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牛维佳

有这样一个人群，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在建国前后出生，他们的经历可以见证我们共和国命运的曲折。虽然这一切特征也可以投射到其他人群，但是只有他们才更有代表性。他们有着光荣的身世却又注定回归平凡的命运，要说这个回归还保留了一点什么，那就是他们血统的纯正和本能。他们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有时候更像一些行走于人世沧桑的绿林侠客或精神义工。这得益于他们血液里的红色素要多于常人，也许别人可以变淡，可他们就难，甚至“时穷节乃见”。不过有时候他们也会遭人误读。因为理想化的偏颇也造就了他们处事的幼稚、轻信、自以为是和拙于应变……在生存策略和适应性上，他们肯定不是锱铢必较的那种，往往与“草根”人群不可同日而语，碰到阴风淫雨极易着凉感冒，由此使得他们的生存情景另有一番艰涩。这里提到的几位，算是他们中最普通的人，不过认识了他们，看到了他们普普通通的存在，也许就不同程度地了解了他们整个群体的过去和现在，也算是重温了一个正在远去的时代吧。他们都同属于红二代——一个在今天已趋生僻的词汇和日渐式微的人群。

一，莽撞的真诚

张旭的父亲是五十年代的师职干部，老八路，战争时期眼睛负过伤，就是睡觉的时候眼睛都闭不拢。张旭小时候就有过这样的纠结，他活泼有余，有种与生俱来的捣蛋习性，但是每当他这根神经活动的时候，都担心被他老爸这只闭不上的眼睛看见。小时候，他有种说不清的感觉，总觉得他老爸的那只眼睛有点“不怀好意”，总像觊觎着什么。也许恰恰是这个感觉出了错，曾经狠狠地误导了他一盘。
张旭六十年代在军区的八一小学读书，这是专为部队子弟设立的学校，许多大都市都有这样的学校，一些部队子弟都在这样的学校上学。当时的张旭只上了几年八一小学，“文革”就开始了。这个意味着“特权”的学校被奉命撤销。所有的学生都转入地方的学校。这个事件标志着部队的红二代全面地融入社会。当时地方学校正在进行造反和“串联”，既然是毛老头子（他们习惯这样称呼我们的领袖）的号召，他理所当然要义无反顾地投身于这个“伟大”的运动中。此后十年，他在这个大风大浪中再也没有消停过。回过头看，他的人生由此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剧变。有这样几个事件值得一提：
首先便是造fan。造fan的前奏是“大串联”，他们挤上几乎被挤爆的火车去了北京、上海、井冈山等地。回来后就比照着学来的经验，造自己的学校和老师的反。这个时候他还一点也不手软，既然毛老头子认可了他们的斗争方向，要错的就只能是那些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家伙了。斗争中有个老校长跳了楼，他的妻子儿女哭都不敢哭，收了尸就从此消失了。许多年后张旭回忆说，他是第一次见到死人，震撼就够大了，更要命的是，这个人还是被他们整死的，心里那份不安、恐慌可想而知了。这些感受和陈小鲁与宋彬彬一样，这二位近年为同样的事向被他们当初迫害过的老师公开道歉。
当时张旭对他父亲说了这件事，他父亲抡起铜扣皮带，不是跑得快，早就砸在他头上了。这件事看起来很快就过去了，因为到处都和他们这差不多。那个时候年少轻狂，满脑子只知道“ge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革命是暴dong，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行动。”（毛泽东语）。殊不知指点江山的那只巨手，有时候也会弄错了方向。
但是几年之后在他的生命中又出现了第二次灵魂的出壳。1968年开始，又掀起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为了解决城市人口就业问题也好，为了让下一代接受锻炼也罢，总之这个浪潮震撼了所有城市中的家庭。七十年代初，张旭和他的弟妹，都提出想要当兵，当时当兵是极为荣耀的事。而他爸爸却让他弟妹去当了兵，看他是个“人才”让他去上大学。当时大学招收的是由推荐产生的工农兵学员，主要入学条件就是政治表现突出。而他父亲曾有老部下在“三支两军”中的教育战线当过军代表，经过一番运作就让他上了大学。
令所有人始料所不及的是，这张旭突然来个惊人之举。他以大字报和投稿报社揭露了父亲“走后门”的“资产阶级法权”，并愤然退学。当时流行“老子英雄儿好汉”的血统论，这是不是也算一个版本呢——老子曾经造社会反，现在儿子造老子的反？他终于发现他父亲那只闭不上的眼睛，原来是因为盯着资产阶级特权了，却一点也没有发现自己的幼稚。随后他坚定不移的下了乡，成了一名响应中央号召，到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普通知青。由于他的“fan潮流”，很快提拔为县里的革委会副主任。仕途在他老爸脚下终止，却在他布满尘嚣的脚下开始了。
