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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剑云短篇小说论

作者:张艳梅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4714      更新:2018-10-29

       近年来,“80后”女作家这一创作群体引起了广泛关注。她们有的成名早,在年轻读者中影响广泛;有的靠新概念起步;有的则从纯文学期刊确立自己的写作风格和文坛位置。无论网络,还是期刊,偶像派作家也好,实力派写作也好,“80后”女作家的文学成就逐渐得到公认,作为一个风格多元化、个性多样化的写作群体,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文学批评者感兴趣的研究课题。已有研究多半以成长经历、青春写作、城市叙事、女性意识、文体意识、叙事策略、情爱伦理、底层关怀等为切入点,包括现象论、群体论、作家作品论等。

      赵剑云是“80后”女作家中比较有特点的一位。相比较而言,张悦然、春树早期的青春伤痕叙事,叛逆,残酷,疼痛,曾经刷新了我们对1980一代人的认知和理解;马金莲的乡土情结,宗教情怀,边地的民俗风情,让我们真切感受到了西海固生活的苦难与温情;宋小词尖锐的社会问题批判,非常明确的正义公平立场,同情弱者的底层意识,带给读者强烈的心理和情感共鸣;孙频对大龄女性情爱婚姻的关注与洞察,对吕梁山历史的回望与追溯,温润细腻,又隐含锋芒;蔡东、文珍深刻睿智的人性探索、文化反思及伦理关怀,于日常生活审美中彰显知识分子的启蒙立场。那么,作为“80后”女作家群体中的一员,赵剑云短篇小说创作有什么不同之处呢?梳理概括她的小说风格,生活化和日常性比较突出,语言平易质朴,温婉清新,是对生活充满体恤包容的写作。

 

家庭生活的审查

 

       说到底,写作不是目的,而是通道,是我们与生活相互理解的桥梁,是世界在我们思维、意识和感受中映现的过程。至于不同风格的写作,最终在读者心中呈现的文学审美究竟是怎样的,其实并不是写作者可以左右的。人生像一部戏剧,悲喜交加,九曲十八弯,冲突不断。生活中有很多难题必须面对,即使作家,也没有那么容易给出确定无疑的答案。写作者内心的波澜壮阔大都掩藏在细碎的日常性里。在生活中发现自我,发现彼此,寻找生活的依据和情感的纹路,是一种来自生活内部的信仰。于婚姻而言,矛盾焦点无非是感情渐变,彼此厌倦;或者工作繁忙,不能两全;或是三观差异,无法沟通;或是习惯不同,渐生裂痕;当然,外来者介入,都可能断送一段曾经卿卿我我的爱情。钱钟书《围城》之所以成为大众经典,不仅仅是因其说出了一个想出城想进城的普遍心理,还在于社会批判和文化批判之外,有着精准的人性剖析和精微的心理分析。新时期以来,新写实小说不动声色地为我们呈现了一地鸡毛的烦恼人生。

       对于“80后”来说,家庭和工作压力都很大。一面是时尚、网购、共享等新事物不断改变衣食住行;一面是升职、生育、房子等现实需求不断消磨青春激情与个性。或许每一个写作者都反复思考过,如何从琐碎嘈杂的日常性中找到一条主线,提纲挈领而又细致入微地观照生活内部肌理,并且在单一的感性书写中,建立起理性思考的多向度,这当然不是很容易做到的。爱情婚姻自古就是基本的文学母题,爱情因为有着多变性和可能性,传奇性和戏剧性,所以更受作家欢迎;而婚姻如果没有变故,本身多半单调乏味,往往并不具备同样的起伏跌宕。婚姻里谈不上什么大是大非,惊天动地,往往是琐碎小事消磨掉了青春激情、生活热情和彼此的感情。亦舒《我的前半生》、六六《蜗居》、王海鸰《中国式离婚》,包括《结婚十年》《新结婚时代》等等,尽管展现了婚姻中的种种矛盾冲突和问题,也都是以电视剧的形式引起关注的。所以,年轻作家聚焦婚姻内部,去发现和呈现,在个体经验中,思考具有普遍性的话题,包括日常性中的命运感,应该看成是这一代人关注自我的另一个视角。赵剑云笔下的婚姻不是爱情的坟墓,也不是离婚的战场,小说中那些年轻男女有痛苦纠结,也有理解释怀。《太阳真幸福》和《你有时间吗?》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

