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想到,仅有的两次与戴爱莲先生学子的接触,竟让我在精神和情感上受到深刻的洗礼。
多年前,当我知悉,中国当代舞蹈艺术的先驱者和奠基人戴爱莲先生，她的祖籍就在广东新会杜阮（杜阮现归属江门市蓬江区），竟禁不住意外的惊喜。虽然我们中间隔着整整半个世纪的光阴，却感觉亲近得仿佛是随时可以拜会的近邻。读过戴先生的自传《我的艺术与生活》，深深感动于先生的人格魅力和艺术修养，心里倏然涌起要为戴先生写些什么的冲动。
2009年5月，中国舞协和广东舞协在江门召开“中国民族民间舞蹈发展论坛”。会议之余，承蒙广东舞协陈小憬老师的引荐，我有幸认识了来自北京的中国艺术研究院舞蹈研究所副所长江东先生。
是夜，在天沙河的古树普洱茶道社，有茶香袅袅，古乐悠悠。江东先生看上去中等身材的个子，说话温文尔雅的。当他听说我有写戴先生的想法时，显得非常高兴。戴先生自小在海外长大，回国后汉语一直说得不太好，而江东先生靠着多年的刻苦自学，说得一口非常流利的英语，因此与戴先生有着更直接和自如的交流。在2005年的夏、秋两季，江东先生几乎每个周六都到戴先生所在的华侨公寓做客， 畅谈艺术、舞蹈、人生的种种。循着江东先生的追忆，我仿佛随之进入戴先生优美灵动的舞蹈艺术殿堂和宽广博大的精神世界。
江东先生说，在戴先生整整大半个世纪的教学生涯中，最难得的一点是，先生对于有艺术潜质的“穷学生”是从来不收费的。江东先生的导师、中国著名舞蹈史学家王克芬当年就是受戴先生免费支助的“穷学生”之一。
戴先生这种乐善好施的品格一直贯穿至她生命的晚年——江东先生继续追忆道：
当年我攻读博士学位，也一度陷入经济困扰。戴先生从旁知悉此事后，在一次聊天时主动宽慰我道：“你的事情我知道了，你放心，你的学费——我全包了。”
晚年的戴先生，起居生活极其简单，有时弄点生蔬一拌就能吃一天，甚至衣服都从没买过，都是她海外姐姐穿过给她的。然而，只要是对舞蹈事业或他人有所帮助的，她总是第一时间慷慨解囊。 她曾经想过成立一个戴爱莲基金会，像宋庆龄基金会那样，但后来因为金额不够搁浅了;后来又想在北京舞院成立一个戴爱莲奖学金，但终因种种客观原因而未果。然而，一颗侠义心肠，却自始自终，穿越大半个世纪的烟云，依然火热着。
只是——江东先生继续补充道，我实在不好意思接受戴先生的大恩惠，我摇摇头，嗫懦道：戴先生，我不能……
那一刻，戴先生仿佛有些生气了。她沉默着，良久，她坐到我身边来，言辞恳切地说：
“你知道吗？给予是快乐的。我最初回到祖国，是因为有宋庆龄女士的及时给予，后来又幸运地得到周恩来、邓颖超夫妇的帮助。可以说，没有别人对我的给予，就没有我的今天。你，希望我快乐吗？”
说这话时，她的眼睛非常真挚地望着我，我注视着那双眼睛，它是如此澄澈。很难相信，一个老人的眼睛，竟然还是如此清朗，没有半点混沌，仿佛岁月的风霜从来就没有在上面驻留过。面对这样一双眼睛，面对如此真挚的表达，我还能拒绝什么呢？
当时戴先生要一次性资助我完成三年学业的费用，由于我执意不肯，戴先生只好说一年一年地给，没想到，到了第二年，戴先生就——因病去世了。
江东先生说到这儿，有些哽咽了，眼眶噙满泪水。其时，戴先生已经故去三年，而江东先生话语间流露的深情，仿佛先生音容犹在。面对一名初次谋面的男子汉的泪花，我禁不住内心的震撼，心头一热。在语言无法继续的地方，泪水昭示了内心情感的分量。
茶，慢慢地，凉了；窗外的夜，一点一滴地，深了。良久，江东先生补充说，戴先生就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潜移默化地给予他精神的滋养，同时又给予了他深怀感恩之心更加努力上进的动力。多年之后，当他成为硕士生导师，也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资助有困难的学生，因为——给予是快乐的……
那个晚上，更多的关于戴先生的细节，透过江东先生的追忆，缓缓铺展开来，像夕阳下广袤的麦田，温暖、动人，闪烁着一种迷人的光芒和质地。只记得，江东先生最后把头仰靠在沙发上，感叹道——戴先生，这是一个活得多么率真、多么透明的人呵！
因缘巧合的是，在此次交谈中，江东先生告诉我，他的导师王克芬过两天将到广州讲学。如果我有兴趣，可直接到广州大学城抽空采访她，他和陈小憬老师可以协助我达成这个愿望。