改革开放以后，他在经受了政治审查后到了在一个政府单位工作。他的工作还算努力，但经历过愧疚、悔恨、痛苦这些复杂的心理磨难，他的性格变得暴躁乖戾，喜欢抬杠、较真。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他所在单位的领导很活络，用他的话说，人不人鬼不鬼的，经常上下其手搞点“鬼名堂”。他有时候看不上眼，就会让这些“改革”的受益者出出洋相。做刺头就没有好果子吃，和领导作对，自然也就“脱离”了群众。渐渐的，不知从哪儿还传出来，说他精神有问题。领导找他谈话，劝他看看病，说反正也提拔不了，从健康着想不如提前退休，他一脚把椅子踢个底朝天。但他还是同意了。
先是从他的家庭fan叛出来，到这天从单位被提前退休，期间经历了社会观念上的一系列重大变化。思前想后，他给自己的结论是四个字：生不逢时！他和他父亲的的裂痕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而弥合了，毕竟是父子，又都有过fan叛的经历。且不论反叛的内容，就其对信仰的追求这一特质而言，却是同出一辙。在血管里他们流着同样的血，彼此惺惺相惜。只是造化弄人。
现在的他开始给一些想冒头的头头脑脑和私企老板写写小传和报告文学什么的，都是表扬稿一类的东西，换点润格费。刚开始还是写着写着忍不住骂上一句：人模狗样！用共产党的钱“化妆”！后来也懒得骂了，收了稿费就万事大吉，说服自己过好自己的小日子。只是有一点——过去那些老关系他都拒绝来往，就像要从记忆中抹除什么似的
文革时期许多红二代的父辈又往往都是“当权派”，是这场革命的矛头所指。于是这样一个问题便出现在他们的眼前——是听毛主席的话造fan造到家里呢，还是相信父辈们是无辜的……
如何看待这两者的是非对错，在今天已经并不重要了，历史早就得出了答案。我们能看到的是，一种近乎莽撞的真诚，以及它的过去和现在。

二，“光荣”的婚姻

类似这种情感的伤害不仅在两代人之间发生过，也有的表现在婚姻关系上。庄军军的父亲七十年代初是位大军区的领导，是位老红军。她母亲是抗战时投奔新四军的女学生，两个人结婚是组织介绍的，几十年下来，感情很不错，当着孩子的面做丈夫的还享受妻子掐掐拍怕之爱。可他们的两个女儿的婚姻却没有这个福分。
文革时，庄军军和他妹妹继红都选中了农家子弟作为自己的如意郎君。倒不是这种身份的选择有问题，问题出在这种选择的幼稚，和“指导思想”的政治倾向性。她们对婚姻上的审美情趣，在“与工农相结合”这一极度政治化的宣传中，产生了混乱和偏移。庄军军后来回忆说，并非只是她们头脑发昏，当时整个社会都这范儿，人们都疯狂地执行领袖的号召，完全僵化了理智。就像一个对父母的教诲亦步亦趋的婴儿。不同的是，这个婴儿比葫芦画瓢，随意发挥。那是一种宗教式的狂热。类似庄jia姐妹这种激情式的婚姻，在红二代中远非个例，随着时间推移，他们的婚姻多以失败告终。
庄继红和丈夫夫相识是在部队医院工作期间，两个人都是绿军装套着白大褂的医生，外表上也很般配，男方一表人才，女方修长清秀。刚结婚时还算美满，男方能找个高干子女自然是比较满意。但是他们之间的差别渐渐的就冒了出来，问题出在几乎所有的问题上。几年以后女方发现男方不愿意和自己出去散步，私下里却和其他女医生护士有说有笑，表情生动、富有情趣。那种感觉与他和自己当初刚认识的时候一样。可现在到了家里他就像卸了妆似的，鲜少理会她，还嫌她遮天盖地个子太高，不擅长家务、不会关心人云云。由此开始无休止的争吵，以至于被对方动手开打。最让她没有颜面的是，上班的时候她常常不得不鼻青眼肿的面对自己的同事，这让她很是受不了，夏天都不敢穿短袖衣服，身上一块青一块紫的。有时候她只能请假，等伤痕消失之后再去上班。但是这样的事太多了科室和医院的领导又有意见，劝也劝了，批评也批评了，“家暴”还是不断重演。在七八十年代，作为一个军人，她的这种苦恼是很难排遣的。因为离婚是件自毁前途的事，在许多人眼睛里常常和道德操行产生联系，很少得到理解。大家理所当然地认为高干子女的她瞧不起农村子弟的他，她有口难辩。她都有了孩子，她父亲对此也无可奈何，只能“不痴不聋不做家翁” （唐代宗对儿女亲家郭子仪所言）。肯定是万念俱灰了，在一个一夜未眠的早上，她终于用父亲的勃朗宁手枪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事情发生在改革开放之初，她就早早而去了，没有来得及沐浴改革的春风。她在一份草草的遗书写到：……为了对得起所有的人，只好对不住自己了……
