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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流放地

作者:纪尘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1876      更新:2014-06-23

 

——俄罗斯散文集《不要去西伯利亚》节选


 
       “西伯利亚矿坑的深处
       望你们坚持着高傲的忍耐的榜样
       你们的悲痛的工作和思想的崇高志向
       决不会就那样徒然消亡
       灾难的忠实姊妹——希望
       正在阴暗的地底潜藏
       她会唤起你们的勇气和欢乐
       大家期望的时辰不久将会光降
       爱情和友谊会穿过阴暗的牢门
       来到你们的身旁
       正像我的自由的歌声
       会传进你们苦役的洞窟一样
       沉重的枷锁会掉下
       黑暗的牢狱会覆亡
       自由会在门口欢欣地迎接你们
       弟兄们会把利剑送到你们手上”

        ——普希金《致西伯利亚囚徒》


       这是一片十万年前就已存在的大地:地球的最后一次冰河作用使得这片巨大的泥碳区域变为茫茫草场与森林。
       在这片举世无双、纬线几乎绕地球半圈的大地,连绵无尽的森林将全球近四分之一的二氧化碳吸入腹中并对令人担忧的温室效应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这里是濒绝动物的最后阵地,它们以异乎寻常的天赋应对挥霍无度的严寒同时在严寒的庇护下生生不息;这里是万物最甜蜜的摇篮,是神话中的神话,也是——生死未卜的流放地……
       西伯利亚。一个地理名词。一部历史。一种命运。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有句名言:“诗人真正的祖国是童年。”
       每个人都有童年,不管我们的童年是一条河流、一座山峦还是一片森林,不管它在哪里,那个我们降生后第一眼看到、第一句呀呀学语、第一次迈开步子的地方,就是故乡。那里的一切:语言、道德标准、风俗习惯……这些东西组成了我们肉身或说物质的“根”。
       不可避免的成长令我们的童年注定只能存留于记忆,而充满不确定性的人生旅程又使我们的心灵一步步从天真走向苍桑。这种心灵活动使得单纯的物质之根延向精神:“故乡”,不再局限于某一方水土,某块生存空间,而是涵盖到了灵魂。
       正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就是环境(自然环境及社会环境,这里尤指后者)给人的精神状态的决定性影响:肉体的背井离乡延伸成为个人乌托邦的失所流离。
       浪涯天迹的吉卜赛人说,“时间是用来流浪的,身躯是用来相爱的,生命是用来遗忘的,灵魂是用来歌唱的。”
       “流浪” 一词可说是包罗万象,但相对“流亡”而言,流浪更多了点主动成分,与政治关联也少一些。流亡则总是与政治迫害紧密相联。
        人为什么流亡?因为流放。
       早在中国秦汉时代,将“罪犯”放逐到荒漠绝域的惩罚体系便已形成,这种降死一等的重刑被统治者自诩为一种仁慈的刑罚,所谓“不忍刑杀,流之远方”。隋唐之际,“笞、杖、徒、流、死”五刑制正式确立,自此,在中国的刑罚史上,“流放”一直占有稳稳的一席之地。
       西汉大臣苏武,就在贝加尔湖畔度过了遥遥19载。中国东北的宁古塔,便是清朝流放人员的著名接收地,郑成功之父郑芝龙,诗人吴兆骞等,都曾被流放至宁古塔。
       当然,流放绝非仅仅中国的产物,这种刑罚遍及世界各地,而被流放者,除了行为上的罪犯,更包括对统治阶级持不同政见人士:教士、贵族、哲学家、诗人等待。这些流放者中,一些人闪亮的名字在千百后仍被人们怀着无比的崇拜念出:德国的海涅,英国的拜伦,以及法国最伟大也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作家之一——雨果等等。
