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霍庆芳

陈旧的老解放牌汽车在公路上奔驰着，与其说是奔驰，它的车速不超过每小时四十公里，弯弯曲曲的公路很狭窄，这条公路不过是走的人多了，又经过马车、拖拉机的碾压，形成了一条大路，路面上铺了些碎石块和路过的车上掉下来的煤渣。雨天，泥水把路面搅和得满目疮痍，看不见那里是平整的路面，那里有凹下去的塌陷，时常有马车陷在泥里，赶车的把式扬起长长的马鞭，“驾，驾”的喊着，好在马儿听话，为避免主人的抽打，瞪着血红的眼睛，生生的把车子拉出泥泞；有时汽车也会陷入泥中，车轮咆哮地溅起数米高的泥浆，在无济于事的情况下，路旁的行人都会放下手上的东西，自觉自愿的帮助推车；晴天，这条公路上更是热闹非凡，有拉粪的架子车，有提着篮子卖鸡蛋的农家妇女，路边还有支个木板卖花布零碎的小贩，虽然尘土飞扬，搞的个个灰头土脸，可他们仿佛生活在世外桃源，对如此般的恶劣环境仍然自得其乐。
我早已习惯和熟悉了这条公路。
爸爸开的解放牌汽车，被七十年代初苏联产得大轱辘嘎斯车，冒出的浓浓黑烟瞬间淹没得无影无踪。爸爸的开车技术很高，娴熟的避让着拖拉机、马车、行人，在硝烟弥漫的环境中游刃有余地穿行，让大嘎斯车从身边驶过，嘴里竟能哼出二战期间的浪漫苏联歌曲《喀秋莎》，我坐在他的副驾座旁边，也早已习惯了跟车，就是他把车开到哪里，我就坐到哪里，小伙伴们自然很是羡慕，我每天都能有汽车坐，象个骄傲的公主，七十年代初能有汽车坐，那可是许多人的奢望啊。
我浑浑佯佯地随着汽车摇摆着，不时用目光端祥爸爸：爸爸一年四季来回换着两套洗得泛白的绿军装，特别是左边胸前一条长方形的胸牌印记，倒让我有些联想，长大后我才知道，那是写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印牌，爸爸十分珍惜这两套过时的军装，虽有麻线露出，还落了些补丁，可是爸爸仍不舍得丢弃。其实单位上也发工作服，爸爸不舍得穿，总是把新发下来的工作服叫妈妈改小给大哥二哥穿，哥哥们自然不愿意整天穿着蓝色帆布工作服，可是家境并不是很富裕，妈妈改的合体的工作服穿在他们身上，依然很神气，父亲、母亲的勤俭，仍然能供着哥哥、姐姐们读书，而我不用去幼儿园，这也省下了一笔不小的开支。我很是调皮，性格像男孩子，把我放在家里大人们不放心，我也只好每天跟着爸爸跑车。
听着爸爸得意的哼着《喀秋莎》，听着很烦，嘟囔了一句：讨厌，听不懂，你唱红头绳吧。爸爸看了我一眼，满脸笑容地连声附和道：好，好，老闺女想听红头绳，爸爸就给你唱。（老闺女就是东北方言的小女儿）爸爸两眼看着前方，手握着方向盘，唱的却有声有色很投入，表情十分专注，脸上不时露着疼爱的笑容：
“人家的闺女有花戴，
你爹我钱少不能买，
扯了二尺红头绳，
给我女儿扎起来”
“不是女儿，是喜儿”，我马上提醒爸爸唱错了，因为每天晚上回家姐姐都要为我洗脸洗脚，为我扎小辫子，用爸爸花了五角钱买的红头绳，把我的几根零碎的黄头发和红头绳一起编起来，很是好看。姐姐也边唱边为我编辫子， 当然我也耿耿于怀爸爸的唱错词，爸爸却笑了，一手扶着方向盘，腾出了另一只手，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小辫子，问道：
“你是我老闺女不？”
“是啊，”
“你叫喜儿吗，”
“不叫，我不认识喜儿，”
“我是给我老闺女唱红头绳，明白不？”
“你唱错了嘛，”我开始耍赖，管他左一个老闺女，右一个小宝贝，一路上我都不高兴地撅着嘴，不想理他。
汽车仍在向前奔驰。
爸爸对我疼爱有加，一根红头绳要花去五毛钱，那也是一笔不小的花费：可以买六个鸡蛋，可以买一斤精瘦的猪肉，可以打五斤酱油，可以……，用五毛钱给我买一根红头绳已算是相当的奢侈了。看着爸爸疼爱的目光，我也不再和他计较，看在他为我买红头绳的份上，我迁就着他。
爸爸每天的任务是去煤矿拉煤，从我的家里到煤矿不过八十多公里，爸爸可是每天早上六点半就要把汽车检查好，把我们一天的伙食准备好，给汽车加满水，把我们的饮用水也用他的军用水壶灌满，水壶上依稀见着，“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字样，每天要到晚上六、七点，我和爸爸才能回到家。
