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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情不关风与月

作者:陈苑苑      进入个人主页      阅读:32194      更新:2021-02-13

 

       我不相信“一见钟情”。可我恰恰遇上了会一见钟情的人。

       说起鲁道夫与我的婚姻,听上去似乎颇像传奇。他来中国旅游,偶然遇到我。结果什么异族、语言、离婚、孩子全不顾,要与我结百年之好。二十个月后,我和儿子到达澳洲。

        我们做了十六年的夫妻,外加六年的“亲戚”。

 

初到

 

       离开大陆前,一位最要好的同事问我:你去了澳大利亚后做什么?我回得惊世骇俗:“做家庭妇女!”——这是大陆80年代的知识女性不敢向往甚至从未知晓的职业。虽然不得不承认,我努力了八年,还是未能成功。

       初到澳洲的日子并没有叫我激动万分,也不感到甜蜜无比。只能说是一无所知和无所适从。心情大概介乎旧式婚姻和现代婚姻之间:小有尴尬又满怀希冀。幸而儿子占据了我大部分的时间——儿子真是我这辈子的福星。

       不过有一种平安和宁静。同前任先生的八年关系使我筋疲力尽,只想好好歇一歇,喘口气。而鲁道夫给了我一个歇息的空间,和依靠的肩膀;不用上班实在是第一桩幸福。

       在来澳洲之前,我母亲曾说过,让儿子留在中国一段时间,以为如此会有利于我们的婚姻。然而鲁道夫坚持儿子和我一起过来。他懂得世上没有母亲会愿意和孩子分开,更何况还是在孩子的幼年。

       大约一、两周的光景,我得到了鲁道夫的订婚戒指。只见白金和钻石,在晚间暖暖的灯光下,熠熠生辉。我既感激,又有些窘迫自己没有相应的回赠。

       后来这枚戒指差点丢失,因为手寸不合,竟在我毫无知觉时,褪在一叠衣服里。生怕又丢失,我就再也没戴过。

       不久我们去牧师那儿登记结婚。我不知所云地重复着牧师的话。以后我才知道,那是千百年来恩爱男女们的“I do”。最后在婚书上签字;一锤定音。

       结婚后,鲁道夫修改遗嘱,将所有房产留给我,其他财产均分给四个孩子:他和前妻的三个孩子,加上我的小草。

       彼此的陌生开始一点一点脱落下来。年轻时嘲笑的“先结婚,后恋爱”不仅成了选择,更可能成为那样的现实。

       第一次的偶然相见,我不仅无心,更糟糕的是没戴眼镜;鲁道夫长什么样,我根本没看清。这会儿两个人面对面地坐在饭桌旁,他那张微笑的脸上一双碧蓝的眼睛显得相当迷人。不时又有儿子插进来,一声娇憨,一叠戏语,蛮像一个家了。

       而家,这在我的第一次婚姻里,是一个多么奢侈的词啊!

       有人问我,你们语言都不通,怎么会堕入爱河。我说我并没有堕入爱河;我只是做了一个决定。我相信情感是两个好人之间的事情。天长日久,自然生出情愫来。这位既没有甜言蜜语,又没有花前月下,却一定要我带上儿子同他共赴婚约的人,我对他有全然的信任。

       关于婚姻幸福,简 · 奥斯丁早有定论:纯属偶然。而在我眼里,婚姻更象是赌博,成功失败几率对半。

       这桩婚姻看起来我赌对了。只差一件事,婚礼,所谓新婚便告完成。

 

婚礼

 

      我对婚礼充满期待。

      据说男人怕结婚,更怕婚礼;女人爱结婚,更爱婚礼。于我,结婚是承诺,是对婚姻的庄重。婚礼可以没有豪华排场,但有一个形式似乎理所当然。我自然期待。

       不料,鲁道夫并不认同。他说结婚只因为爱,要婚礼干什么?我说至少也得有张结婚照啊。他又说要照片干什么?照片不就是一张纸吗?但我仍旧认为两者都重要,至少对我重要。于是我用我有限的英语努力说服。

