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访作家余华童年旧居

文/王英

秋季的一天，我随余华的父亲，一位充满热情的外科医师，沿着余华成长的脚步走了一趟。他在前面带路，我在后面随行。在他不间断的回忆中，我走进了余华一岁时随父母到海盐的第一个居住地杨家弄。
杨家弄，也叫老邮局弄。就像一支潇洒地长笛，伸展在古镇市河的旁边。在我的感觉里，这座江南小镇就由一条市河贯穿着，从这镇的这头经过镇中心，蜿蜒地流向上海、杭州等城市。市河上横跨着无数座小桥，河的两旁是富有江南特色的鳞次栉比、粉墙黛瓦的民宅。每逢黄梅季节，潮湿的空气会弥漫整座古镇，把小镇勾勒成如迷如梦的幻境，穿行其间，那若有若无的雨会令我想起诗人戴望舒《雨巷》中的诗句，仿佛“彷徨在悠长，又寂寥的雨巷。”医师告诉我，他们先是住杨家弄一号，现今六号。在这里他们居住不到一年，由于老伴不适应这里的阴暗潮湿，身上长满了湿疹，就搬迁到杨家弄底11号（现在85号）的老宅内。
说实话，这老宅我上下班每天都要经过。习惯上这儿的人都称汪家大院。汪家大院我去过几次，但每次的感受却完全不同。汪家大院有数百年的历史，据说是明清时代的建筑，虽经百年沧桑，但当年殷实气派的框架还在。这座坐南朝北两层楼的四合院，不说那青石板的天井，磨条石的阶沿，斑朴的墙壁，马头墙的高翘给人以一种庄重的感觉，就是单看那板壁、楼道，以及围廊上的八卦、如意等木雕的花纹，也足以说明它的内涵和文化历史价值。据说，这是古镇上现遗存的最好的一幢明清建筑了。偌大的院落里，当时居住着七八户人家。每户人家差不多有三四个孩子。余华一家就住在现东门的八十五号，一楼一底，约三十平方米。余华和他的哥哥住在楼上父母房间隔壁七八平方米的一个小间里。由于地方不大，余华的父亲设法在东门靠墙搭了一个四五平方米的灶披间。他回忆说，第一次使用时，还特地破例买了两斤肉，以示庆贺。谁知，兴奋的他，在全然不知如何烧制“油沸肉”的情况下，将本该在水中煮熟后才可放入油锅的肉，直接放在油锅里氽，结果把肉煮得又黑又焦。舍不得扔掉，一家人硬着头皮吃了好几天。我不知余华吃到父亲特制的油沸肉没有。
我们征得房东的同意，踏上了又小又窄的楼梯，可惜，原来余华一家居住的房间被现在的主人锁着。房东说，有好几年没人来开这房间的门了。于是余华小时候的住地成了我想象的一块空间。据我所知中央电视台和香港阳光文化网络公司杨澜工作室都曾来这幢老宅拍摄过录像，不知他们当时进去了没有。如果没有，与我一样也是一份遗憾。
如果说余华在成长，并离开了他的家乡，而这生养他的地方也在变化，那么，唯有余华生活在这里三十年的点点滴滴却被定格在记忆的永恒里。余华居住在这里时，与院子里的孩子交往并不多。当时他年纪还小，人又胆小。原来的东门口有个池塘，也叫汪家池，那里的水清清，鱼悠悠，柳拂拂，风习习。每当他哥哥钓鱼时，余华就在棉花地里帮着哥哥挖蚯蚓；哥哥在院后的水阁边折芦苇，余华就在边上剥苇叶。有一次，哥哥抓到了一条胳膊粗的大河鳗，让余华帮着抓，可胆小的余华战战兢兢地，手刚摸上去，就“呀”一下，吓得松开了手。那时候可以说余华成了他哥哥的应声虫。不过，你不要以为兄弟俩老实巴交，不会弄出点名堂来。一位与之同住的女孩回忆说，记得有一年春节，大院的人都在各自的小天地里过年，忽听见人声鼎沸，也不知发生了什么。后来小孩子们才弄明白，原来是余华兄弟俩为避父亲的眼睛，躲在东门外的一个柴堆边打火药枪，不小心引燃了柴堆，引起大火，把两个柴堆全给烧了。当时的柴草不比现在，还实在是个宝贝。于是主人家找上门来，这可把余华的父亲气坏了，他雄狮般的咆哮把兄弟俩吓得大哭大叫。老宅里的人曾亲眼见他爸将余华按在自家门外搭起的麻条石板上，脱下大皮鞋狠狠揍了他一顿。这以后，大院里的人好几天没见兄弟俩逛来逛去的身影，一打听，才知被他老爸反锁在楼上。
