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井瑞

我喜欢长城，但我不太喜欢旅游景点那里的长城。早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号召捐款修复长城的事，后来旅游景点的长城修复了很多，但对于修复长城的争议声不断，后来大规模修整长城的工程就不再提了，其中原因不外两条，一是由于建材和工艺与原长城的不同，修复后的长城就假了。拆了真的建假的，这让人不免觉得有点荒诞；二是边远的长城维护工作实在无利可图，又没什么作秀的价值，管理也就很差了，当然最薄弱的环节就是当下人们在观念上对长城古迹的理解尊重和爱护很不够，就是急功近利的重商主义态度对待文化古迹，甚至不断传来破坏古城墙遗迹的新闻。每当来到八达岭、慕田峪等处的长城时，站在长城上举目四望，只见在晴朗的阳光下蜿蜒起伏的长城周围群山叠翠，云在天上飞，风往城墙垛口里灌，那粗糙的城砖上竟然留不下尘土，尤其是八达岭地区，是个进风的大漏斗，即使在夏天，城墙上也刮着来自西北方猛烈的风，更不用说在冬天了，刀子般锋利的风可以把人吹倒，使人举步维艰。当在城墙垛口迎风展望着塞外辽阔的天地时，不禁想着当年守城的战士在防御来自西北的匈奴和女真时，那风助箭矢，其速无比，不知夺走了多少将士的生命。其实，这八达岭长城虽然是外长城，但离后边的内长城的居庸关相隔只有十数里，雄关要隘，地处险峻，易守难攻，还能得到及时增援，算是比较保险的，而以东的外长城一直延伸到辽东的鸭绿江畔，而其内长城一直延伸到山海关，在辽东外长城和内长城之间相距千里的那片辽阔的战略要地，以及八达岭以西的大同外长城一带，明末时几十年来与女真一直进行激烈的残酷战争，努尔哈赤在宁远城下重伤而死，后继者皇太极在长城下耗尽一生心力，而守将袁崇焕被尚气而寡恩的明崇祯皇帝以凌迟冤杀，要不是明朝被李自成的农民军所推翻，清军能否入关还真是个很大的悬疑。
现在去长城景点游览，心里就开始纠结了，眼前的景点长城和历史的长城不太一样。历史上的长城地处战略要冲，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杀气很重，这城墙内外，本应该是没有什么树的，原因之一是修筑长城时要耗费极大量的木材；之二是驻军烧火取暖做饭也耗费很大；之三是在军事上也要把城外近处的树木伐尽，以便于观测警戒；之四是以免为敌攻城所用和出于扫清射界的要求也要把树木伐尽；之五是长城沿线大部分地处山区，干旱少雨，石多土少，草木生长极为不易。 另外 这长城之上要驻军，应该有遮阳的顶棚和避风取暖的临时性建筑。当然这个想法其实很奢侈。
今天的长城景点好像不可阻挡地正在沦为景点长城，长城修葺一新，城下广告充斥着耳目，所到之处彩旗猎猎，经营者忙着计算营业收入，清洁工随时打扫着垃圾，小贩忙着兜售有关长城的纪念品，当游客们兴奋地在长城上雀跃时，他们不知道，在他们心目中无限神往的那个真实的传奇的长城已经消失在历史的时空里了，他们触摸的其实就是一个旅游景点的长城，他们是在为自己的想象而陶醉。当现代的科技的发展已经颠覆了古代的战术，彻底改变了战争的形态时；当空中航线把地球变小，当汽车的洪流在在一夫当关，万夫莫过的长城关隘附近的四通八达的高速公路的高架桥和隧道中呼啸而过时，当铁路网已经大幅度改变了昔时的交通版图时，那个扼守着战略要地的在历史上很多次浴血，余波荡尽的长城就开始消失在历史的时空之中了。
长城最后一次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时间大概就是那场抵御日本侵略的战争了，我过去读过这样一条消息，那是《新民晚报》上刊登的一位被采访的老农民对史称“长城抗战”的有关回忆。那位老农民家就住在古北口的长城下不远的村子里，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侵占了东北的日军进攻古北口，驻守古北口的中国军队凭借着长城为依托不顾日军飞机和大炮的轰炸，顽强据守，击退了日军多次进攻，日军就向中国军队的长城阵地发射了毒气弹，很多中国士兵在长城垛口牺牲时还保持着射击的姿势。这条消息使我很感动很久。