庄军军的妹妹死后不久的第二年冬天，庄军军就坚决的和自己的老公离婚了。她说，够了，这样的事我是绝不能再重演了！她和她老公也都在部队工作，当初是经人介绍认识的。他老公的父亲以前是个劳动模范，解放前家里八代赤贫。以当时的成分论，他的政治最可靠。他给她的定情物就是一枚铝制毛主席像章，是洛阳拖拉机厂制造的，比碗还大。她和同妹夫一样出身于农家的丈夫也有道说不清楚的鸿沟。他太敏感、小气、自私，比女人还计较，总怀疑她瞧不起自己，骂她一身大小姐的臭脾气。此外也嫌她个头太高。她觉得他永远活在另外一个世界，什么事都很难和他想到一块。从心里她也瞧不起他的虚伪。两个人吵架时，他说，当初要不是看你可怜，我就和XXX好了，她爸不比你爸职位高！这里透露出来的东西让她很恶心，使他们之间的距离突然变得很大。虽然她没有尝过他的拳头，但领教了他的“冷暴力”，特别是窥见了他的“阴暗”。女人一旦瞧不起谁，就是九头牛也拉不回她。
许多年以后，随着社会进一步地开放，她才缓过神来说，我们当时怎么就那么蠢！就是个政治交易嘛，还“与工农相结合”、自以为光荣，真是掉得大！也怪不得他，谁也不怪，当时大家都昏了头，满脑子都想的什么玩意儿！
庄继红的女儿如今已经三十多岁了，活脱脱就是她母亲在世，清秀却敏感。三十岁之前她是个“剩女”，后来结婚一年又离婚。既不急着再结婚也不要孩子了，说是不招谁也不惹谁过自己的去，私下里却有个情人，倒也过得自在。她不知道母亲是怎么死的，还以为是庄军军说的是病死的。有一天她给庄军军打电话，说梦见她母亲了，母亲头上缠着渗着血的纱布，住在一个湖的岸边，就像看渔人住的简陋房子，手里拿着枪一样的东西。好像有什么话要对她说，但凄惨惨，哽咽咽，始终没有说出来…... 她边说边哭问：大姨，我妈到底怎么死的，我梦到很多次她都这个样……在这前一天她刚和自己的情人分手。庄军军安慰她说，不是说过嘛，她得的是绝症，早就解脱了，她要说的就是对你的牵挂。选个日子咱们给她上香，烧些纸钱吧……
庄军军自己后来又结过婚，但又失败了。问题还是老问题，把什么事想得太单纯，也懒得费神。办离婚手续时，办手续的人问他们还有没有挽回的可能，她脱口而出：嗨，挽回自己就不错了，谢谢您高抬贵手别问那么多，快点办，到这里来感觉不好！那人反唇相讥：要嫌慢了当初结婚都不消办，那还不快……
不过，这次离婚没有了那种刻骨铭心的感觉，觉得还算正常。至少这次婚姻没有任何愚蠢的怪念头，更谈不上什么政治啊等等其他的诉求。其实她对自己后来的婚姻，和对下一辈的婚姻都特别小心，一再提醒自己婚姻就是婚姻，千万别自作多情，妄自高屋建瓴，应该顺其自然了之，自作自受自认就是了。她更坚信了这样一个判断，就是自己当初根本就不是给共产主义接班的料。事实为证，自己一无所能，俗不可及。但是现在的一切倒让她一身轻松了。
像她那种系着政治情结的婚姻，在过去的那个年代并不奇怪。改革开放以后，许多这样的家庭都解体了。有的无力走出那被政治熏陶的家庭也无计可施，这样的事实在折腾不起，也就少不了留下了遗憾。当然，和所有其他人群的婚姻一样，也有的过得还不错，但如凤毛麟角。
无论是人伦父子的，还是婚姻的，不管出于什么样的狂热背景，只要一沾上政治权谋，就很容易背离了情感的轨道而步入迷途。庄军军说：三国时那个诸葛亮，据说他娶的是一个丑妻，但他拒绝了刘备把妹妹介绍给他，而执着于糟糠之妻不下堂。这是一份聪明，私情哪能“公办”！
可当时的一些红二代一门心思要改造自己的世界观，包括在婚姻上。这样的人生痕迹因“光荣”的背景而生。

三，抬头望见北斗星

政治上的使命感是红二代与生俱来的人生抱负，在文革的政治环境下，就像被火烧一样，无法不让他们为革命大业行动起来。但是在上述认知的矛盾夹缝中自然少不了迷茫和遗憾。毕竟志存高远，有时候他们解脱的办法也比较离奇，甚至具有梦幻式的色彩而异想天开，想象着像父辈一样以战功立身扬名。有的人还越境去了缅甸、越南参战。去缅甸可以输出革命，并克隆一个新中国一样的红色政权。到越南是为了和美帝国主义干，对越南共产党施以无产阶级的国际主义援助。但国际政治的大环境是不可预知的，他们中的一些人由此见识了人生的诡异和残酷，来个醍醐灌顶，如梦初醒，算是知道死亡和求生是什么东西，并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终至魂留他乡。
方援朝和刘卫东就是这样一种豪杰式人物。方某的父亲是陕北红军，打了多年的仗浑身都是伤，五十年代就以副师职离休，提前结束了戎马生涯。倒是一直活到前几年近百岁才离世。他记得小时候他父亲从来不给他讲“打仗”的故事。在自己亲身经历了残酷的战争之后，他才明白，他父亲是实在是不忍心用那些血淋淋的东西污染他的纯真。人性这东西常常被人随口说起，可有谁知道当无差别的死亡临头时，那人性连流泪的机会都没有就变成烟尘了。
刘某的父亲和方某的父亲都是一个干休所的，比后者离休得更早。离休的理由主要是战功少了点，建国以后为了支持地方建设，从部队上转业了一大批部队干部。当时许多人是不愿意走的，因为部队留下的都是优秀的，那些不能打仗的才会下地方。他要是下了地方就是被贴了一个这样的标签。所以一赌气，离休了之。