当父亲的也许以为将兄弟俩反锁在笼子似的小房间里就太平无事了。但兄弟俩的行为常常使父亲目瞪口呆。那二楼的东窗成了碉堡的瞭望哨，窗外是辽阔的田野，田埂上走动的行人常常成为他们攻击的目标。他们弹弓一拉，赶紧躲在窗框下面，让人挨了打还找不到发泄的对象。而兄弟俩却在窗下窃窃地笑。谁也没料到，这群呼来唤去的孩子们中间，日后会有一位世界级的作家诞生。直到有一天，余华的名字，照片不断地在国内外报刊上出现时，曾在大宅院住过的人们才恍然记起这个淘气的孩童，就曾经生活在自己的身边。大约在余华三年级时，他们一家搬迁至离杨家弄不远的市河边医院的宿舍内，后来又迁移至海盐中学内，不久兄弟俩又搬至大虹桥旁的一幢二层楼里居住。在市河的楼房里，余华的创作进入了无我的状态，他父亲至今还能清晰地记得余华回家吃饭时说的话：“今天我又枪毙了两个！”父亲困惑地看了他一眼，尔后才明白他说的是小说中的人物。
岁月缓慢流逝，人们在细细回味着逝去的往事时，哪怕是一些烦琐的记忆，都仿佛有了一种滋味。当时做牙医的余华有一次为病人拔牙，拔的结果是把他的一颗好牙拔掉了，而要拔的那颗烂牙却依然留在口腔里。事过多年，当笔者偶遇这位倒霉的病人时，他却幽默地说：“一颗好牙换回一位杰出的作家，是本人的荣幸。”余华在于城窑厂与打赤膊甩坯的壮汉聊天，为文学习作者改稿，与文友们一起用聂卫平学来的“优选法”下围棋等等，这些已经属于离开了故乡，远在北京生活的余华的往事，仍是小镇上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仿佛仍然与镇上的人们生活在一起，或者压根儿就没离开过海盐。
余华在这里生活了三十年，离开家乡才二十多年。因此，他对这里的感情是浓烈的。许多年后，当我在北京他的寓所里采访他时，他真诚地告诉我，“只要我写作，我就没有离开海盐。”在他的作品里，你随时可以看到他用家乡的某个场景或人物为原型来叙述情节，经过他丰富的想象和虚构，他的小说就写得特别生动。在一次海盐为他举行的作品讨论会上，他面对我们，曾这样描述：在北京，他在梦中也听见母亲的呼唤，而这声声呼唤好像就在眼前，母亲在他心中就是故乡，而母亲的呼唤就是家乡的呼唤。他说，写作时只要加进一个熟悉的名字，灵感就会特别好，进度就会特别地快，并说以后的作品中还会大量出现故乡的山山水水。我想，余华的文学创作，其源头离不开养育他的母亲，他的创作灵感也离不开这片故乡的山水，故乡那种难以言说的与之心灵相通的气息。
从杨家弄出来，顺着市河往前走。
在余华的自传中，他是这样来叙述这段路程的：“连一辆自行车都看不到。”这条用青石板铺成的狭窄的大街，那座他父母所在的医院附近横跨两岸的朽败的木桥……这些古老而又新鲜的故乡的景物，汇成一条生活的河流，流向远方。武原镇西天宁寺里的海盐图书馆，曲尺弄口的新华书店，则是他初次接触和吸取文学营养的宝库。“文革”时期，贴满了大街小巷的那些人们互相造谣中伤、追根寻源挖祖坟的大字报竟成了他消磨时间的“文学作品”。中学毕业后，他被父亲安排进了当地的一所卫生院，当起了牙科医生，父亲的愿望与儿子的意志是相违背的。于是，他开始偷偷写作。他父亲说，这是他完全没有料到的。余华在北京接受我采访时，他坦诚曾经历过无数次退稿的苦涩，邮递员将厚厚的退稿扔进他家邮箱时“咚咚咚”的声音，至今仍叩痛他的心灵。经过几番磨练，他的处女作《第一宿舍》终于在杭州的《西湖》杂志上发表。
