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是仲春。昨日还是和煦朗照的暖阳，今天居然变了脸色。倒春寒中，北固山下，我和“文天祥镇江脱险渡口遗址” 纪念碑四目相对。很久很久，远去的那个春日，一代忠良，一代贤臣，九死一生，从这里逃脱，杀回抗金疆场。
       南宋烟雨，每一次回望，总有一丝悲怆。我不认同纯粹的大汉民族情结，但直面两宋文人在政治上的那份旷世少有的大起大落，依旧是一次次的纠心。文人治政，祸福两倚。总以为大宋乃文人盛世，是家国盛世。拥有GDP占当世60%的大宋，拥有无数精忠报国将帅的大宋，拥有如此发达先进科技的大宋，怎么会转瞬间灰飞烟灭。
       带着太多的困惑，呆立碑前。抬眼，目光所及处，江山如练，江水一片澄澈，红男绿女正徜徉在盛世太平中。
       738年的岁月，淹没在这如潮的烟雨中，不由人叹惋，遗恨绵绵。
       无法真实地还原当时的险境了。唯有这块冷硬的石碑，在冷静地提醒着那一段无法挽回的悲歌。
       乱世出英雄。正因为南宋末期的那份离乱，才愈显文人丞相文天祥的那份精忠之悲壮。一个当朝状元，凭着对朝廷对皇帝对黎民百姓的责任，倾家荡产，招募兵士，就那样“不自量力”义无反顾地去勤王了。他不会想到，这样的行为在当时那些手握重兵的南宋大臣看来是那样的幼稚可笑。他更不会料到，当他费尽劫难，历经镇江，仪征，扬州，南通，回到南方那个逃亡海上的小朝廷身边时，他的执着忠诚换来的居然是冷遇和再一次被边缘化。隔着遥远而模糊的岁月，我无法揣度文天祥当时的心境是何等的凉拔。
       那个乍暖还寒的夜晚，饱受战火摧残的镇江城给了深陷绝境的文天祥一行温暖，最后的一抹温暖。就在官府押解奔赴元都途中，一干人，一条船，一盏官灯，一个向导。杜浒，余元庆，沈颐，还有那位没留姓名的小官兵。这一场接力赛式的护佑逃脱，与其说是给文天祥爱国报国生涯的最后一抹温暖，不如说是镇江人给南宋小朝廷的最后一抹温暖。
       但，这一抹温暖，没有给岌岌可危的南宋朝廷带来好运。历史总是以惊人的相似演绎着红尘中滚滚向前的浩瀚。如同当年赵匡胤从后周幼子手中夺得江山一样，纵横捭阖的两宋，最终也以年仅8岁的小皇帝末帝赵昺的投海自尽谱写了一个朝代终结的挽歌。1279年，国祚319年的南宋以20余万生命的集体殉葬在岭南崖山海域画上了一个悲情的句号。
       不，还没有终止。
       一个朝代终结了，但他的忠臣良将还在以个人的力量上演着最后旷世的悲凉。
       元朝大都。亲眼目睹了崖山惨状的文天祥，还在遭受着生命和人格、义仁和精忠炼狱般的摧残。面对奇耻大辱，他唯有通过笔墨悲怆呐喊：“羯来南海上，人死乱如麻。腥浪拍心碎，飙风吹鬓华”。
       那个寒冬，纷至沓来的劝降，文天祥的囚禁处喧嚣纷繁。南宋降臣左丞相留梦炎来了。南宋前皇帝宋恭帝来了。文天祥家人也给他捎来了书函。甚至，不可一世的忽必烈也屈尊来了。
       都不奏效。
       最终，汪元亮来了。一个自愿请求随伺前皇帝北上的琴师，来到了文天祥的面前。没有寒暄，没有悲天悯人的发泄。他带了酒，带了诗词，带了那把旷世古琴。
       这是大宋两个末世文人内心气节的相惜。这是这个世界给两个崇高生命的最后慰藉。一曲弹罢，一个，成了冤死异国他乡的忠君精魂。一个，成了南归不知所踪的云游道士。在生命的最后那些日子里，他们隔着牢笼，隔着镣铐，指点江山，谈诗论文，文人之气，荡气回肠。
