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郭光明

乍看题目，可谓风马牛，费多大气力，也无法把他们拽在一起，却因了一位远方的朋友，串起了一个故事。
暑假回到老家，种了半畦子菠菜，忽接远方朋友电话，说要来济南逛逛，我欣喜之余却舍不得丢下久违的锄。幸好，朋友上辈子的上辈子就进了城，稀罕我老家的半亩稻田，于是我把半亩稻田当作了庄园，请他来到了我的老家。
朋友自远方来，悦的是先师，愁得是我。别看老家的南边是小清河，北边是黄河，太平河又从村间穿过，但庄而无园，没啥看头。陪朋友摸了半天鱼虾、钓了半天黄鳝便不知明天如何打发。母亲说：明儿你陪你朋友爬山去吧。
母亲所说的山，便是老家东北方向的药山，步行用不了半个时辰，就能溜达到山脚下。然而，朋友来自于山城，稀罕的是我老家村头的稻禾浪涌、村尾的芦苇丛丛，听说明天要去爬山，头摇得像个拨浪鼓，但又听说那山上曾经盛产阳起石，便又来了兴趣，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患了阳萎症。
说来惭愧，药山没有什么特色，满山光秃秃的，不见一棵树。虽然史书上说它的另一个名字叫“九顶莲花山”，但事过境迁，山下的洋涓湖早已干涸、种上了庄稼，现在若是站在洛口渡口，遥望西南，可谓只见“九顶”，不见“莲花”。尽管它是“齐烟九点”中的一点，扁鹊把它记在了医案，于思容说它盛产半夏、远志、千头菊、菌陈、柴胡、生地……是名副其实的药山。
所以，极至山顶，朋友张口闭口说它是“石头堆儿”。不过，散落在山头、山腰、山脚下，藏在山坳、突在山岗的掩体、地堡、碉堡残骸，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我告诉他：我父亲管它们叫炮楼子，是我父亲八岁那年参与修建的……
什么？老爷子八岁来这修炮楼？他脸色凝重，却又面带疑惑，问：这是哪年的事？
那应该是1938年，日军矶谷廉介师团占领济南以后的第二年。
哦？老爷子才八岁，还是个孩子，咱家爷爷咋舍得把老爷子往狼嘴里送？
那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我说：爷爷十三岁在济南府的一家钱庄当学徒，学徒期满去了青岛，后在青岛的大路银行当襄理。我问：知道银行的襄理是干什么的吗？见他摇头，我告诉他：那时的襄理相当于现在的银行副总经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出差青岛，记起父亲说过的大路银行，问当地朋友：有无大路，大路有无银行？朋友说：现在的中山路，就是以前的大路，曾经是我们这的金融一条街，至于你说的大路银行，没有听说过。当地的朋友没有听说过，我很是理解，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之前，青岛作为全国的四大金融中心、五大工业城市，史官们不会记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小银庄、银行，甚至是一个票号。
不过，父亲早年说的“你爷爷是穿长衫、戴礼帽，五冬六夏腋下夹着个黑色大皮包”不是虚言。他说：有一年夏天的傍晚，你爷爷慌里慌张地回到家，把大皮包一扔，赶紧收拾东西，说满街都是日本兵，恐怕要打仗。就这样，我爷爷把一家老小送回了老家，也就是我现在的老家。
父亲说：没想到，日本兵在青岛没有打仗，却跑到了济南。
到了年底，我爷爷从报纸上看到济南战事吃紧，怕兵荒马乱的一家老小有什么闪失，连忙从青岛往济南赶。谁知，一下火车就碰到了日本兵，带在身上的银票、银元和所有值钱的东西，一下子成了“违禁品”。
这还不算完。父亲说：你爷爷从火车站出来，抄近路往家赶，路过官扎营的毛林子，又让几个不知是兵还是匪的人打了劫——扒去了身上的棉袍。而过小清河渡口时，忘了给站岗的日本兵鞠躬，拳打脚踢的差点要了他的命。就这既冷又饿、既惊又吓、既气又恨的一番折腾，爷爷回到家就躺在了床上，而他这一躺，就再也没有起来，过了年就一命呜乎……那年，我奶奶37岁，我大姑十三岁，而我小姑才刚满周岁。