每当车过北京西北部的太行山余脉也就是燕山时，我的目光就开始在山间的高处搜索，与我的目光相呼应的，就在那峭壁之上就时不时地现出长城城楼那残破而又峭拔的身影和连接那些城楼的依稀可辨的残破墙基。我知道，这些残楼断壁之所以留到今天就是因为地处高险，城墙坚固，城砖不易被人拆取，所以遗存至今。从在蜿蜒的山间公路行驶的汽车车窗里望着那矗立在山上的城楼，心里那种崇敬的心情便油然而生，那是一种与祖国山河同在的精神。
中国的历史也是一个贯穿着农耕民族与游牧民族漫长冲突的历史。不解读这个历史，就不能理解建筑长城的必要性。在当年长城之外的辽阔的蛮荒之地上，有很多时期内并不存在另一个国家，而是一个个分散在广袤大地上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这些部落其实与中华民族也有砍断骨头连着筋的血缘关系，他们崇尚武力，能征善战，他们并没有领土意识，流动性很大，生存状态十分恶劣和脆弱，正是这些游牧部落长期一次次的冲击曾经对农耕社会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威胁。长城就是在这个巨大威胁下的产物。
长城作为曾经遍布华夏大地西北方的古代系统的军事工程，它贯穿着中国两千七百余年历史，是一个非常庞大繁杂的涉及经济、政治、军事的地缘概念。据历史文献记载，长城超过5000公里的有三个朝代：一是秦始皇时修筑的西起临洮（今甘肃岷县），东止辽东鸭绿江畔的万里长城；二是汉朝修筑的西起今新疆，东止辽东的内外长城和烽燧亭障，全长1万多公里；三是明朝修筑的西起嘉峪关，东到鸭绿江畔的长城，全长8851.8公里。若把各个时代修筑的长城总计起来，大约在5万公里以上。
由于时代久远，早期各个时代的长城大多残毁不全，现在保存比较完整的是明代修建的长城。所以一般人谈长城，主要指的是明长城。所称长城的长度，也指的是明长城的长度，明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达鸭绿江畔。
远在东周秦、赵、燕国就开始修建长城了，这可是耗费巨大的国力的事，没有充分的理由，这件事是绝不会干的。东周列国虽然勾心斗角，互相攻伐，但毕竟都属于东周的诸侯国，对随便发动对其他诸侯国侵略性的军事进攻还是有些政治顾忌的，再说那时候的长城较简陋，防线又过于漫长，对于诸侯国之间双方都是集重兵进行决战的战争模式来说，反而起到分散兵力的副作用。所以长城在诸侯国之间的战争中防御作用不会不太大， 而对于防备游牧部落的渗透侵袭效果就会比较好。
古中国的战争史有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就是无法全面详细记录的，无时不刻地发生在漫长的边陲，甚至渗透到中原的游牧部落对农耕社会的侵掠战争。游牧部落生产方式虽然很原始，也没有什么经济基础，但在冷兵器时代，游牧部落的单兵战斗力却很强大，如果说土里刨食的农民是羊，那么那时候的以射猎放牧为生的游牧部落的人就是狼，尤其是东胡、匈奴、以及后来的蒙古，他们自己在部落之间，仇家之间的问题都是用弓箭来解决，甚至女人都用弓箭抢来的，更不要说他们对东南方向千里之外的农民了。由于游牧生产方式的原始和脆弱性，迫使游牧部落南侵的理由很多，一场口蹄疫、一场雪灾、一场干旱以及一场部落之间的战争的失败都是游牧部落为了逃避饥饿和死亡而南侵的理由，也不排除没有什么理由的入侵，就是因为农民的庄稼熟了，远在千里之外的部落头领屈指一算日子，鼻子就像闻到了麦子的香味了。