       多少年来,我一直深恨自己的英语能力,大约是在这件事上的创伤,给了我无以复加的挫败感。雨果写过语言的力量。我深知,没有语言,是最大的无能。

       当然我没有放弃我的说服。我说我不同于你,我的第一次婚姻就没有婚礼;因为其时关系已经不好,故我不在乎有无婚礼。所以,这次婚礼才是我真正的婚礼。

       终于,决定达成。鲁道夫说这个周末,我们去爸爸妈妈家办婚礼。

       之前我对婚礼一无所知。以后我才知道,婚礼是一个由主婚人主持的,耗时三、五个小时,花费上万澳元的项目。

       我欢欢喜喜到了婆母家,也不知道哪些朋友会来,我又将如何应付。反正车到山前必有路吧。

       一个小时,一个小时,时间安安稳稳地往前流动,却没有人来。

       再看鲁道夫,全神贯注地翻看他的集邮簿。他喜欢集邮。

       终于,来了一位,是她的妹妹。初次见面,她送我一套塑封起来的咖啡具:一只杯,一个托盘,和一个小碟。以后我才知道,那还真能算一个物件,Royal Albert 的牌子,现在已经绝版。

       午饭时间到了。我意识到今天并非办婚礼,也不是正式的婚宴。

       但鲁道夫为什么对我说这是婚礼?为什么说所有朋友都通知到了?为什么会说等等他们都会来?

       我去了卧室,一头栽倒在床上。万千忿懑,却吐不出一个字来。往日里遇了不平,纵然教养不允许大光其火,大放悲声,总也能说几句话的。当年爸爸被隔离审查,专案组的人到我们家来,仅只20岁的我面对两个成年男子,痛斥他们毫无证据抓人。此举虽然于放人无益,倒也能出口气。但此刻我却无能为力。

       那顿饭,我没有吃。

       我躺在那里,只听得心头砰砰直跳,耳朵里嗡嗡作响,火头直窜脑门。真正是气得不知如何是好,也不知道今后我如何将日子过下去。

       忽然,儿子咚咚地跑进来,口中叫着“妈妈”。接着,鲁道夫匆匆地跟在后面,嘴里念着“别跑”,手上拿着毛巾,捉住小草,给他擦了嘴,又擦了两只小手……

       这一幕成为我婚姻生活的缩影。

       世间任何一个女子,再穷,再丑,再卑微,大约都不会被拒绝一个婚礼,一帧婚照。独独是我,再四恳求而不得。我的心实在难平。

 

“婚礼”之后

 

      那天的24小时,一分钟不长、一秒钟不短地结束了。一个屋檐下的日子还是得过下去。拯救我的心情和婚姻的,依旧是儿子。

       一定是冥冥之中的安排。我来澳洲原只向往自由,不曾想过气候。可到了这里,过去动辄发烧的儿子却不再生病了!我从头轻松到脚。回想来澳洲之前,最多不超过两周,儿子就要病一次。于是深更半夜,刮风下雨,深一脚浅一脚,我都要抱着儿子去医院。

       但落脚澳洲,儿子顿时和医院无缘。所以我至今连儿子的血型都不知道,当然可算是我粗心的铁证。

       儿子不生病,令我极为舒坦;而他们父子的前世缘更是我的望外之喜。

       儿子叫鲁道夫“Dad”,儿子还不知其意,父亲却听得满心欢喜。我不外出工作,自然在家烧饭做菜;鲁道夫晚上回来,自有热汤热水。儿子见到鲁道夫,也总奔过去,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儿子语言学得快,不久便能叽叽喳喳跟爸爸能说不少话了。对过了十年单身生活的鲁道夫而言,那真是天伦之乐。

       我是个倒下就能睡,睡了就醒不来的人。儿子在新家里,必须单独睡在自己的卧室;可一有动静,鲁道夫就会推醒我,让我起身去照顾草草。小草如果醒得早,会跑到我们床上来,扒在鲁道夫胸口上半玩半睡。多年后鲁道夫还保留着这段美好的回忆。

       两岁的儿子对开车好奇,跃跃欲试;鲁道夫成全了他的梦想。鲁道夫抱着小草坐上驾座,再让小草手握方向盘,汽车启动,在车道上滑一段。儿子感到好似自己能够驾车,得意非常。小草后来喜欢驾车,喜欢修车,酷爱漂移,大约都始于早年坐在鲁道夫腿上“开车”的经验。

       屋前的廊下有一个荡椅。对一个孩童,那摇荡的感觉不胜美妙。儿子喜欢闪电,却害怕雷声。到了雷雨时,鲁道夫总抱着儿子坐在荡椅上,替儿子捂住耳朵,在电闪雷鸣中且摇且晃。如今儿子喜欢摄影,有拍摄闪电的耐心,也时有好片子拍出,或许源自早年和鲁道夫观赏闪电的情怀。

