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亲近长征
就在我回眸一望的时候，看见了镰刀斧头。
屏住呼吸，脚步随心跳一同停滞。大地和天空仿佛全都静下来，四野莽莽。
然后，我听见了自己的心语。遵义，真的是你哦。遵义，我抵达了你的心脏。
那一刻，正漫步在湘江桥通往红军街的路上，头顶有星形和条状的灯饰，再高处，自然是稠密的枝叶。
真那样的，静静的，痴痴的，毫无征兆的，停在慢坡上，回眸的样子。
心语像火一般，燃烧、升腾、缭绕。盈盈而去，渐行渐远，从高处滑翔而去，天籁一般，逶迤到久远的记忆里。
薄薄的忧愁一直伴随着我的童年和少年时光，也许是大山孩子的共性，对山外世界充满了饕餮之心，唯一能获得知识的是课本。每有课本，总是对图片更加欣喜。天安门城楼，延安宝塔山，遵义会议会址，西双版纳独木成林。抚摸得久了，连图片边沿的围墙、溪水、树木、新月，都搁进脑海里，主人翁一般，不离不弃。
大学毕业以后，再次回到大山褶皱中，从早到晚，感受着阳光的温暖，却见不到日出日落的景致，更不明晓地平线的模样。太阳和月亮像约好似的，统一口径，步调一致，总是在如日中天和明月高悬的时候才让山中人一睹芳容。家乡的山太高了，遮蔽了人世间太多丰饶。幸运之至，我读到了《西行漫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时隔多年，依然记得阅读时的惊愕、惊讶、惊心动魄。后来，也接触过书写长征的作品，甚至大量同题材的影视作品，记得住的观点和章节已经不多了。再后来，对此类文学作品和战争片逐渐失去了兴趣。
我不知道自己的症结在何方。
终于来到遵义会议会址，那栋二层砖木结构小楼，那些漂亮坚毅的圆柱，宽宽的走廊，在今天看来依然豪华气派。楼下那株生机勃勃的绿树，亲切、亲和、亲近，与童年记忆不差分毫。
会议室宽大明亮，陈设却异常简单，一张条状长桌，一些椅子围在四周，桌下一个圆形火盆，屋顶吊着一盏煤油灯，窗上有彩色玻璃，墙壁上有当年红军留下的标语。
红军在遵义城停留十二天，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这里召开，1935年1月15日至17日，每天傍晚开会一直到次日凌晨结束，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
在此以前的三年时间里，毛泽东被边缘化，红军的最高领导人是博古、李德、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团。湘江一战，红军从长征初期的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
路不能再这样走下去，仗不能再这样打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
在崎岖的转战路上，两架竹竿担架如影相随，担架上躺着王稼祥和毛泽东。王稼祥在第四次反围剿战役中腹部受伤，弹片还在腹中，毛泽东疟疾缠身，只能躺在担架上行军。
两人的最初相知，是长征前的一次交谈，那一次谈的不是战争，而是文学，文学使两颗伟大的星辰碰撞出伟大的光辉。遵义会议前的通道、黎平、猴场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奏，为遵义会议的顺利召开从思想上和舆论上奠定了基础。尽管如此，毛泽东才刚有发言权，要想改变红军现状，就得精心策划，深谋远虑。
谋略在行军的担架上逐渐形成。
遵义会议在看似波澜不惊中如期举行，王稼祥照样是被抬进会议室的。会议认为，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应由三人团负责，博古、李德应负主要责任。会议交锋非常激烈，毛泽东得到了王稼祥、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支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会议决定取消了博古中央总负责人的职务，取消了李德军事顾问的职务，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委。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结束了李德、博古对红军的军事指挥。