长城是条分界线，在秦汉以后长城以内的社会是封建制的中央集权制，在这社会中，人们享有一定的法律保护和人身自由，生活也相对富裕和稳定；长城以外的社会是原始奴隶制的游牧部落社会，人们生活不稳定，生存环境恶劣，人民没有法律保障，奴隶更是没有人身自由的。长城内外的人的价值观不同，对世界的理解也不一样。对所谓的东胡、匈奴等民族，春秋战国和秦汉时人对他们的了解就很含混，没有弄得很清楚。也可能就是没法沟通，没法了解。在农耕民族眼里，那些游牧部落就是杀人不眨眼的野蛮人。而当时的游牧部落，除了信奉自己的原始宗教，就是相信自己的弓箭和弯刀，双方进行战争的原因主要是为了生存，也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所以无法用谈判和契约来约束，唯一能沟通就是武力。当一场没有载入史册的入侵发生时，也许就是部落头领一个即兴的决定。几十名匈奴，上百匹马，还有弓箭和刀，这和去参加一场狩猎活动没有什么不同。当他们像风一样刮过农田时，在田里辛勤耕作的农民还来不及直起腰就被一箭射倒，然后入侵者们在麦田里牧马，掳农民妻女为奴，杀猪宰羊，大吃大喝，满载而归。如果顺利，他们也许在当地盘桓很久，给当地的生产和社会造成极大破坏。政府派兵追剿，游牧部落的人都是天生的运动战和游击战专家，超速超距的机动性使他们对当地农民和官军保持着战术上的突然性和兵力上的优势，他们时聚时散，飘忽不定，和官军们兜着圈子，这边官军追得又饿又累，那边匈奴却又血洗了几个村庄大吃大喝后扬长而去，让官军望尘莫及。当官军骑兵好容易追上匈奴，匈奴却驻马上风口，张弓借着风势向官军射箭，当官军骑兵不顾伤亡冲上去时，对方却换乘了另一匹休息好的空马，带着马群飞奔而去。游牧部落的人对农耕社会的威胁来说绝不止于边患，他们一人换乘数马一天可驰骋五百里，一旦进入富庶的农业区，便如入无人之境，一路杀戮抢掠，一直渗透到中原腹地，甚至进攻城市，就此安营扎寨。北宋是没有长城的，于是有了靖康之耻。这很让岳飞、陆游、辛弃疾等众多的宋代诗人对此耿耿于怀，一辈子发泄着高级牢骚，其实这就是宋徽宗和宋钦宗那两个不负责任的执政者应有的下场。和游牧部落联盟谈判进贡贿赂吧，这是件北宋、南宋统治者一直极为热衷的事，但这些统治者往往没有意识到这更是在做养虎遗患的蠢事。游牧部落的联盟很松散，盟主的称号在很大程度上是个名分，盟主时常约束不了各个部落和个人行为，如果盟主的部下擅自出击打赢了，盟主就会喜出望外，高兴还来不及呢，谁又在乎失败者的乞和呢？秦汉时也曾集重兵向北出击，数次大败匈奴，匈奴就会远遁，让远征军追不上也找不着，当远征军好容易在大漠的深处找到了疑似目标，但驻马望着蒙古包上飘出的炊烟，一时也无法确定对方是不是敌人。等知道是敌人时，已经被对方一箭封喉了。万里远征，耗资巨大，后勤补给的交通线也有严重的安全问题，虽然历史上有过多次成功的远征，但都是在国势极强盛的时期，而且这不是单纯的运用军事手段能解决的问题，所以即使军事远征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但之后还是要修长城驻守防范。
修长城虽然耗资极大，但有以下好处。一、士兵以长城为依托，可以阻击对方骑兵的冲击，有利于发挥守城士兵战斗力；二、使对方不得不弃马战斗，这样就极大地限制了对方在战场上的机动性和攻击性，有利于在长城内外多重防线支持下对对方进行分割包围；三、可以解决通讯联络问题，长城上各处的烽火台都在最高处，远隔千里万里的警讯通过不同颜色的烟雾和烟雾大小把军情快速送达；四、在长城的敌楼上登高望远，对守城指挥官观测战场态势和指挥联络有很大帮助；五、像明代长城，城墙修筑的很厚，尤其在险峻的山区，依托山脊而建的城墙之上就是一条不容易被伏击的公路，平时有利于巡逻警戒，战时能够及时调兵增援，也便于调运火炮等武器和物资；六、由于有长城掩护，守军的后勤补给能得到大量储备和安全保证，因此可以放心地调集主要精锐投入战场形成对敌的局部优势，提高了守军的作战效益；七、长城不仅是防御工事，还是一条非常严密的封锁线，平时可以监视控制贸易，防止敌方渗透，战时可以对敌实行经济封锁给敌方造成经济困难；八、游牧部落入侵的目的是掳掠人口牲畜，有了长城的掩护，长城沿线生活的人一旦发现敌人来袭，就可以进入长城内躲避，这使远道而来的游牧部落失去后勤补给，势必难以维续，使守军处于有利地位。