       至于本书的主角——西伯利亚,它的“流放史”更是一部悲壮的史诗,就像那千百年来的茫茫草原瀚海。
 
       再没有比西伯利亚更完美的流放地了:无论是它的广袤、荒僻,还是它的酷寒,都使得被流放至此成为最可怕的刑罚之一。
       俄国诗人普希金,就曾二度被沙皇“派遣”至西伯利亚南部“任职”。《致西伯利亚囚徒》,正是流放归来的诗人为被流放的“十二月党人”所作。
       这位伟大的诗人逝世后,数万彼得堡人坚决而不容延迟的要求,使得沙皇最后也不得不难堪地向普希金致哀并尊其为“太阳”。
       虽然希望推翻专制统治的俄罗斯贵族革命“十二月党人起义”在沙皇的镇压下以失败告终,却为另一场“革命”打下良好基础。(之所以为革命二字加上引号,是因为我突然想起一位哲人说过的一句话:“暴动永不可能成功,因为成功的话使用的就是另外一个词了。”)
       1917年俄历10月25日,一个名叫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的血统复杂的男人,领导武装力量冲向圣彼得堡的沙皇冬宫。
        “革命”的本质就是推翻旧秩序建立新秩序。在将旧秩序:沙皇、各贵族阶层以及“渺小的上帝”(教会)撕得粉碎后,这个后化名为“列宁”的男人,领导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
       新政权的诞生,让饱受战火与压迫的俄罗斯人民燃起希望,然而不久,人们便绝望地发现,新政府只不过是一个换上新装的旧帝国,甚至更专制,更血腥——特别是当那个奥塞梯鞋匠和格鲁吉亚农奴的儿子(斯大林)上台后,不计其数的人饿毙在富饶的俄罗斯大地上,不计其数的人成了不折不扣的一无所有的“无产阶级”。
       关心俄罗斯文学的读者应该知道一本书:索尔仁尼琴的著作《古拉格群岛》。
       “古拉格”是由俄语缩写词组“ГУЛАГ”音译而来,汉语意思为“劳改营和教养院主要管理处”(这个称呼,对历经过“文革”的中国人,一定印象深刻),说得更直接简单些,就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集中营”。
       20世纪20年代至50年代,俄国布尔什维克使“流放”达到了空前绝后的登峰造极之境。在“军事共产主义”、“集体化”以及“大清洗运动”中,不计其数的“监狱岛”遍布于苏联这片汪洋大海中,而广袤无垠的西伯利亚自然是其间最大的“群岛”。
       沙皇时代当然也有许多人遭受流放,但相比之后的古拉格,罪犯——特别是政治犯,无论是普希金、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他们的流刊几乎就像度假一样:除了某些规定的地方不能自由出入,他们可以坐上待遇不错的火车,可以在流放地用自己没被没收的财产造房子(有的在某座边境城市,有的就在自己家乡),还可以与完全不受牵拉的家人一起生活!
       在索氏的书里,不止一次提到“沙皇的牢房是幸福的”,这并非作家故意“捍卫旧社会”,而是与古拉格那灭绝人性的“劳改”相比较得来的结论。比如废除了农奴制的亚历山大二世就曾命令手下将他关在牢里以亲身体会囚犯感受,然后做出更人性的调整。
       至于那位几度在前线指挥作战的倒霉的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将列宁流放并非因为列宁的哥哥曾刺杀沙皇,而是列宁的确是个不折不扣的政治犯——一个虽遭受流放却从没有受到任何酷刑折磨、依然保有相当人身自由的政治犯(乘坐火车不受人监视,自由地在林中狩猎,甚至继续写和发表反对沙皇的文稿等等)。
       陀思妥耶夫斯基著名的《死屋手记》,更是从没有过关于饥饿与酷刑的描写,当圣诞节到来,全体囚徒还可以纵情狂欢几天!陀氏笔下的狱史也是充满人情味的,他们默许甚至帮助外界的人们为囚犯带来种种佳肴和书信。陀氏本人的财产从没遭到没收,即使在狱里,他也依然是位贵族,是拥有忠实随从的“老爷”——尽管他抱怨过劳动时天气太冷,脚上的镣铐太沉。之后,由于他的抱怨和身为贵族的赢弱体质,强度劳动便几乎不需要他参与了。
