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番客

作者:耳东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24026      更新:2021-11-14

 

 

       我很小的时候,去外面玩,回家时,家里突然有一辆凤凰自行车。我爸爸、叔叔已经将车的大架子装好了,正在装其他的:车前灯、后灯、后警示牌、车铃。我爷爷奶奶站在后面笑笑地看。南屋里弥满新鲜的钢铁和光亮亮的漆的气息,有很喜庆、现代化的感觉。

       这种感觉,我后来也在一台飞利浦收音机上得到。那时候,能收到的电台不多,收听汕头人民广播电台就很清,又大声。一家人中午时吃饭,就听天气预报、听陈世文讲古、听潮剧。傍晚,吃饭,又重复一次。到晚上,很想收听别的台,却总沙沙响,感觉是很远的海上来的声音,不时还突然啸叫一声,愈是像远海上的危险情况。于是,要经常将耳紧紧贴着机身上来听,杂音里会夹一些忽高忽低时断时续的音乐或者听不懂的话,会闻到一种很生份的来自南洋的现代化好东西的味道,连手感也特别地与家里一切东西不一样。有一种遥远的美好向心口袭来。

       一天,我吃过早饭,没去什么地方玩,也没有什么好玩,就在南屋将墙上的相框里的相片从曾祖父母开始看起,又看了过年时贴在墙上的戏剧年画的一格格小画。百无聊赖,就将鼻子凑到收音机上来闻,细细地,闻了好一阵。我奶奶在屋里收扫,笑着问我:什么味,傻孩子?我说:番畔(南洋)味。我爷爷在一旁:小孩子不要打诳语,不可胡讲话。

       我其实不是打诳、胡讲话。是因为心里美好,直觉泰国、新加坡、香港这些地方,真美好。当然美好啦。我那时连城市都没有去过。只时时听电台,收音机里播新闻,时常会说:本台记者陈镜雄报道。本台,就是汕头人民广播电台,从播音人的声音都可以听出汕头这样的城市地方比大埕好很多。陈镜雄是大埕红花村人,爸爸说是他的学生,我听了,既佩服镜雄兄,也佩服爸爸。又想镜雄兄一定高高文文帅帅,因为他在粮食局卖米的妹妹就不高不矮,身体匀匀,好好看。泰国就更远。小时候觉得,越远路,地方越是好。不仅这个好。你看,我二伯公寄的相片中,有一张是他大儿子的。相片后面,我二伯公用钢笔有力工整地写着:相是长子任直在泰王手里领取博士毕业证书,后两位是公主,旁是大学教授。那时,全大埕,几乎没有大学生,连中师、中专也极少,高中生也不多。乡里不多的公家地方,向外的墙上都刷着红红的大字标语,与番畔(南洋)大不一样。所以,愈是觉得番畔好。

       1976年,刚刚国门打开,我二伯婆就从泰国回来。我们一家人很高兴,比过节还高兴。我们一家人,集中在大树脚下,背向大泊山,在东塘、后溪前,面向村东的护法老爷庙,照了一张彩色的合影。那时我才4岁,穿条短裤,脚弯弯,照时,左右关照别人站好,自己却照了侧面。我二伯婆那时才50多,穿条花布裙子,站中间,好好看。那时,全大埕,哪怕最年轻漂亮的姑娘,都不敢穿裙子。汕头还没有彩色相馆,要将底片拿回泰国才能晒出来寄回。这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我至今,还要时不时拿出来看,总是有些自豪得意。

       我二伯公那时经常寄东西来。除了上面说到的自行车、收音机,还有用红红的好看铁箱子装的豆油、猪油。油好香,油吃完了,光亮亮的箱子用来放家里重要的东西,放在家里,也比别的家里摆设出众很多、像个漂亮的小姑娘。有时,寄饼干来,我就伴奶奶,一家一户,给邻居乡亲们分一点。那时,有好吃,互相分着享用是几乎天天都可以见到的。

       后来,我二伯公寄钱来给我们家起新厝。我爷爷年轻时做过工程,建新房时,执把灰匙,行走在三层楼高的墙路,要砌墙的师傅不要砌齐缝石。做工的师傅很佩服。可惜我爷爷后来生病,过身了,才50多,再没有见过我二伯公。病时,也是我二伯公寄钱来,到汕头去住院、做手术。那时,没有医保,我爷爷不是公职人员,生病要自己出钱。乡村人,以一两头猪为限,生重病了,超过家里的经济极限,又往往不是县医院能治的,大多放弃治疗,活活地等着,听命运安排,转希望于神佛、公祖,甚至神婆、流医。相比之下,我爷爷算是体面的、有福气的。

