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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杀了我父亲

作者:可红      阅读:1245      更新:2019-06-11

       1986年春天,一个晦暗的清晨,我正在下王镇里的中学上课,村里有人来告诉父亲生病住在乡里卫生院的消息。我连忙向班主任请假,十里路,一会跑一会走,一路流泪不止,以最快的速度赶到病床前,见到父亲,知无大碍,眼泪才算止住。
       2003年秋天,父亲的脚疾经过多日治疗并无好转,于是去中医院检查,查出真正的病因在胃部,有一个大肿瘤压迫血管导致脚肿不退。我面临抉择,给父亲做手术还是保守治疗?哪种方案更为合理?
        安顿好父亲在医院病房住下,我脸色平静地告辞出来,去那时开的店里。跨进门口看到了未婚妻,她坐在靠里间的椅子上。我突然被一种无边无际的无助侵袭、包围,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再也无法掩饰,泪如泉涌中脚下软绵绵的,虽相距不过五六米,但没有力气挪动步子走过去,只好扶着柜台看着她。
       我不算脆弱。与父亲做了三十三年父子,除了童年时光,是聚少离多,既没伺奉膝前,也没建功立业,亏欠他良多。有时遭他呵责,往往顶嘴,但几次知父亲病痛,却不可自控地泪泉长流。
       在父亲弥留之际,我也想到过,当他离开这个世界时,我会不会完全失控而哭得天昏地暗。
       那个时刻宿命地来到了,当小姑说,“我小哥哥,走了”。我有条不紊地开始做事。先是看时间,记住大概是几点离开的。然后叫同姓的族人和近邻帮忙整理堂前,以作停灵之用。其次是和小姑为父亲更衣,看到他大便失禁,闻到他在尘世最后一次排泄是如此臭不可闻时,还开了一句玩笑。
       三天丧事,我几乎没怎么休息,也没有怎么悲恸,似乎父子合力在一起办一件重要的事情。当他的遗体放进殡仪车,看到刹那空空荡荡的灵堂,才若有所失,背靠着墙壁相对大声地哭了一会,但这哭还是充满节制并有一定表现性的。
       父亲离开尘世月余后,一日黄昏,走在杭州古墩路上,走着走着,一个人突然无声地泪流满面。低着头抽噎着旁若无人地回到住处,我把自己扔进沙发里,抓过枕头蒙在脸上,嚎啕大哭起来。那一刻,发觉自己真的没有父亲了。也是在那一刻,我突然觉得父亲的死因充满疑团。

        一、


        两百多年前,高山村宓氏兄弟分家,其中一个迁居到了青岩。建好偌大的台门不久,一个大雨滂沱、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小偷摸黑进来了。他侧耳听到的是雨声中隐约的鼾声,心刚放宽准备有所行动时,青岩宓氏头代太公清晰地在他耳边发声了,好汉,门后有蓑衣,你穿着走吧。
       好汉穿着蓑衣走了。过了几天,后半夜悄悄来还蓑衣,刚把蓑衣挂回到门口的钉子上,太公又发话了,蓑衣留下,袋里的银元拿回去。他一听,从蓑衣袋子里掏出两块银元,走了。从此,没有小偷进入过青岩村。
       我毫不怀疑祖父对这样的故事也是熟稔的。祖辈的勇武和血性在他身上流淌,打光棍已久的他伏击在山脚下的村子里,用麻袋套了一个名叫“太平”的女人,急火流星地背回了山里。
       几年前,和隔壁的族兄闲聊,说起这桩往事。他说,当时社会有个习俗,女人死了男人,成了新寡妇,只要前夫还停灵在堂上,别的单身男人就可以抢。这个可抢的时效是截止到前夫下葬。当然,你抢,她的夫家人自然不会放任,肯定要追来。但你一旦背着抢到的女人迈进了自家门槛,前夫家的人止步不能再追,此事就算定局。哪怕告官,也得断给抢的男人。
这是多么人性化、多么自由而美好的习俗啊。
       被成功抢到青岩的新寡妇“太平”其时已经怀孕,就是我的大姑妈。成了我祖母后,接着生了二姑妈,三姑妈,伯父,父亲,小姑妈,前后共六个。