而且有了长城，就等于有了一面拱卫着整个中国农耕地带的盾牌，这让当时中国的农耕社会生活有了安全感，有利于社会秩序安定和发展生产，增强社会凝聚力。而且雄伟的长城也对长城外的游牧部落产生了极大的威慑力；而人民享有的比游牧部落的奴隶制更多的自由和安定的生活对游牧部落的下层人群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促使游牧部落中寻求自由安定和逃避奴役的人群前来依附归化，使农耕生产方式不断扩散，对游牧部落势力也有很大的削弱和挤压作用。
但是，在中国西北方向广袤的土地上，高寒严酷的自然环境，原始落后游牧生产方式和艰难脆弱的生存状态不断迫使一批又一批游牧部落前仆后继，持续不断的向中国东南方向发动一波又一波的入侵浪潮，这就使长城经受了长期的战争考验。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长城的历史版图的变迁生动地记述了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农耕生产方式和游牧生产方式此消彼长的范围对比。从东周春秋战国时期秦赵燕等国的长城到秦汉长城，再到明长城，农耕民族就这样以把厚重敦实的石砖文化发挥到极致的方式来对抗游牧民族凶狠迅捷的快马长弓，并且在这种对抗中为中华民族文化孕育发展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尤其是在汉代，在长城的庇护下，几乎所有难以计数的民族和部落都被统称为汉族，实现了国与族的统一，为促进民族交融，避免民族纷争和国家统一打下了社会基础。但长城不足恃，堡垒最容易被从内部攻破这句话同样适用于长城，从西晋的八王之乱到五胡乱华、南北朝两百多年间，再从唐后五代十国、宋、辽、西夏、金、元四百多年间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一个长期处于停滞僵化，不能通过自身的发展使之进入更高级社会形态，进而把握主导历史进程，却因自身社会尖锐的矛盾冲突而陷入分崩离析的社会，即使拥有了万里长城，也是形如虚设，并不能使中华民族免于深重的灾难。
长城在宽泛的意义上，也是农耕经济封闭意识的产物，就像农民在自己富饶的田园里扎上防强盗的篱笆，然后希望过上与世隔绝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状态下的那种悠然自得的日子。中华民族在把自己吃苦耐劳坚韧不拔的品质发挥到震撼历史的同时也显示了这个民族以自我为中心，固步自封，缺乏进取的另一面民族性格。也正是汉民族的统治者极端自私和愚昧落后使汉民族的发展由于长期滞后而数次被异族颠覆。
在慷慨豪迈而又悲凉悠远的边塞诗歌形象中，有关长城的意象和其它众多的有关边塞风光的意象一起， 组成了抒发战士情怀的博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令人读之而神往。也有很多文学作品对修筑长城执否定态度的态度，这和文学特质有关，文学讲求从个人情感上抒发，其内容当然是反战反苛政的。浩大繁重的长城工程的确给当时的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和巨大的牺牲。作为保家卫国的士兵感情上也更愿意在战场上建功立业，同敌人一决生死，岂愿抑郁筑长城。但无论从惨痛的经验教训上、理性思考上，还从军事角度上来考虑，修筑长城都是很有必要的，后来也正是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多次入侵割据和统治中国，这当然是内忧导致外患的结果，而不是长城军事防御功能的失败。