     《太阳真幸福》中问题的关键是婆媳矛盾,而且是从一对小夫妻结婚前就埋下了伏笔。黄耀辉面对工作不顺,儿子生病,妻子冷战,父亲忌日,母亲抑郁等诸多困扰;妻子玉茹从婚前被婆婆百般嫌弃,到婚后因为看孩子和婆婆矛盾激化,工作劳累家务繁重情绪也很不稳定;母亲终日与一条黑狗相伴,孤独寂寞,精神萎靡。小说围绕黄耀辉带母亲看病逐层推进,母子,夫妻,婆媳三条线有条不紊地编织在一起,三个人的内心世界通过人与人对话,人与狗对话,通过独白、回忆和白描慢慢呈现。《你有时间吗?》表面上矛盾的焦点是怀孕,背后是夫妻之间相处和交流的缺失。任小荣和赵畅明婚后没有孩子,赵畅明忙于工作,无暇顾及妻子,两个人相聚都很难得。郊外安静的农家乐,山清水秀的客栈,特意安排的约会,也难以实现怀孕生子的愿望。小说中借赵畅明之口,调侃“80后”这一代:“上小学的时候,大学是不要钱的;上大学的时候,小学是不要钱的;当我们不挣钱的时候,房子是分配的;当我们挣钱的时候,房子也买不起了。”也算是作者作为“80后”的一种心声。其实每一代人都会有类似的感慨,历史给一代人带来了什么,每一代人面对的是一个怎样的时代,作为个体,确实是无能为力的,是被动的接受者;但是换个角度看,每一个人又都是历史的参与者,时代的同行者。当任小荣说“你明天不去办手续,你就是孙子。”赵畅明虚弱地推开她的手,说:“我他妈的其实一直是孙子。”这句话对于这个时代,可能是更一针见血的表达。小说结尾写到,血任小荣从的手臂上不停地冒出来,“任小荣没有感到任何疼痛,也没有再掉一滴眼泪,她只是有些乏力。”面对生活,当我们不再感到疼痛,并不是我们变得更坚强了,而是渐渐弥漫的麻木感和深深的无力感。

