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融入 被析出
第二次大的余震过后，没什么人敢重新回到旧宅中。各种离奇的消息传来，都是说某个人，多半是老头或老太太，某天回到老房子中，有个四楼掉下来的砖或者房子的檩刚刚好掉下来，于是发生了不幸。各种临时的防震棚，又得到了加固，胜利路上是无边无际的防震棚，此时已经是11月初，天开始冷了。我以为我们也要住下去呢，不意这一日搬了家。
我们搬去的地方，是座大学。今天的天津外国语学院，当时叫河北大学，据说因为天津曾经是河北的省会，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大学。我们住的地方，是紧邻着马路的一墙之隔的院子里，一拉溜五间，因为建造时间太紧，墙上抹的泥还是湿的，地下也是土地，坑坑洼洼的，同样是湿的不行。但这些和我无关，我关心的是有没有可以一起玩的边边大的孩子。
太好了，有，还不是一个。原来五间屋，每间都是一家，除了其中一家没有小孩外，其他的都有，我乐了。几乎立刻，我们就成了熟人，混到一起。
最边上那家姓唐，有个女孩，比我大一岁，还有个男孩，这个也和我一样，太小了，没办法和他玩，这一点上我弟弟的待遇也一样。挨着那家的有个大姐姐，很是亲切，我喜欢她。然后是张家，女孩叫菁菁。再就是我们家，最靠这边的那家有个奇怪的姓，仇。可他们家没小孩，所以可以忽略。另外，离我们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建在操场上的房子，我看比我们住的强，可大人们不予置评。那里面有些小孩，我们也经常在一起。
这个圈子大概有个十来人，经常在一起的也有六、七个。我们总玩的也很固定，不外是踢罐电报、藏扑克，跳皮筋。无论怎么玩，都是要不有个当庄的，要不就分拨。我不想做当庄的，分拨的时候我也希望我那拨的人都精明强干，个顶个的好。不幸的是，所有的人都是这么想的，于是某次又分拨，我刚刚要自以为一拨的头开始要人，唐莉忽然一指菁菁，“你要谁吧？”我的眼睛立刻瞪大了，发生了什么事？
菁菁不紧不慢的开始要人了，那天怎么那么忖，还就是多了一个人，两边都要完了，我剩下了。他们一拥跑走了，我站在那个地方，好久没动。他们就在离我不远的地方大呼小叫，我象完全不存在，过来过去的也没人理我。
我完全傻了。
好半天我才醒过来，怎么办啊？怎么会这样啊？我的眼泪下来了。我开始哭了，可他们还是不理我，泪眼朦胧中，我看见其中有个小孩想过来，她看了我好几眼，可唐莉拉住了她，还和她说了句什么，那个想过来的立刻掉了头。我的心又凉了。
那个下午，在我的泪眼中，他们一直在玩，直到大人们回来，把各自的孩子招呼回家。
第二天，我出去玩，可仍然是这样，情况没有好转。
第三、四天之后，我几乎不想出去玩了，可呆在家里，那个小屋太小了，没什么可以玩的，所以只好又出去。
我索性离开了平时总玩的地方，自己找了个新地方，撮合了新的一帮人，又玩。
再转过来，我吃饭晚了点，还没吃完，门被推开了，唐莉进来了。
我的眼睛立刻瞪大了。
她邀请我一起玩。
虽然有些奇怪，我还是迅速地答应了。于是我们就一起跑出去。
这回玩的队伍里，没有菁菁。
那回我又成了一方带队的，也许是吸取了教训，我和他们合作愉快。但我也从其中的一个小孩那里听说唐莉昨天和菁菁打起来了，所以今天才去找我。我不太高兴，可又能在家门口玩，抵消这种感觉。
这天晚上，菁菁来找我，和我痛斥了唐莉的霸道，还告诉我那天我被甩了，都是提前一天唐莉找菁菁和她联络好的。
我恍然大悟。
我和菁菁结成了联盟，第二天让唐莉感受了一下被甩的滋味。看着她在群外的孤独的样子，好几次好象都要主动和我搭话，我当然是坚决没理她。
我的心里乐开了花。
直到我和菁菁打起来，我去找了唐莉。
无足轻重的疼痛
才两岁半，我就开始了幼儿园的生活。当然，没到规定的入园年龄，可也不能拒绝我，适值“文革”又一个新高潮掀起，我若不被接受入园，就有些象和革命群众对抗了。那时候谁也不会让自己和人民群众对着干的，所以，我就顺顺当当的进了幼儿园。
