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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住台北武昌街

作者:古远清      阅读:1968      更新:2019-04-24

       清晨,台北武昌街上空漂浮着绵羊似的白云,海风吹过便向台湾最高的玉山稀薄地散开了。这时,初升的太阳冉冉升起,照亮了台北的大街小巷。
       今年阳春三月,我参加完“世界华文作家协会”第十一届代表大会后,从台北中山北路的沃田酒店搬到武昌街的一家旅馆。这武昌街声名远播,从20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就成了台北市独树一帜的电影街。这条街上当时有十多家戏院,后来随着市场的繁荣,又增加了乐声、狮子林、豪华、国王、皇后等新的戏院,成为年轻人娱乐和老年人休闲的圣地。
        武昌街同时也是外地人旅游的天堂。那里有一家以老式商场改建而成的设计型酒店——台北意舍。该酒店的老板运用了众多老旧家具和西门町当地具有特色的元素,形塑出带有台湾海洋特色和当下时尚风格相结合的精品酒店。我感兴趣的不是这间酒店的豪华和气派,而是四楼的诚品书店。台湾的大型商场都有“诚品”驻入。书店卖的不是大路货,那里可以找到众多学术著作和纯文学杂志。这个书店比迪厅更有魅力,是书店界中的麦加,一位台北作家赞口不绝,称它“小资”得不行。进这家书店的人都可以沾点这种小资的仙气。很多人去“诚品”,不是去看美女,或者让帅哥看自己,而是去休闲和充实自己的文化生活。正如另一位嗜书者所说:这种灯光美、气氛佳的地方,有一种可怕的魔力:老板用神秘的空间手法,驱使你拿起面前的书,然后不由自主地走向收银台。
       台湾的街道差不多都是以大陆城市命名。当旅店老板问我们从哪里来时,我们回答说从武汉市来。老板“啊”了一声,“原来你们是从汉口市来。”台湾按民国时期的说法,北京市为北平市,武汉市为汉口市。这家酒店一进门就可看到《汉口市地图》,给人宾至如归的感觉。
       和武昌街毗邻的是汉口街。据说当年那些老兵,在戒严时期无法回湖北武汉探亲,便到武昌街走一走,以释浓郁的乡愁。我们在逛汉口街时,正好碰到一位美国华文作家和韩国的经济学家,她们说自己住在位于武昌街二段的酒店,那是风情万种的西门町腹地。旁边有“江夏推拿”“正宗汉口饭店”,听起来分外亲切。
       武昌街之所以赫赫有名,源于从河南流亡到台湾的诗人周梦蝶所摆的一个小书摊。1948年,他曾想考武汉大学,后随“青年军”去台,1956年退役。他那孤绝暗淡清癯的身影,与店员、守墓者形象分不开。六十年代,周梦蝶在“明星面包店”一楼位于武昌街一段七号的骑楼,摆起了旧书摊,那里还有“明星咖啡屋”。这“明星咖啡屋”,又和“明星面包店”一样闻名。据当地武昌街居民介绍,这家“明星面包店”建于1949年,是一批旧俄皇族后裔因思念家乡风味而建立的。他摆的书摊吸引了许多文艺青年乃至作家在此流连忘返,“明星咖啡屋”也由此成为文人聚会宴饮的“文艺沙龙”。像以写同性恋著称的白先勇、以跳现代舞著称的林怀民,以及“施家三姐妹”之一的施叔青、乡土作家黄春明、以鲁迅为师的陈映真,他们不分派别和信仰,一起在明星咖啡屋读书、写作、会友,在海阔天空的聊天中构思作品,台湾当代文学史上著名的《现代文学》《创世纪》《文学季刊》等杂志,也常在“明星咖啡屋”讨论刊物的题材和內容,有的人则在这里编辑和校对。他们兴致勃勃,聊天至深夜,但从不觉得疲倦,可见这间“明星咖啡屋”的吸引力。