       伯父十三岁,父亲九岁,小姑四岁的时候,祖父离世了。1942年,中国近代史上最为动荡的年代,山村艰难的生活在孤儿寡母面前拉开了大幕。
       父亲说祖母经常带着少年的伯父扛着毛竹到外乡去卖,到掌灯时分,母兄还没回来,他和年幼的妹妹就坐在自家的门槛上苦苦等着。对面住的是血缘上还算亲近的同族叔伯,开饭了,便凶神恶煞般呵责他们兄妹进自己的家,关好大门。他们不被允许坐在自家门槛上的原因是会闻到对面的饭香。这是多么霸道和无赖的理由啊,而年幼的父亲只好带着我的小姑照着做了。
       父亲的兄弟姐妹中,我唯一没有见到过的是早逝的二姑妈,是姐妹中长得最为标致的一个。小时候从邻居的言谈中,我曾听出了沉鱼落雁的味道。据说我祖母去牛团湾相亲,只看到未来女婿的背影,就许下了二女儿的婚事。啼笑皆非的是,二姑夫是个大麻子。我童年的时候,有次听下青岩的老人感叹地说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
       牛粪不牛粪不好说,但至少二姑夫是殷实的人家。我也替祖母想过,她并不糊涂。
       父亲说,跟着祖母要过饭。现在我无法确认是哪一段时间了,应该是祖父离世后,二姑妈出嫁前。可能就是在要饭的时候,父亲的头上长满了虱子,祖母不断地帮他抓虱子,挠痒,抓着抓着,抓下来了很多头发。也有可能是头上长了疮,疮好后,很多头发没有春风吹又生地再长出来。父亲的头顶就秃了,成了一个村里人口中的“癞子”。
       二姑妈出嫁后,父亲就去他家做长工了。并不因为是小舅子,父亲得到了优待,每次开垦山地,都是一个泡破了以后,新的血泡很快就在原地出现了,晚上下工的时候已经血肉模糊了。
       抗美援朝时候,父亲报名参军。因为他是癞子,大概怕是影响形象,而没有被选中。能改变父亲人生轨迹的机会,被多年前的一群虱子颠覆了。
       1955年,父亲23岁,他未来的妻子,我的母亲,在下青岩金钱松树荫下的台门里出生了。在命定的,等待我妈长大的18年里,父亲度过了可能是他最为洒脱的一段人生。他和天台来的剃头佬,和各色人等“挖沙蟹”,得益于他高超的赌技和良好的心理素质,经常满载而归。他的手上戴着价值100多元的上海牌手表,像一个有钱人一样在青岩村里晃悠。同时,他还依然勤劳,是种地的好手,当了生产队的小队长。
       1960年前后,父亲又有了改变人生的机会。他参加位于嵊县西乡长乐的南山水库建设,他的勤勉得到了当时领导的好评,希望他留下来。征求意见时,他说大字不识一个,自己名字只有三个字连在一起才认得。他似乎毫无惋惜之情,回到了青岩。
       父亲还有一个人生大事,是去双桥挖煤,是当时整个里东区甚至嵊县的大事。
       煤矿位于青岩和双桥之间,属于双桥村的地界。根据当时的勘测结果,双桥周边或者村子底下煤储量丰富,决定开采。可惜的是,挖出来的煤质量并不达标。煤矿停工了,只在山野之间留下了十几个黑郁郁的洞口。
       大姑妈嫁在双桥,小时候去她家做客必定要路过煤矿洞,我经常会到洞口边上玩一下。每个矿洞洞口附近都有巷道相连,像迷宫一样。再往里面,已经积满了水,父亲说,最大的那个洞是最深的,已经挖到了双桥村底。可惜的是,再也无法一步一步走着走到洞底,像是走到岁月的最深处,看看父亲作为煤矿连长时所留下的“丰功伟业”。除了洞口,那些矿工们曾经居住过的房子也倒塌了,只剩下了地基,看得出当时的热闹与辉煌。

        二、


       大概是七十年代中期,有一天,我大妈自外乡回村,在田湾路廊歇息时,遇到一个路人,他们很自然地拉话了。那人知道大妈是青岩人,就装作很熟悉的样子套近乎,说起村里有两兄弟,三十好几了,都没讨老婆,看来这辈子是打光棍的命。
我来自“四万八千丈”之天台的大妈,好整以暇地反问何以见得。路人说,那两个兄弟,大的瓮鼻头,小的是个癞子,又穷又老实,在青岩这样的大山窠里,他们不做独铁谁做独铁。