       比较是可怕的。当列宁取得政权,被流放者——比如沙皇,他们的命运是怎样的呢?十月革命胜利后,沙皇一家先是不断地被从一个地方驱逐到另一个地方,一年后,也就是1918年7月17号凌晨,尼古拉二世一家(包括被绞去一头秀发的四位公主和一位太子)以至部分皇室成员,被带到一间地下室然后统统秘密处决。
      半个世纪后,才有人在一片树林污浊的水塘中发现了这些沙俄贵族七零八落的尸骨。由于被汽油焚烧以及被硫酸侵蚀,这些骨头均呈现出可怕的黑色或绿色。
       2008年7月,也就是尼古拉二世家族遇害整整90年后,来自世界各地的3万东正教徒自发地来到沙皇当年的遇害地点进行缅怀,与此同时,全俄罗斯的各个教堂也举行了盛大的弥撒仪式和音乐会。
       这一切说明了什么?不同的人,心中自有不同的答案。

       随着“古拉格”的到来(或者说随着苏维埃政权的到来),沙皇的牢房“过时”了:不仅被流放人数比“旧社会”翻了无数倍(几乎占整个俄罗斯四分之一人口),而因“犯罪”而遭受极刑的,更是令任何一个其它朝代都望尘莫及。
       作为亲自在“古拉格”生活过的“岛民”,索尔仁尼琴掌握有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其中激昂的控诉,尖锐的嘲讽,深切的缅怀,为世人展现了一部由无数苦难灵魂组成的悲怆交响曲。
       残忍而充满屈辱的刑讯、极度荒谬的司法(流放高峰期甚至以姓氏、民族为单位来划分罪犯、而所判的刑则像发粮票般人手一张“5年券”“10年券”“25年券”)、被自杀性使用的超强度劳改……
       在那个浑身溃烂的时代,这片产生过无数天才和大师的俄罗斯大地,处处弥漫着令人窒息的恐怖气氛。在此提一下一个众所周知的词——契卡(Cheka)。十月革命之后,为了对付“一切反革命份子”,苏维埃政府决议组建了一个国家安全机关——全俄肃清反革命和怠工特设委员会(全俄肃反委员会),其缩写音译便是契卡。契卡拥有极大权力,甚至有权不经审判就将犯人处决。在那个黑白颠倒的时代,许多心狠手辣的暴徒都被召进契卡机构,不计其数的无辜者成了契卡的牺牲品。
       比如一个农民,仅仅因为割了几把草喂给自家的牛吃,就被契卡人员一枪击毙,因为他割的草来自“公家”,对这种“占用和破坏国家资源的反革命份子”,没在枪毙前让他到集中营先受几年折磨已是很仁慈了。比如开会,当那个满脸麻子的独裁者说话时(这就是真实的领袖的脸),全场必定鸦雀无声——不是因为讲得太精彩了,而是领袖就喜欢低声说话,如果不认真听,被问到话时漏了什么重点(领袖的话每一句可都是重点,包括停顿),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当领袖说话完毕,绝没人敢第一个停止鼓掌——到处是契卡人员,到处是眼线(既便是他们也不敢先停下鼓掌)。两分钟、十分钟、十五分钟……除非领袖示意停止,人们才敢松开早已肿胀通红的手。赫鲁晓夫说过,在那时,只要盯他(斯大林)一眼,第二天你的脑袋就会搬家。
       这样可怕的例子比比皆是——与其说契卡是一个为了国家利益而工作的情报机关,不如说是一个草菅人命的暴力机构。而这个机构人员之混杂,波及范围之广、势力之大,使得你纵然插翅也难飞。
       1954年,契卡机构得到修正调整并更名为“克格勃” ——一个可与美国的中央情报局、以色列的“萨摩德”分庭抗礼的国家安全机构。虽然如此,这个机构的势力依然很大,特别是在冷战其间,克格勃的势力其至凌驾于国家之上,以至西方将之称为“红色恐怖”。
       众所周知,2000年上任的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是克格勃成员,当然,这位总统的主要职责不再是神出鬼没地收集情报,而是要建立一个强大的,“在有效管制下的俄罗斯民主主义国家”。这个对如今的俄罗斯人民而言已是耳熟能详的词——民主,在苏维埃时代,却是比海市蜃楼还要虚幻、遥远。