      赵剑云还多次写到离异家庭出现的很多问题。《晚来天欲雪》《可以。爱》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晚来天欲雪》中父亲出轨,父母离异。刘欣婷婚后一直聚少离多,前夫去了美国,在那里拿到绿卡定居,她不想出去,最终婚姻失败。小说主要情节是父亲生病来刘欣婷医院就诊,父女重逢,延伸出来全部的家庭问题。母亲性格偏执,年轻时是要强的女人。赵剑云笔下的母亲(包括婆婆)多半是有点强势的,而出轨的都是父亲,这一点很有意思。母亲有个好了十几年的情人夏叔叔,两个人多年来一直相互关照。小说也写到了狗,一条是童年时陪伴刘欣婷的豆包,一条是夏叔叔送给母亲的嘟嘟。最惊心动魄的情节是母亲原本想毒死背叛自己的丈夫,那个放了毒鼠强的肉夹馍,被幼年的刘欣婷阴差阳错喂了狗,狗死了,刘欣婷一生阴影除了父母离婚,又加上失去了一个最好的伙伴。与《太阳真幸福》一样,这篇小说同样给出了温暖的结尾,亲人之间彼此谅解,包容,爱战胜了分歧、偏见、背叛,甚至杀心。由此也可以看到赵剑云对人世的信赖和悲悯。《可以。爱》写了一群因为父母离异,特别叛逆,变成小混混的青年。小说主人公自称:“我是败类,败类不去迪厅谁去迪厅。”“我总是带着一帮哥们儿,在黑色的夜里出没于不同的酒吧,和男的女的相识的不相识的各类酒友或长饮或狂酌。这帮经常在酒吧里打发时间的家伙,他们的脸,在酒吧昏暗的灯光下,苍白而呆滞,如同一个个夜色下的幽灵,躲过太阳的刺眼,在一个个充满了无聊的夜晚出现,然后用他们的钞票换几瓶酒精麻醉自己的灵魂。”因为父母离异,“我”自暴自弃,抽烟,喝酒,打架,心脏出了问题屡次住院;因为父亲外遇,棋子与父亲拔刀相向;因为父母要离婚,学习成绩非常优秀的紫罗兰放弃高考离家出走。小说并没有简单批判父亲们的背叛,而是从人性和亲情不同角度,揭示这些婚姻失败的家庭需要面对的问题。“我”的父亲出国后一直没有再婚,棋子的父亲受伤后对儿子道歉,紫罗兰的父母为了寻找女儿放弃离婚。赵剑云仍旧把思考的核心设置为每个人的自我反省。就像小说中写到的:现在我终于明白人世间的确存在着“报应”这个东西。你以什么样的姿态对待生活,生活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你。“人的自我反省是惊天动地的,现在连我自己也怀疑是否真的经历过那样醉生梦死的生活,真有点不可思议我怎么可能变成那样。”

 

两性情爱的探询

 
       好的小说是什么样,我们是清楚的,虽然并没有一个整齐划一的标准。对于很多年轻的“80后”女作家来说,写作还是一个在路上的过程。一些写作者还在尝试不同风格,探索多种可能,还没有形成自己比较稳定的文化立场和审美倾向。不过,对于这一批三四十岁的写作者,新的生活方式,新的价值观念,新的文学理念,的确每一天都在生成。她们的生活经验和情感体验与前辈作家有着显而易见的差异,她们的写作兴趣和关注点也各不相同,即使与年龄相近的“70后”作家比较,也会发现很多很有意思的话题。“70后”女作家群体更为壮大,观察鲁敏、乔叶、魏微、盛可以、黄咏梅,张惠雯,朱文颖,金仁顺,戴来,付秀莹,计文君,滕肖澜,肖勤,周瑄璞,王秀梅,艾玛,东紫,常芳,方如,杨袭,嘉男,郝炜华,薛舒,李凤群,柳营,娜彧,孙未,李燕蓉,小岸,李心丽,还有近年来在非虚构领域备受瞩目的梁鸿、李娟、黄灯等作家,我们会发现,“70后”女作家的在场感更鲜明,不乏对乡村现实的关注,当然,城市生活经验并不匮乏,两性情感婚恋也是她们擅长的领域。“80后”女作家创作,很少做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化批判,也很少执着书写城乡路上的漂泊者,厌倦城市的返乡者,缺少对于正在城市化进程中的乡土中国的宏大叙事冲动,她们习惯于把生活分解静观,把时代做成微缩景观,对待生活,没有特别居高临下,也不会深陷其中,她们的观察和理解是平视的,冷静的,同时又是身在其中的。所以,虽然我们在蔡东、文珍小说中,也常常看到女性两难选择的焦虑和困惑,却很少有鲁敏笔下那种急于出逃,身心不在,身份不明的尴尬。