方、刘二人都多少为自己的父辈抱有遗憾，从小就喜欢舞枪弄棒，学习看军事地图和一些军事知识，什么《孙子兵法》，《六韬》，《司马法》，《尉缭子》，《李卫公问对》，克劳塞维次的《战争论》等等。梦想着有一天会被他用上。在六十年代末，许多第三世界的国家，也就是“亚非拉”的一些地方已经开始进行赤sege命，许多游击队对本国政府进行dian覆性的行动。就是发达国家，诸如意大利也有红色旅，还有西班牙共产党等等。其中有些东南亚，南美洲，非洲国家，更是受到我国文革的狂热影响，纷纷效仿中共夺取政权的经验，佩戴毛主席像章和红袖章到中国来取经，然后回国进行武装斗争。当时在北京的街头时不时就会看到那些肤色各异、衣着古怪的域外人。
方、刘二人都是知青，在云南下放。按照国家的规定，一个家庭中的子女留城的只能是一个，其余的中学毕业后都要下放到农村。他们两家都是五六个兄弟姐妹，就是做父亲的找了关系去当兵，也不是都能去的。加上他俩头脑发热执意要去农村锻炼。“广阔天地大有作为”这句话让他们心潮澎湃。
下放不久，他们“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热情就消失了。单调的生活，毫无希望地混着日子。算是知道了弄饱肚子是人生第一要务，但是他们一年到头赚的工分吃不到三个月，还尽是粗粮。只好从家里寄些钱和粮票来。方某最讨厌的就是开会学习，不是学习时事政治怎么不好，而是不习惯听到那些人用土不土洋不洋的话念毛主席语录，还满口错别字，听得他咬牙切齿，认为他们太没敬意，太不专业，简直是亵渎。再就是厌恶那种脚臭味，有时候闻到鼻子里令人窒息。很快，他发觉凡是人有的毛病这里的人都有，整个的一点也不那么光辉。心里上的偶像就这么破碎了。空虚感更要命，一想到这样毫无希望地混下去，简直万念俱灰。他们学会了偷鸡摸狗，当地的村民把他们当小偷防，都排上了号。
有一天，方援朝悄悄找到刘卫东说了一个叫他怦然心动的想法，他听说国内有的人到缅甸去，帮助当地gong产党从事dianfu政府的武装斗争，这正是他们一展身手的机会。他信心满满地说，缅甸是中国的邻国，一衣带水，百分之百会得到中国的支持，只要他俩机智勇敢、不怕牺牲，发动当地贫苦的老百姓起来一起干，就能夺取政权。几年以后他们也会成为缅甸红色政权的开国功臣，打下一个江山……这都是中国革命的翻版。当时美国插手柬埔寨内政，支持朗诺、施里玛达推翻了西哈努克政权，全国各地到处游行，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干涉。刘卫东认为他们应该去柬埔寨，那和越南一样是抗美的最前线。经过一番争执，他们用“锤子剪子布”决定了“先去缅甸看看再说”。以后几天他们又联络了小不点等几个和他们一样异想天开的同龄人，带上军用指南针、地图还有美国卡宾枪刺刀等等，说出发就出发了。
他们一行七个人到了畹町，正商量着怎么越境，就听客栈里一个满脸黑黢黢的烧水工说，就这么过，有边防部队问你，你就把红卫兵袖章给他们看看，说去革命的就行。他们几个一刻都等不及，第二天黎明就出发了。天很黑，什么也看不见，翻山涉水，又不敢打电筒，直到天亮了看见有人放牛，一问才知道他们早就过了边境。
去找缅共部队的办法也很简单，听到哪里有枪声，就往哪里走，没几天就让他们给找着了。当时缅共部队正在攻打棒赛和姐兰，遇到一些跑反的当地山民，有的人会说华语。经这些人一指点他们就找到缅共的部队。他们发现这里的部队都穿着国内的军装，只是没有帽徽领章，感觉中还像在国内似的。
方援朝一去就当上了班长。说来搞笑，他们部队里的许多人都是中国的知青，他们一听说方某的父亲是老革命老军人，他本人又懂军事懂兵法，熟读三十六计，还会看军用地图和测算炮兵诸元，就让他当上了班长，第二年打滚弄之后又把他升为排长。在这次战斗中，他第一次打死了两个敌方的人。有一个人的刺刀几乎捅到了他的腹部，这个时候他的枪先响了。他记得很清楚，那人倒下去的时候，眼神里裂出了一种惊讶、怨恨和绝望。一直到现在，那个垂死的眼神还时不时幽魂一样出现在眼前。他觉得那张脸一点也不“坏”，和自己这些人没有任何两样！这个感觉让他十分震撼。还有掩埋尸体的场景，死者要盖上一块红布，算是红旗。有时候什么都不用，连棺材都没得用。那时还没有录音机，只能以口琴伴奏，用《抬头望见北斗星》的歌声为战友送行：“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想念毛泽东，迷路时想你有方向，黑夜里想你照路明……”可有一次送葬却没有了口琴声，那口琴和他的主人都没了……
以后的岁月又打过多少仗他也记不清了，只记得仗是越打越不好打，国际大环境发生了一系列变化。他陆陆续续的听说，他们去的七个人只剩下三个了，两个战死了，一个跑回国了。剩下的除了他和刘卫东，还有那个才十五岁的小不点。三个人都负过伤，方援朝伤在屁股上。日后别人逗他，说他逃跑时挨了枪子。刘卫东的一道伤在颧骨上，足有三公分，端端的一副阴鸷相。性格也跟着变硬了，过去孵的小鸡死了一只整整哭了一天，现在战友阵亡了他该吃就吃该睡就睡。