两天之后，我出现在广州大学城商务酒店的一个房间，我的面前，坐着来自北京的中国著名舞蹈史学家王克芬老师。她虽是满头银发，脸上却呈现一种亲切的恬静祥和之态，说话的声音非常温柔悦耳。其时，她刚刚在讲坛上上了几个小时的专业课回到房间。一个八十多岁的长者，此刻，想必一定很累了，我禁不住内心掠过一丝不安和歉疚。
然而, 眼前这位与戴先生有着长达大半个世纪师生之谊的“老学生”，说起戴先生，依然是深情款款，一扫脸上的疲惫。岁月的河流在眼前缓缓展开、静静流淌。从与戴先生的相识到她的教学，从戴先生的婚姻及至她的为人处事，一处处激起澎湃的浪花……其时，我突然想到向她追问一个问题。就是1973年11月，戴先生到广州从化温泉疗养时，曾经在有关部门的协助下专程回新会杜阮寻根。虽然这段历史，我们已经向当年在杜阮接待过戴先生的亲历者了解过，但我很想知道，作为戴先生最亲密的学生，王克芬老师是否知道此事。毕竟，作为戴先生的故乡人，我对她这段与故乡有关联的历史特别感兴趣。
出乎我意料的是，这段封尘了38年的往事，却一下子勾起了王克芬老师的泪水。
一切, 她都非常清楚。
1973年，戴先生刚刚从干校被“解放”不久，她带着正在病中的学生吴艺到广州从化温泉疗养。祖籍广东新会杜阮的戴先生，多年来一直乡情缱绻。难得广东此行，回故乡寻根之心更是迫切。在时任广东省副省长李明的帮助和有关人员的陪同下，戴先生终成回杜阮寻根之旅。可以想象，第一次回到故乡的戴先生，心情多么激动！故乡的一草一木、青山秀水都令她深怀惊喜之情。在杜阮叱石，她俯身抓起一把泥土，深情地用纸包好，她要把故乡的气息长留在身边。作为故乡的女儿，戴先生急切地希望能为故乡做些什么。在听取了镇领导介绍有关杜阮未来的蓝图规划之后，她说——她要捐助三千元以支持家乡建设。
这一年，戴先生五十六岁。八年的“牛棚”生活，她挑过大粪，在烈日下拔过草，养过鸭子，喂过小猪，超常规的体力劳动，让戴先生落下了不少疾病。因为周恩来总理的亲自过问，她被补发了八年的工资。只是，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她从干校出来，已经没有了住的地方。
三千元——于一个需要重建家园的女人，是一笔多么不可或缺的财富。然而，面对故乡，第一次相见的故乡，她的捐赠竟是如此毫不含糊。
三千元——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一个偏远的乡村，近乎于巨款。故乡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惠泽。在一个特定、敏感的年代，面对戴先生的一片拳拳赤子之心，故乡人犹豫着，最终未敢接受。
我想，自海外归来的戴先生，对祖国当年的政治背景想必是欠缺深刻的认识的。由是，之于故乡人莫名的犹豫和婉拒，想必也是无法理解的。
一份无由传递的心意，一份深爱在特定年代的背景下未能得到更好的理解和接纳，此事竟成了戴先生三十多年来无法释怀的隐痛。有好几次，戴先生跟王克芬追忆起此事，依然不解地追问，他们为什么不肯收我的钱呢？为什么？这可是干净的钱，是周恩来总理亲自给我补发的钱呵！——说着说着便在王克芬面前流下泪水，仿佛一个不被母亲接纳的委屈的孩子。
此刻，往事又一次触动了王克芬老师，她啜泣着，说不下去了。
我的眼睛也倏然湿润了。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艾青诗）……如果不是对家乡怀抱深沉的爱，何以一直对此事难以释怀呢？
我倏忽想起戴先生临终前对前夫的女儿叶明明口述的遗嘱：我永远是国家的人、中芭的人……我只有一套房子和一些存款作为个人遗产，希望在身后能够献给国家，希望中芭愿意接受。” 仿佛，在她浩瀚的心海，所牵系的，终其一生，是故国，是家园，是她钟爱的舞蹈事业，是身边所有她需要关心的人。她一生都在关注、都在等待，随时准备伸出援助的手——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在这样一颗水晶般的心灵面前，我感到自己内心那些曾经起起落落的红尘杂念如秋天的落叶一样纷纷坠落。我又一次想起几天前江东老师把头倚在沙发上的感叹——戴先生，这是一个活得多么率真、多么透明的人呵！
泪眼模糊间，我仿佛看见，那位对世间万物怀抱着无限爱意的舞者，她正缓缓向我走来，她的身体笼罩着圣洁的光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