      对于表现女性心理、人格,生存状态,以及命运轨迹,爱情都是一个很好的镜像。从女性视角辐射自我与他人,女性和男性,真正理解女性的存在,在敞开生活世界之门的同时,也意味着取得了打开精神世界之门的密码。“少女心态是赵剑云小说叙事中非常重要的特质,也因此和很多描写恋爱婚姻题材的小说拉开了距离。”[1]赵剑云在小说中,既探讨了出轨给孩子和家庭带来的伤害和问题,又正面呈现了爱情旁逸斜出的生长过程。在爱情和责任之间,看起来颇有些矛盾,那么她试图探讨的是什么呢?是幸福家庭的根本,还是究竟什么是真正的爱情?是爱情和承诺哪个更重要,还是女性在主体性确立上还有漫长的道路要走?在赵剑云小说中,我们看到了出轨的另一面。《微微一瞬间》《如果你不曾存在》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

      《微微一瞬间》女主人公罗小西即将结婚,未婚夫张皓对她一向关怀备至。婚礼前夕,小西去北京参加短期培训班,邂逅同城教师风度翩翩的夏言,两个人怦然心动,陷入爱情。培训结束,回到兰州,一场车祸,张皓受伤,小西回归,夏言出走。这个小说与王安忆的《锦绣谷之恋》有相似之处。对于罗小西而言,宽厚的张皓,平淡的生活,虽然温暖,却缺少让她燃烧的激情,夏言的出现,让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痛苦和甜蜜。那么,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感受,去追逐那从天而降仿佛是世间唯一的真爱;还是信守承诺,不去背叛和辜负对自己深爱的人?站在这一段惊心动魄的感情分岔路口,显然,作者给出了回归的答案。就像《锦绣谷之恋》中的男女主人公,最终都会回到各自的生活中,携带着一段爱的记忆和成长的烙印,平静地生活。《如果你不曾存在》与《微微一瞬间》异曲同工。才英和罗小西一样,都是在结婚前追问自己的内心,不同的是,小西在婚前爱上夏言,而才英发现相恋七年的男友心中另有他人,二人遂平静分手。之后才英到巴黎的一个大学做访问学者,邂逅旅居法国风度翩翩的沈木犀。沈木犀18岁来巴黎,在巴黎读书、工作、结婚成家,已经过去整整20年。在巴黎和才英相遇,沈木犀觉得是命中注定。两个人沉浸爱河,直到才英偶遇沈木犀的妻子女儿,才知道他已经结婚生子,失望之下,匆匆回国。 此后两个人彼此思念备受折磨,最终才英谅解了沈木犀,两人和好。与《微微一瞬间》另有一点不同的是,已婚的沈木犀,尽管妻子有一大段哭诉,还是选择了离婚。“知道我为什么拖着一直不想和你离婚吗?并不全是让你卖掉公寓,是因为,你从来没有爱过我。即使我给你生了孩子,你都没有爱上我……我以为你一生不会爱了,我甚至觉得你是个冷血的动物……知道我最后悔的事是什么吗?就是我爱上你,还天真地给你生下了孩子,我奢望你有一天会爱我……”虽然沈妻已有男友,这一段哭诉还是侧面写出了女性面对无爱婚姻的痛苦。两篇小说中的女性都渴望真正的爱情,虽然作者善意地给出了温暖的结局,对照前面谈到的那几个婚姻失败的文本,的确是留给我们太多需要思考的话题。

 

底层生活的光照

 
       新左翼文学与底层写作,在新世纪文学发展历程中称得上影响广泛而深远,这一思潮的形成,有着非常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文学诉求,参与论争的学者众多,观点立场分歧巨大。写作者或是怀有对弱势群体朴素的同情,或是源于自身经历及现实处境,或是秉持知识分子的价值正义追求,当然也有一些写作者出于跟风,共同推动了底层写作热潮的形成。如果认真梳理,就会发现,“50后”作家的影响力最大,陈应松的神农架系列和荆州系列,邓一光的深圳系列、刘庆邦的煤矿小说、阎连科的乡土小说、方方和王祥夫的城市底层,都得到了读者和研究者的高度评价。此外,“40后”曹征路的工厂系列,“60后”罗伟章的小镇系列,也是底层写作的重要组成部分。“70后”,“80后”作家,没有那么明确的社会批判立场,也很少从历史到现实,给出社会问题更全面的纵深观照,往往从个体处境入手,从生存处境中自然推出质疑和追问。如果就问题意识的敏锐性以及批判的尖锐性来说,“80后”女作家中,宋小词无疑是最具有代表性的。孙频对底层女性的生活和情感状态,同样有着深刻的体察和呈现,而蔡东、文珍则多了一些精神隐喻以及知识分子的理性思辨。