       那时候,无论是清晨、中午还是深夜,无论是上班途中、接孩子回家的路上、或是澡才刚洗到一半——无论何时何地,人们都可能在契卡的突袭中而突然被迫决定自己是哪一类人。
       在恐怖的笼罩下,一些人屈服了,站在“党”一边并帮助监视、揭发他们从前的朋友、亲人;一些坚持己见者则进了形形色色的“劳改场”,受尽折磨或死在狱中;还有许多人则根本没有任何准备更没任何机会申辩就突然人间蒸发……
       随着逮捕、流放和枪决等迫害步步升级,许多知识份子不得不流亡在外,于是俄国历史(也是世界文学史),自此出现了蔚为壮观的流亡文学。
       这种状况多少有些像曾经欧洲的“文艺复兴”:由于君士坦丁堡(今伊斯坦布尔)陷落,大量深谐千年古典文化的希腊人流亡至仍处于蒙昧状态的欧洲,从而触发了划时代的文艺复兴运动。不同的是,俄罗斯的流亡文学承载的苦难更为深重,对灵魂的拷问与忏悔更为深切。正如某位哲学家所言:“而谁能用自己的鲜血和不幸创作,那么他就不是想使人阅读他的作品,而是教会他们默记下来。”
       尽管流亡让艺术家的生命得以延续,但他们那渴望飞翔的羽翼却被悲痛浸透:他们可以吃饱穿暖,“古拉格群岛”却有成千上万的同胞在饥寒中饱受煎熬;他们可以侈奢的一人独居一室,成千上万的苦役者却在所有可能找到的缝隙,哪怕是刚埋下死者的雪坑——只要那里能容得下他们,能多活一天或是一小时;他们可自由地写作、表达,而另一些地方,仅一行字、几句话就能令一个鲜活的生命消失无踪……
      是的,情况正是这样,对“生活”在群岛的人们而言,鲜花、草地甚至一口干净的水都成了遥不可及的乌托邦——暖和的住所,温热的食物于他们,远要比饥饿、枪声和尸体要陌生得多……他们所看到、所拥有的,只是一个个充满屈辱的编号(劳改人员褴褛的衣裳被强迫缝上好几块囚犯号码——就像犹太人的黄袖章一样);是令人憎恶又恐惧的迫害追踪器(告密的眼线和习惯使用暴力的狱史);是不计其数由于饥饿、疾病和创伤而倒下的累累白骨……
       至于亲人——噢,如果不及时“划清界线”,那么惟一的结果便是——永别!被诛连的亲人不是在监狱外“自由地”地饿死,就是在与你相距十万八千里的另一座“岛”忍受同样的身心折磨,或者干脆整家人(或者整个村庄、整连军人)一起直接被押到某片黑暗的森林然后以一阵机枪扫射为生命划上最后句号……而那些骨头几乎戳出皮肤、失魂落魄的极少数幸存者,也许一代甚至几代,都会将警车的呼啸与心跳、死亡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全身都被一种羞耻感笼罩着——为连自己的亲人、战友的坟冢都找不到,为连留下哪怕一张可供追忆的相片也无能为力……
       暴力像瘟疫一样蔓延。
       祖国仿佛已不复而在,虽然如此,他们还是得回到那里:记忆里的俄罗斯那忧伤又甜美的气息就像渗透喀斯特地形的雨点一样,渗透在每个被烧灼,焚毁的地方,渗透在流亡者那破碎的孤独灵魂里。
       可是如何回去呢?创作。
       这些流亡艺术家用手中的笔,为这遍布离愁和伤痕的世界写下了一份份悲怆的祷文和葬辞。
       俄罗斯五位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中,就有三位是流亡作家:蒲宁、布罗茨基、索尔仁尼琴。除此之外,还有众多杰出作家和诗人,如纳博科夫、安德烈•马金、以及被誉为“二十世纪俄罗斯最伟大的诗人之一”的茨维塔耶娃等,都曾流亡国外多年。
        “这一切都是为什么?我说不上来。我爱俄罗斯。”侨居法国多年的俄罗斯画家夏加尔如是说。
       不语自明的悲伤和压抑着的深情跃然纸上。
       这游子的乡愁,漂泊者的乡愁啊,流放已远不仅是肉体的背井离乡。
       然后,在这种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与思乡之情下,一些艺术家再也按捺不住(何况当局对他们归来做出了信誓旦旦的保证),怀着满腔热血纷纷奔向离开已久的祖国,他们只有一个单纯的信念:不管俄罗斯是什么样子,只要她是俄罗斯!(天真的艺术家啊!)