       80年代后期,真正开放透了,我二伯公才在离开大埕四十多年后第一次回到大埕。走时,家乡为日本侵占、灾荒,曾祖父母都在,我大伯公还年轻,我爷爷还在读书。回来时,曾祖父母、我大伯公、我爷爷都不在了。他只好去找他年少时的伙伴。我不在场,想来肯定百感交集。我二伯公十八岁时,就负责大埕的保安工作。那时,兵荒马乱,他晚上带把长枪和几个人,巡守在大泊山下的田园里。后来,他还到过南澳岛,与日本鬼子面对面打仗。我二伯公就此,与日本人不共戴天,在泰国,有日本商人来谈生意时,他坚决不做。我二伯婆反复解释,这是日本平民,不是军人,但我二伯公还是坚持不见、不合作。

       我见到二伯公时,他给了我们二本书,一本是故宫图册,一本是北京图册,很厚、很精美、很重,看了,感觉像去过北京一样真切。我爸爸送给他一本手抄版的《东里志》,之后又送印刷版的,以及新编的《东里大观》。《东时志》是明代乡贤陈天资在外为官晚年归来与吴少松一起编攥的,记录了饶平东南三镇的乡土地理人文器物习俗历史大事,尽有可考,无神怪传说,录有很多明清文士的诗作。正是过番人在外怀乡的好物。

       那天,我坐在二伯公对面,他很动感情地批评美国,说美国自以为是世界警察,其实很自私。又说,在国外的华人,最爱国了,这几年,中国好,自己在外腰都直好多。我二伯公,到九十五岁过身,都没有入泰国藉,是个堂堂正正的中国人!

 

 

       说起来,我们家有两代人的过番历史。

       我曾祖父出生在清末甲午战争前后。中国南方大概还是耕织为主,东里的柘林港是潮汕大港,后又开樟林港、汕头港,又可能由广州十三行带动,加之潮汕的山由于每年台风多雨水冲刷土层薄不好种作,人多地少,于是手工业和商业不得不发展。

       我曾祖父出生了不久,父母过世,就由他的曾祖母抚养。艰难可知。我曾祖父长大了,娶了大埕所城大户人家的识字知礼的女儿。生了孩子后,我曾祖父带着我大伯公经常来往于新加坡,为人理数(做财务)。解放前夕,因家事时局回到大埕。其时,日本侵华,潮汕沦陷,又遭旱灾饥荒。我二伯公在一次外出卖鱼之后,就在樟林港坐红头船去了泰国。听说,我二伯公托人回家告知父母,但我曾祖父自己感觉到了,立即赶到樟林,但已经晚了。

       我二伯公到了泰国,起先在曼谷,后来到北榄坡。刚开始做什么谋生,不知道,后来主要做建筑工程。我小时候认得字了,没什么玩的时候会不断地翻家里的老物件和书信。泰国和南洋寄来的信件我们叫番批。县城的街上,据说有人开有店子为人写番批、读番批。大埕没有。我爷爷、我爸爸就经常为人读番批、写番批。我自己能看番批,就知道我二伯公叫陈克达,用老字(繁体)写,信封上写北榄坡府陈克达建筑工程公司。二伯公字质朴、有力,现在想起来,像鲁迅先生字体,字不结在中间,开张但不放开,笔画的力度送到笔尾却不用土力,可以想见书写时的从容、认真、坚定。

       这与他的人很统一。我曾祖父高大魁梧,我曾祖母小家碧玉,从老照片看,脸形和五官好精致,气质雅致庄重。遗传到我祖辈,就我爷爷高瘦,我大伯公不高而魁梧,我二伯公则个子合度,不胖不瘦。我看到他时,已经近80了,因为久居热带地区,皮肤油黑结实,脑门圆满,眼神慈祥坚定,口音百分之八九十是大埕的,一部分可能是大埕的老口音、或是与东南亚语言结合的音。听起来亲切、有历史感、年代感,有力量、靠得住。