       赵剑云在自己的小说中,强化了日常生活中的温暖和爱意。柴米油盐的日子,没有那么多一帆风顺,风和日丽往往藏着太多不期而至的意外和不幸。平凡人生没有奇幻色彩,没有玄幻穿越,就像网上曾经刷屏的那些图片和那句话:有些人为了活着已经拼尽全力。每一天可能都要面对无法逃避的疾病,疼痛,饥饿,贫穷。社会在发展,物质财富积累的很快,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均等地享受社会资源,那些来自底层的手无寸铁的人们,在强大的世界面前,真的就是弱者,有些人的确是要凭借坚强和忍耐才能够勉强活下去的。背负着难以承受的重负,通过生活那条狭窄的路径,面前一堵又一堵高墙,一处又一处陷阱,不肯投降,不愿逃走,就只好携带着自己内心的光亮迎面走下去。这是赵剑云对生活的理解,也是她在小说中传递的信念。来自大西北,那么遥远的城市,赵剑云记录了很多底层小人物的生活。写他们的艰辛,苦难,也写他们的努力和坚持。虽然不免带着理想主义的一厢情愿,我们还是被彼此的温暖支撑所感动。兰州城,在她小说中,既不是都市文化反思的镜像,也不是抒发故乡情怀的依托,这座城市,与现代化进程中的任何一座城市一样,有着繁华喧嚣的表象,也有着理想与现实断裂的内里。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状态和情感状态切入,写出每个人面临的困境以及摆脱困境的努力,《好好说话》《北京夜色》是两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文本。

      《好好说话》写一对年轻夫妇没有生育,收养了一个耳聋的孩子,费尽千辛万苦为孩子治病的过程。城市,是无数人赖以栖息之地,城市发展日新月异,城市扩张让更多人沦为失地游民。随着社会分层越来越显著,底层贫民谋生愈发艰难。 我们始终要思考,发展究竟是为了什么,怎样的发展才是科学合理的,当人道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冲突时,我们是否能够明确地站在人道主义一边。《好好说话》中的冬梅每天四点一刻起床,在一家早餐店包包子,回家顺路捡废品,下午给殡仪馆做纸花。建东跟着师傅学会了安装洁具,每天拼命干活直到累伤了腰。修鞋的大婶也是个苦命人,老伴两年前车祸去世,赌鬼儿子靠她养,维持生计同样艰难。早餐店老板老板娘也都是好人,这些善良的普通人相互关心,帮助,对未来的生活依旧充满阳光般的温暖信念。《北京夜色》写的是一对夫妻之间的矛盾。丈夫刘东子在北京打工,桃桃在家带孩子照顾老人。桃桃和刘东子结婚三年,在一起的时间加起来还不到三个月。这三年,她生孩子,带孩子,伺候瘫痪的婆婆,刘东子为了还婆婆看病欠下的钱,一直在外地打工。婆婆的病好些了,公公又犯了心脏病,又欠了近一万的债。负债累累的生活,再加上丈夫出轨,桃桃的日子雪上加霜,一个弱女子,到了崩溃的边缘。小说中的几个细节,东子的胃病,一杯奶茶,儿子的相片,空荡荡的大街,清洁工人笤帚轻轻划过的声音,桃桃的内心独白:“北京这么大的地方,居然找不到一个僻静的可以哭的角落。”东子的回应:“城里到处都冷冰冰的,你见了不认识的人对他笑一下,他们还觉得我们有病!” 这一切,都让人无比心酸。虽然赵剑云不是一个典型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我们依旧不难从这样的文字里读到她的同情和不平。

