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前，清洁整理房子时，妻子在书房抽屉里看见那副黄色镜架、圆形镜片且断了腿的老式眼镜，禁不住唠叨起来：“这副眼镜都烂成这个样子，留着干嘛？把它扔了得了！”我一听急了，对着老婆和孩子说：“这是我唯一家传的东西，再旧再烂也得留着，要是你们谁给我扔了，我跟她没完！”

       这副眼镜的来历父亲生前没有讲过，就连７０多岁的母亲都不知道这副眼镜是何年何月从何处怎样到我们家的。打我记事起，这副眼镜一直锁在家里最贵重、最安全的一个檀香木制的衣柜里，长年累月用手帕裹放着，不是特别亲近的人都不会知道这个秘密。究竟这副眼镜珍贵在哪儿？听母亲说，这副眼镜的镜片材料是天然水晶，拿到太阳底下照射，镜片后聚焦形成的光热可以把一张薄纸燃着。如果眼干、眼痛、眼胀等不舒服，戴这副眼镜一两个小时症状会明显好转。为此，父母管它叫“养目镜”。母亲的话后来我印证过，觉得挺准。在部队机关工作十来年，熬夜搞材料的事儿“家常便饭”，原本就近视的我眼睛越来越差。记得有次赶写一个牺牲战友的典型材料，我连轴转了三天两个晚上，身体超乏，眼睛也涩肿发红。于是，想到了这副养目镜，戴上没一会儿在眼部清凉的感觉下睡着了，很快一个下午过去。醒来时，顿时觉得眼睛格外的清爽、舒适。

       这副养目镜在父亲的眼中是“无价之宝”。小时候，我家的土坯房与村里的小学校舍并排而立。校长杨孟春是邻村人，比父亲大两岁。由于这种特殊的邻里关系，杨校长和父亲来往甚多，感情很好，经常在一起喝酒聊天，这在村里人尽皆知。那时，我们家里很穷，温饱都完全没有解决。在家里半饥半饱的父亲却有他的“口福”，拿着国家工资的杨校长，特别爱吃韭菜肉馅的饺子，隔三差五就改善一下，每逢这样的美食，杨校长都会来喊父亲一起喝几盅。天长日久，父亲和杨校长近得与亲兄弟没两样。也许是父亲喝多了酒得意忘形地吹嘘，也可能是不经意间走漏了消息，反正养目镜的事儿让杨校长知道了。听说，杨校长多次找父亲谈这副眼镜的事情，甚至愿出“３００元”（当时一年左右的工资）的高价收买，这对一贫如洗的我们那个穷家绝对是一种巨大的诱惑力。可父亲断然谢绝了。

       １９９０年我穿上了军装。临行的前几日，瘫痪在床的父亲匆忙地吩咐家人找来村里“有头有脸”的几个长辈，说是趁我当兵没走先把家分了，也算了却他的一桩心事。当时，我们家没债务也没存款，只有两处宅院。我们哥仨个要分两处院子确实很费脑筋。好在我当时醒悟，觉得自己一直在上学花钱，从小学读到高中毕业，没帮家里做什么事，哥和弟不一样，早早务农干活挣钱，况且去部队就是为了今后找条出路。想到这儿，我主动提出了退让，不要宅院，将来回家有个住处就行。父亲听罢，欣慰地说：“咱家没什么财产，既然老二不要房子，那就把养目镜给他。他上学多，将来用眼的地方肯定多，眼镜留给他最有用处。”没成想，那次分手竟然是我和父亲的永别。

       光阴荏苒，转眼２６年。我虽求学天津、深造于石家庄，上过喀喇昆仑、足遍伊犁边防，住过宿舍、租过房子，蜗居过一室一厅、用过部队公寓，先后搬过五次家，丢过数不清的家当，但不论辗转多少个地方，折腾多少趟次，但“养目镜”始终相伴相随。也许当今它的经济价值不值几文，但在我眼里它不再是简单的一副眼镜，仿佛是天国里的父亲护佑和关注的眼光……

       我没有父亲生前的一张照片，可每次注视养目镜，都会浮现出父亲慈祥微笑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