       大妈欲擒故纵地说,照我看来,他们不会做独铁,都能娶上老婆。路人一听便生气,觉得大妈故意抬杠。大妈悠悠说,我就是老大的老婆,我小叔娶了一个比他小22岁的大姑娘,也有了孩子了。
       这样的故事是何等的解气。
       我奶奶,这个被我爷爷用麻袋装着一路抢到青岩的奇女子,一辈子含辛茹苦,没有享过福,而让她耿耿于怀的是,两个大龄儿子一直娶不到老婆。临终前,她斩钉截铁地说道,活娘娘没得做,死娘娘总有得做的。语气中充满了无边的遗憾和无尽希望。
       爷爷奶奶的坟在大栗树湾,斜斜对着上青岩,边上就是去梅坑的小道。他们就这样注视着青岩的日常生活,看着三个孙子、三个孙女到他们的坟前,叫着爷爷娘娘。
        1972年年底,40岁的父亲娶了下青岩18岁的女子,我的母亲。一个大龄,有力气,勤劳,是生产队的小队长,家里没有任何负担;一个是与母亲和姐姐相依为命的小姑娘,家里没有劳力。他们巨大的年龄差距被时代、被资源的不均衡所掩盖了。
       出生于农历九月底的父亲娶了出生于农历九月下旬的母亲,在农历九月的中旬生下了我。两年后,又在农历上旬生下了我的妹妹。出生在同一个阴历月,又以年龄大小倒着排生日,当然只是巧合,但我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幸福家庭的某种昭示。
长大以后,我从书上看到,父亲比母亲年龄越大,所生的孩子越聪明。父亲成熟的思想和母亲年轻健康的体魄给了孩子最好的孕育。尽管在我身上没有表现出什么,但毫不讳言我曾为此窃喜,感觉有了某种天纵之才。直到父亲的晚年,他们巨大的年龄差所导致的分歧开始出现时,我宁愿自己不要那不曾有的聪明。
       但在我们没有离开青岩之前,或者说我没走上社会之前,父母互相恩爱,倾尽全力经营着幸福的小家庭。结婚以后,父亲不再“沙蟹”,除了抽一毛三分一包的大红鹰香烟,他几乎没有任何不良的嗜好。无论在生产队还是土地承包之后,他总是村里最勤劳的男人之一。
       父亲虽不善言,却很愿意和我们做一些亲情游戏。比如在被窝里,让我在他故意夹紧的大腿间钻来钻去。每一次使劲钻出来时,感觉是多么的成功。还有就是他坐在床沿,我和妹妹站在床上,一人抓住一个肩,发力要把他扳倒。那时的父亲,真的就如一座山一样伟岸。
       大概是1982年,或者83年,我家摊上事了,大事。我放学回家,一贯勤劳的父母既不在家,也不在山里、地上,而是在伯父家的灶间,关着门,轻声说着什么。小姑也在,其时小姑夫是大队书记。我进去的时候,他们一脸愁容。
        在沉默、交谈的间隙中,我听出来了,我家轮到计划生育了,要去做绝育手术。当时大概有一个标准,最小的孩子满七岁了,夫妇就不用绝育。当时我十岁,妹妹八岁,本来不在计划之列。但有人翻起了老账,说我还有一个妹妹,刚好不足七岁。
       对这个妹妹,我是有点记忆的。那天,三四岁的我,坐在床头,捧着一碗炒饭,炒饭加了不少酱油,红红的。母亲躺在床上,我的小妹妹不在身边,她没有活着来到这个人世,已经被送到村里专门葬夭折孩子的土丘——一个没有任何个人标志的集体坟场,它抹掉了哪些小天使来过史上的所有痕迹。我们叫它破簸箕堆。一开始我不明白为什么叫这个地名。后来不听话,父母骂“侬个破簸箕”。想来和这个有关。
       虽然小姑夫是大队书记,虽然父亲还是生产队小队长,但在那场声势浩大的运动面前,一个家庭简直连风波中的小舟都算不上。加上村民之间的互相监视与告密,被“计划”看来是无法幸免了。关于告密,这也让我第一次看到了人性的卑污。
父亲深思熟虑之后,提出手术他去做。按照政策,“计划”男人还是女人,完全是可以自由决定的。父亲说,他娶妻的时候,梦想着有了孩子,能看到他会扶着牛栏走路,会牵牛绳了,哪怕就此死了,也毫无遗憾。言下之意,他在这个世界上的时间终究不会很长,而母亲是如此年轻,如果他真的先走了,希望她能改嫁,再找个好男人,还可以再有孩子。
