有人怪我曾祖父，说，阿叔公，你肚子里吃了一座房子了，要建新屋多好。我曾祖父作什么答，没有听大人说过。但我小时候，我二叔叔经常说：爷爷吃肉时，一见孙子来，就赶紧把嘴里的肉吐出来喂。双眼津津。小时候，一有孩子生病了、有困难了，我奶奶、父母就说，我公祖有积德，怕什么。有一次清明，扫墓时，长辈们回忆，日本侵略时，曾祖父帮助过很多人安息。但是，不知为什么，土改时，我们家很难过，成份是贫农，但大队干部时不时将我大伯公抓去打，问不出什么，却时常把大伯公头发抓下一大片。话里话间，并不说我们是地主，而是旧社会时有声望，就是族长、恶霸，坏成份。这种恶名，所起无端，但直到我爸爸向我外婆家提亲时，还有人传话提醒。我外婆就如实向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看这人好。
我在大埕时，听过一些故事。阿润兄家的长辈，有两个兄弟，一个勤做俭用，到头来，高成份，一个吃大烟，就好成份。我今天想来，我曾祖父毕竟年轻时见过世面，读过书。
我出生时，我曾祖父已经过世了。我爸爸一提起曾祖父，会很自豪，又常说自己年幼时与曾祖的趣事。但讲的多的是怀念。说，他在韩山师范读书时，一日，梦见我曾祖拄根拐杖在门外，我爸爸急起床，望，追，自然不得，就哭。急坐车船回家，正是我曾祖过身不久。
我以上讲的，大多是我爸爸清明上墓时在路上讲的。前些年，我们从大坑水库边过，看见好大一块岩石吃在坝上。我爸爸讲，那时，修水库，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岩石，就请村里有知识的老人来出意见，我曾祖柱着拐杖来了，就建议将大石砌在大堤里。现在看，真好。
三
我二伯公在泰国，他给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和希望。
我出生在文革中期。那时候，虽然没有开放，但泰国寄东西寄信来并没有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穿由机器织的花纹和颜色都很漂亮的毛衣。我二伯婆甚至还寄来连衣裙和高跟鞋。但是，她可能忘记，这是在中国农村，如果当时真敢穿，那马上会被人当街当面骂的。
我二伯公，多在年节寄信寄钱来，每寄钱物，必念要敬父母，要买好东西拜我的曾祖父母。其他的，每当家里有大的事，如我爷爷生病，就会专门寄。我们家起新房子，也是。
80年代后，大埕慢慢发展起来，开放起来，乡里有人开了厂，我二伯公就先是给了一笔钱，分给我爸爸三兄弟与堂伯伯几兄弟，要大家各自创业。我二伯公说，我们家从前就做生意，一个人总做田、讨海，没有出息，要创业发展。但是，那年，我小叔叔买了一辆拖拉机要搞运输，却出师不利，撞伤了人。我二伯公一方面委托来中国的人带了一万元来解决问题，不久，又给了一笔钱，要我爸爸与堂伯几兄弟集中办一个厂。
这样，他就松了一口气，觉得侄子们生活可以保证。他转而做了一些善事。出资修缮公厅、高墘的护法老爷庙、陈氏宗祠。他修这些，要求人不要专门写他的名字。这可能是他青年时离开家乡，去南洋创业的夙愿。
他当时出外。一是谋生，二是为家庭，三是为了家族的骄傲。
为谋生，他在立足后就结婚，成家，慢慢稳定下来。我二伯婆是澄海人，有文化、有能力、身体好、心地好，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对我们一家人也很慈爱。为家庭，以上尽言，又另一事可见他的心。有一年，我二伯回大埕，早上，去海边，我爸爸急忙带了吃的东西跟去。聊天时，我爸爸无意间讲起我爷爷。说我爷爷在他去潮州读书时，没有手表，就说，等你二伯回来，就跟你买一块表。我二伯公听了很伤感，立即将自己手上的表给了我爸爸。
我二伯公是个重感情的人。二伯公年轻时奋斗，国内又没有开放，很难回国，后来年纪大了，愈是对旧事故人故物故食念念而清晰，他讲起年青时的旧伴旧事滔滔不绝。我爸爸一年去看他，专门买了些老乡黄。这佛手瓜用中药陈年腌制，样子黑团团的，他一看很正宗，就吩咐要藏好要慢慢吃，说不要让当医生的大儿子看到。他一生漂泊外乡，奋斗不止，却是愈老愈有赤子心、乡情和爱国心，是很多在外奋斗的人的缩影，是我们家庭的骄傲和依靠。
他后来出资修建陈氏宗祠也是因为对家乡的思念，慎终追远。
修建宗祠是在我们宗族老人的请求和组织下完成的。修好后，我二伯婆回家乡时专门去拜。
我们读的都是大书，看的电视都在教我们做有远大理想的事。但其实，我二伯公，在抗日年代远渡重洋，九死一生，不论国家贫富、和平与否，都坚定地爱，先生存，再保障家人，继而家族，故乡。这在他，已经很远大。像我们家，我二伯公，最起码保证了我们家族几百口人渡过艰难的岁月。
据说，在海外的潮汕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那怕只顾了家人，他们加起来的贡献也很伟大了。如果在欧洲，这等于保障了一个小国家。
四