 

小草2018年摄于墨西哥

 

       平日里父子见面或分手,总要相互吻一下的。一次鲁道夫午间回来,拿上东西匆忙而去。儿子不知怎么听到了汽车声响,赶紧跑出来,叫着“爸爸,你还没吻我呢!”但汽车已经启动,父亲没有停下来。儿子紧跟在开动的汽车后面,拼命呼叫“给我一个吻 ! ……”却眼睁睁看着汽车远去。儿子大哭不止。我只好打电话去公司,于是儿子在这边哭,父亲在那边又是劝,又赔不是,再保证不重犯,…….

       鲁道夫下班回家后,通常会拿出一瓶啤酒,坐在桌边慢慢喝。儿子过来,鲁道夫问儿子“能给我一个吻吗?”儿子淘气,故意不肯。鲁道夫再请求,儿子再拒绝。父亲决定运用家长的权力,说“行,那我给你一个吻。”说着上前,俯身在儿子脸上猛啄一口。这下儿子大怒,放声大哭。他哭自己二尺之身,竟不能捍卫自己的意志。

       “子不教父之过”,鲁道夫很有这个自觉。吃完饭要对妈妈说谢谢,晚上到点就得上床,一天不犯错才能喝可乐,玩具玩完了要放回原地,自己的卧室自己收拾,……. 一切皆有定规。

       德国人的理念中对孩子的爱就是discipline,用我们的语言大约就是“上规矩”。

       一次鲁道夫发现冰箱的顶部边缘有手指印,问我怎么会有的?我说是小草的。他问小草的手怎么会碰到那么高的?我说他是站在冷冻柜上的;冰箱旁边有一个独立的冷冻柜。他又问小草怎么会站到冷冻柜上的,我说是我抱他上去的。他再问你为什么把他抱上去?我说是小草要上去的。这下子鲁道夫大为震惊,“他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鲁道夫意识到我同他对孩子的教育的不同。他担心我不理解他的教育方式,很认真的对我说:小草很聪明,比我的孩子们都聪明。但如果没有规矩,将来会有问题。我现在管教他,你也许不高兴。但孩子现在不教育,就晚了。当时的小草只有两岁多。

       其实我倒是不反对有一个严厉一些的父亲的,也赞成鲁道夫的做法。只是我到底是母亲,想严厉也做不到。但小草却很听爸爸话,日后也以懂得规矩为荣。他因之颇受周围人们和工作单位的欢迎,也深知是爸爸训导的结果。

      儿子有一个好父亲,实在比我有一个好丈夫更重要。于我,儿子的利益至高无上。

      不久,儿子改姓为Hrotek。现在他们父子名副其实了。其实鲁道夫还是有点蛮在意家族姓氏的。

       鲁道夫的孩子们都是和他们的母亲一起生活的。现在父亲这边又有了一个家,孩子们也先后来度假,他们都要比小草大十来岁。鲁道夫的小儿子来,提到鲁道夫,自然是“我的爸爸”如何如何。小草认为这说法真是岂有此理,哪里是你的爸爸,是“我的爸爸!”兄弟俩还要为爸爸的所属争论。 

       但丽萨完全是大姐姐。又带玩具,又带衣服,还带来各种好吃的。丽萨一直最宝贝这个弟弟,一来最小,二来是外国人,当然稀罕。长大了的小草,在丽萨眼里聪明、可爱、帅气,而且有很好的价值观。她虽有五个弟弟,唯有同小草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但她经常说,小草是她最宝贝的弟弟。她的床头柜上,就放着她和小草的合影。

       丽萨对我也很亲近。她知道我对新的生活方式全然不懂,就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我。第一次到我们家里来,她就忙着教我怎样抹指甲油。

       她也为爸爸高兴,因为她看到这三口之家还是很和融的。丽萨的继父对他们并不怎么好。所以,她看到爸爸对小草好,尤其高兴。

       我一直以为,能爱孩子的父亲,总是好人。能爱别人的孩子,更是无可争辩的好人。于是我不解,一个这么好的丈夫,为什么丽萨的妈妈会同鲁道夫离婚哪?对我的问题,丽萨面露难色,停留片刻后,她说:“Dad drank too much”。当时我的英文能力只够做直译,翻作“爸爸喝得多了一点”。喝酒又不是天天喝,于是我的理解又加上一个“有时”。那么,一个人有时会多喝一点,又有什么关系呢?