现在虽然不修筑长城了，但在国家之间的军事工程和高科技的竞争早已白热化。随着工业化信息化的快速发展，关键科技在战争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而且要赢得战争的胜利，不再是只靠几项关键技术就可以了，而是包括上天入地，无所不在，无所不关键的全方位的竞争，从飞机发动机的冶金材料到核化工，从生物基因到金融运作，从能源到环保，到处都是决定民族发展和生死存亡的战场。如果说过去站在保卫祖国前沿的，是驻守在长城上的戍边士兵，而现在站在保卫祖国前沿的，就是中国的军工和全体中国劳动者；如果过去长城烽火台上狼烟弥漫，就是战争来临，那么现在没有硝烟的战争一直在国与国之间全方位的激烈进行，当当下世人被告知将发生战争时，战争的胜负就早已被命运所决定了。所以当下的战争胜负取决于国家之间的平时方方面面的积累和建设，是全民参与，涉及各行各业的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全方位的竞争。哪个国家人民享有民主自由，文明程度高，凝聚力强，哪个国家竞争能力就强，在世界上获得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哪个国家就具有强大的政治道义优势，进而具有经济军事等方面的发展优势，就势必成为战争的胜利者，甚至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
遥想两千多年前东周秦赵燕等国开始修筑长城时，当时虽然出于避免被亡国灭种的迫切需求，但秦赵燕三国不畏强暴，不屈服于战争的威胁，不在强大凶残的敌人面前采取那种重金乞和，对内采取自欺欺人，拒绝真相的态度，而是冷静的运用智慧，以雄厚的农耕经济基础为依托，不惜付出巨大代价，以坚韧不拔意志长期坚持抵抗，坚持修筑长城，从而保卫了中华文明的孕育和发展的农耕地带，这就是中华民族赖以延续和发展的长城精神。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需要，我们对长城精神应该有一个更宽泛的解读，在长城时代，从整体来说，是当时先进发达的农耕生产方式和生产力和原始的游牧部落的竞争，这种竞争的方式的集中表现就是战争，这也是一场贯穿着两千年的决定中国向何处去的战争。如果农耕社会任凭游牧部落把那种不顾生产积累，就是抢光吃尽，然后一把火的屠戮进行下去，中华民族的古代文明就发展不起来。中国的历史就倒退到原始愚昧的奴隶社会。在这块土地上的人就会成为不具备适应现代文明的气质的，对自己的命运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的落后民族，这样的民族怎么能自立自强呢？所以保持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先进、优越和文明程度很重要。西晋八王之乱以后，长城虽然因内乱被废，但中华文明已经发育到了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的阶段了，其间虽然几经频临灭亡，但也能够顽强生存下来。再到后来的宋辽金元，和明后的清，长城虽几经被废，但强大的中华文明都能将来自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同化，而且这些民族的文化也融为中华民族文化。导致这个结果的原因，就是因为中华文明的基础是封建制的农耕生产方式，这个生产方式在当时的全世界都是很先进的，其文明程度也是很领先的，而且相对于中国西北方的游牧猎的原始部落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有着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从经济基础上来说，长城就是自然环境优越的富裕地带的人防止自然环境恶劣的贫困地带的人冲击的军事隔离带。所以在万里长城的背后是当时先进的封建制社会形态和辉煌文化使那些愚昧落后的胜利者被同化。