一开春，日本兵又要在药山修炮楼。我告诉朋友：别看药山不高也不大，但在黄河以南、济南近郊，除了华不注就属它高，是控制济南北部的战略要塞。所以，日军占领济南后的第二年，便在这里修起了工事。
哎，那座山叫什么山？朋友说：它紧靠着铁路，是南北铁路交通的咽喉，又建有铁路桥，从军事角度看，与药山遥相呼应，鬼子在那也应该建有工事吧？
那座山叫鹊山，据说扁鹊埋在山脚下。我说：鹊山上没有鬼子的工事。
为何？
因为鬼子在这里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鹊山惨案”。我告诉他：1937年冬，日军矶谷廉介师团进攻济南，韩复榘不战而逃，留下了少数的守桥部队。这些守桥部队虽然作了短暂的抵抗，但大势已去，日本兵很快占领了鹊山，随即对山下的村庄，开始了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根据后来整理出的资料，日本兵一夜之间，就打死、烧死、劈死、挑死了接近一百人，受伤者更是不记其数……你要知道，咱们中国人最大的仇恨是什么？是亡国之仇、灭门之恨，是杀父之仇，是夺妻之恨。别看鬼子当时那么嚣张，但他也怕鹊山人的报复。所以，直到鬼子投降，也不敢在鹊山修建工事。
洛口乡公所派人下到我们村，是拿着名册来号人的。他们说的挺好，给日本人干活儿，白面馍馍伺候着，干一天给一块大洋，一家只准出一个……放他娘的狗屁！父亲说：俺从春天干到冬天，别说一天一块大洋，就是白面馍馍也没吃上一个，全他娘的是高粱米、橡子面，肚子撑得难受还拉不出屎来，那个罪就没法说。你还记得小张庄的张秃子吗？就是那个拉着个破地排车，整天转悠着捡破烂的那个老头！他偷了日本兵的一个馒头，没想到给逮住了，往死里打，差点要了他的命……那时候，药山可不像现在，光秃秃的，除了石头啥也没有，那个时候的药山，树可多了，都是一搂多粗的松树、柏树，没有一二百年，根本长不了这么粗，结果一个夏天，全砍光了。
当年，带着父亲出夫的，是本家的一个爷爷。虽然我喊他爷爷，其实比我父亲大不了几岁。前几年他还活着。可能年龄大了，都犯一个毛病，现在的事情记不住，过去的事还忘不了。我这个爷爷活着的时候，每年过年给他拜年，他总是拽住我不让走，断断续续地絮叨他和我父亲出夫的事儿。不过，也正因为他的“絮叨”，让我知道，父亲出夫时，没大怎么受罪。
他说：你爹是个独苗，你爷爷你奶奶拿着他娇，七八岁还留着羊角辫儿，日本兵见他还是个孩子，不但没让他干活儿，还几哩哇啦地教他说日本话、唱日本歌，说得好还给他糖吃。要是说的不好，就揍他。不过你爹是个滑头，日本兵一揍他就哭着躺地上打滚儿，那些日本兵再拿肉罐头哄他。
时间一长，父亲摸到了窍门儿。我说：他经常故意和日本兵捣蛋，挨上几巴掌，“赚”回一盒罐头。
朋友说：照你这么说，日本兵还是不坏的嘛。
日本兵坏不坏的，回家以后让我母亲告诉你。我说：母亲是见过日本兵的。
晚上，母亲炒了一盘黄鳝、炸了一盘小虾、干嘣了一盘蟹、煮了一盆嘎啦油子，她和我朋友边吃边聊起了家常。朋友有意说起药山顶上的炮楼，引出母亲的回忆。母亲说：你可别说鬼子不坏！她叹了口气，恨恨地说：你是没见，那些鬼子可不是东西！
她说：鬼子来的那年，俺九岁。鬼子来村子的头几天，乡公所派人送来了些五花六绿的小旗子，再三交待：日本兵要是找你们这路过，一定要拿着旗子“热烈欢迎”，千万别不要拿这些旗子当回事！过几天，鬼子还真来了，俺爷爷带着十来个人，在村口摆上茶水、点心啥的，举着旗子欢迎，倒没啥，可郑家店儿没这么做，可遭了殃，鬼子扛着机关枪进了村。也不知道郑七子咋惹着了他们，不但打死了郑七子两口子，还把人家的大闺女给糟蹋。事后，还是俺爷爷带人给他们仨儿收的尸。
母亲说：你还记得郑疯子吗？就是那个在墙上好写粉笔字的那人，他就是郑七子的小儿子。
郑疯子！我小时候见过，他中等个子，瘦长脸，长的眉清目秀，就是疯疯癫癫的。叫郑洪啥我忘了。那时候我比较顽皮，见到他就喊“疯子”，拿石子砸他，但他从来都是不急也不恼的，只会呲着牙、裂着嘴、嘿嘿地笑着，见到光面的墙壁，就从怀里掏出各色粉笔，非常流利地写上繁体的四个大字——打倒日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