       且不管它。最重要的,是鲁道夫喜欢小草。以母亲的本能我对鲁道夫对儿子的爱,确信无疑。我甚至对自己说,现在即使我死了也不要紧了,因为鲁道夫会照顾儿子的。

       我幼稚得无可救药,完全不懂什么叫醉。更何况鲁道夫喝醉后,不仅不粗气,反倒格外温柔。面似不好意思地笑着,一面两手对搓,一面反复叨叨:“Darling,I love you!”直到一次他回到家里,步履蹒跚,竟至于跌倒在地。我才晓得什么叫醉。不过那时的我,对酒驾还毫无概念。

       无论如何,现在我有了一个家。而来澳之前,虽是结婚生子,却未曾有过。

       在中国我和儿子借住在一位朋友家。这位朋友有一个上中学的儿子,她希望我指导她儿子的数学,则以一间住房做交换。当空荡荡的一间房间里,搬进了一张床之后,我退到门口往里看,眼前呈现出两个长方形:房间和被置于墙角的床。我不禁慨然:我要的不就是这样两个长方形吗?

       如今,可不仅仅是两个长方形,而是有三间卧室,有厨房,有浴室的house。我还有一副可以依靠的肩膀,不用上班则可无忧无虑地享受和儿子在一起的分分秒秒。那三年,是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

       我对鲁道夫感激不尽的心情正如《酒干倘卖无》里的歌词:没有天哪有地,没有地哪有家,没有家哪有你,没有你哪有我……

       我把这首歌的背景讲给鲁道夫听:一个捡破烂的父亲将一个弃婴当作养女。女儿长大后成为红歌星,却因频频演出而不能照顾病重的父亲。父亲临终时从收音机里听到女儿唱出的这首感念父亲的歌曲。

       我几次把这首歌唱给鲁道夫听;唱得我自己泪水涟涟。

 

婚礼情结

 

       人的情感大约应当或表达、或释放、或疏导、或化解。不然 ,那必将如地下的岩浆,经年累月,千回百转,终于在地壳一个的薄弱点上,冲发出来。其能量可以是毁灭性的。

       生活似乎平静,也很满足。然而我并没有忘记那场婚礼。多少年来,任何人的婚礼对我都是刺激,隐隐地有什么在我血液里东突西撞。

       不久,丽萨结婚。我见识了所谓的婚礼。有户内的庄重,有户外的喜庆;有教堂钟声,有挽住新娘手臂的父亲走向新郎,有新人在众亲友见证下对神的誓词;雪白的婚纱,众人的祝福和欢笑,摄影机的尾随,大型餐厅,上百号人的餐饮……

       我真心希望新人婚礼没有遗憾,便为身披婚纱的丽萨拍下一张父母立于她左右的照片。照片里女儿和父母的笑脸都灿若日月。

       在西方,传统的婚礼是由女方家里安排的。按我当年的情形,得要我自己来张罗,这显然不可行。而鲁道夫当年辞去警察局的工作后,同他的下属开始做生意不久,应该很有压力吧。我心里力图为鲁道夫当年的行为找到理由。

       若干年后,我的好友Kathy 同她的第二任丈夫Russell 结婚。我们应邀参加他们的婚礼。婚礼上,新娘新郎满面幸福,亲朋好友频频祝福。而我却始终泪流不止。此时我和鲁道夫的婚姻已经经历了十个年头。我知道,此生我再不承望有一次婚礼。

       婚礼接近尾声,新娘新郎起舞,众人随之翩迁。酷爱跳舞,到澳洲后又不曾跳过一次舞的我,此刻却全无兴致,只胡乱走了半个曲子,就下了舞池。鲁道夫倒是满面笑容,我却无法笑得出来。我那个没有婚礼的婚礼日,在我心上深深地砍了一刀,那伤口从未愈合过。

      红楼梦里的王夫人笃信佛教,宽仁慈厚,不曾打过丫头们一下,却因为金钏笑对了宝玉的几句亲昵话,而被王夫人赶出贾府。这似乎不合常情,也不合王夫人的本性,实则因了赵姨娘带给她的委屈。蒋勋先生将此解释为原配情结。而我,则有婚礼情结。

        一次我们去婆母家,照例是鲁道夫开车。我突然说:“我好想结一次婚哎!”儿子掉转头来说:“妈妈,你不是和爸爸结婚了吗?”我说:“没有。”儿子说:“你有!”我问:“证据在哪里?你看到结婚照了吗?”我知道我在有意挑衅。