        可等待他们的命运是什么呢?当然不是尊重并允许他们“报效祖国”,而是成了罪大极恶的“间谍”、“暗害份子”、“叛国贼”……比如茨维塔耶娃,当她满怀希望地从国外归来,得到的待遇却是:女儿被捕,丈夫被枪决。而茨维塔耶娃本人则连期望得到一份洗碗的工作也遭无情拒绝,就这样,在精神和物质的双重绝望下,这位俄罗斯最优秀的女儿,这位“只在火中歌唱的凤凰”(“我是凤凰,只在火中歌唱”——茨维塔耶娃诗歌《凡是别人不要的》),这位日后让全俄罗斯人民都噙着泪水阅读其作品的天才,终于迎向“等待已久的刀尖”(“她等待刀尖已太久”——茨维塔耶娃诗歌《生活》)——自缢身亡。
       至于那些一直坚持留在国内的艺术家,则在沉默中接受着另一场“流放”——被苦难日渐侵蚀的心灵。
        “对我来说,离开自己的祖国不啻是死亡……”被称为“叛徒”、“反革命雇佣文人”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帕斯捷尔纳克,当面临驱逐出境的威胁时,这样写信给独载者。
       所有的门甚至窗都被封死,昔日知识分子所珍爱的一切都变得分文不值,创作成了一件偷偷摸摸的事,作品成为罪证,亲人遭受牵连——他们成了自己故乡的异乡人。
       死亡是简单的,而痛苦或说艺术,却复杂得多。这些复杂的东西将纯粹的肉体安置在一种不纯粹的状态:寂静与噪音、沉默和嘶吼、庄严和歇斯底里、清醒与混沌、虔诚和怀疑……
       在那黑白颠倒的岁月,知识份子的命运变得与牢房紧密相连:曼杰尔斯塔姆死在牢里、帕斯捷尔纳克的住宅不止一次受搜查,作品被查封,连诺贝尔奖也不得不拒领。至于索尔仁尼琴,则在群岛劳改八年再流放至哈萨克斯坦——作家的许多手稿都是通过“背诵”保存下来的(因为牢房里不允许写作,他只能在碎纸片偷偷写上十几二十行,待默背下来后便马上把纸片销毁)。
       还有被誉为“俄罗斯的月亮”的阿赫玛托娃,由于嫁给了诗人古米廖夫,古被当做反革命枪决,虽然古是其前夫,但她依然脱不了干系,除了“反革命太太”外,还因创作“颓废、色情”的诗歌而被指责为“半修女、半淫妇”被苏联作协除名。阿赫玛托娃惟一的儿子受父母牵连,坐了二十多年牢。
       “……我在列宁格勒的探监队列中度过了十七个月。有一次,有人认出了我。当时,一个站在我身后的女人,嘴唇发青,当然她从未听说过我的名字,她从我们都已习惯了的那种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凑近我的耳朵(那里所有人都是低声说话的)问道‘您能描写这儿的情形吗?’我就说道‘能。’于是,一丝淡淡的笑意从她脸上掠过。”
       这是阿玛托娃创作出组诗《安魂曲》多年后,给诗歌写的一个序。
       那女人为什么微笑?因为她知道即便自己无力呐喊、反抗,但终将有一天,会有人为这段历史发出铿锵的声音:“假如他们真要封住我受伤的嘴/就让那些我为他们说话的千百万人/让他们来替代我/并让他们每年记住/每当我的祭日来临时/我不只为我自己祈祷……”

       写到这里,我不由想起火车上时,元宝父亲说过的一些事。
       他说,曾经,在西伯利亚有一种“猎人运动”:那些集中营的头目,那些“机关干部”,那些——血液和冰一样冷的人,可以像猎杀动物般随意射杀所追踪到的苦役犯。
       记得听到这话时,我不禁机伶伶打了个寒战。
       这绝非元宝父亲的随口杜撰,古拉格群岛有许多无辜者正是以这样的方式命丧“狩猎者”枪下。为了完成任务(杀人任务)、为了恐吓,甚至仅为了消遣,押解人员或“岛主”会在某个囚犯面前故意扔一包烟,或者一片面包屑,当囚犯踉跄地上前“为长官捡烟”或为了拾起那海市蜃楼般的“佳肴”(面包屑),子弹突然毫无预兆地一下穿过犯人干瘪的胸膛——大睁着眼倒下的犯人之罪名为“故意越过警界线企图逃跑”!
       斯大林掌权期间,死于非命的人数究竟有多少?
       “集体化”时期,有一亿二千万农民被席卷入集体农庄的浩劫之中。1990年,苏联国家安全委员公布一个数字:1930—1953年期间,至少有370万人死亡,后更正为450多万。
       西伯利亚北部,永冻地带,共有1,800万人先后被关入集中营,其中至少300万人死亡。直至1985年才重获自由的幸存者之一——作家提莫菲夫,是其证人。
       至于对“叛逆民族”的处理则更干脆利落:车臣人、加尔梅克人、库尔德人、克里米亚鞑靼人、居住在高加索的希腊人、日耳曼人,还有不计其数的满族、汉族以及后迁至俄罗斯的朝鲜族……这些加起来几乎占俄罗斯一半人口的各民族人民,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像牲口般被强塞进卡车,然后轰隆隆开往中亚、西伯利亚、乌拉尔北部等地方。在这场前无古人的残酷流放中,将近一半人在途中死去,而美丽的叶尼塞河,因堆满了不计其数的尸体而变得缓慢幽暗……
       如果说以上这些流放者都是“罪犯”,那么,那些从前线归来的军人,那些为祖国抛头颅洒热血的英雄们总该得到好一些的待遇吧。很遗憾,在这里我们只能尊重史实给出令人心寒的回答:众多战后幸存者,众多本应挂满勋章的英雄(特别是知识份子),不仅没有被允许回到自己阔别已久的故乡,还因各种荒谬罪名成为“国家的敌人”而锒铛入狱!