       我不知道，《胡笳十八拍》的音律在狭窄地牢的世界里缭绕的时候，手脚都有镣铐的文天祥有没有抚胸叹惋，仰天长啸。但我知道，牢狱之前，栅栏相隔，汪文最后相约：“必以忠孝白天下，予将归死江南。”汪元亮，这个同是南宋的罹官，在人世，给了文天祥最后一抹温暖。
       春寒里，石碑犹在。手抚石碑，凉恻心扉。如果说，文天祥的脱险南归，曾经给这个濒临灭亡的大宋带来重整山河的希望，那么注定也只能是昙花一现。文人治政，怎敌皇权犀利；忠臣要的是天下黎民百姓安家乐业，怎敌皇亲国戚卖国保命只求家族荣华富贵。君不见，直到南宋逃走崖山海上苟延残喘之际，垂帘听政的杨太妃国舅还因私利生生剥夺了文天祥护驾圣上的资格。一心抗金的文天祥只落得转战福建、江西，重振抗元大旗，遥望痴等皇帝小儿的召见。想当初，难逃一路，为保文天祥的生命，多少大宋草民死在元军的刀枪棍剑之下。与其说他们誓死保卫的是大臣，不如说他是他们在那个黑暗时局所护卫的最后一面旗帜，最后一丝温暖。他们以为，只要大臣在，皇帝就在，大宋就有希望，家园就能回去。
       但，真的回不去了。
       事实上，历代史家对文天祥的“仁和义”褒贬不一，精忠占多，但愚忠之说也不在少数。
       作为一个文化人，每一次吟诵“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样诗句的时候，无法释怀的依旧是一连串的追问。
       大宋没了，文天祥在忠于谁？南宋皇帝也投诚甚至来劝降，文天祥还在忠于谁？可叹，一片精忠，一片铮骨，迎来的依旧是一次次冷遇沉浮。文氏悲剧，是君子们道德崇高下一贯对生命的冷漠，更是中国文人愚忠固有的宿命。其实，一生刚直的文天祥并不被宋朝皇室那些所谓“正统、主流”的官宦们所待见。倒是，在元的宫殿深处，一双别样的眼睛透出了难得的英雄相惜。
       史书记载，文天祥被俘，忽必烈问询朝中大臣，“南方、北方宰相，谁是贤能”，群臣答曰：“北人无如耶律楚材，南人无如文天祥”。正是这位元世祖忽必烈给了文天祥最后的尊严。他亲到狱中，没有要求文氏下跪，努力着最后一劝，并以“中书省”要任相托。但最终：“我是大宋的宰相，大宋灭亡了，我只求速死，但愿一死足矣”。
       呜呼，唯有哀哉！同样国破家亡，金人之后的耶律楚材选择了“入世”、“合作”，用自己的智慧影响甚至驾驭了元世祖的治国方针，让骄横的马背民族渐渐汉化，避免了多少生灵涂炭悲剧的上演，促进了历史车轮滚滚前行。而汉人之后的文天祥则选择了以死效忠，以身殉国，杀身成仁。
       我不是历史学家。但我喜欢揣测历史。常常在想，倘若文天祥改了心意，效仿耶律楚材，入主元朝，假以时日，中国历史会不会因此而改写？还会有清一代一次又一次被列强蹂躏的悲剧吗？但，历史不靠揣测。
        石碑远处，桃红柳绿，江山依旧。石碑近处，江水浩渺，苇叶静立，袅娜的身姿随风的摇曳而起伏，但瞬间又挺直。苍茫的苇叶该记得那晚惊险一幕吧。黯寂的江面，一行人轻舟快发，终于，“在晨光里望见了真州蜿蜒的城墙”。那一夜，有雪吗？有风吗？史书没有描述。但我想，至少，船击水面的声韵，一定会有，如同文天祥留给世人的那首凛然的《正气歌》，伴着岁月，绵延，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