父亲有两样宝贝，一样是我，一样就是他的水壶。可是我嫉妒心很强，有时问爸爸，为什么这么喜欢水壶，爸爸把我背在背上说：
“你是爸爸的老闺女，爸爸当然是喜欢你啦。”
“那你把破水壶扔了，省得天天背它不背我，”
爸爸又笑了:“爸爸把你捧在手上怕冻着，含在嘴里怕化了，爸爸可以没有一切，但不能没有你。可是这小水壶是爸爸当解放军时发的呀，这是爸爸的骄傲和自豪，你不为爸爸感到骄傲吗？”
“你打坏蛋吗？”我在电影里看过。
“打的是国民党反动派，”爸爸很是骄傲。
“那你是英雄了？”我开始有些改变态度了。
“你说爸爸是不是？”爸爸动了动坐姿，挺了挺脊梁。
我用敬佩的童真的眼光重新审视着爸爸，从心底为有英雄的爸爸骄傲，顿时觉得自己也高大起来：我是英雄的女儿，像《英雄儿女》里的王芳一样多自豪啊！
从此我再也不和爸爸的水壶争风吃醋了。
爸爸和妈妈的负担轻了许多，因为姐姐工作了。
姐姐也搬到厂里去住，说是搞什么工宣队、军宣队，后来才知道她和一个北京来的解放军在谈恋爱。解放军可帅了，一身草绿色的军装，两面红旗挂在领口，一颗闪闪的红星端端地戴在他的头顶，我即使掂着脚也不到他的半腰高，他来过我家里，威武高大，气宇轩昂，我不由得恭恭敬敬喊了他：
“解放军叔叔好！”
姐姐绯红的脸庞，拉了拉我的手说，
“他不是叔叔，是哥哥。”
“哥哥”我大声地冲着解放军哥哥叫，姐姐羞涩地唔住我的小嘴：
“小点声，不像个闺女”。
后来解放军哥哥成了我的姐夫，他对我这个小近二十岁的小姨子还算不错。姐姐和姐夫结婚的那天，姐夫给姐姐买了一对特别红的大红绸子扎在姐姐长长的辫子上，好看极了：红绸子有两只小手宽，我两只胳膊也没有伸展它的长度，平平整整的没有一丝皱褶，红得耀眼，那种红色我从来没有见过：亮亮的，鲜鲜的，比血红，比火红，比雨后的彩虹更红，我拽着姐姐的红绸子不松手，哭着闹着要姐姐的红绸子，姐姐被闹得无奈，刚要解发辫上的红绸子，姐夫连忙劝住叫姐姐不能解，解开就不吉利了。他转过身以军人冲刺的速度飞了出去，一会他大汗淋淋地手舞足蹈挥舞着红绸子出现在我们面前，督促着姐姐为我扎上，嘴上不停地说着“忘了、忘了，我们家还有位待嫁的新娘子呢”。
等我长大才问姐夫那一对红绸子用了多少钱，姐夫一脸的无奈苦笑着说：天大地大没有你小姨子大，你要的不给，你姐姐能给我做老婆吗？”后来才晓得是五元钱。
“好个五元钱，就把姐姐这朵鲜花插在你这堆牛粪上了”。我调侃着姐夫。
“姐姐你也太惨了，五快钱我就把你卖了”。 姐姐也只是疼爱地笑笑。
姐夫给我买的红绸子，扎在我仅有的几根黄毛头发上，竟然像两朵盛开的绚丽夺目的“玫瑰”，在姐姐结婚的那天，为姐姐的喜庆增色不少，那可是我哭着闹着得来的啊。因有了我头上开的两朵鲜艳的“玫瑰”，姐姐和姐夫一直很幸福。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开始了……
我们家也难以幸免，家门被许许多多的报纸糊住了，满楼都是，我哭丧着脸问爸爸：干嘛不让我们回家，爸爸凝重的脸上仍然露出慈爱对我说：我们大人不懂的，我老闺女也不会懂的……
可是我的红头绳还在家里啊
拿不出来了。
为什么？
不知道。别哭，爸爸再给你买。
于是，我又有了两根红头绳，不过，爸爸再也没有给我扎过红头绳，他要每天带上他的宝贝水壶，继续开车拉煤，直到他生命的终点。
在他泛白的军装口袋里，伴随他的是我的那两根同样被洗得泛白的红头绳。
姐姐也没有再给我扎红绸子，她和姐夫把家安在了广州，有了他们的新天地、新生活，还有他们爱的结晶。
给我扎红头绳的事也就落到了哥哥的身上，两个哥哥在不久也先后下乡插队。我是扎着爸爸买的红头绳，腰间系着腰鼓，鼓棒上系着红红的绸子，泪流满面、生离死别地在一年中送两个哥哥到农村插队。
于是，在我稀落的头发上，再也没有那长长的毛线发辫在我的肩上飞来飞去，再没有鲜艳的两朵红红的“玫瑰”开在我的肩头，那时的岁月很苦，可我有似我如生命的爸爸，有百般呵护我的妈妈，有把我温暖在怀的姐姐，有宽容忍让我的哥哥……
还有那两根红头绳从此夹在我的日记里，那两根红绸子被我折叠后锁在首饰盒里。那封存了的记忆，那朝思暮想的童年。
那年，两根红头绳给了我做娇娇女的快乐！
那月，两根红绸子在我心里成了永不凋榭的玫瑰！
那年那月的那根红头绳，不仅在历史深处不停地飘着，也死死地系在我的心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