老师们都喜欢我，因为话还没说清楚的小人儿，就已经会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了。
“爸爸妈妈谁好啊？”这个问题曾经困扰过多少才用稚嫩的小眼睛看世界的人儿。
他们显然是没有把这样的问题想清楚，据说我才去幼儿园，已经对这样的问题驾轻就熟：“都——好——！”
于是大家欢喜。每个人都想抱过来亲亲，我还不乐意呢。有些人看着就那么不让我喜欢。所以，我赖在原处，就不找她。
很快我也不喜欢那地方了。无论冬夏，早晨一律朝嗓子喷种药水，味道极难闻。往往是在干涩的寒风中等上十到十五分钟，才轮上自己。然后卫生室的大夫都没抬眼皮，就拿着那个喷子朝张开的口喷一下，于是会情不自禁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啊？很痛苦的。
还有睡午觉。邻近的小朋友永远不睡，所以我也不能睡，即使老师在的时候睡着了，只要老师一离开，他立刻就把我叫醒。所以直到 今天，我也没有午睡的习惯。上大学的时候，同宿舍的人都睡午觉，我也被迫躺着，可丝毫不困，后来想通了，索性那个时候我根本不回去，自己找个地方看云淡风轻。
也挺好。
完全抹杀那里的功绩，是不客观的。就是在那里，我发现了我的音乐天赋。
当时的幼儿园，舞蹈课是非常重要的课。我们通常被集合在一起，花上很久排练，《草原英雄小姐妹》，《两只小山羊》等等，我们都演过。还是在很大的剧场里。直到今天，我还记得，穿着单薄的演出服，走在冰凉的马路上，薄薄的红皮靴子根本不足以抵挡来自大地的寒冷。可我们毫不在乎，仍然朝既定的演出地点走去。
大概是五岁吧，又一次演出。我穿上了粉色的薄纱裙子。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几乎说不出话来。那时候当然还没有公主裙这个概念，可我知道穿上这衣服，我太好看了。所以，小小的手儿就不断摩挲着最外层的薄纱，直到完全忘了身边的世界。
我一遍一遍上台，给每个节目报上名来。终于到了说结束语的时候，又站在台上，可我完全说不出话来。那么长的话，从哪开始说呢？小小的手儿抓着裙子的边，没有意识到已经把那里揉皱了。
老师一遍遍教着呆立在舞台上的我不变的台词，甚至台下也传来了笑声，可我还是说不出。就那么站着。终于自己也烦了，反而知道怎么开始了。
“演出到处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我长出了一口气，总算完了。
全场都笑了。
站在侧幕的老师也笑了，她大声地告诉我最后一遍台词“到此结束”。但我没理她，自己转身下了台。那有什么不同吗？为什么笑这么厉害？太讨厌了。
回到后台，没换衣服，我就从侧门跑到剧场里，那里有我妈妈呢。从走道中间穿过，几乎所有的人都在看我，指指点点。我的脸红的不行，很热，但我还没找到妈妈，我不会离开。
后来发生什么不记得了。
过了很久，还有人提到那次演出。
又过了很久，才知道一件事如果顺利是常态，而不顺利的效果可能比顺利更有轰动效应。
被记得的也更久。
远处的美味
少时，零食往往是不可得的。在我想来，那些总在冬天吃糖堆，夏天吃奶油冰棍的同学，爸爸妈妈给他们的爱一定比我的爸爸妈妈多。差不多都五年级了，才有了一周五分钱的零用钱。那也是或明或暗地和爸爸妈妈提了好多次才有的。
已经很满足了。
五分钱，可以吃一根奶油冰棍，或者运气好的话可以吃一根小豆的，那需要三分钱，而往往卖冰棍的老太太那儿总有断了棍的，那只花二分钱，就可以吃剩下的那块冰。还有一种可能，就是玻璃纸包着的米花糖，也只是二分钱。另外，带桂花香味的和我的手掌大小差不多的藕粉块，也是二分钱。总之，隔了一条街的那家小小的食品店，是我心中的圣殿。每次去那里，都兴奋不已，为可预知的肯定会得到的快乐。我会一直攥着那分币，交给售货员的时候，往往是温的，有些微的水气。就在交出它的同时，我也拿到了让我快乐非常的东西。
很简单，很纯粹，很彻底。