刘伯承在他的《回顾长征》中，有这样的记述：遵义会议以后，我军一反以前的情况，好像忽然获得了新的生命，迂回曲折，穿插于敌人之间，以为我向东却又向西，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远途回击，处处主动，生龙活虎，左右敌人。
在前围堵后有追兵的长征路上，中国工农红军召开了这次大转折会议，遵义会议真的如此神奇，如有天神相助，红军从此走上了一条胜利之路。
如此祥和的遵义十二天是怎样赢得的呢。
杨尚昆回忆说，要保障遵义会议顺利召开，得有十天半个月的平静期，没有战事，不打仗，在时间安排上，周恩来做了精心部署。
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记载：我以驻军有暇，曾步游遵义全城。遵城酒肆中颇烧川菜滋味，我亦同二三人去过一次，回锅肉、辣子鸡、及各种泡菜，均烧川菜，且价极廉。
何涤宙将军的《遵义日记》开篇就是：我记不清哪一个月哪一日，只因为遵义十天的生活，是在长征的行军生活中划分出来的，所以到现在还是深刻地记忆着。这十天中没有行军的事，没有打仗的事，享受着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生活，是一年零一个月的长征生活中一段特殊生活。
何涤宙将军还详细的记录了他与战友一道在遵义城上馆子吃辣子鸡，随着进馆子次数越来越多，鸡肉越来越少，白菜越来越多的旧事。到裁缝铺做大衣被裁缝多占了皮子，与中学生篮球比赛，同女学生联欢等。
读这些文字是一种享受，一种久违了的真诚和真切。所有美好的艺术都离不开真实，既便是大的虚构作品，也需要真实垫底。
从神坛回归人间，这就是我对《西行漫记》等作品的喜爱，对粉饰过的高大全形象不屑的缘故吧。
历史，有大气磅礴气壮山河的宏大场景，也有家常细微的小小故事，如同大海与浪花的关系。
亲历遵义，就是亲近长征，走近中共党史，走近中国现代史。回顾那些生死攸关的重大历史事件，缅怀那段曲折历程的时候，更多的是总结经验教训，古为今用，梳理人生，对和平年代生活愈加珍惜、热爱、呵护。
二 相约遵义
中国有两条叫湘江的河流，一条在湖南，一条在贵州遵义，两条湘江贯串了王道金整整一生。
王道金是江西兴国县人，1930年的一天上午，天空晴朗，鸟儿歌唱，母亲把一双布鞋穿到他脚上，再递一双到他手中，嘱咐他：当红军要行千里路，穿上娘的鞋，保儿一路平安。
15岁的他从此参加了红军。
这一别，竟是永诀。直到1953年，王道金携夫人回到家乡，祭奠父母亡灵。
踏上漫漫长征路的时候，王道金与许多战友一样，抓一把泥沙于怀中，鞠一捧清水于瓶中。于都的泥沙和清水陪伴他强渡湘江，四渡赤水，爬雪山过草地，直到延安。并随他一道参加了辽沈战役、平津战役，解放了北京、广东，最后一直打到海南岛，还参加了抗美援朝。几十年过去了，王道金在遵义的家中，还珍藏着两个小小玻璃瓶，从褪色的红纸条上依然能看清几个字：于都长征出发地的沙和水。
长征途中，王道金所在的连队是湘江战役的先头部队，湘江战役是长征中最残酷的一战，战况之惨烈，常人难以想象。在敌人密集的火力攻击下，子弹呼呼，擦肩而过。过浮桥时，两位战友倒在王道金身旁，他无法顾及牺牲的战友，只能向前。正向对岸射击，又有人倒下，王道金一看，是同村人。激战打了五天，八万多人只剩下三万多。王道金所在连队100多人，只剩下30多人，点名时指导员总要把牺牲的战友名字先念一遍，每当听到阵亡者的名字，他都特别难受，特别不舒服。
1935年1月，红军进驻遵义。遵义是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以来经过的最大城市，人口大约两万多人，作为黔北要地已显示出一些繁华气息，刚升任警卫连长的王道金带着几名战士进城参观，街道两旁买卖丰富，人群三三两两，自在悠闲，一派祥和，百姓安居乐业，对红军非常友善。这让常年厮杀疆场，转战南北的王道金非常震惊，恍若进入世外桃源。家乡的炊烟，母亲的期盼，田园牧歌，仿佛就在眼前。在这里，他依稀觅到了家的气息。