       关于谁去做绝育手术,父母之间有过一段时间争执。最后还是父亲说服了母亲和他的兄弟姐妹。去公社做手术的时候,我们兄妹都不让跟去照顾。父亲要回来的早一天,母亲说,一家人不能再睡一个床了,万一不小心踢到父亲的伤口。
       分床而睡,对我而言,是一种长大的仪式。

        三、


       我家四个人的命运,应该是在一九九零年代初期开始发生了变化。
       我高中毕业,没有参加高考,内心渴望着去远方流浪。用了差不多两年时间,我从故乡小城,到绍兴,到杭州,一步步迈了出去,继而到上海,到青海。1994年到了河南,做起了卖领带、衬衣的个体户。
       我的父母也机缘巧合到了嵊州城里。在一家远房亲戚的服装厂里,父亲做了传达室门卫,母亲承包了食堂。可惜好景不长,不到一年,工厂就关掉了。母亲去领带城,找到了一份工作,直到如今,还在从事那个职业。
       妹妹有了男朋友,虽然羽翼未丰,但自己飞走了。
       父亲回到了青岩村里,开始了孤独的山村生活。除了偶尔会到城里,在母亲处住几天,或者去他几个较为亲近的外甥家做做客人。
       我少不更事,常年在外,每年大概也就一两个月会在嵊州。这个时间段里,和我的狐朋狗友过的是集体生活。很少很少会去村里看看父亲。
       我随波逐流地混着日子,没钱了还会去向父母要。但始终没有体会过他们的心情,尤其是父亲的。记得有好几次,在青岩的家里,陋室空堂,父子相对,他会流露出委屈之情,甚至压抑地抽泣。我很不是滋味,对自己的荒唐充满自责。但一旦离开他以后,依然故我。
       断断续续的,到了2003年,父亲脚痛,行走不便。他自己忍着去医院配了药,内服外敷的总是不见好。我陪他先去临城医院,做了一些检查后,医生估计不是脚病。于是再去嵊州中医院,查出是肿瘤。第二天,我告诉他诊断的结果,他平静地接受了。
       后来我多次想起过,及时告诉父亲病情,对还是不对?我担心他猜测,以为他迟早会知道,还不如早点了解,更能配合治疗。是的,他是平静的,问题他的平静背后有没有波涛,我一直无法得知。
       中医院建议手术,并安排了大致时间。我委实难以决断,且心有不甘,带父亲去浙江省肿瘤医院复查。那天检查完了,时间尚早,我带着父亲去西湖,租了一条手划船,在阳光下的碧波里父子轻松地聊一些往事,似乎很开心。但在我心中,似乎是对他作某种交代。到了杭州,让他看看西湖,是此生第一次,肯定也是最后一次。游完湖,我又带着他走过断桥去爬宝石山。直到时间差不多了,我们下山离开了杭州。
       过了几天,我到省肿瘤医院去拿报告,医生告诉我胃部肿瘤直径已达16公分,手术可以做,但很难保证不复发。同时,我的父亲都七十岁了,如此高龄,建议不做。
       我接受了这个建议。经人推荐,获悉金华有家医院,对治疗癌症有特殊方法。后来一打听,身边也有朋友就在那家医院治疗。治疗很简单,第一次陪着病人去,以后家属每月定期去配药,拿回家每天按时煎服就可。
       父亲住到了城里,和我们在一起,中药治疗的日子开始了。刚开始的时候,我还每天早上起来给父亲煎药。后来渐渐起不来了,只好他自己煎。我只是一月去一次金华,配药回来,根据医生要求将各色草药分成三十等份。
        父亲服了一段时间后,气色明显不错。他看上去和常人无异。每天熬完药以后,时间还早,便去外面散步,顺便还把我们的早饭买回来。这样的生活快乐而简单,虽然住在一起他免不了给我上上人生课,我则对他发点小牢骚。
        大概不到一年,我实在筹不到每月三千左右的中药费了,就和父亲商量,停止吃中药。
        金华那家医院,后来被查封了,不知是院长出了事还是药出了事。有人说这家医院的药没有效果,也有人被大医院判了死刑,吃了这家医院的药以后康复了。对于我父亲,吃药有没有效果,无法作出任何医学结论。但是,一直到现在,我相信是有的。它虽然不会最终扭转我父亲的病情、让肿瘤变小变无,但完全可以延缓一些时间。