       林林总总无所不在无所不包的国内迫害,对于为什么一些俄罗斯年轻人到头来竟会拿起武器与敌人(德国人)并肩对抗“自己人”,给出了某种令人痛心但合情合理的解释。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波兰人、日本人也被杀害。1940年春,大约2.2万名波兰人在卡廷森林、加里宁等地遭到苏联军队杀害,这就是震惊世界的“卡廷惨案”。之前苏联一直拒绝承认并一口咬定此系纳粹所为,直至1990年波兰总统来访,苏方才正式承认对此案负全责。至于日本人——战后有约57万日本人被流放至西伯利亚。超强度的劳改和极度匮缺的食物供应,使得一些日本人不得不以切腹自杀来要求得到伙食改善,尽管如此,依然造成数万人命丧西伯利亚。
       美国著名苏联问题权威斯蒂芬•科恩在《苏联问题重探》一书中写道,“关于斯大林时期死于非命的人数,至今还没有能作出精确的统计。从事这方面调查的人们认为,2,000万人是一个保守的估计,这还不包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可以归咎于斯大林领导上的疏忽而造成的不必要的数百万人员伤亡,也不包括关押在斯大林集中营里达20年之久、奄奄待毙的数百万人”。
        ——或者还不包括1937年因拒绝执行大清洗命令而被苏联克格勃处死的蒙古前总理P•耿冬,不包括斯大林的追随者乔巴山执行大清洗时死于非命的2.8万蒙古人?!乌兰巴托就有一家鲜为人知的政治迫害者纪念馆,其中一个展厅里摆满了被子弹射穿的头骨!
       索尔仁尼琴在致帝国最高权力集团的公开信中写道,“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原因共丧失了6600万人!!!这个数字是原列宁格勒教授、统计学家N•A•库尔干诺夫计算出来的。”

       各式各样的天文数据层出不穷。
       所有的黑暗都太明亮了。
       自由、生命——这些总是被狂热挂在口头的词,在道德彻底沦丧的社会不过是一纸空言。在一片又一片由人类自己亲手搭建的流放地,有的只是代代淤积的发黑的血液,只是与希望彻底分离的绝望。
       曾经,十二月党人起义失败后,沙皇下令处决了几位领袖并将100多人流放到西伯利亚,当闻知这个消息,那位“沙皇专制制度、农奴制和一切俄国邪恶势力的死敌”——托尔斯泰伯爵,不禁老泪纵横:“这样的日子真是让人活不下去,活不下去了”。
       现在,索尔仁尼琴面对的是——数千万!面对这样一个数字,无论它是来自己族还是异族,焉不使人毛骨悚然、不寒而栗?
        “这个狼种它在我们人民中是从哪里来的呢?它是不是我们的根子上长出来的呢?是不是我们的血统?”因战争而产生灵感,因残酷而产生困惑。面对这场发生在“文明”的20世纪的民族浩劫,索尔仁尼琴噙着眼泪发出了这样一声悲怆质问——在狂风骤雨的暴政肆虐和死亡的急促箭镞围困下,这样的一声质问与忏悔真是有若千钧!
      索尔仁尼琴不惜用厚厚的三大卷文字来“掀开民族的伤疤”,仅仅是为了“讨一个公正”吗?是。但远不止此。战争,我们得到更多的只是一个个漠然的数据,而得不到一个具体生命对生活、对这个世界的深情或绝决。那些残垣断壁可以告诉我们曾发生了什么,但对一位哭泣的母亲、一个孩子惊恐的眼神、一个默默为亲人掘坟的男人,一个躺在血泊中的战士——我们如何能得知他们内心的诉求与断裂?