方援朝是在毛泽东主席去世后的第二年回国的，他心中的北斗星远去了，他只能回国了。刘卫东和小不点直到中越边境冲突后的1980年才回来。他俩都在那里有了女友，刘卫东找的是他们营卫生员陈靑，陈靑浓眉大眼鹅蛋脸，她的父母亲是建国初期的一个县长一个书记。她开玩笑说他们开的是夫妻店，她们家四姐妹只是一个个小店员。这个店是“国营”店，不干私活……她没有回来是因为她认为回去是逃兵，可耻！刘卫东后来交往过好几个女人，让他最难忘的还是这个一心沉溺于梦想中的她了。她对他的感情那么深，反而倒是劝他回国，理由是她怕他死在她眼前她会受不了的。那里原始森林瘴气很重，许多人都死于伤寒、痢疾，加上总是在战斗……回国几年以后，缅甸那边来人把她的一把牛角梳子带给他，说陈青1984年就不在了，是给一头被炮声惊吓的牛顶死的。本来还有一封信给他的，但是在一次战事中遗失了。刘卫东经常把这只梳子放在自己的公文包里。喝了酒头皮发麻时就梳一梳，这个时候的他也不搭理谁，静静的闭着眼，专心致志地梳着他日渐稀疏的头发，如同梳理他的似水流年。
小不点本名叫史刚，到缅甸的时候才十五岁。他去的时候他当军参谋长的父亲倒是同意的，只要他别在下放点鬼混干什么他都同意。小不点在缅甸也有个女友红豆，是当地人，一脸橄榄色，会说汉语，但很少开口。她的汉语名字是小不点起的。他们第一次见面是看到她公然蹲在路边，正在筒裙的掩护下“随地大小便”。他记得很清楚，当时她看他的眼神是怯怯的。他也说不清为什么会有种惊讶，觉得她有种小猫一样的女人味，当时她才十一岁。她倒是愿意跟他到中国来，可是整个人瘦得不行，他是担心她会走垮的，回来的路很远，都是山。回国后他们就失去了联系。但是第二年她竟然独自找了来，背着一个大大的蜡染旅行袋，来了就不走了，成了他的夫人。当时小不点的妈妈还以为她是境外的美蒋te务，找到他们单位保卫处，要求调查她的背景。也难怪，她的行为举止和别人格格不入，脖子手腕带着一些银质的饰品。当时小不点已经有了别的女友，但是还是和她走到了一起。说和她是命定的，她从12岁开始怀他的孩子，怀了就刮，刮了又怀，就这样，在天堂里他们已经有了八个孩子等着他们在。光钱就用了他不少去！她不找来行吗，没了他她都没救了！在他眼里她橄榄色的肌肤十分迷人，那是勇敢忠贞的颜色。
方援朝回来后又在国内入伍当了兵。由于经过那样的战斗锻炼，生生死死都经历过了，重操旧业如烹小鲜，在部队的表现十分突出。部队知道了他的这个经历也很赏识，专门审查之后送他去了军校。毕业后到了一个驻扎南方的部队，一直官至少将。据说马上还要升为中将。
刘卫东则走了另一条路。曾经和父母不告而别，惹恼了他父亲。见他一脸的胡子加上一身落拓像地回来，差点没打断他的腿，哪里还会让他当兵。他下乡做知青的地方，拒绝给他出具相关的证明。这样，他就因为曾经没“纪律”而成为一个没“组织”的对人。文革后，人们的政治热情被水浇了一样，变得六神无主，他就是其中一个。无聊闲散中，他经常和一些“看破红尘”的红二代一起混。有一次到其中一个朋友家聚会，来了十几个人，有男有女，除了一些高干子弟，还有一些部队文工团和军医院的年轻的医生护士。大家捉对伴舞，放着舞曲拼命喝酒，一醉方休。这个朋友家的房间很多，到了第二天早上。他们中的许多男女已经自动成对儿的睡到了一起。也不知道谁开的头，竟然都想到了一块。那个时候欧美港台之风直吹内陆，人们一时没了信仰，就像失去了遮风的屏障，被吹得轻飘飘的，身不由己。
不久他们就被抓了起来，罪名是非法成立“性jie放组织”，是起集体乱xin的liu氓行为。为首的人就是把他家将军楼供大家用的人，此人大概还犯有别的什么事，被枪毙了。枪毙的头天晚上才告知他在北京的父母家人，他父亲的秘书乘飞机赶来的时候他已经魂去多时了。这件事惊动了最高领导层，在红一代的眼睛里，是容不得一粒沙子的。据说签署判决意见时，曾征求他父亲的意见，他父亲写了四个字：照法律办。其实法律也没有这个条款。
其余的凡是军人都斗开除了党籍军籍，都在部队看守所关着。刘卫东非党非军，在地方监狱坐了年把的牢房。
出狱之后他是不敢回家的，投奔一个朋友去了广州。刚开始跟着人家做做从香港倒手卖给内地的雨伞、录音机等等小商品生意，竟然给他赚了第一桶金。后来得知他父亲一个部下身居当地外贸局的要位，可以卖批文。这个生意赚的还算容易。当时的国家经济是双轨制，计划经济下的批文经济是少不了的，要的就是关系。一个批文倒来倒去，卖了一次又一次。有的批文被伪造许多份，钱也是翻了多少倍地赚……接下来他又做过钢材，再后来他又搞上了房地产。也是沾了父辈关系的光，虽然他父亲一无所知，还以为他没了组织一文不值，从此开始讨饭了呢。哪知道在他有生之年，亲眼看见这个无组织无纪律的“不肖子”，居然成了亿万富翁，进了政协，实在想不明白。叫他刘卫东名字知道的人不多，得叫他刘疤子，圈内没人不知道，都说他手上有过人命。他自己也说：人命值几个钱你问我，我知道！
