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不是也像树叶一样，年岁越大便越想念树根？现在的我越来越依恋母亲了。走在萧索的繁华里，一个人默默地往家走，攥着的手机便一次次地叫嚣：给母亲打个电话。尘埃滚动，步履匆匆，破越闹市，一忍再忍，终于坐到安静的沙发里，第一件快意事便是点开通讯录里写着“妈妈”二字的电话。叫一声：妈呀。母亲唉了一声，继而道：建蓉啊？都是明知故问，都想在这一呼一应，一问一答中让彼此取暖。千里之遥，如在眼前。后面说再冗长的话，似乎都不如这一叫一答叫人欣悦。
       大哥的儿子去读军校了。母亲问我大哥：小娃子给你们打电话了吗？若再打，要他别忘给爷爷奶奶打一个。大哥总是不屑道：都是裹虚的。这是土话，言指没有正经事，全是问候之类。我母亲便教导他：你妹妹就三天两头给我们打电话。打电话硬是要说事啊，听下声音也舒服沙。我对母亲说，大哥很少远离家门，偶尔出差也不在外长住，自然不能体会离家人对家的那份念想。母亲呵呵笑起来。
       在我印象里，母亲是个感情粗砾的人。从她口里极少吐出软乎话。她对我们极严厉。四个孩子放学回家，要求先完成作业，又分配老大挑水，老二做饭，我这个老三，也是唯一的姑娘，无非是洗碗扫地洗衣服整理房间寻猪草发炉子之类。弟弟小，早溜出去耍了。母亲像个总司令，吩咐停当，便径直忙她的农田和菜园。她很少会消停地坐下来，或者睡一次午觉。她总是扛着锄头，或者挑着满满荡荡的一担大粪，或者提着一大篮子的蔬菜。呼呼地出门，呼呼地进门。吃饭时，也是三下两下扒进嘴里，然后又出门干农活。
       我一直对家务劳动心存畏惧。不是不爱，而是爱莫能助，徒有羡鱼情。一床被子，我要载半天，等母亲挑了七八担粪，种完大片菜园，我手里长长的索子线还打着结，急得脑门直冒冷汗；等母亲收工回家，准备做晚饭，要我发的炉子还是冷锅秋烟；我和母亲一起下地锄草，草没耗走，苗子上了断头台。为此，少年的我没少吃母亲的“怪包子”。与能干的母亲在一起干活儿，对我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
       风风火火的母亲手工活儿却是远近闻名，百里挑一。她没学过裁缝，却能将一块布头，裁出大小合体的衣料，然后，趁天雨休息或者晚上打夜工，用绣花针，一针一线，把她脑海里的意图实现。我有件格子的春装，是我最喜欢穿的。小圆领，弧形的边角特规整，方格的走势嫁接也特能见出功底。胸前镶两条白筋。农村的孩子极少穿裙子上学。我却有好几条棉绸的花裙。黑底绿叶。白底红花。我穿的衣服走在校园里，从来不显土气。这些都受益于母亲的审美天赋。母亲还会绣姿色各异的鞋垫。一只五彩斑斓的蝴蝶翩然落于花叶上；两朵雍容华贵的牡丹分栖枝头……。她先用圆珠笔画清样，然后配搭各色彩线，绣得活色生香。
       母亲会织各种复杂样式的毛衣，四根竹签或者一枚银针，三两天便是一件花色混搭图案诙谐的衣服。我侄女幼小的时候穿过一件毛衣，胸前一只熊猫，黑眼白面，双手抱竹，栩栩如生，凡见过的女人便争相模仿，拜她为师。一时间门庭若市。我母亲也倾囊相授，出出进进乐呵呵的。她不介意所谓的知识产权。她认为有人分享和认可，便是她的光荣。到如今我也不明白，这样心灵手巧的母亲怎么养出我这等笨手笨脚的女儿？
       母亲向来对媳妇关照周到。媳妇生日，她以新衣服或者金耳环相送。美其名曰，媳妇们太忙，无暇他顾。我自从参加工作，有了工资，便不再享受母亲给我做衣购物的特权。金手饰更是一件也不曾赏赐。媳妇们嫁进望家，对她的一些绝活儿活学活用，诸如做米酒，做糯米圆子、珍珠丸子、糟鱼、泡菜等，她总是沾沾自喜。我曾戏谑母亲，您把媳妇看得比姑娘还重哩。母亲笑笑说，对姑娘怠慢点，姑娘不会见外沙。这便是我智慧的母亲。