随着他的成名作《十八岁出门远行》的发表，这位在几乎没有一辆自行车的小镇上长大的作家，终于出门远行，去了北京。《活着》是余华作品中的一部小说，尤其这部小说由张艺谋拍成电影并在国际上获戛纳格林奖之后，作家余华声誉日隆，但余华本人却并不这样认为。他说，小说自身就有份量。五年之后，事实证明了余华自己的判断，1998年他获得了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作为亚洲获此殊荣的首位作家，余华成为当今世界文坛颇为关注的人物。获此消息，我为余华高兴，又岂止是高兴，真想当面表示我对他的祝贺。苦于路途遥远。只能打电话，表示我最诚挚的祝贺。好在天赐良机，事遂人愿。就在同年底，我应香港《广角镜》杂志之邀，前往北京采访了这位已享誉海内外，出门远行已十多年之久的余华。在长达五个多小时的访谈后，他将《活着》签名后送给了我。并与他美丽、知性，善解人意的夫人陈虹一起合影留念。
小镇的河承载着这儿发生的一切，承载过这位作家来来往往的身影。河两岸一切都在变，唯有这条饱经沧桑的的市河依然在不舍昼夜地流动，唯有作家当年居住过的杨家弄八十五号没有变，它依然安静地耸立在那里，面对世事浮沉变幻，就像一位历经磨难的老人，依然显得淡然、安详。
2014年，余华因参与拍摄电影“许三观卖血记”回到家乡。他的到来，让原本宁静的小镇又重新热闹起来。在海盐拍摄的日子里，镇上又开始流传许多关于他的故事。说为了寻找符合剧情中那个时代人物的要求，人物的体形需要很瘦弱，海盐的家乡父老为了寻找这么几个符合“营养不良”条件的人物，费了不少心思，现在的人生活条件好，吃得也好，找胖子容易，寻这么一个瘦弱的人还真不好找。有些“慕名”而来身材稍微显瘦的人，却总与剧情里那种饥饿型的人物要求有距离而被弃角。哪怕形体勉强达标了，但表演又不及格。如此一而再在而三，反反复复寻访，弄得好些人想去试镜。至于道具、服装、选址、家乡的人都二话不说，热心协助帮忙。有些还带着余华赴温州的永嘉寻访拍摄场景。
而杨家弄自然是全部场景中最重要的一处选址。虽然随着城市改造，大部分的古弄已被拆光了，唯独杨家弄还在，依然保持着它的原貌。二十年前，为了保护这条古弄和余华的旧居，我向海盐县有关部门呼吁，直至副县长马小平上任后，才得以将余华童年居住过的这座汪家大院列为县文物保护单位保留了下来。
拍摄期间，据说谁也不能进这弄堂，因为是同期录音，不允许弄出一叮点声响，于是就连院子里鸡呀猫呀鹅的都请了出去。虽然有点闹腾，不过，大家都没有抱怨，整个过程都配合着拍摄。等余华他们走后，这段拍摄的经历，又成了当地的人茶余饭后津津乐道的话题。
我到一朋友的书屋走访时，看到他客厅墙上挂着余华与他们全家的合影，身旁还站着主持人曹可凡。他颇为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余华在杨家弄拍摄空闲时，带着剧组的人到他家的院子里采撷枇杷时拍的。
黄昏，我从余华小时候害怕的那座连接医院和住院部的桥上走过，桥两岸的房舍已拆除，代之以的是葱茏的树木和草地。夕阳照在河面上，小镇显得格外的宁静。说来也巧，正好碰上余华的父母坐在岸边的石凳上，中间放着一堆带壳的毛豆。他们剥着毛豆，不时与经过身边的行人微笑着打招呼。有位北京出版界的朋友来访海盐说，这儿的人对生活的热爱和陶醉的程度远远超过北京人。
也许他说得是对的。记得福克纳曾经说过这么一句话：“我一生都在写我那个邮票一样大小的故乡。”余华虽然远离了海盐多年，但他说：“只要我写作就是回家”。北京之于他，好像只有不写作的时候是存在的，而当他置身在写作的境界时，存在的是那个真正的灵魂的居所——海盐。因为这里才是他灵魂的家园。

2015、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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