前两年他突然把两个人带到方援朝处。方援朝看了一愣，来人一个是小不点史刚，还有一个印象挺深，就是一时想不起来叫什么。原来此人姓姜，是他们在缅甸的战友，都是一个排的。此人现在还在边境外的缅甸，还在操控着一支武装。他做过毒pin生意，后来受中国政府和国际上的压力，“转产”了，又开了一个规模不小的du场，吸引了不少游客，其实是给人家洗钱。此人已经贵为旅座，手下几百人枪，财富数十亿。那小不点是他在国内的顾问，实际上是个多面手的掮ke。此番他们到国内有笔大宗玉石生意，是小不点牵的线。这小不点变化很大，过去在大哥哥们面前很单纯，像小孩一样喜欢问这问那，然后就学习记住了。可现在牛皮哄哄，八面玲珑，倒是招人喜欢。方某问他怎么变成这个出息了。小不点说：毛毛虫要过江就得变成蝴蝶，不就是个混饭的吗，过去算是鹰击长空，现在只能是鱼翔潜底了。
刘卫东信誓旦旦地说，现在东海和南海有人又闹事，他早想组织一个精干的义勇队，攻占钓鱼岛，决不会便宜那些势利小国。他不但这样想，还着手这样做了。在网上公然招兵买马，可是没几个搭理他不说，还搞笑他，说他搞网骗，秀粉丝，赞他一个大嘴巴……他笑笑，抱怨现在的国人彻底完蛋了，没心没胆！
缅甸来的姜某说，人他还是有，也不缺钱呀枪弹什么的，就是缺名分。他们许多人都是没国籍的黑户口，要是去干，里外不是人，弄不好还夹子夹了手，两面疼！
方援朝说，要是二十郎当，我也会那样干！国家有难，匹夫有责。让他们看看什么是铁杆红二代！他声明：这只是本人的想法，不代表官方。
席间，小不点不知动了那根神经，用口哨吹起《抬头望见北斗星》：“抬头望见北斗星，心中想念毛泽东……”酒桌上几个人都愣怔了，青春热血挥洒的往事永就像发生在昨天……

四，宠辱不惊，花开花落

许多红二代的父辈在文革中受到了冲击，有的家破人亡，他们在“一将功成万骨枯”的战场都挺了过来，却在文革中含冤而终，死于非命。文革以后虽然都平反了，也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并没有解决损害带来的诸多问题。放在今天，对普通案件的受冤者还讲个国家赔偿。而对那些为共和国的建立有过血功的蒙冤者，除了名义上的平反，其他的就什么都没有了。值得一提的是，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他们自己或者后人从不提待遇问题。他们离世之前连叮嘱家人不要向组织提要求的话都不需要说，家人也绝不会提出什么要求。文革后，国家亟待解决的是积贫积弱带来的所有问题，要求大家向前看，他们便向前看了。那些被平反者只是被“高祭”于“神榜”之上。但曾经的损害是无法挽回的，一直或多或少地影响了他们的身心、待遇和后代。
孙俊杰的父亲曾从主力红军干起，一路打下来，身负十几处伤，立过几十次战功。在文革时因为一个事件被打成fan革命，动静闹得很大，直接涉及最高层。文革十年，他父亲多次遭受批斗殴打，被囚禁了几年，郁郁而终。在他被“打倒”期间，家里被抄了，家人被迫害，子女一度失散，或被人打残。那个时候就是一个流氓赖皮都敢欺负他们，抢占他们的住房，日子过得苦不堪言。文革结束后他的父亲得到了平反，发了一个烈士证之后尘埃落定。倒是烈士陵园里给他老爸留下了一块宝地。墓旁的柏树苗长了几十年，已经很高了。她同样是老革命的老母亲看着树说，风雪冰寒都过来了，这就行了，谁让我们是共产党员，闹的是革命呢……
以后几十年，社会变得很势利，孙家兄弟姐妹算上他自己就有两个下岗的，其他几个混得也很一般。
孙俊杰的大弟弟孙俊友从部队转业后，在省政府某机关从事经贸工作，几年就为他们单位赚了上亿元。后来他们单位撤销了，只好让他下岗，他找人说情，想调到其他部门。可是他们单位的三个合同工都转正调走了，就是没有他的份儿。那几个临时工都是这个处长亲戚那个厅长的情人，也有的是肯花钱的。还不到五十岁的他就没了工作，拿着低保。他去找国资委的头头脑脑说，是我能力不够还是别的什么问题？要说给单位给国家的贡献我都有了……这位领导说这是改革，就要有人做出牺牲，你不愿意他不愿意，让谁走呢！你老头子是老红军，找找关系呗，人走茶就凉，不找白不找……但这个孙俊友既不会奉迎拍马领导，也不屑于用这种办法让人瞧不起。如果做了这些勾当简直是对他本人人格的亵渎，和对老头子的大不敬。想起来这些他感慨地说，奇怪了，当初我老头子他们打下的江山，竟然是给这些宝贝坐的……
孙俊友为人正直善良。在他拿低保的时候，还在汶川地震时捐献了三千元。私下还给一个偶尔认识的癌症病人捐了几万元。他自己的孩子结婚他也才凑了这个数。类似这样的事做了有多少他自己都记不清了，也从不到处张扬。认识他的人对他的为人都很看好。
孙俊杰的二弟孙俊华温文尔雅，文革时大家风风火火去造fan去胡闹时，他却找来许多红色经典研究，什么《毛泽东选集》，《资本论》，《论家庭私有制和国家起源》，《论权威》等等马、恩、列、斯、毛的各种读本。在他作知青的时候，还被选为“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标兵”，到县里做过报告。