 

病态世界的拯救

 

       孤独,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朋友和天敌。小说世界中的孤独与哲学意义上的孤独略有不同,哲学阐释的是被放大的共同境遇,文学捕捉的是微雕的个体生命感怀。作家喜欢的叙事策略,往往是在他者的存在中,观照到自我的存在。对于“80后”而言,个体的孤独感是复杂的,来自于出生成长背景,来自于父母家庭,还有外在的社会压力以及自我放逐。赵剑云笔下那些浪迹在城市中心的女子,可能有着很好的工作,有着稳定的收入,也可能有着温暖的家庭,深爱的亲人,却因为一些意外和挫折,脆弱,消沉,甚至绝望。网上流行的葛优躺,形象生动地呈现出当代人的精神轨迹和心理状态。因为压力,因为快节奏的生活,这一代人过早的有了衰老的心态。就像《借你的耳朵用一用》中感叹的:“这个世界变化很快,人人都比过去更加喜新厌旧,那些喜欢怀旧和追寻永恒的人注定会败下阵来。”有意味的是,赵剑云好几篇小说中写到了这句话:“妈,面包会有的,孩子也会有的。”或许,孩子是每一代人的生活寄托和希望所在吧。

     “赵剑云习惯书写杯水的微澜,小事之光,生活生命中那些纤细的、毫发的温度,以及由这温度而影响到的内心:赵剑云构建的是一个有着毛茸茸质感的情感世界,她体察、审视着那些和青春相关的冲动、爱情和孤独 。”[2]赵剑云小说中的温情不仅仅局限于爱情和亲情,即使是陌生人,或者并不熟悉的人,也可以彼此关爱和慰藉。从伦理关系来看,这就突破了家庭和两性这个固定模式,在这个框架之外,拓展和延伸出来更丰富和更开阔的生活视野。当然,也不是没有恶意,《不会在意》中沈小燕被上司欺负,林芊芊被男友欺骗,却不会给人悲剧感,更像是职场闹剧和女人特有的矫情。从冷静呈现女性孤独意识和情感世界来看,反而《雨天戴墨镜的女人》《借你的耳朵用一用》《花都开好了》是比较有代表性的三篇。三篇小说中,面临心理危机,逃避现实,需要帮助的都是女性。戴墨镜的女人身心俱疲计划自杀,通讯录上的陌生女子怀疑一切打算逃婚,凌晓薇因为母亲去世面临崩溃了无生趣。这几篇小说中,潇扬、鲁新奇、张新洋,这些男性作为倾听者,也是拯救者(南姨只是母亲的替代者),这种叙事模式的一再重复,倒是让我们看到了赵剑云潜在的传统伦理意识。

