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后，我一直处在闲适而宁静的状态之中。每天的阅读，就是我必不可少的功课。近读美国华裔学者王斑《全球化阴影下的历史与记忆》（以下简称《历史与记忆》）一书，（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版）忽然眼睛为之一亮，真是有一种让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感觉。该书集中了王斑以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系谱学理论和德国文化批评家本雅明现代性理论，对自五四以来现代性与传统关系问题的认真卓越的思考和阐释，提出了很多有价值的见地。翻查资料，发现该书2004年在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附有刘再复的序言。序言中，刘再复这样说：“几次读到深处，不仅读到思想，而且读到情怀，读到大关怀。这种冷叙述所包含的热心思，也许正是这部著作的诗意。”王斑这部书的深邃、丰富与诗意，由此可见一斑。
《历史与记忆》由十个章节组成，全部围绕历史、记忆、现代性等问题展开论述。导言就像一把领你进门的钥匙，让你明白作者所要讨论和批评的内容，以及这些内容所具的意义。倘若你徜徉在字里行间，便能在那些密集的范畴和概念里，领略现代西方理论的精神和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相对来说，王斑的思想和西方理论的关系是比较明显的；但他又具备着与中国传统哲学的关系。这便使他骨子里的怀旧情结滋长起来。在第一、二章里，无论评述法国哲学家福柯的系谱学历史视点在中国语境的作用，抑或是对鲁迅的阐释都相当精彩出色。尤其在他看似平和从容的叙述外表里，内核却是极为严谨和尖锐的。
王斑推崇系谱学在解构和颠覆上的作为，认为进一步剖析中国革命的遗产，解构半个多世纪社会主义的思想和话语实践；这一切都有必要用系谱学的手术刀解剖分析。但他又质疑系谱学对书写创造历史，对改造社会和建造公共空间过于缄默。因此扬长避短，他与系谱学保持若即若离的关系；从系谱方法中走出来，转移到“历史意识”的能动性；讨论五四以来的历史与记忆之间的互动，并在讨论中表述自己的观点。
研究鲁迅的学者很多，但始终是学者们难以做好的题目。王斑对鲁迅的理解和阐释，有一套自己的理念。他认为在鲁迅的作品中，文化记忆——过去存在的方式，在当下的延续，不是呈现为普鲁斯特式的、唤起过往时光和旧物的时隐时现的温馨时刻，而是描绘顽固僵死的传统神魔诅咒似的周而复始，在现代政治事件和日常生活中以行尸走肉姿态一再回复。在严密的理论逻辑中，王斑的阐释总是有新发见和独到之处。他在《历史与记忆》中说：“历史意识的任务之一，是重新反思中国的文化传统。一般认为鲁迅是反对封建偶像的骨干，他不留情地揭露传统中国的弊病。但更仔细的观察可看出，鲁迅并不完全抛弃传统。他富于批判性的历史分析，力求与传统中具有活力、肯定人生的因素相沟通，激活传统对现今仍有价值的东西。”王斑之所以有这样的见地，在我看来一是鲁迅文章对传统的精悍之气，二是王斑身上亦有鲁迅常说的“我沉静下去了”的少于时代的浮薄。