无独有偶，穿城而过的河流也叫湘江，年轻的战士自然欣赏到了湘江的风姿绰约，婉约静美，此湘江并非血流成河令人后怕的湖南湘江。在遵义这条涟漪轻轻，清风习习的湘江畔，他的心得到了奇异的抚慰。或许是深思熟虑，或许是随口而出，仿佛是对战友，仿佛是自言自语。等革命胜利后，我就来这里工作。
所以，当1958年中央号召部队支援地方建设，王道金如约一般来到遵义担任领导工作。直到现在，近百岁的王道金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常常到湘江边看看流水，晒晒暖阳。
在遵义，还有一位健在的老红军李光，他也是祖国大地上为数不多的活着的红军之一。
1920年8月，李光出生在遵义，从小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四岁开始流浪，八岁到遵义县团溪镇为地主家放牛，吃不饱穿不暖是少年李光的常态。1934年，中国工农红军突破乌江天险，继而进驻遵义城，14岁的李光第一次见到不欺负百姓的军队，抱着吃饱饭的想法参加了红军。
他在解放战争后期的剿匪战役中身负重伤，新中国成立后不久转业回到家乡遵义，一直担任领导职务，65岁离休。
离休后的李光老人并没有闲着，常常到红军山为来自各地的游客、学生、部队官兵义务讲解长征故事，激励年轻人发扬红军精神，建设美好未来。每年拿出一部分离休金捐给需要帮助的学生和老师，为学生捐衣捐被。为了感谢李光老人的支持，桂花小学更名为李光小学。他还担任了红花岗区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顾问。
一次他去李光小学，经过桂花村瓦厂附近，听到一个妇女在哭泣，一问才知道这位李姓妇女丈夫病逝，一个人拖着几个孩子，生活十分困难，偏偏家中耕牛又病死了，绝望中的妇女痛哭起来。见此情形，李光当即掏出500元钱交到妇女手中。
熟悉李光老人的人都说，这种事在李老那里就不是什么事，只是家常便饭。不熟悉他的人以为，他的子女肯定非富即贵。现实生活中，李光的六个子女没有一人是国家公务员，全部在企事业单位工作，有的退休后，退休金不足1500元。他很少把钱花在子女身上，只在孙子辈考上大学才送两三百元的红包。家人埋怨他时，老人就说，总比吃不起饭的人强多了，与牺牲的战友相比，咱们算是幸运的。
2000年李光老人被确诊患直肠癌、重症胰腺炎、白内障、皮肤癌等重症疾病，他一边与病魔抗争，一边继续竭尽全力捐资助学。
2013年12月1日，我在遵义红军街一栋两层小楼，拜访了李光老人。
老人穿着一套暗红格子居家棉衣，坐在一楼房檐下晒太阳，残疾的右手握着一根拐杖。李光的女儿拿着我的名片特意告诉老人，我从陕西来。老人脸上洋溢着快乐的笑容，精神矍铄，声音清晰易懂。
他告诉我说，随红军到达延安以后，在抗大学习了几个月，抗大就是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1938年离开延安，转战太行山，此后再也没有回过延安。那个时候经常能见到毛主席、周总理、朱德、邓小平等，到西柏坡以后，就没有见过毛主席。延安养育我们十三年，当年老百姓生活艰苦，对中国贡献很大，从电视上看延安变化不大，还有那么多窑洞，西安变化好像大一些。当年在西安八路军办事处住过几天，炊事员给彭德怀的饭菜稍好一点，彭德怀批评了炊事员。
说着说着，忽然间戛然而止，老人像是想起什么，侧过身来，望着我，极其认真的问我：那条河还有水吗？
我知道他问的是延河，立即回答他：有的，只是没有你们在的时候清澈了。
老人像是叹息，又像自言自语：那个时候河上没有桥，后来建的那座桥是周总理亲自关照过的。
我哦了一声，算是明白。问他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回延安看看。
他似乎笑了一声，缓缓说道：连做梦都想回延安，以前太忙，出门要申请，过了八十岁乘飞机得带医护人员，飞机也不能直达延安。
老人话锋一转，继续说：昨天去了茅台镇，这几年茅台镇变化很大。
望了一眼他残缺的右手拇指和食指，想问有没有人找他签字，话到嘴边变成了，有人请你讲话吗？
他说：没有讲话，有人跟我合影，就合影了。