       周梦蝶的书摊,总共开了21年。后他因病蛰居新店五峰山下,半日读书,半日静坐。“天堂寂寞,人间桎梏,地狱愁惨”,这三句诗是周梦蝶作品内容最好的概括。难怪余光中认为在所有居士之中,周梦蝶端坐的地方与出家离得很近,他“常常予人诗僧的感觉”。白先勇也忆述:“当时《现代文学》常常剩下许多卖不出去的旧杂志,我们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让周梦蝶挂在其宝座旁,然后步上明星的二楼,喝一杯浓郁的咖啡,度过一个文学的下午。”也就是说,周梦蝶在武昌街摆的书摊不仅卖冷门诗集,也卖销不出去的文学杂志。这种极富魅力的文艺沙龙,虽然地盘不大,只是小小的一方世界,却在台湾文学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我们在武昌街台胞的带领下,终于找到了它的旧址,令人感叹和缅想不已。
       武昌街还是一条美食街,最受大陆同胞青睐的是卤肉饭。如同许多的台湾小吃一样,在全台各地都有店家卖这种饭。而卤肉饭在台湾南北地区均写作“鲁肉饭”,其做法却有差异。我在武昌街吃的卤肉饭是由米饭、五花肉为主要食材做成的一道美食。此饭肉肥而不腻,甜咸适口,香浓四溢。晚餐我们吃的则是排骨饭。这排骨,不是武汉人说的猪肋骨,而是一种炸猪排。 这是很有营养的美食,将猪排的美味与大米融合在一起,再浇上那鲜美多汁的排骨汤,我内人说那简直是人间至味。遗憾的是,无论是台北的武昌街还是汉口街,都找不到热干面、面窝,和令人口齿留香的烧梅和豆皮。我们只好入乡随俗吃地道的永和豆浆和“古早味”烧饼及油条,老板娘听出我们的湖北口音,便连忙带我上二楼雅座。我说你为何不开个热干面店,她说“我不会做。”这位从黄石嫁到台湾的新娘表示端午节回乡后,一定会跟在汉口武圣路开餐馆的姐姐学做热干面和豆皮,然后引进到台北武昌街,并热情地说下次你再来我们这里用餐,就请你们品尝带台北味的热干面和豆皮,说得我们哈哈大笑起来。
       我这次到台北开会的一个重要目的,除了以文会友外,便是疯狂地购书,以至一掷万金,买了将近二万元新台币的台湾文学书。不仅在台北武昌街,而且在台北重庆南路、广州街、温州街、龙泉街、松江路、中山路、罗斯福路、新生南路,处处都留下了我购书的足迹。在三民书店,还意外地看到江汉大学姜弘敎授在台北出的遗著。在另一家“茉莉二手书店”,则看到武汉诗人谷未黄的通俗诗选,有他乡遇故知之感。每到一处,都使人感到浓浓的人情味和书卷气。由于我买的书合起来有整整四大箱,酒店老板看我“活着为了读书,读书为了活着”,年近八十而精力充沛不迷恋手机,属稀有动物,便主动帮我将这些从全台北各地“掠”来的繁体字书捆绑入箱,还带我去附近的邮局寄书。这时已近黄昏,夕阳把波光粼粼的淡江水染成了闪着亮光的绸缎。将打烊的邮局老板说,当局取消“水陆路”即平寄,全部改为航寄。这样一来,寄费比书价还贵,我也就顾不得这么多了。好在我在台北一家左派杂志写了四年专栏,这回他们给我稿费六万多台币,也算是羊毛岀在羊身上了。
       我和内人这回虽然在台北武昌街“安家”只有短短的几天,但充分体会到血浓于水的乡情。不管是台北的武昌街,还是中正路或参加“洛夫追思会”的新北市,都使人感到两岸一家亲。两岸文化再怎么不同,我们两岸同胞毕竟吃的是米饭,用的是筷子,过的是中秋,写的是中文,所以共同的语言特多。我下榻的酒店老板出生地为武昌阅马场,正好与我工作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同一条街。他说:现在的执政者发的户口本都不写籍贯,而只写出生地,而我时时告诫我的孩子,“千万不要忘记自己的祖籍,我们都是九头鸟,家住长江边。”前年他还带着全家登黄鹤楼,并要他的孙子背诵崔颢的诗:“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生活中竟有这样难以预料的巧合,在湖北武昌居住了半个世纪而又在台北武昌街住了半周;我大量地搜购台湾书,而自己的研究成果也变为台湾书。我研究宝岛文学是如此乐此不疲,前后在台湾出了16本书。看来台北武昌街之于我有不解的缘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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