       我二伯公创业初年,遇到一次大水害。由他建设的水利工程被毁,但他坚持自己出资复建交付,因而讲信用的名声流传,事业也越做越顺利、越大。我二伯公去泰国后,不断地寄钱寄物来。那时,解放后,国内的生活很困难。一般的家庭,大人开足劳力,都很难保证一年里的米食足用。那时候,各家过年,都在门目上写“人寿年丰”、“丰衣足食”、“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乡里公家单位的墙上,则写些“农业学大寨”、“伟大领袖”之类。看不到懒惰的人,连小孩子也要在玩耍时手里提个粪篮、屎耙,随手拾肥。但是,这样子,也吃不饱、吃不好,穿不暖。一般人家,冬天里在床铺下加点稻草是正常而不会被取笑的事。这样,我二伯公寄钱寄油来,就十分重要。

       我曾祖父少年孤苦。我天祖母(曾祖父的祖母)可谓伟大,因为她不仅养得我曾祖父体格高大,而且读了书,又有能力,有德。曾祖父早年见过世面,为人公道仗义。从新加坡回来后,以做豆腐、老花(一种空心、炸糥米为皮、外裹芝麻的甜食)发家。乐善好施。乡里有人生了矛盾纠结,久解不下的,就说,去找啊正蒙叔公来评评。我曾祖正蒙叔公一番公正说理,又时常自己出资解决实际问题,趁之者众。以至,族内有一个大伯伯少年丧父,我曾祖父母就让他在我们家寄食。这个族伯现在90岁了,没有人知道他的正名,都叫他搭食伯。这个伯父性格很硬,不好处,但我大伯公过世时,他自己包了麻,以子弟礼送终。又,潮汕沦陷,灾民慌乱四散,竟有人从潮安逃到大埕,此再东就出省,再南是海,无从再行走了,就有一个自己都不知道几岁的潮安男孩在村东的大树脚下哭。有人告知我曾祖父母,曾祖父母就将他收养为长孙。所以,我们就有了一个叫崇明的大伯。现在,也快90了。

       我曾祖父有了我二伯公寄来的钱,东埕人来程南市亭卖鱼,天黑了,卖不完,就直接提家里来,叫一声叔公,说,您都买了吧。我曾祖父就很少让这些人失望。有人怪我曾祖父,说,阿叔公,你肚子里吃了一座房子了,要建新屋多好。我曾祖父作什么答,没有听大人说过。但我小时候,我二叔叔经常说:爷爷吃肉时,一见孙子来,就赶紧把嘴里的肉吐出来喂。双眼津津。小时候,一有孩子生病了、有困难了,我奶奶、父母就说,我公祖有积德,怕什么。有一次清明,扫墓时,长辈们回忆,日本侵略时,曾祖父帮助过很多人安息。但是,不知为什么,土改时,我们家很难过,成份是贫农,但大队干部时不时将我大伯公抓去打,问不出什么,却时常把大伯公头发抓下一大片。话里话间,并不说我们是地主,而是旧社会时有声望,就是族长、恶霸,坏成份。这种恶名,所起无端,但直到我爸爸向我外婆家提亲时,还有人传话提醒。我外婆就如实向我妈妈说,我妈妈说,我看这人好。

       我在大埕时,听过一些故事。阿润兄家的长辈,有两个兄弟,一个勤做俭用,到头来,高成份,一个吃大烟,就好成份。我今天想来,我曾祖父毕竟年轻时见过世面,读过书。

       我出生时,我曾祖父已经过世了。我爸爸一提起曾祖父,会很自豪,又常说自己年幼时与曾祖的趣事。但讲的多的是怀念。说,他在韩山师范读书时,一日,梦见我曾祖拄根拐杖在门外,我爸爸急起床,望,追,自然不得,就哭。急坐车船回家,正是我曾祖过身不久。

       我以上讲的,大多是我爸爸清明上墓时在路上讲的。前些年,我们从大坑水库边过,看见好大一块岩石吃在坝上。我爸爸讲,那时,修水库,不知道怎么处理这岩石,就请村里有知识的老人来出意见,我曾祖柱着拐杖来了,就建议将大石砌在大堤里。现在看,真好。

 

 