       我每次回娘家，母亲从不让我做任何事。进门或饭后必是一杯茶。菜不让择，碗不让洗。一应菜蔬又必是遵照我的口味做的。小时候做过的大小家务，一应全免。我必偷袭，扫帚才可能牢牢地攥于我手。不然，扫地权又会猝不及防被父母亲篡夺回去。就是离开娘家，母亲也必亲自送我。过年过节车次繁忙，母亲将我的行李和土特产整理妥当放到她车上，先是脚踏三轮车，后来是电动车。寒风瑟瑟的清晨，一位白发老人踩着车，一个年青的女子竟能安稳地坐在车里。我执意要打车走，却从未拗过节俭的双亲。我说，妈，您这是要我遭天谴哩。母亲却乐呵呵地，骄傲又慎重地做着她认为的举手之劳。她双手稳握车把，好不潇洒惬意！我忐忑不安，又无比自豪，任清新的田园风光扫过耳际。母亲必把我送到县城车站，等着看我坐进长途客车，将行李安放妥贴，才与我目送道别。车走出县城，我眼前一阵迷蒙。这样的情境不知要重复多少遍，让我酸楚，又无比幸福。我从不愿对母亲提起这样的时刻，我有多感动多幸运，直到此时此刻，我仍禁不住热泪盈眶。我愿永远沐浴母爱的甘霖，一生一世都是长不大的小孩。
       母亲是个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她跟随我去过全国一些旅游景点，她是村里唯一一个喜欢穿牛仔裤的老人。她天天看电视新闻，谁议论起国内外大事，她都能说个八九不离十。她只读过初中，却从我教师出身的父亲的言传身教耳濡目染里学会了很多本不属于她的东西。她喜欢使用成语，但有时会吐字不准，似是而非，读音含混，露出模仿和剽窃的痕迹。你纠正她，她也不恼，倒是像小学生一样地洗耳恭听。我父亲在一旁解释，她弄明白了便像孩子样地纠正数遍。这时的母亲有小女孩的娇憨可爱。
       娘家对面有一家轧钢厂，烟囱喷出银子的同时，也给周边造成了污染。沟里的水臭了，树和庄稼也被烫了头。村里的干部和群众都只在私下议论，敢怒不敢言。我母亲便提议去与厂里谈判理赔。真要上去理论，众人又没了胆。最后，大伙儿民主推荐我母亲当首席谈判代表。快七十岁的母亲竟然真的为大伙儿要回了经济赔偿，又按损失多少分摊到户，不多占一分，也不侵吞一厘。我回娘家听人提起此事，便笑对母亲说，要在过去，您一定是林道静似的人物。母亲不知林道静何许人也，只呵呵一笑而过。
       母亲向来节俭。家里还是二十年前我出资安的座机，我当时在县城工作。母亲也是左右不答应。她说电话安了，就想打，一打就是钱。不安也就不用花这笔钱。我执意坚持，母亲才勉强答应。她怕我白花钱，就要父亲在门店的墙壁上写上“公用电话”，门背后用粉笔记下元角分。除掉座机费，便是给我的收入。我回去一次，母亲便一五一十将这些收入作为回报悉数给我。
       后来，我和仨兄弟纷纷将自己淘汰的旧手机赠送老人，母亲仍是不肯，理由是能不花钱，就不花，钱来的不易。我每次给母亲买新衣，回去总要挨她一阵痛批：你看，买的我又穿不得，钱是钱啊！于是当我预备回家前，在城里扫荡礼物的时候，不论我如何相中的衣服，我都下不了决心。我怕惹母亲生气。
       母亲的手机是去年一次车祸后用上的。他们在县医院的病床上躺了一个多月，为方便儿女们联系，才不得不用上大哥带去的旧手机。去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母亲用电瓶车载着刚从医院打了针的父亲回家，被一个刚上路一年的新手撞坏了车也撞损了父亲的三根肋骨。母亲的头也撞开五厘米的长口。听母亲说，她当时给失去知觉的父亲掐人中，旁观的人都跟着着急说，你自己的头在豁豁流血哩。她才低头顾上看一眼自己满身的血迹。当时我在海南采风。回到武汉，习惯性地给母亲拨座机，座机出人意料地无人应接。于是再拨到大哥家里，才知父母出车祸的事。哥说，妈不想告诉你，那么远，免得让你担心挂着。我心下便响起一阵泥石流，有泪水往肚里滚落。我们有个头疼脑热都想给父母说，哪知父母出了天大的事，也不愿让儿女知道。
       最近晚上给母亲打电话，母亲乐呵呵报告刚从村里跳舞回家。我甚为诧异。她说跳舞是她组织起来的，和你们城里一样。她年龄最大。十几岁的孩子也有参加。她还鼓舞我参与小区里的跳舞。我笑而不应。我永远年青的母亲啊，我在千里之外也能感受到您对生命的热情和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