       我相信父亲也有同样的想法,但是他对于我的停药之举没有任何异议。
       当时没有工作的我还面临着去城郊未婚妻家建房的最好时机。如果放弃,本来就无房的我们,将面临暂时无法结婚的现实。尽管对能否把房子建起来并无多大把握,但还是有着兴奋和期待。即使前途渺茫,彼时却又没想太多。
       我开始举债建房时,得到了一个机会,去杭州工作,月薪较高,并且有上升空间。
       房子正式动工后,我把被停药的父亲送到了妹妹那里。未婚妻回到了自己家里,开始负责建房的所有后勤工作,包括在施工现场随时需要的帮忙。
       我到了杭州开始上班,每周五一下班就往嵊州赶,看望父亲,然后在造房现场帮忙。到下一周的周一,天还没亮,就返回杭州。好几次累得上班时坐在电脑前,手,竟然拉不动鼠标。
       这样的日子大概过了三个月,到了2004年12月,房子大致已经建好,做完门窗后我们就打算搬进去,日期是2005年元旦。婚期是当月的16日。
       我无法想象父亲那段时间的心情。他好像累赘一样,被他唯一的儿子所遗弃,尽管儿子在努力工作,在建房,打算成家,这是所有的父亲乐于看到的。最为关键的是,父亲的病情开始发生恶化,他再也不能像常人那样自如行动,照顾自己。他,开始长时间卧床。
       乔迁新居的仪式很简单,没有请什么人,包括我的父亲。
       未婚妻开始置办结婚的必要用品,同时为父亲准备了一个房间,简单得只有一扇门,门内有一张床和一盏灯。
       婚礼开始前两天,我才回到嵊州。第二天,把父亲接到了我的新居。他努力着从村口走长长的一段上坡,走到新居的二楼。已经被病痛折磨的他,脸上始终挂着发自内心的微笑,是笑得合不拢嘴的那种。
       婚礼的当天,父亲没有走出房间,所有的亲友进去向他祝福,陪他聊天,他由衷地表达着自己的幸福,并表扬我做得很好。他的儿子虽然无力再为他治疗,但对于中年得子的他,能在儿子的新房看到娶了他极为满意的儿媳,这无疑是他人生中最为高光的时刻。
       按照我原来的设想,婚礼结束后,父亲还是去我妹妹那里。但是,他明确表达了在我家新居继续住下去的愿望。再说,马上春节到了,还是要接他来的。我把照料父亲的重任交给了新婚的妻子,自己继续每周往返于杭州和嵊州之间。

       四、


        2005年的正月,父亲的健康状况山河日下。他讲话开始含混不清。我问他自己是否知道,他回答说讲得很清楚的。
        我们开始谈论他的后事,就像我告诉他的病情然后讨论治疗方案一样,这同样是一件极其残酷的事情。但似乎又是必须的。父亲明确表达了他的意思,希望能回到青岩,能在自己家中离开,能埋骨于他劳作了一辈子的土地里。
        正月里那几天,只要父亲不累,就会嘱咐我以后要如何,细致到和我家有地界纠纷的事发生,应该怎么处理;哪几家亲戚要继续走动,哪几家亲戚看我态度就可。最后,最重要的嘱咐,父亲一定要我好好照顾母亲,不要发生任何矛盾。
       在持续几天充满理性的语境中,父亲最认可的外甥来了。父亲对他说,想再去医院配五百元的药,吃了不好就不要配了。我表哥告诉我这句话的时候,没人知道我的心里是多么难受。原来他是一直想好起来。虽然已入膏盲,药石不能至,他的内心始终没有放弃过。而我因所谓经济上的无奈,停止对他的治疗,何尝考虑过他的心情。
       春假结束了,我满腹心事地回杭州上班。2005年2月18日,星期五,杭州飘着雪花,天色阴沉,妻子来电话告诉我父亲的病情加重了。我像赶赴一场盛会一样,心急火燎地回到了嵊州。
       当天晚上,我给小姑妈打电话,她同意她兄姐中仅存的哥哥回到青岩村。我央求她在同村找个保姆,回家后可以照料父亲。
        当天晚上,青岩山上大雪。
       2月19日,星期六,中午,天气晴朗。考虑到父亲的病情和路况,我去医院租了一辆救护车和担架。