       我二伯公在泰国,他给了整个家庭的保障和希望。

       我出生在文革中期。那时候,虽然没有开放,但泰国寄东西寄信来并没有问题。我很小的时候,就可以穿由机器织的花纹和颜色都很漂亮的毛衣。我二伯婆甚至还寄来连衣裙和高跟鞋。但是,她可能忘记,这是在中国农村,如果当时真敢穿,那马上会被人当街当面骂的。

       我二伯公,多在年节寄信寄钱来,每寄钱物,必念要敬父母,要买好东西拜我的曾祖父母。其他的,每当家里有大的事,如我爷爷生病,就会专门寄。我们家起新房子,也是。

      80年代后,大埕慢慢发展起来,开放起来,乡里有人开了厂,我二伯公就先是给了一笔钱,分给我爸爸三兄弟与堂伯伯几兄弟,要大家各自创业。我二伯公说,我们家从前就做生意,一个人总做田、讨海,没有出息,要创业发展。但是,那年,我小叔叔买了一辆拖拉机要搞运输,却出师不利,撞伤了人。我二伯公一方面委托来中国的人带了一万元来解决问题,不久,又给了一笔钱,要我爸爸与堂伯几兄弟集中办一个厂。

       这样,他就松了一口气,觉得侄子们生活可以保证。他转而做了一些善事。出资修缮公厅、高墘的护法老爷庙、陈氏宗祠。他修这些,要求人不要专门写他的名字。这可能是他青年时离开家乡,去南洋创业的夙愿。

       他当时出外。一是谋生,二是为家庭,三是为了家族的骄傲。

       为谋生,他在立足后就结婚,成家,慢慢稳定下来。我二伯婆是澄海人,有文化、有能力、身体好、心地好,对他的事业帮助很大,对我们一家人也很慈爱。为家庭,以上尽言,又另一事可见他的心。有一年,我二伯回大埕,早上,去海边,我爸爸急忙带了吃的东西跟去。聊天时,我爸爸无意间讲起我爷爷。说我爷爷在他去潮州读书时,没有手表,就说,等你二伯回来,就跟你买一块表。我二伯公听了很伤感,立即将自己手上的表给了我爸爸。

       我二伯公是个重感情的人。二伯公年轻时奋斗,国内又没有开放,很难回国,后来年纪大了,愈是对旧事故人故物故食念念而清晰,他讲起年青时的旧伴旧事滔滔不绝。我爸爸一年去看他,专门买了些老乡黄。这佛手瓜用中药陈年腌制,样子黑团团的,他一看很正宗,就吩咐要藏好要慢慢吃,说不要让当医生的大儿子看到。他一生漂泊外乡,奋斗不止,却是愈老愈有赤子心、乡情和爱国心,是很多在外奋斗的人的缩影,是我们家庭的骄傲和依靠。

       他后来出资修建陈氏宗祠也是因为对家乡的思念,慎终追远。

       修建宗祠是在我们宗族老人的请求和组织下完成的。修好后,我二伯婆回家乡时专门去拜。

       我们读的都是大书,看的电视都在教我们做有远大理想的事。但其实,我二伯公,在抗日年代远渡重洋,九死一生,不论国家贫富、和平与否,都坚定地爱,先生存,再保障家人,继而家族,故乡。这在他,已经很远大。像我们家,我二伯公,最起码保证了我们家族几百口人渡过艰难的岁月。

       据说,在海外的潮汕人有几千万,这几千万人那怕只顾了家人,他们加起来的贡献也很伟大了。如果在欧洲,这等于保障了一个小国家。

 

 

       在大埕,有番客的家庭很多,情况各不同。

       玉容的奶奶是个老番客。回乡,住在大风围内。大风围向南,开个石斗门在去市亭的路边。里面住多少户人,不知道。玉容奶奶就住在最里的大公厅侧屋。小时候,几次大着胆子进大风围,都没有见过。过很多年,在外读书、工作,回去,大家说全高墘最年长的就是玉容奶奶。但我始终没有见过。她到底是去过哪个国家,我也一直不知道。但她确实与其他乡里的奶奶不同。别的奶奶,一天到晚,洗衫、煮食、带娃、做田、饲猪、挑水、拜老爷、与人相骂,在外面行走,很容易认识的。