万里长城作为世界古代军事工程的伟大奇迹，显示中国人无以伦比的劳动创造力，但建造这样浩大的工程，需要付出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国家行政动员力和长期坚持的政治意志固然重要，而人民的生产能力和长期付出的牺牲更重要。长城的建造的决策首先是历代执政者出于防御入侵者，争取民族生存的迫切需要，而不是像埃及金字塔那样是法老神权意识的产物，这就旁证了中国人是具有走到世界前列的现代化潜质的民族。建造万里长城不能等同于当下势必造成误导中国经济，造成资源和环境极巨大的浪费和破坏，祸及祖国未来的，掠夺全民的房地产开发。建造长城不是封闭自娱的官场文化滋生的追求所谓政绩和面子工程，而是维系民族安危的生命线，当年这些数以万计的士兵和民夫不顾严寒酷暑，开山筑路，伐木烧砖，修建长城。他们平时从事艰苦卓绝的筑城劳动，发现敌人时扔下劳动工具，抄起强弓长矛迎击来袭的敌人，在他们中间很可能大多数人在告别家乡，远赴边关时，他们寂寞而又壮烈的一生就已经这样注定了，蜿蜒于群山之中的万里长城就是颂扬他们为捍卫祖国而献身的丰碑。
长城作为中华民族不屈和伟大的象征，它不仅标志着当时的中国在经济、科技和军事工程上的优势，更标志着中国封建中央集权制和文化上无以伦比的优势，这就是使来犯的原始奴隶制部落联盟无论在战争上的失败与胜利，最终都在长城内外趋于消亡和衰落的根本原因，那些游牧部落不是战争的失败者，而是原始的生产方式和部落体制在赋予奴隶更多自由的封建文明面前的失败者。而当时的中国，一方面虽然在世界上拥有先进的文化和强大的经济基础，人民享有比游牧部落那种奴隶制的人享有更多的自由，但在另一方面因汉族统治者由于农耕经济的局限，思想意识独我自尊，封闭排他，因循守旧。体制上皇权官权高耸，对商品经济和发达的手工业采取全面遏制和竭泽而渔的态度，使商品经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无法得到发展，中华民族强大的创造力和生产力不能得到释放，人民非常勤劳智慧而生活却贫困窘迫，以致腐朽贪婪，穷奢极欲的封建官僚阶层一直面临持续不断的农民起义和反抗，这也使封建统治者无暇他顾，坐失发展商品经济的历史机遇；同时中国执政者不具有更高远的目光来以积极发展商品经济的优势实行经略西北方向更辽阔的区域，从而一劳永逸地解决愈演愈烈的游牧部落不断入侵的战略举措。明朝体制和执政者不可救药的腐败昏聩，满清的入关使中国痛失了数百年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好机遇。
而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当年以长城称雄于世的那个时代了，中国的民主进程在辛亥革命后长达一百余年的时间里就是在原地转着圈子。在当下，很流行的舆论就是把这一切令人无法容忍的腐败荒唐的乱象归于体制，可是执政阶层的个人品质和肩负的历史责任呢？这是任何人也推诿不了的。
古老的长城虽然是中国封建制国家的产物，但其仍在今天向我们昭示着一种不畏强暴，保卫祖国的神圣的责任。长城无时不刻地在告诉我们，即使中国历代封建的君主，他们也能坚守着自己的底线，也能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完成长城这样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的军事工程来抵御侵略。祖先通过长城告诉我们，在强大狡诈的敌人面前，靠天文数字的砸钱外交只能换来世界各国的蔑视，只有自尊自强，一心为全体中国人民着想，构建民主制的现代国家，才能让官员真正成为公务员，做到真正为人民服务，要学习古人这种像建造长城这样正视现实解决问题的态度，这种不懈的忘我的坚持精神是很值得我们今天反思的。
中国的体制已经大大落后于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了，在现行的体制压制下，中国劳动人民的伟大力量得不到发挥，有志之士报国无门，由于社会体制的落后僵化和执政阶层拒绝真相的态度，使中国在国际上已经没有朋友了，所以中国的现实呼唤新的长城精神，要像古人修筑长城的科学态度和意志解决中国的严重问题。