文革后他考上了大学哲学系，毕业分配到省里一个事业单位搞行政。和他二哥一样，让他不解的是，他工作认真严谨，为人一向“温良恭俭让”，歪门邪道和是是非非都不沾，顾自修心养性，但是还是遭到说不清道不白的困惑。大家都敬佩他的人品，但是好处很少有他的份儿，同事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连渣都没给他剩下。领导也不说他有什么不好，就是不提不用。有好友提醒他别忘了什么叫“丛林法则”，别死要面子活受罪受人欺负，别人怎么干你就怎么干，要学着上下其手……道理他也懂，也犹豫过是否让自己“俗气”点，可就是做不出来，觉得那样太下作太丢人，丢自己的人丢老父亲的人，也不值得和那些家伙一般见识。直到退休前，他还是一个正科级，这在他们省直机关很少见。可他们单位和他儿子一样大的年轻人，已经是他的处长、副处长了。
混成他这样的全机关总共两个，一个是因挪用公款差点判刑的，再一个就是他了。天可怜见，这两人竟然谁都瞧不起谁。那人说他是红二代，被党宠坏了，饱狼不知饿狼饥，没过过苦日子，异想天开，以为天上会落粮食。他说那人根本是个渣滓……
孙俊杰本人的经历却富有戏剧性。和他两个弟弟的个性都不一样，他为人大大咧咧，行为举止更像个绿林义士。小时候动辄逃学，给老师弄出许多头疼的事，大了就多了份成熟，但骨子里不是一个省油的灯。他体壮如熊，性格粗放，适合于在部队干，他母亲便找了关系让他当了兵。到了部队射击、格斗、擒拿、文章、劳动、演出等等他样样领先，只用半年他就入了党，三年半就提了干。他在野战部队的连队干起，一直干到营级，很是不容易。不过这和他后来提出转业没有关系。他转业到地方是因为他发觉和平时期的部队就是培养将军也是不靠谱的。光会“表现”顶屁用，难保到了战场不会是逃兵……正好碰上百万大裁军，他就转业了地方上。
到了地方上他又一百个后悔，抱怨地方上的干部得要学会在qian规则里蠕动，功夫用在事外。他们单位的领导没把心思用在正处，整天不是想着怎么奉迎拍马就是弄权营私，工作上就是做做样子。他自己玩不转那一套，还是一套部队的作风，什么事到了他手上丁是丁卯是卯，做得有声有色。他们单位的头儿们又想让他多做事，又对他的工作业绩装着看不见。当时分配福利房，可是分房时那套规则一排到他这里就变了，他们领导明显地压制他，而向那些送礼的人倾斜。比他职务低资历差、工龄少他十几年的人都分在了他的前面。这也罢了。提拔用人的时候，给头头们送礼的人都提了就是不提他，他执意不送这个礼。这也罢了。年终评先进和优秀党员，他的业绩远远超过其他人，可他们处室的几个头，则年年私下分配了名单——今年是你的优秀我的先进，明年是我的优秀你的先进。按规定连续评上三年优秀和先进，就可以上浮一级工资。可这套把戏他们都是公然的，年年如此，周而复始，得到好处的总是那几个人，哪怕人品、工作、业绩再差也没人敢说个不。这也罢了……和他两个弟弟一样，他一向鄙视这些蝇营狗苟和小动作。但是有一年由他独自完成的工作，获得了全国系统内的大奖，可到了年终评比，头头们还是玩的这套把戏。最让他愤怒的是，那些人竟然贪天功为己有，把他的成果归为某领导的名下私下悄悄报了上去。他终于爆发了，在机关大会上他当面质问领导，斥责他们失德、失察、无耻、无为……有人上来要把他拖出会场。他厉声喝道，滚一边去！老子有枪，当心把你们一起撂！一时满座皆惊。此后，这些头儿的噩梦算是开始了，凡是开会就怕他参加，只要参加了他就绝不会错过机会拍案而起，大加挞伐，挑他们的刺，领导们衣冠楚楚的，却一个个的下不了台，颜面尽失。
有个领导终于找他谈了话，说以前有什么对不住的，请你多担待了，咱们君子一言，过往不究， 以后重新开始……果然，从此以后情况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头头们对他恭敬有加。半年以后他的职务奇迹般地就得到了提升。提升后他虽然没再闹事，但仍然一副虎视眈眈随时下口的模样。再后来奇事出现了，他的职务一提再提，终于官至正厅，一转丑小鸭的形象。当然这种升迁还有其他因素，至少他的工作出色，无可挑剔，只是这些终于被头头脑脑们“看到”了。更重要的是，他手里握着大把的事实材料，可以让领导们噤若寒蝉。就像手握一把利剪，随时剪开他们的包装，把内瓤摊剖露给大家看。
他曾告诫他的弟弟们：做人还是要硬气，别把身世当包袱，怕什么做过头了没风度，那些家伙是你要脸他不要脸，你有什么办法！莫信邪，越怕越有鬼！你吃的是咱共产党的饭，又不是吃他的，他翻了天不成……
不用说，这哥仨的际遇在当下很普通，并不仅仅发生在红二代身上，但是因为他们的身世既招致旁人误解和眼红，他们本身又不擅长应对这类生存小计，所以在他们身上最为突出。他们家世的光荣在身，不可以不顾风度而为，所以别人可以正目视之，而他们只能侧目相待。他们受的教育是正统的，服从的，信任的，大度却幼稚的。但是有一点不要忘了，那就是他们后脑勺遗传了一个fan骨，使得他们不信邪不怕鬼。应对那些五花八门东西，两种形态，两种反应，何时何用，因人而异。