      《雨天戴墨镜的女人》中潇扬是公司白领,兼职滴滴司机。大雨天载了一个女乘客不停哭泣,遭遇堵车,尝试劝慰,最终拯救了这个企图跳桥自杀的女子。潇扬上班时沉默寡言,喜欢和搭载乘客聊天释放压力。无论是聊吃喝,聊天气,还是聊生死,乘客们对社会,对生活,对时间,对金钱的看法,那些吐槽,那些玩笑,那些段子,给潇扬无聊的堵车生活带来了很多乐趣。为了安慰哭泣的女乘客,他讲述了自己小时候亲眼目睹母亲车祸去世,讲述了因为股票赔钱而推迟与女友的婚礼。每一个人一生中都会经历很多不幸和困境,仍然要努力活下去。毛巾,外套,咖啡,传递的都是理解和温暖。《借你的耳朵用一用》与《雨天戴墨镜的女人》相似,鲁新奇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向他讲述了自己生活中的各种烦恼和困扰。 不同的是,讲述者是女性。电话里的烦恼听起来大都属于庸人自扰,又特别真实地呈现了一种茫然、轻颓、孤独的普遍心理状态。鲁新奇不觉得生活和世界有什么新奇,他感觉自己开始老了,开始怕麻烦,不想社交,不想找朋友倾诉,不想和不相干的人有些细微的牵连,甚至有些想被世间遗忘,但是又喜欢热闹,其实是把自己设定为生活的旁观者。而女孩依旧有点理想主义。因为父亲20年的婚外情,因为男友的性经历,而对爱情产生深刻的质疑。因为不知道对谁说起这些,觉得自己非常孤单,好像被世界抛弃了一样。两个孤独的人,彼此安慰,鲁新奇是倾听者,也是劝慰者,在这个倾诉与倾听的过程中,他同样获得了安慰,重新恢复了爱的感觉,看起来更像是一个自我拯救的过程。《花都开好了》中凌晓薇自打母亲去世后,变得厌食,轻度抑郁。小区里看地下车库的是一对老人,男的姓张,大伙儿喊张叔,张叔工作认真也很热情。张叔的老伴,大家都叫南姨,南姨慈眉善目,胖胖的,整天在地下车库旁边的一个小厨房里,忙来忙去,扫地做饭,捡废品。南姨的细心照顾和做的饭菜让凌晓薇想起母亲,身体疾病和心理创伤都在慢慢康复。后来张叔去世,南姨回了老家,多年男闺蜜从国外回来,两个人恋爱,小说结尾写到了春天的太阳,正在复苏的大自然,次第开放的花朵,世界依旧美好,与开篇的病态形成鲜明对比。小说呈现的,依旧是一个寻找爱,信任爱,建立爱的过程。

       综观赵剑云小说,清浅温润的叙事,流动着体恤和爱的光影,承袭的是冰心“微忧的爱”的小说体式,对女性面对的社会环境和生活处境,也有自己另辟蹊径的思考。我们每天面对的生活,柴米油盐夹杂着悲欢离合,惊天动地的大起大落不多,那么,如何在日常性中发现具有审美价值的细节,在这些生活和生命细节中发现真正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仍旧是小说的核心意义所在。“80后”一代的写作者,从为赋新词强说愁的青春期逐渐走出来,将叙事着力点转向历史记忆和公共空间,其间,他们对自己的艺术个性和追求还在摸索中,对自己的文学价值观也还在建构中。[3]当然,赵剑云同样置身于这样的历史进程之中,她始终忠实于自己的生活感受,对世界满怀善意,世间万象于她都有着细腻敏锐的触感,沿着情感的小路走进人性的丛林,她对小说和生活的理解都在逐渐深化和提升,对人物性格和心理开掘也将不断深入,相信赵剑云会以更丰富更有效的叙事策略,来建构属于她自己的小说世界,为我们提供不一样的小说审美。

 

[1] 郭艳:《阳光下的青春——赵剑云短篇小说印象》,《文艺报》2010年09月27日。

[2] 李 浩:《微澜之下》,《文艺报》 2014年11月07日。

[3]金赫楠 :《短篇小说与“80后”写作》,《文艺报》2016年03月25日。

 

作者简介:张艳梅,1971年生,吉林长春人。中国现当代文学博士,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文学评论家。现为山东理工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院长、教授。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带头人,中国当代文学学会理事、山东省当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签约文学评论家,山东作家研究所所长,淄博市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小说,在《文艺争鸣》、《当代作家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当代文坛》等期刊发表论文100余篇,主持国家社科基金两项,山东省社科基金重点课题两项,出版《海派市民小说与现代伦理叙事》《生态批评》《文化伦理视阈下的中国现当代小说研究》《新世纪中短篇小说观察》等著作。曾获山东省刘勰文艺评论奖,山东省高等学校优秀科研成果奖,淄博市社会科学成果奖,山东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成果奖等多种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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