中国现在到了什么时候？可以说又到了类似明末清末那种被特权阶层私利所绑架而沉沦的地步。中国虽然在两千多年前就确立了当时超前的封建制中央集权制，但是这种制度毕竟是一个把社会资源高度集中在皇权、官权手里的制度，这种制度就是那种上边是高高在上，靠迎逢拍马，行贿受贿来获得升迁的官吏社会；下边是除了劳役和交税就完事的民间社会。这种二元结构之间不但没有共同的利益，就是连文化观念也截然不同，隔膜很大，社会长期处在尖锐的对立之中。而且由于“国不知有民”的意识在官吏阶层极为严重，所以中国秦汉以来对所谓危及其统治的思想学术的百家争鸣和民间自发的商业经济采取了全面压制的国政，造成了中国人长期以来没有思想自由，只有愚民的口号；而民间社会也采取“民不知有国”的态度对待政府，能活下去就混，实在活不下去就起来造反，所以农民的造反不是导致改朝换代就是导致国力空虚，招致其他民族和外国入侵。所以中国专制社会是一个没有人民的地位，拒绝思想的活跃和科技艺术创新，没有自我更新和纠错机制的国家。
当代的中国就像好几个各有主张的司机在争夺着一辆没有刹车和方向盘的汽车，而且无论反右、大跃进，政治运动和文革以及先前进半步，然后倒退三步，历时约34年就连宪法都没有得到落实的改革，这种无视人民权益，脱离实际和实践，唯个人意志和私利的执政方式已经使汽车很多次扎进泥潭里了，等到事情实在没法收拾了，就像在政治运动中整倒一批人把不同意见压制下去那样，或者像抓起四人帮那样完成权力的清洗或更迭，把汽车从泥潭里拖出来换个方向再开。这样下去将遗祸无穷，所以要政改，就是要像国歌所里唱的那样，“把我们的血肉筑城我们新的长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时候，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进！”怎样才能做到万众一心呢？这就是政改的目的和检验政改成功与否的标准。政改应首先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符合共和国性质的没有得到真正贯彻的积极内容，如被潜规则扭曲了的公民选举权、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等等。只有让全民参政，在制度上全面落实人民利益和意志至上的民主价值观，才能彻底改变官贵民轻的社会潜规则，保证经济和文化建设不偏离为满足人民的需求的方向，让中国成为我们所有中国人的家，这就是我们迫切需要建造的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新的长城。
正因为当下的国家之间的竞争是全方位的竞争，所谓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的说法由于排除了人的因素，所以只能是一句空话。任何产品都是一个从研究发明、研制实验到生产使用和质量以及其它环节的整体概念，缺失了哪一个环节都不行，第一生产力应该是掌握技能的全体劳动者。所以国家和民族的凝聚力就更重要了，公民的权利是当下每一个人的正当要求，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观念已经过时，任何人都不能以得天下者自居，天下为公才是人间正道。

还记得小时候跟大人去八达岭长城春游，所坐的是旧卡车，走的是砂石山路，山路崎岖，车上山不久发动机水箱里的水就开了，司机就到路边小溪去取水，我跟着，溪水极清亮，衬着砂石的溪底还有受了惊吓的小蝌蚪在甩着尾巴拼命游，我见了就非要自己用小桶从小溪里取水。那时候的长城很残破，锈的不成样子的箭头偶尔可见，周围群山景色苍凉，到处长着扎人的酸枣刺，上面还开着不起眼的小白花，阳光虽然很猛，四周却没有生气，临走时回望，只见夕阳把远处高山上残楼断壁染得血红。
在我记忆的映像里，这大概算是对历史的长城最后一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