因此,这些文字更是献给千万无声无息逝去冤魂的一份沉痛悼念——作家不厌其烦地将记忆中的那些受难者(包括一些无名氏)写下:这些人的所在地、职业、模样、性格与遭遇,等等——因为他们是每一个“人”!然后,这一个个平凡的生命体慢慢串成一条“命运链”——既是他们自己的,也是整个民族的命运。
       历经了十八年的流亡生涯后,回到故里的索尔仁尼琴用自己作品获得的资金建立了一个基金会,竭尽全力地帮助人们。就像曾经的托尔斯泰伯爵一样。不同的是,托尔斯泰的妻子无法理解丈夫的行为,索尔仁尼琴的妻子则坚定支持丈夫——历尽人世沧桑的他们只需要两样东西:阳光与安宁。

       饥馑、寒冷、生离、死别……在流放地的沉沉暮色里,还有什么被遗漏和掩埋的?又还有什么能够穿越千古雪原发出微光?
       爱情!在这样的篇章,这苦寒之地,这沉重的步履,我却竟想到这个字眼——爱情!是的,就是这个词——那散落在空旷大地的麦穗,那升腾在这肉欲时代上空稍纵即逝的彩虹。
       丛林里灰暗的暮色仿佛只适合了无生气的躯壳与空洞的眼神,可谁想到,既便这样的绝境,爱情竟也能成功登陆——不渝的爱之花,并没有被铁丝网扼杀、被北风冻僵。它为流放地所见证——就像上帝为忠诚的信徒所做的见证一样。
       普希金曾为十二月党人写下《致西伯利亚的囚徒》,但将诗作亲自带到西伯利亚去的不是普希金而是一位十二月党人的妻子。
        “如果他为了另一个女人而把我忘记,那么,我是不会去做他的奴隶的!可是,我知道我的情敌就是他对祖国的热爱,所以我会原谅他……”这是当官员劝说十二月党人特鲁别茨基之妻特鲁别茨卡娅不要做丈夫的奴隶时,她给出的平静又不容置疑的回答。
       特鲁别茨卡娅是十二月党人妻子中第一个追随丈夫到西伯利亚的,之后,一位又一位的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接踵而至。比如那位令普希金心仪不已的美丽的贵族——沃尔康斯卡娅公爵夫人,当她终于与狱中的丈夫相见时,其感人的情形使诗人涅克拉索夫写下如此诗句:
      “在西伯利亚的茫茫原野上,
       走着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们……
        在拥抱丈夫以前
        先把镣铐贴在唇边!……”
       穆拉维耶娃(正是她把普希金的诗作带到流放地),当她的监狱里的丈夫见到风尘仆仆的妻子时,不禁泪水夺眶而出并请求妻子立即回莫斯科去,妻子回答说:“为了我们的爱情,我要永远跟随你。让我失去一切吧:名誉、地位、富贵甚至生命!”为了这次会面,穆拉维约娃特意戴了一朵白色小花——代表她的忠贞不渝。
       法国姑娘唐狄,日夜兼程从巴黎赶到俄国——只为了到西伯利亚与被流放的爱人结婚。几年后,这对异国爱侣终于倒在了寒冷荒凉的千古雪原……
       这些十二月党人的妻子(或情人)并没有被流放,而且只要愿意,她们可以特获离婚并继续优越的物质生活(旧俄时代曾不允许贵族离婚),但她们却不顾劝阻、不顾一切地“争取流放机会”(为到流放地,穆拉维约娃跟官方整整“斗争”了一个月),她们坐着中世纪的马车或者雪爬犁,在“泪水甚至能在眼睛里结冰”的饕风疟雪中颠簸五千多公里,只为了一个女人最朴素又最坚定的信念——到丈夫、到爱人身边去!