关于鲁迅提出的西方启蒙价值，王斑认为其着眼点更侧重于被遗忘的启蒙记忆中进步、社会关怀和乌托邦想象。鲁迅把对个人自由放在一个较宽广的政治结构中，放在社会重构的想象中，这样的思考与西方启蒙主义中的两个交叉的传统有关，即浪漫主义与理性主义。这个交叉的传统包括德国的赫德（Herder）、黑格尔、席勒，还有法国的卢梭等其他人。王斑对鲁迅西方启蒙价值的阐释，目光犀利。他发现当代中国在各方面，还远不是一个充分现代化了的国家。欧洲启蒙运动意义上的“启蒙”，仍然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文学启蒙与政治革命的关系，也仍然是一个倍受关注的话题。
从对鲁迅西方启蒙价值的阐释，到对鲁迅的悲剧历史意识的慎思明辨。王斑阐释道：“在鲁迅的作品中，希望时时常新，但又时时面对批评和警惕。他以无望的姿态对未来充满希望，希望看似绝望。他的文字和叙述在一瞬间可以将希望高高提升，然后又泼上冷水，以绝望的警觉观照社会的现实，无情地审视堕落的、无法救赎的现实。”王斑的严肃思考，使之他笔下的鲁迅尽管集中在早期的批判资本主义的鲁迅身上，但仍然能窥探到一个完整的鲁迅。也就是说在王斑笔下，早期的鲁迅画出了“国人的灵魂”；而后期的鲁迅则是早期鲁迅的发展和升华。
在第一、二章里除了鲁迅，王斑还论述了王国维和胡适。他认为在王国维，悲剧不仅仅是戏剧形式，更是哲学的悲剧视角。王斑论述王国维的文字并不长，但却从哲学、文学、历史和人生四个方面论述王国维所处时代充满令人焦虑的巨变，以及叔本华对王国维之影响，对于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一文中的论证具有纲领性意义。为此王斑在论述胡适时这样阐释道：“胡适很快发现了王国维悲剧——现实审美文化批评中的潜在因素，并加以发展。”王斑讨论胡适从戏剧入手，认为胡适的悲剧戏剧观中仍然含有历史救赎的希望。这个希望在于认识上的升级，而不是行为实践。作为现实主义表率的西方戏剧，在胡适眼中，是具备悲剧意识的。因此悲剧加现实主义的态度，是迫使中国人提高历史意识，了解历史现状的媒介。在悲剧——现实观审视下的中国现实，一方面是传统遗留的衰败无能，另一面是不可遏止的对变化和进步的渴望和行动。
从第三章开始，王斑将本雅明的历史哲学和审美范畴，贯穿在后面的几个章节里。他认为本雅明的思想，指出了现象经验世界与现代人日趋萎缩的表意能力之间日益加深的鸿沟。应该说，本雅明既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哲学家，亦不是纯粹的历史学家和文论家；也许可称他为浩劫世纪的思想家或历史学家。王斑对本雅明的认识和理解非常透彻，他说：“本雅明就是一棵病树，一个‘精神有毛病’的人。他以病人的忧郁眼光，洞察健康人的过分自信和荒唐。他对历史进步的批判，似有螳臂挡车之嫌，但他的洞见不仅是历史的真实，而且至今仍发人深省。”在作者逻辑慎密的论述中，读者便进入了本雅明的世界。本雅明的批判对象主要是直线、理性的历史叙述。而本雅明在历史叙述中，最富批判潜力的应是自然——历史的概念。
以本雅明的理论来论述当代作家作品，是《历史与记忆》一书中的特点。从韩少功到王安忆再到朱天文，王斑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对作品的敏锐感觉；其理论的运用浸透在作品的血液中，使其水乳交融又合乎逻辑。他认为韩少功的小说令人醒目之处，在于描写边缘地域，烘托悠久过去蛮荒状态中的生活世界。而韩少功对艺术的心灵，从事的是富于直感的思维形式。这种思维，接近本雅明分析的普鲁斯特的无意识记忆。
王斑对作品的阐释细致入微。如果说，韩少功的作品代表了以寻根来恢复完整的经验企图；那么他并没有在过去的生活世界中找到可靠的记忆资源，没有提供产生意义的新途径。但是韩少功作品的力度，在于十分明晰地、强烈地展示了追回完整经验是如何艰难和曲折；体现了记忆回归过去、回到蛰伏于原初潜意识中的自我是个危机四伏的旅程。本雅明的观点，并不能为八十年代的问题提出满意的回答；但他的言说，在历史断裂和重建的关头提供了很多启示。诸如历史叙述、记忆、经验、灵韵气息，以及个体如何与群体文化记忆重新联系的问题。