       大巷前,后灰埕,两明兄家不知道谁过番,他们家的东西与别家不同。那时候,各家隔一段时间就要把锅、鼎拿到空地来,用小刀、锄头将厚厚黑黑的灰刮下来。别家的锅都是直身的铝质锅。他家的锅是亮亮的不锈钢,而且是一个巨大的陀螺样,上下小一点,中间肚子大。小时候想起来很没有道理。后来在广州,很多面、粉店煮东西,都是这样的。它可以让下面充分受热,上面又收口,连续烧开的汤水都不会溢出。两明兄的妈妈叫山茶,我们叫姑,说明她可能是童养媳,要不就是招了夫婿的。他们家不知道与谁家是一宗,与乡亲交往不多,但对人很和善。他们家墙头高高挺着的葱花也与众不同,立在大巷端头的照壁之上,成为乡里有趣味的小景。

       在大厝内横巷,向南的小门,傍晚,吃过晚餐,夕阳还在,我去西面灰埕乱逛的时候,总会见到一个中年人。这人无论热天冷天,头上总围着重重的一圈一圈的厚白毛巾。头特别圆。不知道叫什么名,大家都叫他圆头。听说他是从外国归来,可能是有宗教信仰的国家。我在高墘乡生活到十二岁,没有见他做过什么宗教的特别事情,但他傍晚不言不语,独自站在横巷门口,看落日,几乎一动不动,很有神味,从很远地方来,从秘密的国度来。

 

 

       华侨中,有建大事业者,也有艰辛者,纷繁乎,于人世。

       华侨帮助家乡发展的黄金时间是八十年代。那时,在外的人年龄还不大,子女已经成长,事业相对稳定,东南亚也处在发展的黄金时代。这一代人,大多是在大陆出生、成长,对家乡和祖国有感情,而且很多父母还在。这一代,刚开始是以帮助家里后生人的形式来助力。这表面上,好像对国家作用不大。其实不是这样,因为这样的投资,他们是不求一点回报的,所创价值,全在祖国、家乡,与直接办企业很不一样。乡里有一个人,在自己新加坡亲人的帮助下开了一家鱼露厂,产品卖到东南亚,家里起了全乡最高的五层楼,真的很威武。

       那时代,华侨在家乡捐资办学、办医、建桥修路的许多。我读小学时,有个叫陈贡天的老华侨捐建了一座小学。我放学后赶到新开的学校时,庆典已经结束,但校园里还很多人,很喜庆,有一个刻了红字、用古文写的石碑最让我触动了。陈先生后来又捐建了镇上的医院。在此之前,大埕没有一间系统的医院,只有一间卫生所;建了县里的第一座职业学校。这学校今天看来并不宏伟,但这在当年是全县很好的学校。

       那时代,国家和家乡政府出了引资的政策,开展招商活动,第一代回家乡办企业的人动作很快,一般可以在当年就投产。这些在今天看来有些落后的小企业,在当年解决了年轻人就业、物资供应不足、管理和技术引进等问题。而像李嘉诚先生捐资办大学的大事业,就很有意义。他同时也捐资建设了当时全潮汕的第一家现代医院,这在医疗资源缺乏、医疗技术落后的当年意义重大,是确实为地方人民造了福。他也成为家乡人民的榜样,人们不再轻视商人和商业。这在改革开放初期,是不容易达成的。

       当年,县里将与诏安相通的省道修成柏油路,并开办开发区,引进港台资金项目,建了新工厂。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乡里开始供电、商店开始承包,有人出外打工,录相厅、露天电影院开张,一天天有新气象。以穷为光荣的日子慢慢在过去,社会开化,经济发展。每次骑行在柏油路上,闻着很浓的沥青味都觉得是现代化的气息。连单车轮胎被晒化了的沥青粘住了,也不觉得是什么事情,反而很兴奋,感到社会和人生的春天正在到来。

       但是,侨胞中,辛酸者众。

       潮汕现在还流传着一首民谣:天顶飞雁鹅,阿弟娶妻阿兄无,衫裤收起过暹罗,内去暹罗牵猪哥(养公猪去交配),大钱细钱加减寄,寄到唐山娶老婆。这个很现实。几乎是写实。以前,娶老婆,潮汕叫成人,没有娶嫁的老人就说未成人,不是成年,而是没有成为人。细想,家贫往往是不成人的重要原因。很多人吃饭都难,怎么娶妻?而在当年代,没有田地,是没有地方去勤劳的,更不可能致富发家。孤注一掷,只好去暹罗,正好从前出洋好像并不需要严格的护照。