       而另一个女人安娜,当其丈夫提出要妻子忠贞不二时,她说:“如果忠贞不二就是不跟别人睡觉,我做到了。”这个勇敢的女人,她对爱情的理解是——尊重并跟随自己的心。安娜在风雪交加的西伯利亚一路追随心上人高尔察克(沙皇的海军上将)的身影,就如一尊因雾霭而有些模糊不清却仍坚定伫立的塑像……
       若说这些事是发生在旧俄贵族身上,那么在苏维埃时期——那人与人之间充满戒心、相互仇视相互嘶咬的岁月,可还有爱情的立足之地?——请耐心读一读《日瓦戈医生》吧!拉拉的原型不就是伊文斯卡娅,不就是那位为了帕斯捷尔纳克而宁愿坐上五年大牢并在劳改中流产的情人?这个从没获过“清白”地位又无物质保障的“第三者”,不仅把一切责任都揽在自己身上(保护和收藏作家手稿并为联系国外出版商而四处奔走),在危急关头还不惜以自杀“相胁”。
       帕斯捷尔纳克终于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为了报答爱人,作家以答应当局的要求(拒绝领奖)来换取“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
然而伊文斯卡娅为爱情吃的苦头并非到此为止,帕斯捷尔纳克逝世后,与作家相爱了十三载,一卢布稿酬也未领过的伊文斯卡娅却因“窃取巨额稿酬”又被判处四年徒刑(其女儿伊琳娜被判两年),直至赫鲁晓夫下台才获得自由。
       爱情不仅在流放地、在“红色恐怖”下傲然伫立,甚至还在死囚室里绽放。
       那是一个被关押在古拉格的名叫奥索尔金的男人(终于轮到男人上场了),得知自己即将被处决之际,这个还不到四十岁的、骄傲的死囚恳请狱史给他三天时间,因为妻子马上就前来探视了。妻子来了,在最后三天里(妻子当然不知道那就是最后时光),有着惊人自制力的奥索尔金没流露出任何的恐惧和悲伤,只有一次散步时,妻子一回头瞥见丈夫紧紧抱着头。
      “你怎么了?”“没有什么。”丈夫马上笑容满面。三天过去了,妻子还想多留几天,但奥索尔金竭力说服她离开(一诺千金的男子汉!)。这是怎样令人心碎的一组境头啊——一边是恋恋不舍的妻子登船离开,另一边是丈夫已经脱掉衣服,正平静地等待枪决……
       若说这是些已在狱外就结下同心的爱人,那么,在把男女两性无情隔绝的高墙两端,在四面都布满机枪手的冰冷的铁丝网下,那些受尽屈辱与折磨的憔悴身躯,怎还有力量萌生并接纳爱情呢?有。但不是通过肉体:一个关心的眼神、一个会心的微笑、一个偶尔磕碰在一起的破烂饭钵、甚至只是一个声音,都能令那古老而美妙的丘比特箭簇一触即发。 
       然而既便是这种“柏拉图”式的爱情也如在刀刃上行走——一旦被发现(哪怕只是些纸条,或者仅是两人单独一起),残忍的处罚便会迅速降临。
       尽管如此,人们依然固执地爱着:在高达五米、拉着铁丝网和高压电的狱墙下,女人隔着大墙成为某个只收过几张纸条的男同乡的妻子,男人隔着大墙成为某个只听过几次声音的女人的丈夫,而同为囚犯的教士,则在大墙下低声主持并祝福这些互不相识的囚徒那奇特又神圣的结合(对天主教徒而言,既便从未相见,这种结合也是正式、不可改变的)。
       “我爱你!以童年的信仰!”○1爱情!这自由世界不可想像、将世俗浮华剔得一干二净的爱情!这也许有些盲目,却又堪比枪林弹雨的前线般英勇的爱情!这从冷酷而污秽的摇篮诞生、既给人甜蜜期待又让人心碎绝望的爱情!
       在无处藏身的饥寒交迫中,在死神随时降临的集中营里,人们就用着这样一种令人伤感的“新本领”来面对这个世界,并给坠跌入深渊的灵魂寻找一个出口——爱与自由。
       而这,难道不是一切宗教的终极目的,难道不是我们在这世界最重要甚至是惟一的意义吗?

九月的西伯利亚已是寒气逼人,玻璃窗总是雾朦朦的,那是霜冻。
我靠在窗边长久地看着,想着——从盛满伏特加的酒杯到被积雪覆盖的铅灰色小路到没有退路的逃亡到生命最后的宁静……
西伯利亚,唤起我内心一种奇特的伤感,一种不禁涓然泪下的深情,而我那双未经训练的眼,那颗毫无经验的心灵,突然那么清晰地明白了:为什么这世上,会有人为一朵花、一片绿叶而颤粟,为什么有人为那欲言又止的爱而叹息,为什么俄罗斯的文学艺术,无论其场景多么热闹浓洌,却总也掩不掉从中透出来的那种百年辛酸,又为什么,哪怕是那些饱受苦难的流放者,依然对它爱得如此深沉……
没有人会憎恨这样的大地。


注:○1出自伊丽莎白•勃朗宁《How Do I Love Thee》(我是怎样的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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