踏上长征路，去寻访半个世纪前一段伟大历史的遗踪时，新的长征——“改革开放”刚刚进行到第八个年头。1986年，当时的中国与半个世纪前那次悲壮的远征无论看上去有多么不同，但有一点却十分相似，那就是：前途不明，只能向前走。走下去再说。摸着石头过河。
当时的中国文学亦如此，几乎每个文学的参与者都像离开瑞金时的红军前辈们那样，怀揣着某种使命，迈开大步，拼命地写自己的东西，也拼命地读别人的东西，每个人都在摸石头，每个人都以为自己摸到了石头，每个人都想率先冲过河去。
我就是这些人中的一个。1986年，我31岁。
自我感觉良好的年龄。自以为经过十年浩劫，自己已经按照马克思的座右铭去怀疑过了一切，也思考过了一切。自以为那时的自己已可以用审视甚至挑剔的目光去读叔本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并用热烈的拥抱去亲近海明威、福克纳、埃利蒂斯和马尔克斯。现在想来，那时的一切不过是不知深浅的轻狂而已。唯一值得自豪的是记忆力。那时的记忆力真让今天的我羡慕，如同一块吸水性极强的大海绵，什么都吸，什么都能吸，什么都敢吸。不像现在，眼前的事记不住，过去的事忘不了。只好无奈地把这种生命的衰退自嘲为选择性记忆。
那一年的四月下旬，我们上路了。行前，《解放军文艺》“长征笔会”的全体成员（由编辑刘方玮带队，成员为江奇涛、程东、还有我），在总政大楼内，受到了时任总政治部主任的独臂老将军余秋里的接见。这位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红军老战士中气十足，音调高亢地为我们壮行。他当时讲了些什么，我已记不清了，但这位百战沙场的老战士抬起他的左臂向我们敬礼的镜头，却深深地刻在我的记忆中。而他把他唯一的左手反过来与我的右手相握时的感觉，至今让我回想起来都会产生一种过电似的震撼：这样的军人，这样的军队，这样的军史，是值得你为她写点什么的，当时我想。于是，我们上路。
接下来是长达三万余华里的吉普行军。我们用军用吉普车的车轮丈量过了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几乎全部征途。既便如此，仍然用去将近八十天的时间！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红军将士，用他们的两条腿，将近一年时间，穿越枪林弹雨、急流险川、雪山草地时，面对的是怎样一种超绝想象的艰辛！
但是，所有这一切，对我来说似乎都不陌生，因为还在十几岁时，我就已从《万水千山》、《红旗飘飘》和《星火燎原》中走近过它们，也熟悉了它们。真正痛彻肺腑的震撼发生在湘江源头，界首。地处湘桂交界处的一个名为界首的无名小镇。从此，这座小镇将在我记忆的磁带上永远无法抹去。
我奇怪自己在那个细雨蒙蒙的清晨站在湘江边上时，居然对那场发生在半个世纪之前的血战，几乎一无所知。“湘江之战，损失过半”，这样的记述是很难让人产生直观的感受的，更不要说震动了。但这一切在那一刻改变了，我像是被人劈胸一拳重击在地，然后是此后二十年挥之不去的疼痛！那是一种难以言说的，想起一次就会疼一次的痛。
“红军死得好慘欧！......”那个后来出现在《灵旗》中的二拐子带着瞿瞿哨音的讲述，是透过湘江边的蒙蒙雨雾飘进我的耳鼓，沉进我的心底的。那一刻起，我知道我找到了自己要写的东西。我要为那支到达江边时尚有八万人的大军，在仅四天后就消失的四万余条鲜活生命，写一曲招魂的挽歌。这个念头在此后的二万多里漫漫长途中，一直追赶着我，萦绕着我，也折磨着我。
可以么？可以这样去写么？这毕竟是中国工农红军征战史最惨烈也最悲壮的第一次大败仗，而且是不折不扣的大败仗。这次失败是如此的让人刻骨铭心，以至于半个世纪过去，也没有人愿意提起甚至记起它来，留在史书上的，只有冷冰冰的八个字：湘江一战，损失过半。可以么？这是直到此番重走长征路结束，都一直困扰我的问题。
重新回到都市中来，已经劲吹了八年之久的思想解放之风，依旧猛烈并再次鼓噪着我的血液。当然，要真实可触地再现那段历史，仅有血脉喷张是不够的，因为它更需要一次思想的深度转身和一次对禁区的突围。这在今天算不得什么创举和壮举，但在当时却需要你拿出的不止是勇气。
在一个沉闷的夏夜，窗外电闪雷鸣，长风怒雨，我却奇怪地沉静了下来，原先像乱云般在脑子里奔突的思路，刹那间被耀眼的闪电照得通亮：是的，这是一次前所未有的惨败，但天将降大任于红军也！正是这次惨败，使红军痛定思痛，看清了导致他们惨败的原因，找到了能够引领他们走出血海的“摩西”。历史，便在这一刻由此变向。长征，也由此从流窜变成真正伟大的远征。祸福相倚，成败相生，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这一刻，我似乎从逰蛇般明灭的闪电中获得了某种启示。
是的，要写失败，写一次最惨烈也最英雄的失败。但我告诉自己，你这回可以不直接写英雄了，因为别人已写了很多英雄。你应该写一个逃兵，一个先逃离自己的队伍又重新为自己昔日的弟兄复仇的逃兵，写与这个逃兵的命运宿命般又极偶然地扭结在一起的众人，九翠、二拐子、杜小爪子、廖百钧、黑廷贵、传汉老爹......更重要的，是写那只看不见的手，如何用历史的悖论翻覆人间，颠倒众生，......
当这一切全都如彩色拼图般凸现出来或在我眼前疾走，或在我耳边低语时，我知道，我已不能再用任何一种前人用过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你必须找到一个全新的视角，还必须找到一种全新的叙述。时间。空间。人物。事件。一切都是残片，一切都必须打乱，一切都需要拼装，一切都需要反思。好在，此时已是一九八零年代，时代在变，人心在变，对现实的看法在变，对历史的看法也在变。一切都在发生，一切都来的正是时候。所以，一切皆有可能。
于是，在另一个狂风豪雨的夏夜，我写完了《灵旗》。写完之后，我有一种深深的慰藉和安心，因为我如愿奏完了为那些至今长眠在湘江两岸的英灵们而谱就的安魂曲。现在回过头去，我才发现，它的诞生，只可能在那个时代，这是一部作品，也是一个作家的宿命。再早一些或再晚一些，你都不可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我对自己说，是历史，更是时代假你之手，写出了它想说的。我至今这么认为。
2008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