在大埕，有番客的家庭很多，情况各不同。
玉容的奶奶是个老番客。回乡，住在大风围内。大风围向南，开个石斗门在去市亭的路边。里面住多少户人，不知道。玉容奶奶就住在最里的大公厅侧屋。小时候，几次大着胆子进大风围，都没有见过。过很多年，在外读书、工作，回去，大家说全高墘最年长的就是玉容奶奶。但我始终没有见过。她到底是去过哪个国家，我也一直不知道。但她确实与其他乡里的奶奶不同。别的奶奶，一天到晚，洗衫、煮食、带娃、做田、饲猪、挑水、拜老爷、与人相骂，在外面行走，很容易认识的。
大巷前，后灰埕，两明兄家不知道谁过番，他们家的东西与别家不同。那时候，各家隔一段时间就要把锅、鼎拿到空地来，用小刀、锄头将厚厚黑黑的灰刮下来。别家的锅都是直身的铝质锅。他家的锅是亮亮的不锈钢，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陀螺样，上下小一点，中间肚子大。小时候想起来很没有道理。后来在广州，很多面、粉店煮东西，都是这样的。它可以让下面充分受热，上面又收口，连续烧开的汤水都不会溢出。两明兄的妈妈叫山茶，我们叫姑，说明她可能是童养媳，要不就是招了夫婿的。他们家不知道与谁家是一宗，与乡亲交往不多，但对人很和善。他们家墙头高高挺着的葱花也与众不同，立在大巷端头的照壁之上，成为乡里有趣味的小景。
在大厝内横巷，向南的小门，傍晚，吃过晚餐，夕阳还在，我去西面灰埕乱逛的时候，总会见到一个中年人。这人无论热天冷天，头上总围着重重的一圈一圈的厚白毛巾。头特别圆。不知道叫什么名，大家都叫他圆头。听说他是从外国归来，可能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在高墘乡生活到十二岁，没有见他做过什么宗教的特别事情，但他傍晚不言不语，独自站在横巷门口，看落日，几乎一动不动，很有神味，从很远地方来，从秘密的国度来。
五
华侨中，有建大事业者，也有艰辛者，纷繁乎，于人世。
华侨帮助家乡发展的黄金时间是八十年代。那时，在外的人年龄还不大，子女已经成长，事业相对稳定，东南亚也处在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代人，大多是在大陆出生、成长，对家乡和祖国有感情，而且很多父母还在。这一代，刚开始是以帮助家里后生人的形式来助力。这表面上，好像对国家作用不大。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投资，他们是不求一点回报的，所创价值，全在祖国、家乡，与直接办企业很不一样。乡里有一个人，在自己新加坡亲人的帮助下开了一家鱼露厂，产品卖到东南亚，家里起了全乡最高的五层楼，真的很威武。
那时代，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办医、建桥修路的许多。我读小学时，有个叫陈贡天的老华侨捐建了一座小学。我放学后赶到新开的学校时，庆典已经结束，但校园里还很多人，很喜庆，有一个刻了红字、用古文写的石碑最让我触动了。陈先生后来又捐建了镇上的医院。在此之前，大埕没有一间系统的医院，只有一间卫生所；建了县里的第一座职业学校。这学校今天看来并不宏伟，但这在当年是全县很好的学校。
那时代，国家和家乡政府出了引资的政策，开展招商活动，第一代回家乡办企业的人动作很快，一般可以在当年就投产。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落后的小企业，在当年解决了年轻人就业、物资供应不足、管理和技术引进等问题。而像李嘉诚先生捐资办大学的大事业，就很有意义。他同时也捐资建设了当时全潮汕的第一家现代医院，这在医疗资源缺乏、医疗技术落后的当年意义重大，是确实为地方人民造了福。他也成为家乡人民的榜样，人们不再轻视商人和商业。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不容易达成的。
当年，县里将与诏安相通的省道修成柏油路，并开办开发区，引进港台资金项目，建了新工厂。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乡里开始供电、商店开始承包，有人出外打工，录相厅、露天电影院开张，一天天有新气象。以穷为光荣的日子慢慢在过去，社会开化，经济发展。每次骑行在柏油路上，闻着很浓的沥青味都觉得是现代化的气息。连单车轮胎被晒化了的沥青粘住了，也不觉得是什么事情，反而很兴奋，感到社会和人生的春天正在到来。
但是，侨胞中，辛酸者众。
潮汕现在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天顶飞雁鹅，阿弟娶妻阿兄无，衫裤收起过暹罗，内去暹罗牵猪哥（养公猪去交配），大钱细钱加减寄，寄到唐山娶老婆。这个很现实。几乎是写实。以前，娶老婆，潮汕叫成人，没有娶嫁的老人就说未成人，不是成年，而是没有成为人。细想，家贫往往是不成人的重要原因。很多人吃饭都难，怎么娶妻？而在当年代，没有田地，是没有地方去勤劳的，更不可能致富发家。孤注一掷，只好去暹罗，正好从前出洋好像并不需要严格的护照。