五，水之无声，风荡之鸣

从上述普通红二代身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些零零散散的个人经历，如果放在一个故事框架下，似乎很难形成一个丰实的叙事结构，也很难说寻找到了一种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通过一个人群和一段历史的变迁，可以看到他们的人格构成，和不可多得的群体价值。让我们旁察之下，或得其短长。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们的这些经历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实从他们身上我们也不同程度地看到了那个时代其他人群的过去和现在，那是时代赋予了我们一个共同的历史使然。文革后，这些红二代先后置身于改革中的商品经济大潮。有漂浮其上者，有沉没其下的。漂浮其上者，是他们中的一些人利用了自身高起点的优势发了迹。就其整体而言，这些红二代大多数都波澜不惊，业绩平平，基本上与普通人没两样。漂浮其下者，包括不少的下岗拿低保的，更有啃食父母那点老本，平民化到了家。
但是正统的教育和理想化的东西所形成的德行，毕竟在这些红二代身上扎根太深，留下了毕生巨大的魔huan式投影，这就是他们面对现实困惑之所在。即便他们和其他人群生活在同一方天空下，他们自己也试图改变生存策略，但仍然无法消除内心的失落和面对现实的无奈。那个张旭失德于ren伦，是受到了命运的捉弄，但他本心是在追求至高无上的“大德”。庄jia姐妹曾经“下嫁”工农子弟也同样出于此愿，只是她们体现在婚姻上，虽然都以失败告终。方援朝、刘卫东、史刚出国参战，是用自己的青春热血追求一个他们认为无比崇高的理想，虽然以后几十年的生活使他们走过了一些弯路，但在国家民族利益面前，他们仍然保留了一种酷似绿林的品德和豪情。至于孙家三兄弟，在当下的社会中他们的生存策略各不相同，但生活态度却是严肃的，他们的平民意识于本分之中又充满了尊严和善良……
这些品德和追求是许多普通的红二代所共有的，他们对官场的无为无德，和现实版的“空头政治”的憎恶仍然会多于其他人。正如前边那个孙俊华所言，他认为要改变国民性的低迷和变异不是办不到的，必须以德为用。他说，“政治穿上衣服仍然不是人，只是像人，而道德不穿衣服也应该是人。把一种传统的道德和现代文明结合，远不止是一个哲学命题，更是一个政治智慧和决心，是当务之急……”云云。说到底，实际上这些红二代是不甘心父辈们拼死拼活打下的江山，被那些无德无行的家伙就那么糟蹋了。
在今天，这些红二代早就一头白发，已经鸣金去锐，圆曲退场。当我们回望他们渐行渐远的背影，那些是非得失都已然尘埃落定。比较之下，他们的下一代（或可名为红三代或红四代），生命的图谱却是彻底平民化的。他们少了红二代的信仰，自然就少了那种抱负，没了抱负也就没了“包袱”，也就谈不上什么失落，从灵魂到心脏都身轻步捷地彻底融入了当下。甚至浑然失去了在他们身上应该保留的一些血统的自豪。他们对自己祖辈的光荣知之甚少，纵然贯耳也如天方夜谭。价值观上也迥然有异，没有多少人觉得那是多大的颜面。他们的外在环境是以强烈的物化和竞争为标识的商品经济式样，需要处处铭记的是令人眼花缭乱的交换法则，和被其熏制的人际关系。那些光鲜的往事已然被模式化的宣传演变成朗朗说教的阳春白雪，让他们如何不去“下里巴人”！
韩愈的《送孟东野序》有其云：“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草木之无声，风挠之鸣；水之无声，风荡之鸣……人之于言也亦然，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口而为声音者，其皆有弗平者乎……”如果说这些红二代们有什么不平之鸣，那就是为了曾经的理想在现实中的失落，而风挠之，风荡之。在我们谈论他们的曾经和现在时，虽然充满了得与失的巨大反差，但是令我们不能不感怀的还是那个让他们意气勃发，志彻神州，气贯山河、红旗招展的年代。
顺便一提的是，在社会上对当前官二代等新贵的唾骂，和对富二代的仇雠中，有些人竟然也把许多红二代一并算入其中。这个误会不值得一驳。先秦时期的世卿世禄制度，西汉的任子制度，唐宋的恩荫制度，以及把清朝的捐纳制度也算入其中等等，都是官宦富家子弟子继父业的制度。但是这些红二代曾经信奉的只是一种美好的理想和艰苦朴素的养成，此外什么都没有，这也证明了我们一直追求的事业是无私和伟大的吧。

发表于2014年第9期《中国报告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