然后他自说自话，滔滔不绝。每天一早一晚都要看新闻联播和贵州新闻，国家领导人各有各的想法，但都没有脱离改革开放的思路，历届领导人中，最伟大的还是毛主席。习近平也很好，加大反腐力度，养老、医保、土地方面都有改革。这些年遵义变化很大，国家对遵义投入资金多，来遵义的人很多，博古最小的女儿来看过他，朱德的重孙子也来过，看见他们很高兴，他们年龄也大了，有的都退休了。
后来我问老人：你的牙齿很好哦。
老人笑呵呵的说：假的。
与老人交谈完后，随老人的女儿参观他家，墙上挂着老伴的遗像和几张家人合影。客厅一圈白色皮沙发最为抢眼，算是李老家的奢侈品。老人的卧室在二楼，阳台上有一张躺椅，椅背上展着一件军大衣。金色的树叶从窗户伸进来，轻抚躺椅的扶手。放眼望去，窗外是幽静的遵义公园，公园边上，碧绿的湘江蜿蜒而去。
三 迎着歌声的方向
禹登荣是老三届中耀眼的花朵，漂亮、雅致、羞涩，这是一个女孩子最骄傲的资本。更要命的是，她竟然还是成都科技大学毕业的高材生。
才貌双全的女人在世界上走一遭，不会白来，总是裹挟着故事，仙风道骨般翩然而至。
大学毕业以后，她被分配到遵义一家保密单位，成为一名技术工程师，也许是经常与军代表打交道的原因，夫君是一位军队干部。
优秀女人与平凡女人最大的区别大概只有一条，前者总渴望心灵和身体同时放飞，无论多大年龄，无论何时何地，想飞的热望从不减退。后者与日月相伴，孜孜不倦，每天过着同样乐呵的生活。
禹登荣每天清晨六点多钟乘公交车上班，月月如此，年年不变。2007年55岁还差三天的时候，依然在公交车上，随公交车穿梭在绿树掩映的遵义城里。倏忽间，她泪如雨下。
还差三天就55岁了，还差三天就退休了，就要被社会淘汰了，就此跨入老年人的行列了，而她好像还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还有许多事没有完成。
几乎没有思考，就从车上跳下来，旋风一般折回家，拿上户口本就往医院赶，医务人员对她说：55岁就不能献血了。
她把户口本递给对方，用眼睛告诉人家：还差三天55岁。
医务人员问她：准备献多少血。
她说：能献多少是多少。
在友好的交谈中，不知不觉输满了400CC的血袋。
后来，她写了一篇文章叫《55岁生日的纪念》，发表在《遵义晚报》上。
刚退休的那几天，茶饭不思，坐卧不宁，惶惶不可终日，仿佛一只失去目标的百灵鸟，懒懒散散，四处游弋。
清晨，信步来到红军山下，阵阵歌声飘来，迎着歌声的方向，踏歌而去。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悠扬，那是一首高亢美妙的《再唱山歌给党听》。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与共和国同呼吸共命运，又在国家责任重于泰山的保密单位耳濡目染几十年，家国情怀，爱国意识自然高于常人。
她在歌声中回味、遐想、喜悦，歌声让她忘记纷扰，顿觉宁静。那么多同龄人在放声歌唱，那么多笑脸像花儿一样开放。很快，她就成为业余合唱团的一员。没过多久，又发表了《红军山上歌飞扬》，讲述自己退休后的快乐时光。
从2007年退休到现在，禹登荣每周固定几天，到红军山下的公园长廊参加合唱，有时候也到湘江边的绿荫下，或者红军街长廊演练。当然，出来参加活动以前，先要照顾好老父亲。
2013年12月初，我在红军街长廊见到禹登荣的时候，优雅的她依然可亲可爱，举手投足间洋溢着遮掩不住的幸福。
禹登荣告诉我说，他们马上要参加国际志愿者日纪念演出和毛主席诞辰120周年演出，演出的时候要穿红色连衣裙。
禹登荣特意向我介绍了合唱团团长罗光华，她把罗光华从跑马溜溜的山上，轻轻拽到我面前，一转身，笑容可掬的飘进歌声里。
罗光华和禹登荣属于两个类型的女人，一个宛若茉莉，一个仿佛云彩。两个女人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漂亮。无论男女，无论何种年龄阶段，漂亮之人都有独特魅力，罗光华和禹登荣，就属于在任何场合都魅力四射的女人。
如果说禹登荣是属花的女人，罗光华一定属风。
风一般的罗光华，噼里啪啦几句，就把合唱团的前世今生道了个底朝天。
2004年女儿到美国学习，罗光华和老伴到北京帮女儿看房子，闲得无聊到景山公园晨练，看见一帮老人在那里唱歌，性格开朗的两口子，很快就喜欢上了这种形式，并把景山公园合唱团的《革命歌曲大家唱》歌本带回遵义。此后的数年间，他们的歌本都来自北京，已经是第九本了。