出洋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家里已经娶了妻的。这些人，有的就夫妻几十年分隔，各自坚守，妻在家生儿育女，赡养父母；夫在外讨食营生，艰苦奋斗。有的经不住岁月考验，就在外另成立了家庭，却并不放弃国内的家，成了两头家。此间，也有无奈中，为生存而为，也是当时法律和风俗允许的，不都是歹人。更有些在国外娶不到妻的，会回家乡来找，这在八九十年代，就很受年轻姑娘青睐。有些姑娘向往国外，甚至主动嫁给年长的过番人。这种，在乡村往往会被人笑。我小学时，就听过取笑这种姑娘的歌谣：昨夜梦个梦，梦见个华侨郞，走起来（起床）呀铺空空，愈想愈更惨。套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潮州弦诗《狮子戏球》，所以至今记得。
以前下南洋的人，大多读书不多、并不是准备了一门专长才有针对性地去谋生。且不说漂洋过海的不测，到了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又经常要在一个并不合法的境况下找工作、吃上饭，真不知道没有地方住怎么办、生了病怎么办、无力谋生怎么办。我知道有一个前辈，他在行远洋时，顺道去香港看望了一个亲威。这个亲威回家乡时，很体面，给这个钱、给那个衣服、金首饰。但她在香港的生活并不好，可以说是艰难的。自此，这位亲威再回家乡来，要送这位行远洋的前辈钱物，我的这位前辈无论如何也不敢收。
六
纵深来想，每一个出海外谋生的人都是一部历史。清末，民族受到外侵，政府无能，双重压迫人民，广东、福建的人民首先远离家乡，逃避战乱，寻求生路。这可能与闽粤更早时期的一种海上营生有关。我的家乡东里，在广东最东近福建的海边，明代就有一些很出名的海上英雄，他们靠最原始的木船，在海上做生意、打鱼、劫富济贫，打击倭寇。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亲们讲起谁谁的祖宗干过这个的，就直讲是在做海贼，说的时候没有一点鄙夷，倒还有些敬佩。这个贼字，也不是盗的意思，别有他义，不足为外人道。今天，在广州写这篇文字，让我想到广州的十三行，这个自宋代以来，开埠做外贸的地方，可能也是闽粤人向外谋生活的启蒙。据说，清末外派留学生的时候，闽粤人占了八九成，其他省份的人多不敢试水。
为什么呢？因为单就路程，在远洋上的危险就可能危及生命。大轮船还好，一般的小船，更加不堪。合法的过境还好，非一般路径的漂洋过海，真有诸多不测。至于被人卖作猪仔，成为苦力，收入全无，吃穿无着，客死屈死异邦的，也不少见。
那为何过番出洋如此艰险，而还有人过番？是因为过番人有过番人的精神。过番人的精神，今日不可由我一个人来概括。但以前听来的两句话：牧师的虔诚，海盗的勇气，至少过番人身上都有。虔诚者：对生命、人生、家庭、祖国；勇气者：对危险、困难、生活的变数。
林林总总，细细碎碎。不敢过多地加工，定输文采。旨在尊重最初的感觉，尊重我二伯公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出过洋的过番人，学习和弘扬他们奋斗和大爱的精神。
结语
番客不是客，番客主要在番。番方面，在外的潮人、华人不独对经济有演变、有贡献、有发展，而且在语言、文化、艺术、习俗等等的传承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支，是今日全球化的前源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番客也不仅是过去的问题。现在每年因为上学、就业、婚姻、移民等等问题，正呈现出新的趋势。新生的番客的量，在我们看来，并不惊人，但在人口不多的东南亚国家，占比并不小，影响也大。大家可能很难想像，三四十年前，在新加坡，很多中小学校用潮州话教语文、数学，诵唐诗宋词。也很难想像，至今，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城市，会全城讲中国的方言，甚至于当地人反惊异来访的潮州人怎么会讲他们国家的话。而且，就地方方言而言，在海外的人，反而还保留了民国，甚至是清末的口音和词语，是研究语言、文化、历史、习俗、甚至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一手的田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有不可小观的一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