一年里，唯一一个有可能拿到大笔金钱的时候，是春节。表姐工作了，在她第一年上班的春节时，她第一次作为一个大人，给我压岁钱。是十块啊！我差点晕了。我愁死了。该怎么花啊？那么多倍的五分钱，二分钱。我以为我永远不可能花完它，可夏天来的时候，我惊奇地发现，存在小箱子里的巨款只剩下了一块。我被自己吓住了，好几天都在不停地翻那个箱子，总觉得是哪次忘了把钱乱放了。当然，结果仍然是一块钱。
我可不敢乱动了。
就在那个夏天，第一次从同学那吃到了腊肠。是同学从家里带来的。那是个来自南方的同学。腊肠真好吃。可我不能再开口要。不自觉地我开始悄悄地听她说她家的事情，终于我听到一个消息，那天吃的腊肠是买的。就在泰隆路。
可泰隆路在哪？
又花了一些天，终于知道那条路在哪了。某个中午，放学稍微早一些，我拿着那一块钱，踏上了寻找之路。问了许多人，脸上带着汗，很费了周折才到那里。那是条很狭窄，也很热闹的地方。有家南味店。我扑进去，看到柜台里摆放着各种盘子，里面是我不认识的东西，我想那些应该也是可以吃的。我看到了腊肠。鼓了半天勇气，我叫售货员给我拿一根。她说：“五毛。”我的眼睛立刻亮了，那意味着我可以有五毛剩下了，可以再吃一次。拿着那根腊肠，我一直闻它，从南味店到我家，大概花了差不多20分钟。在开口咬第一次之前，我告诉自己这有可能是吃掉了五分钱。于是吃的很慢，口儿也小，就这样在到家之前，也吃完了。
后来，又吃过一次，当然另外的五毛钱就此消失。
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没有再吃过这种外皮可以明确看到内容的东西。
梁奶奶
无论什么时候，寡妇的生活都很引人注目。
在我们胡同里，也有个寡妇。带着个女儿。
我叫她梁奶奶。她的女儿叫梁平。
梁奶奶的故去的夫应该是个有些家当的人，他虽然不在了，可给妇孺留下了一楼一底的房子。梁奶奶就靠着出租楼上的房子，收租金过日子。
让我奇怪的是，解放那么多年，怎么革过那么多的命之后，她居然还保有她的私产房，在那个时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我印象中，她是个老太太，很威严的整天也不和我们说上两句话。后来看丰子恺写他母亲的文字，对外貌的形容，总让我想起梁奶奶。
这个老太太掌着家，她女儿上班的收入要一分不少地交给她。哪怕有一毛钱的夜班补助，也要给她。有一次梁平姐姐去上班的时候，脸上有没干的泪，唐娘问了才知道，是梁奶奶发现梁平的兜里多了两毛钱，就和她打起来了，骂的很难听。
后来有一次，赶上老家来人，走的时候给他们带了点东西，于是那个月的钱就紧了很多。房管所来收房租的时候，真拿不出那七块多钱。想了想四邻还真都挺难，估计梁奶奶有，就去借了两块，说好下个月开工资就还。可没等下个月，也就过了一周，梁奶奶看见我妈就提了这个事情。然后过两天又见的时候又提。终于月底没过去，就找上门了。她说的当然是她的不容易，让快点还她钱。可那时候真是没有。父母只好听着她说，还没办法还嘴。为什么已经说好的事情，她就还找上门来要？后来我也问过，父母也只说不记得了。
八十年代初，梁奶奶把她的楼上的房子卖了。据说卖了6000块。那时的钱啊，在我们眼里梁奶奶已经是万元户了。可她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邻居说是要给梁平当嫁妆。那时梁平已经26岁了，在我们眼里大的不行了，也该结婚了。可从来没见有人找过她，无论男女，都没有。后来听说梁平要上学，不想搞对象。梁奶奶和她吵的声音太大了，全小胡同都听到了。第二天和唐娘说的时候，得意洋洋地说：“我们梁平有志气，说了不毕业不搞对象。”唐娘笑了一下，低头摘菜。
到我们搬走的时候，梁奶奶还没能把女儿嫁出去，算起来那时梁平该30了。后来怎么样，就不知道了。
前两天和我 家老太太说起来，才发现梁奶奶那时不大，也就50来岁。
是我们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