经过仔细走访挑选，发现红军山下的长廊不错，起初只有她和老伴两人，没过几天就增加到十多人。没有歌本，在毛边纸上抄好歌曲，挂到廊柱上供大家唱。没有乐器，买来萨克斯让老伴伴奏。再后来，合唱团人数增加到300多人，女士居多，男士偏少，长廊容纳不下，演出时阵容太过庞大，一个团只好分为三个团，变成了凤凰激情合唱团、红军山激情合唱团、遵义市激情广场合唱团，每个团有相对固定的合唱时间和地点。
此时，他们这个团来到红军街长廊演练，指挥是一位玉树临风的男士，动作娴熟，挥洒自如，乐器不但有萨克斯、笛子，还有手风琴、二胡，四五十位男男女女分坐在长廊两边，精神饱满，声情并茂，正在演唱《遵义会议颂歌》。
歌声将我送到红军山下。
红军山是人们对遵义烈士陵园的尊称，陵园坐北朝南，前临湘江河，后靠葱茏翠绿的凤凰山，与当年红军鏖战的红花岗老鸭山遥遥相望。
拾级而上，只见满山青松翠柏，在陵园顶端的平台上，是一座气势雄伟磅礴，造型新颖别致的红军烈士纪念碑。碑的正面，是邓小平题写的“红军烈士永垂不朽”八个大字。碑的顶端，是巨大的镰刀锤子标志。碑的外围是一个大圆环，镶嵌着28颗闪光的星星，象征着中国共产党经过28年艰苦奋斗，取得了全国政权。大圆环由4个红军头像托着，分别是老红军、青年红军、赤卫队员、女红军形象，寓意红军威震四方。圆环内壁是4组汉白玉石浮雕，内容是强渡乌江、遵义人民迎红军、娄山关大捷、四渡赤水四组长征示意图。
纪念碑后面高一些的山上，一座巨大的红砂石墓茔掩映在树丛中，里面安葬着红三军团参谋长邓平同志的骨灰。不远处还有一座青石圆坟，坟前立着一块石碑，上书“红军坟”三个大字。里面葬着一位当年为遵义人民治病而惨遭反动派杀害的红军卫生员。红军坟下边，塑立着一座红军女卫生员正在给一个男孩喂药的铜像，铜像腿部和双脚被游人摩擦得金光灿灿，我也伸手在女红军腿上轻轻抚过。
再高处，是一组长长的红军英烈墙，上面镌刻着红军长征经过贵州牺牲的一千多名烈士的名字。名字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在杜姓烈士中，有三个名字明显是三兄弟，或者三个堂兄弟，名字中只有最后一个字不同，年龄从19岁到27岁不等，来自江西省同一个县同一个村。
在其他姓氏中，又见到了这样的名字，同村同姓同排行，这让我心如刀绞，寒意嗖嗖。
我在英烈墙前徘徊良久，驻足不前，清风徐徐，鸟儿婉转。
忽然，一阵歌声由远及近，迎着歌声望去，原来是一群欢天喜地的孩子正向这边跑来。
四 杨柳街慢板
那天从老红军李光家出来，走在青石板铺成的杨柳街上，电视连续剧《北京爱情故事》的插曲《滴答》若有若无，轻盈飘逸。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时针它不停在转动，滴答滴答滴答滴答，小雨它拍打着水花……
似乎一直走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街道上似乎只有我一个人，就那么走着，一直走着。
很长时间，我不清楚自己在何方，要去什么地方，似乎又不想去什么地方，似乎想一直走在这样的街巷。
实际上，一到遵义就住进大转折宾馆，大转折位于红军街与杨柳街交汇的地方，李光老人家就在大转折宾馆对面。红军街是一条商铺云集的商业街，街头牌楼上的“红军街”三个字，由张爱萍将军题写。
与热闹的红军街相比，杨柳街显得优雅别致，红军街的激情与杨柳街的舒缓，恰似音乐中的快板与慢板，融会贯通，相得益彰。
自从踏上杨柳街第一块青石板，就发现这条街与众不同，既不特别幽长，也不特别宽泛，却无处不散发出一种光华，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气场，仿佛每一块墙砖，每一处飞檐都浸润着故事。所有故事都比我年长，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走进杨柳街，一个个特殊符号迎面扑来，遵义会议陈列馆、红军总政治部旧址、红军遵义警备司令部旧址、苏维埃银行旧址、天主教堂、文化小学等等。
我在杨柳依依的清晨和黄昏，享受着青石板传递出来的曼妙，享受着糯米豆面饼的芳香，享受着朗朗读书声。似乎是有一些醉了，有一些欣喜，有一些羡慕，有一些留恋。透过薄薄淡淡，氤氲缕缕的晨雾，透过金色的银杏树叶，我看到了一个璀璨的世界，一段悠久的历史。原来，杨柳街是历史文化名城遵义的一个缩影。
