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面的枪声越来越密集……是时候了！父亲闪电般地从战壕里跃出，驳壳枪一个点射，打穿了那个疯狂叫嚣着冲过来的鬼子的胸膛，与此同时，一颗子弹呼啸着从他耳旁掠过。他面无惧色，抄起一挺机枪，子弹像暴风雨一样向敌人倾泼过去……
这场景是父亲亲历的战争的一个场景，我们一直都坚信。尽管母亲总在一旁笑着说，孩子们，他在逗你们呢！我、姐姐、妹妹还是无条件地接受了他担任连长与日本鬼子战斗，带领尖刀班活捉敌军团长等等一系列神话。在我们幼小的心灵里，父亲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英雄。
每当我们经过村北那条6米宽、淹死过人的灌溉渠时，总是心怀敬畏地相互打气说：“爸爸能跳过去！”每当我们受了邻村孩子的欺负，总是咬紧牙齿说：“我爸爸会来和你算账的！”每当在村里放映的老电影中响起“啾啾”、“哒哒”的枪声时，我们都会自豪地说：“这就是爸爸参加过的那场战斗啊！”我甚至不止一次地向小伙伴们炫耀——我爸爸会飞！
虽然我们没少受比我们大一点的孩子的奚落和嘲讽，但我们怎么也不能相信：抗日战争胜利时，父亲才6岁，而另一场自卫反击战打响时，他已是个有着17年工龄的中年教师了，无论哪一次战役，他都没有摸枪杆的机会啊。长大一些后，我们幼稚的头脑开始对父亲的神话将信将疑，想那些故事虽然不太可能，但潜意识里总希望它们是真的。
当我们逐渐长大，神话中的父亲就一日日退场。以下是他的生平：1939年生，广东兴宁人，1960年考入南开大学，1964年在武汉某大学教书，邂逅了在汉念书的母亲，后来一同来到鄂西南的这座小城，先在乡村，后来辗转进城，将自己的人生定位在中学教育事业上。除了他的爱情经历还与浪漫沾一点边儿以外，他一生平平，没有丝毫传奇色彩。当然，他几乎每年都是小城的劳模，先进工作者，还多次得了全国优秀的称号，在小城享有盛誉；但同时，他在生活中又显得那样束手束脚，捉襟见肘，像一个永远的旁观者一样难以深入下去。比如，煎一个鸡蛋要放多少盐，煮饭要放多少水，下面条要先放面还是先放作料，他都没有把握，有时候甚至还要七八岁的我们在一旁指点。在我们由童年向少年过渡的八十年代初期，物资匮乏，社会化的服务更无从谈起，什么都要自己动手。在一些大型的家庭建设活动中，比如每季度雇手扶拖拉机去林场买柴，拆掉老屋后修建三间房的瓦屋等等，母亲都充当了指挥员的角色，而父亲成为被呼来唤去的听差。这哪里是那个叱咤风云、笑傲战场的铁血战士呢？
我不能清楚地说出我们的父亲和别人的父亲还有哪些具体的不同，因为父亲和我们相聚的日子的确有限。他一个人先进了城，留下母亲和我们三个孩子在乡下，直到1982年，我念四年级的时候。这是一个分水岭，是的。如果说年幼的我们对父亲的儒雅和不谙世事屡屡成为村人笑柄的事实还不以为然的话，那么进城之后诸如买煤之类的活儿就彻底将虚幻光环下的父亲打回了原形。那时候，我们经常全家总动员去环城路煤站购煤。借一辆破板车，父亲在前面拉，我们在后面推，那么陡的坡，连拉空车也得花上九牛二虎之力呵。有一次，父亲也许是实在拉不动了，竟鬼使神差地伸手拉住了前面一辆自行车的尾部，想来借借力，一下子就把那小伙子给拽倒了，面对着他的横眉怒目，父亲点头哈腰，唯唯诺诺……巨大的失落之后，我头一回为生活的繁重、琐碎而震惊，从此对人生这场漫长的苦役有了足够的认识和警惕。
我常想，父亲一辈子呆在这样一个小地方，真是辱没了他。他从教三十多年，可谓桃李满天下，人们谈到他，总是充满敬意。而同时，他的老实本分，甚至迂腐，也被人们流传着。我做记者时曾有一次到父亲从教过的乡镇采访，一位与他有过师生之名分的中年教师说起父亲，他从未听父亲说过半个脏字，也少与人争执，惟有一回，不知何故与一邓姓厨师吵将起来，那人荤素交加唾沫横飞地将父亲骂得狗血淋头，父亲气得浑身发抖，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最后面红耳赤地指着对方：“你，你，你，简直是岂有此理！”那教师说到这里就大笑起来，仿佛是说居然有此等无用之人，连吵架骂人都不会！