       出洋人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在家里已经娶了妻的。这些人,有的就夫妻几十年分隔,各自坚守,妻在家生儿育女,赡养父母;夫在外讨食营生,艰苦奋斗。有的经不住岁月考验,就在外另成立了家庭,却并不放弃国内的家,成了两头家。此间,也有无奈中,为生存而为,也是当时法律和风俗允许的,不都是歹人。更有些在国外娶不到妻的,会回家乡来找,这在八九十年代,就很受年轻姑娘青睐。有些姑娘向往国外,甚至主动嫁给年长的过番人。这种,在乡村往往会被人笑。我小学时,就听过取笑这种姑娘的歌谣:昨夜梦个梦,梦见个华侨郞,走起来(起床)呀铺空空,愈想愈更惨。套的是我们十分熟悉的潮州弦诗《狮子戏球》,所以至今记得。

        以前下南洋的人,大多读书不多、并不是准备了一门专长才有针对性地去谋生。且不说漂洋过海的不测,到了异国他乡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又经常要在一个并不合法的境况下找工作、吃上饭,真不知道没有地方住怎么办、生了病怎么办、无力谋生怎么办。我知道有一个前辈,他在行远洋时,顺道去香港看望了一个亲威。这个亲威回家乡时,很体面,给这个钱、给那个衣服、金首饰。但她在香港的生活并不好,可以说是艰难的。自此,这位亲威再回家乡来,要送这位行远洋的前辈钱物,我的这位前辈无论如何也不敢收。

 

 

       纵深来想,每一个出海外谋生的人都是一部历史。清末,民族受到外侵,政府无能,双重压迫人民,广东、福建的人民首先远离家乡,逃避战乱,寻求生路。这可能与闽粤更早时期的一种海上营生有关。我的家乡东里,在广东最东近福建的海边,明代就有一些很出名的海上英雄,他们靠最原始的木船,在海上做生意、打鱼、劫富济贫,打击倭寇。一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乡亲们讲起谁谁的祖宗干过这个的,就直讲是在做海贼,说的时候没有一点鄙夷,倒还有些敬佩。这个贼字,也不是盗的意思,别有他义,不足为外人道。今天,在广州写这篇文字,让我想到广州的十三行,这个自宋代以来,开埠做外贸的地方,可能也是闽粤人向外谋生活的启蒙。据说,清末外派留学生的时候,闽粤人占了八九成,其他省份的人多不敢试水。

       为什么呢?因为单就路程,在远洋上的危险就可能危及生命。大轮船还好,一般的小船,更加不堪。合法的过境还好,非一般路径的漂洋过海,真有诸多不测。至于被人卖作猪仔,成为苦力,收入全无,吃穿无着,客死屈死异邦的,也不少见。

       那为何过番出洋如此艰险,而还有人过番?是因为过番人有过番人的精神。过番人的精神,今日不可由我一个人来概括。但以前听来的两句话:牧师的虔诚,海盗的勇气,至少过番人身上都有。虔诚者:对生命、人生、家庭、祖国;勇气者:对危险、困难、生活的变数。

       林林总总,细细碎碎。不敢过多地加工,定输文采。旨在尊重最初的感觉,尊重我二伯公和我小时候见过的出过洋的过番人,学习和弘扬他们奋斗和大爱的精神。

 

结语

 

       番客不是客,番客主要在番。番方面,在外的潮人、华人不独对经济有演变、有贡献、有发展,而且在语言、文化、艺术、习俗等等的传承发展也是重要的一支,是今日全球化的前源和发展必须面对的问题。

       番客也不仅是过去的问题。现在每年因为上学、就业、婚姻、移民等等问题,正呈现出新的趋势。新生的番客的量,在我们看来,并不惊人,但在人口不多的东南亚国家,占比并不小,影响也大。大家可能很难想像,三四十年前,在新加坡,很多中小学校用潮州话教语文、数学,诵唐诗宋词。也很难想像,至今,在马来西亚的一些城市,会全城讲中国的方言,甚至于当地人反惊异来访的潮州人怎么会讲他们国家的话。而且,就地方方言而言,在海外的人,反而还保留了民国,甚至是清末的口音和词语,是研究语言、文化、历史、习俗、甚至经济发展的宝贵的、一手的田园。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里有不可小观的一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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