对于王安忆作品的论述，在本书中所占篇幅不少。论述王安忆作品的学者和评论家相当多，要有新发见确非易事。但王斑从历史与记忆入手，在分析王安忆作品前，已将现代历史与文化记忆的一些混淆不清的问题说得十分清楚。他认为王安忆的作品在急剧的社会转变中几经变化，代表了严肃的沉入历史、与历史对话的努力。王安忆把历史看做仍带有神话意味的宏大叙述，并没有完全沦为现代化的世俗过程。在阐释《纪实与虚构》里，作者试问虚构和想象的因素怎样变成历史的想象；而这想象又是怎样回应全球化现代性？历史的想象，在这部作品中以自传体形式出现。这一现象值得深思。
于是，王斑如是说：“王安忆这部小说由此提出了经典性问题：我是谁？我从哪儿来？我怎么会来到现在这个地方？上海记忆的演示似乎带有普鲁斯特忆华年的音调，但王安忆的回忆并没有让非意愿记忆汹涌回潮，而是更自觉、更主观臆断地召回记忆。家族史追溯深远的家族背景，返回1400年前的铁马金戈的景况。但王安忆摆脱了将神话历史化、现世化的解构做法，重新将历史赋予神话意义和想象。”我逐字逐句细细品味着余韵，那感觉就像吃橄榄一样回味悠长；然后会心一笑，心里想真是厉害。
与《纪实与虚构》一样，《长恨歌》亦是王斑花整个章节来阐释的一部小说。文章一开始在全球化时代下，怀旧的情绪、怀旧的心态、怀旧感与现代性的震惊等，布满字里行间。然而王斑却要着重讨论商品，拿他自己的话说：“我试图将文化记忆中的另类想象与全球的历史叙述相对立，但我将把重心放在越来越引人注目的商品意象上，商品的周遭依附着各式各样的文化、文学、艺术和经济话语。我的假设是，不管这‘商品’是意象、实物，还是暗指某种人际关系，都应放在历史语境中考察。”王斑要从怀旧中探讨商品，正是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商品生产交换如何渗透到人际关系，而这关系又如何左右人的劳动性质”一说，有着深刻的理解。不过，在阐释《长恨歌》时，他又融入了多重分析元素。
首先作者阐明自九十年代初，王安忆的写作开始面对越来越令人仰视的商品形式，她似乎能在来势汹汹的商品中，发现历史和记忆的契机，对商品消费持宽容态度，但又不失反省和批评。接着作者又认为王安忆作品中一个值得考虑的因素，是法国社会批评家纪德伯（Guy Debord）所说的新型的“景观社会”。小说三个部分，代表了现代中国三个重要历史时期：民国、社会主义，以及文化革命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时代。第一部分描写上海解放前商业社会的盛大景观，在作者眼里与纪德伯（Guy Debord）在《景观社会》中所描述的有相通之处。他认为《长恨歌》最大的成就，是在商品文化的历史语境中积极反思历史，既看到商品诱人的一面，又对沉积在商品中的记忆有所发掘；而整部小说，可以说在暗示着中国现代历史的进程。
王斑阐述小说时提出了一些颇有启发性的思想，道出了睿智之语。他的理论在对文本的阐释中，总是结合得非常好，丝毫没有“隔”的感觉；而他的论述逻辑慎密、条理清晰，且又是清醒的。他说：“小说的精辟之处，在于将时间流程开放为不同的维度。王琦瑶与她的知音，处在两种历史时间板块的夹缝中。一面是无休止的革命变革，另一面是仍然植根于旧时商品市场的生活和感情形态。”我非常认同王斑阐释的《长恨歌》，不仅有思想而且有新见地。温馨的语言后面就像一把磨尖的刀，其锋利闪烁着思想的光芒。