       鲁道夫当时很尴尬,随即说,我们可以补拍。 “NO”, 我嬉笑着说:“要照片干什么?照片不就是一张纸吗?!”我决意否定,因为他当年并非不能,而是不愿。居里夫人说她不会说服她的男朋友同她结婚的,我则不会勉强别人同我去拍婚礼照的。

       多年后,我终于补了一帧婚纱照;照片上只有我一个人。我的心愿不能因别人而搁置。那是一张黑白照,没有笑容,却有坚定;没有甜蜜,而是平静。那是我的心愿,是我对自己的忠贞,对自己的钟爱。

       我把照片高高挂在客厅里。每当我看到婚纱头饰下的那张安静的面孔,心头便升起感动:多么美好的容颜!多么独立的灵魂!

       婚礼情结终于得以了结。

 

办工厂

 

       一九九三年我到中国办厂。我一月份去,鲁道夫和儿子四月份来。

       在我们分离的这三个月里,鲁道夫和儿子同睡一张床。父亲常常因思念妻子落泪,六岁的儿子总是趴在父亲身边,搂着爸爸,“爸爸,我知道你想妈妈。”“我爱你。”

       鲁道夫万里传书,信中说,“你不在家里,这个家就成了一所空房子。”他说:“幸好小草没走,你的一部分还在我身边。”

       如果说在澳洲不能立即从事自己的专业,是我经历移民的阵痛,那么鲁道夫随我去中国,他面临着和我同样的苦痛。

       那一年我为工厂事务手忙脚乱,其间还出过一例命案。虽然责任不在工厂,但人命关天。对年轻生命的消陨,简直让我轰去魂魄。

       在中国,小草要上学。我没有任何时间,任何心思顾上家庭生活,鲁道夫便成为家庭主夫。

       鲁道夫表现了足够的忍耐力。在另一个国度,语言不通,文化隔离,社会隔离,这个情形,和我在澳洲一样。

       年底我们回澳洲过圣诞节。走前,我姐姐对鲁道夫深怀同情,觉得他牺牲了澳洲舒适的生活,很是委屈。于是问他,多少钱可以补偿这一年的损失。鲁道夫说,对我而言,同苑生活在一起,就是最大的补偿。

       第二年儿子不肯再去中国,于是鲁道夫和儿子呆在Adelaide,我则在两边来回跑。如此两年,究竟不能持续,于是我又回到Adelaide。

 

上大学

 

       回来后,我决定去读书。

       我选择学管理,目的之一,是要过语言关。移民生活的艰难无法回避,而我又不擅洗碗碟。重建生活,只能从高等教育开始。

       读书苦,苦在语言上。所有的课程,凡是和数学相关的,我的成绩都是优秀,凡是和英语相关的,就大多只是及格。我理所当然地求助于鲁道夫,但他并不理所当然地帮助我。矛盾由此产生。

        一次我把脚扭了,疼痛不已。我把作业放在鲁道夫面前,请他阅读,然后我便上床休息。谁料刚刚躺下,只听鲁道夫大喝一声:“你过来!”我硬撑着爬起来,一跛一跛走过去。鲁道夫对我的脚看也没看一眼,劈头一句“这是垃圾(this is rubbish)!”,用我们的话说:“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自小到大,从没有在功课上被任何人斥责或辱骂过啊!这篇作业,我花了40个小时,竟被贬为“垃圾”!屈辱顿时流遍我的全身。

       行文至此,我依然热泪涌流。我真的永远不能接受任何人对我这样的态度,不能接受任何人对我读书如此的否定。你对我有恩,但也不能成为动辄贬斥,动辄怒吼的资格。

       万事开头难。第一学年的第一学期最难。偏偏第一学期就有《商业法》。法律是语言要求最高的课程,连当地人都难得龇牙咧嘴,不要说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恰恰考试前夕,我感冒得厉害,咳得几乎说不出话来。于是考试当天,我请鲁道夫带我去诊所。学校有政策,在身体不好的情况下,考试不及格,校方会准予补考。

       看完病出来,我心里牵挂着儿子的功课。于是想写一个条给儿子,让他做完作业,核对答案,然后订正。我写道correct all mistakes,但又不确定是否要用定冠词the及词序,便抬眼问鲁道夫,应当是all the,还是the all?不料,他火冒三丈:“What!!”那莫名的怒火把我的心烧得冰凉。

       我一声没吭,低头离开,独自走到公交站,去学校考试。好在已经看过医生,如果考不及格,我还有机会再考,不至于在成绩单上烙下个“不及格”。

       本来鲁道夫是要送我到公交站上的。此时,看着鲁道夫的车开过公交站,我的眼泪才开始落下来。老实说,我确实不能理解,他火什么?我实在不理解,这句话怎么就冒犯或激怒了他?