       其实我并非不知道,长期卧病在床的人,连他睡觉的枕头都不能换,这个细小的动作会给他带来很大的伤害。我要把父亲送回家,几有五六十公里的车程啊。
       救护车到了双桥村边,要爬一段陡峭的盘山路。路上逐渐有雪,越往上越厚,整条路都铺满了。车子开始打滑,无法再继续往上行驶。我连忙叫了双桥的表哥,去借了锄头和铁锨。我们虽尽力铲雪,因已近日暮之天,气温下降,冰冻的速度比我们的动作还快。车子一开动就打滑,根本无法爬上坡。中间我进车问躺在担架上的父亲感觉如何,他含混地告诉我没事。
看到开车到青岩已经不可能,我和表哥商量,决定步行回家。表哥马上去双桥村里叫了四个年轻人。他们过来抬起担架就走。我和妻子拿着几大袋生活用品连忙跟在后面。走了一段路之后,才知道父亲的帽子在我们袋子里。他光着头,躺在被年轻人扛在肩上的担架,向着故乡几乎以急行军的速度前进。无论我怎么加快步子,总是赶不上他们的步子。我喊叫,声音很快被黄昏凛冽的寒风吹散。在他到达青岩之前,我已无法把帽子戴到他的头上,只能看着一路上粗大的冰柱徒唤奈何。
       当我大汗淋漓地赶到家,小姑已经把父亲安顿在床上了。我叫他,还会应声,但已经说不出话了,自然无法进食。
       不管我有多么懊悔,现实是,我父亲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小姑说,如果能挺过当晚,也许还能维持几日。我们做好了当晚不睡的准备。
        九点左右,父亲开始喘起粗气,想表达什么却说不出来,非常痛苦。我们凑到他的面前开始猜测,他均无表示。新婚的妻子拉着我的手,告诉父亲,我们一定会好好的。
       大概在九点半,父亲走了。相比之下,这样的肿瘤,他被疼痛折磨的时间是短的。而我在救护车上和他简短的问答,成了在他有知觉状态下最后的对话。
       父亲走了。在小姑的吩咐下,我为他更衣。拉下裤子的时候,发现他大便失禁了,才明白他临终前想说的话是什么了。
       那天晚上,村里白雪皑皑,寒冷刺骨。
      主持葬礼的德顺哥叫我穿上父亲的羽绒服,打着手电,领着我到了下青岩祠堂边,他把点燃的香和蜡烛插在大金钱松脚下的雪地上,祭拜土地神后,就叫我围着大金钱松走了三圈。我当时就想起了“绕树三匝,无枝可栖”一句。
       返回家的路上,身上特别暖和,想必是穿着父亲冬衣的缘故。我心里始终没觉得他离开了,他怎么可能已经离开了呢?他的热气、他的活力,正在我的身上。于是,好一会儿,走在雪地里,我并不觉得是我在走,而是父亲在天荒地老地走着。回到家里,脱下父亲的衣服,才感觉他从我身上暂时离开了。但我不觉得害怕。当夜守灵时,就我和未婚妻两人,小姑拿了几个炭火放在我们边上,因此也不觉得多冷。我们就像在围炉夜话,父亲不过是一如既往的寡言而已。
       一个月后,在杭州的寓所嚎哭时,我灵台清明,若有神示,他的寡言并非是他无言,他的孤独并非是他想要的生活。我这个做儿子的,懂得他多少啊!而与他三十三年的父子生涯中,又为他做了什么,遵了他什么吩咐啊?

        五、


       父亲在城里住过的房间里的格局我保存了很长时间。
       桌子上一只玻璃杯里半杯残水,是他喝过的,我和妻不约而同地没有收拾。有时走进去,恍惚间感觉他只是喝完药到楼下出去闲逛了。
       直到那杯水都快干的一天,坐在父亲睡过的床上,盯着水,像是看着一个生命体正在消亡,想起为他刮胡子、剪脚趾甲的场景,刹那间,觉得握着的就是凶器,是杀了父亲的凶器。
       想及凶器,我开始怀疑父亲的死因。
       我把自己置身事外,在脑子里放起了电影。
       与父亲最接近的是他的儿子,获悉他的病情后,马上如实告知,首先从精神上打击他。接下去讨论手术的方案,没有接受市医院手术的安排,却劳师动众地跑到省医院去做什么复查,得到医生不建议手术的意见如获至宝,这安的是什么心啊!