一刹那，我心中充满了愤怒，父亲，怎么屑于骂人呢？骂一个脏字，比他自己挨骂还要难受啊！我见过不少父亲年轻时的照片，其中一幅是身穿白色的确良衬衫，偏分头，面色白皙，戴一副秀琅镜，风把衣下摆吹得微微飘起，隐隐然有出尘之态。这样的人，只该在书斋里做学问写文章，只合寄情山水吟赏烟霞啊，怎么能要求他去学会吵架呢。他有几次试图“从俗”，打进同事们的一两个圈子，都以失败告终。我记得有一晚他当着大伙儿说了一个在他看来比较“三级”当然也比较隐晦的笑话，结果那些经过“大风大浪”的人们对他拾人牙慧、不疼不痒的段子没有任何反应，他涨红了脸，空洞的笑声在半途生生地憋了回去。父亲，就像波特莱尔笔下的信天翁一样，一旦从云天降下尘埃，就显得不合时宜、笨拙无比，注定遭到现实的羁绊，备受凌辱和委屈。
如果父亲换个环境，结果会怎样呢？这个假设常常困扰我。不是没有机会，武汉、广州的几所高校都极力调他过去，他也曾心动，但终究没有去成。据说是本地教育局卡住不放，“因为他是个人才”！但我想，这与他的软弱、动摇也是有关的，他是一个抱残守缺的，不肯轻易改变现状的人，这使他经常陷于被动。他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你以为容易吗？什么都不容易呀！”
有高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父亲往往从儿子身上的一些小事发现其不凡的禀赋，而儿子则屡屡从小事中窥见父亲的局限。”我知道，父亲在“文革”中，在以后漫长的工作、生活中，都受到了很多不公正的待遇，这些使得他心灰意冷，几乎放弃了任何理想和追求，放弃了对心灵世界的进一步探索。数十年的人生里，他只是勉为其难地应付着，委曲自己做着一些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他做了很长时间的学校教导处主任，结果除了工作之外，办公室打开水、做清洁几乎都被他一人包下了。有值日安排，可同事们都被他宠坏了，想他反正会做的，就让他做吧。他也拉不下面子来严明纪律和责任，只好一直做下去了。他以儒者的身份，以十分谨慎的态度对待生活，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中庸平和。但我想，与其说他在工作和大众面前表现出来的认真、勤勉和一丝不苟是源于一种崇高的精神，倒不如说是出于一种不得不打起精神的应付和一种消极的认命。从他身上，我从来没有见识过孜孜以求的专注和忘却自我的迷狂。是生活的惯性在挟裹着他向前走，而不是人生的热情。
过了而立之年后，因为现实很多的无能为力，很多的挫败和失望，我才开始慢慢地懂得父亲，开始明白：懦弱，守旧，懒散，孤僻，这些我在父亲身上看到的，我很不以为然的东西，同样不可救药地在我自己身上出现。这些我所害怕的，避之不及的暗点，甚至在我逐渐长大的儿子身上也能看出端倪。这里面，应该有遗传的因子吧。我渐渐理解了父亲的无奈，正如我也学会了原谅自己的失败。
父亲老了，顶上的发日益稀薄，老人斑不请自来在他脸上、后颈驻扎。而孤独也许是他的宿命。他没有什么朋友。朋友的交往是要以共同的兴趣爱好为基础，以活动为载体的。现在亲戚朋友们聚在一起大多是打麻将，他不会，也不肯学，唱京剧、跳舞、钓鱼、打门球，这些老年人的活动都与他无关，他甚至连散步的习惯都没有。除了关在屋里读读书还能干什么呢？小城里哪里找得到只靠一杯清茶就可以促膝长谈的人呢？况且，他既不是一个合格的叙述者，也不是一个宽容的倾听者，有着洁癖的他见人抽烟就会不由自主地捂鼻、用手去扇烟味，谁会到他面前来讨这份嫌呢？好在，前年他皈依了佛教，一心向释，每日必诵《华严经》，喃喃地与佛祖共参人生要义。虽饱受母亲的讥笑和孙儿们的打扰，不得安静，但人生的烦恼总是与幸福、安宁相伴相随，想必父亲对此已经习惯并乐于接受吧。
我们从来没有向父亲提起过他曾经深深打动了我们童年的神话，大概他自己也早已忘记了吧。但我想，相对于一系列神话中那个并不存在的英雄，他如今的冲淡谦恭倒更接近于一种意义的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