旧时的杨柳街住着遵义的大户要员，从这里走出了遵义最早的赴法勤工俭学学生，最早的黄埔军校学员，当地著名的文史学家和书法家，国民党立法院院长，贵州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王家烈的亲戚朋友，红军长征时期，王家烈就是黔军总指挥。文化小学的前身也由杨柳街一位富商创建，百年传承中，成为黔北名校，培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子。
无独有偶，在日本帝国疯狂侵略我国大好河山时，浙江大学的师生也将遵义，将杨柳街视作保存中华文化薪火传承的避风港，同时也赋予了杨柳街更加丰富的文化元素。战火中，浙江大学的师生追随红军前进的步伐，从浙江千里跋涉到贵州，将遵义和湄潭作为落脚点。不但浙大的女生宿舍落户在杨柳街，连当时浙大校长、著名气象学家、地理学家竺可桢，还有一批著名教授也住进了这条清幽的街巷。杨柳街见证了他们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仍然坚持不懈地为我国科学文化发展奉献的情形。
1940年至1946年，浙大在遵义七年，对浙大和遵义都是关键的年份。离开杭州时，浙大仅有3学院16学系，返回杭州前夕，已有6学院25学系。西迁遵义的岁月，浙大由一所普通大学崛起为全国著名大学，浙大当时被誉为东方剑桥。
竺可桢在遵义不但悉心研究学问著书立说，为浙大培养出大批爱国学生，还收获了一份恬静的爱情，这在战火纷飞的年代显得愈加弥足珍贵。
1938夏天，竺可桢的夫人和次子因缺医少药病逝，冒着日机轰炸，历尽战乱的艰难险阻，身心疲惫的校长带着一双儿女与浙大师生一起来到遵义。经李四光夫人介绍，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陈汲女士结婚，她也是著名教授陈源的胞妹。陈女士辞去公职，来到遵义，一心帮助丈夫，全力培育子女，成为竺可桢的终生伴侣。
竺可桢有记日记的习惯，遵义的物候、天气、雨水、风向都一一记录，院中的山茶、棠棣、梨花、梅花、樱桃等等，花开花落，落英缤纷，都进入竺氏文中。竺可桢和浙大一起，在遵义度过了相对安宁平和的时光。
多年以后，遵义人民为了纪念浙大西迁，纪念校长竺可桢为遵义乃至整个贵州文化教育所作的贡献，把一座横跨湘江的桥命名为可桢桥。
在遵义，浙大教授，著名画家、文学家、翻译家和美术音乐家丰子恺，结束了惊魂不定的逃难生涯，精神渐渐松弛下来。精神紧张时一般不生病，一旦放松，就病魔缠身，丰子恺在遵义差点丧命。病愈以后，丰子恺进入创作丰产期，创作了大量作品，编绘了一部《子恺漫画全集》，抗战后在上海出版。
丰子恺一家在遵义还迎来了一件喜事，大女儿在这里完婚，结婚证由丰子恺用毛笔在一张粉红色的纸上所画。证婚人是著名教授苏步青。
史学家张荫麟在遵义获得了难得的著述时光，开始撰写《中国史纲》。每写一篇文章，总是几晚不睡，直至文章一气呵成，才大睡几天，饱餐几顿，找朋友谈笑开怀。后来他大病不起，校长竺可桢陪他到贵阳治病，终因医术匮乏，37岁的张荫麟英年早逝，长眠在遵义这块古老又宁静的土地上。陈寅恪、朱自清、钱穆等名家纷纷撰写诗文祭悼这位史学家，蒋介石也送了赙仪，以表哀悼。
浙大西迁、陆军大学和步兵学校迁遵，滇缅公路打通，以及大批文化人路过暂住遵义，遵义的文化生活，风俗人情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着变化。
浙大女生最早在杨柳街穿起了旗袍，遵义的贵夫人和名媛们纷纷效仿。丁字口有了第一家电影院，电影明星阮玲玉、蝴蝶的名字在遵义逐渐传开。遵义人早年对子女上学比较保守，很少有人上大学，哪里出了大学生，县长都要设宴祝贺。浙大迁遵后，视野开阔的富商老板，请浙大的学生给孩子补课辅导，接连有子弟考上大学，并有考上浙江大学的学生。
最早在湘江上游泳课，被当地百姓所不齿，女生在湘江游泳常常被赶上岸来。六七十年后的现在，同样在这条江上，每年由政府出资，在湘江举行独竹漂表演，成千上万的市民和游客前来观光欣赏。表演者和观众中，或许就有当年浙大师生的后代，或者驱赶游泳者的后代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