在这个章节的最后，王斑这样阐释道：“《长恨歌》用上海记忆对全球化发展趋势提出质疑。小说的批评意识，在于把黄金梦转化为记忆，演化成历史，具体化为里弄草根的底层文化。爬满记忆痕迹的黄金梦与经济起飞时代子辈们的淘金大有不同。因为这种梦不能用于消费买卖。它为我所有，为我所用，是有心有肺的。小说铺展了一个真切的历史，一个正在消逝的历史。”王斑论述的《长恨歌》和《纪实与虚构》，给了我们许多值得思考的东西。
朱天文小说中的历史、怀旧、商品与王安忆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在王斑笔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台湾以其经济起飞让世人瞩目。朱天文的作品，对传统至现代的转型有着尖锐的回应和批评；并从潜意识的深处显示了审美经验与社会历史变动的关系。而她的怀旧记忆模式，承袭了台湾文学中的深厚传统。这就是追思失落的传统乡村、家园、童年的密友，缅怀亲情记忆氛围。被怀念的村落，带上了“眷村”的美名，以各种方式出现在朱天文的小说中，表现对往事既恨又爱的双重态度。由此，王斑认为眷村的形象包含了双重性，同时也显示了怀旧意识的持久魅力。
《历史与记忆》一书，除了对作家小说的阐释，还有对散文和电影的阐释。第六章从史诗叙述到散文世界，阐释了如何小说散文化的问题。作者主要分析张爱玲对散文与历史的思考，以及王安忆小说中的散文化特质。在作者眼里张爱玲散文集《流言》，可视为都市文化环境中散文崛起的一个经典标志。而张爱玲对散文的看法，反映了中国现代性的某些方面，有助于了解散文在现代都市文化日益重要的地位。因而从小说到散文，从历史意识到散文心态的转化，显示了知识分子，特别是文学艺术家社会角色的转化。
王安忆的中篇小说《叔叔的故事》，透视了从历史史诗叙述到散文心态的转化；其散文式的文字，似乎有压倒小说叙述的趋势。王斑发现叔叔的变化，暗示着文学主导形式的变化；叔叔的经历，标志着史诗小说家转变为全球观光客的散文作者。同时，显示一种全社会的散文化心态。王斑用阿多诺的论文《散文的形式》，来考察张爱玲和王安忆的文本；发现阿多诺的论述，与这两位女作家对散文的看法有相呼应之处。
在第二章里，王斑已经讨论了三十年代创伤历史意识的电影如何记录战乱、贫穷、灾难等历史现实。到了第五章，他又重新回到电影的话题上来论述：“文化大革命后的新时期，目睹了重新反省历史、发掘文化记忆的热潮。……文化革命的情景不断在银幕上显现，似乎意味着一种返回初始创伤情境，重新体味伤痛的冲动。”而在第九章全球景观中的城市电影里，他谈到了巴赞的现实主义理论，以及本雅明提出的震撼美学。他认为震撼美学，与中国当代电影对巴赞的兴趣和对现实主义的执著有亲缘关系，与历史想象有密切关联。
全书最后一章，仿佛让读者进入了全球化的气场里。今天的人们已处在一个与过去完全不同的存在经验和文化消费的关系中，每天面对不断的商品轰炸，“幻象”（simulacrum）取代了真实的生活。由此，王斑质疑全球化的论述，包括连带的发展观、市场观，新自由主义以及全球的共同经济繁荣，将任何国家民族利益融合于普世主义的认同中。人们不再谈冷战，而是贸易战。世界市场、国际贸易成了自由市场，而市场的货币形式和商品逻辑，却转换为一种空间形式。
王斑在本书中涉足的范围非常广阔，尤其典型的西方学院式表述方法；若要正确把握和理解他的思路，没有宁静的心态；的确难以进入其精神堂奥。从历史到哲学，从文学到商品，从美学到影视等，他为我们展现了一个丰富的现代性景观；并告诉我们在中国历史的书写中，道德原则比其他叙述准则更为重要；而他浓浓的故国情怀，正是历史与记忆在他内心深处的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