        回来后,以自己刚失去事业作为理由,宣称只有能力为父亲化多少万元钱去治疗,找了一家民间医院,吃起了土草药。吃了不到一年,父亲的病情明明没有恶化的情况下,突然停止了用药,隐约有要置父亲于死地的动机。
如果儿子真的举债无门倒也罢了,但为了结婚这个私人目的,用借到的钱去造了房子。这时又有了一个十分蹊跷的举止,明明在造房子,却把一堆事情推给他的女人,自己跑到杭州去上所谓的班了,更把需要照顾的父亲推给了妹妹。看上去下的是一盘大棋啊!
       父亲的病情开始恶化,完全缺失自理能力,儿子置若罔闻,直到结婚,才把父亲接到新居;直到因为父亲主动要求,才让他住在新居,叫媳妇照顾。怪不得,儿子周末回来要给父亲喂饭,因没有媳妇那么细心,而导致父亲不满。
       父亲都快油灯燃尽,要求再配一次药,却没有去,难道儿子已算准不日就是他的死期。除非……这过于让人不寒而栗。 但事实,却比不寒而栗更为残酷,儿子让父亲离开卧病日久的床,放在救护车上,一路颠簸中美其名曰要让他叶落归根。是的,儿子应该知道青岩刚下过大雪,很有可能无法顺利到家,只有依赖人力。最后一招利剑出鞘。帽子,关键时刻以遗忘的理由,没有给父亲戴上帽子,让他在五里寒风中感受人世最后的绝望和冰冷。
       这是多么精心的布局,这是多么不着痕迹,让父亲的离世,表面上看是衰老和疾病,其实就是一桩事先张扬、且精心设计的谋杀啊!
       父亲死了,死于一场兵不血刃的谋杀,凶手在世上逍遥。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这个道理我自然理会。奇怪的是,他杀了我父亲,我竟然闭口没有说出真相,一度还曾享受着父亲离去带给我的短暂解脱,一面与杀人者朝夕一起而相安无事。
       这十几年,无数次梦见父亲,梦见他的病好了,梦见时互相不知他已死亡。最近一次梦见他孤独地住在某处,还在干着农活……醒来,去卫生间洗脸,在镜子里突然看到自己的嘴上泛起了父亲的笑容,看着里面这个陌生的熟人,认出就是杀了父亲的儿子。
       我成了弑父之人!我成了弑父之人!慢慢的一步一步、一刀一刀精心地杀了他,精心到每一招致命的动作里,都用自以为正确或者不得不这样的选择作为掩饰。
       我不敢说出真相。
       但我终究要说出真相。
       说出父亲生命的真相,说出他被杀的真相。
一次是在父亲五七之期,一次是在他的百日祭,一次是在一年的父亲节,大约有五六次了,都有冲动,要写下来。断断续续的每次都写一点,因了种种原因,竟始终没有成文,只是沉默导致内心的煎熬一日日加重,沉甸甸地压在心上。又担心有一日自己会终于心安理得地忘了父亲死于何人之手,甚至终于忘了曾经也有过父亲。
       为了不忘却,有时我会去西湖边,寻找和父亲走过的几条道路,希望那些道路贮存着父亲来过的信息,能让我再次在时光中相遇。
        终于没有忘却。写了十一年,我终于要写完了。现在,我要把自己送上审判台,让所有的目光审判我,然后要我大声说出指使者是谁?
       是啊!我是谁?我为什么要这样做?我是父亲的儿子,是他和母亲一起给了我生命,把我养大,有能力举起命运的利刃,刺穿他生命的盾牌。莫非,所有精心的预谋应该归功于他,我不过是一个傀儡杀手。如此,是父亲杀了自己。
       当我学会这样为自己开罪的时候,心里,一根绷着的弦就要断了。但不能断,父亲的笑容已经在我脸上,命定还要把他活下去,等待着时间、良知、悔恨纷至沓来,为父亲报仇雪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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