       在我们中国人的成长环境中,对考生都是呵护的。家长在平日里或许对孩子会打会骂,但一到考试,为了孩子能考好,一切都让步。我一向是个好学生,考试也一向是认真的。记得中学里一次父亲生病住院,而我要考试。爸爸叫我不要去看他,说考试要紧。我怎么也料不到,更想不通,鲁道夫为何要在我考试之前,又是生病之际,对我如此粗暴,仅仅因为我问了一个英语的问题。

       那次考试,历时三个半小时,因为是法律课程,难度很大。因为气忿,因为紧张,也因为病弱,我从头至尾浑身颤抖。考毕,我又浑身颤抖着离开考场,颤抖着回到家中。我没有力气去批评或说理,也不知道鲁道夫是否有过片刻的悔意。

       上帝仁慈,让我那次考试通过。 但我始终没有明白,究竟事出何故。虽然没去询问,然却难以忘怀。

       一年书读下来,我进入了不惑之年。我有信心,书可以继续读下去。到澳洲已经八年有余,我年年给小草办生日party,给鲁道夫办生日party,却未曾为我自己办过一次。40周年生日,我决定给自己也办一个,正式的。丽萨大力支持,用了一整天的时间陪我到各处去买东西。

       第二天一早,鲁道夫说他得去充煤气罐,烤炉上要用。他出了门之后,婆母夫妇早早到达,然后是丽萨夫妇,再然后是我们的朋友们。已是中午,客人都已到齐,却无法开张——没有煤气罐。我一直以为他很快就会回来,也就这么等着。终于婆母耐不住了,问鲁道夫去哪儿了?我想了想,回说大概是在酒吧。婆母让打电话给他。果然在酒吧。待他回到家里时,已是两点。鲁道夫成为最后一位到达的人。

       当务之急是招待客人,烤炉一旦能烧起来,事情就落定了。但所有人等待男主人几个小时,在别人面前是难堪,在自己心里是难过。这位压根儿就没把你当回事——人家婚礼都可以糊你,生日又算什么呢?

       我内心的创伤,比婚礼的失缺尤甚。婚礼事件发生在我刚刚来,我能找到的理由是,他可能怕我拿上身份,即逃之夭夭,让人笑话。但现在,已经共同生活了八年之久,并且度过了经济困难期。身为人妻,到底是个什么地位?

       我没有时间去多想,去抗争。最重要的,我要把书读出来。

       终于毕业了。24门功课没有一课挂过。在管理科里,只有五分之一的毕业生有此荣誉。我以39岁高龄入学,又是第二语言,不能说十分骄傲,也能聊以自慰了。

       毕业典礼可说是我人生中至关重要的一刻:在异国他乡走上颁奖台领取我的毕业证书。三年的辛苦,正是为了这一刻的荣光。我相信,所有的毕业生,所有毕业生的家人,都会珍视这一刻。

       当天我们说好,我先去,他们后到。毕业生要有登记,穿礼服等活动,故会比家属朋友早到会场。可是毕业典礼开始了,鲁道夫和儿子还未到达。我身置会场,掌声阵阵,灯光闪闪,和每一个毕业生一样,心里充满了激动、美好和骄傲。

       忽然有一位朋友告诉我,说鲁道夫在门口。我立刻起身,去接他们进来。想不到,我一眼见到的鲁道夫,竟怒目圆睁,冲我伸出手臂,在空中从上劈下,严厉地问道:“票呢?!”

       这一声吼,吼掉了我全部的心情。之后的毕业照上记录的不是骄傲,而是尴尬。

       这是1999年8月,我到达澳大利亚第11个年头。我看到了,我的丈夫并不在乎我的人生。婚礼,40岁生日,毕业典礼,他似乎都决定扮演一个负面角色。我虽不理解这背后的理由,但几乎可以确定,我们的人生,完全不在同一条轨道上。

 

分居

 

       婚姻大概是需要有点糊涂的。当你把一切都看明白,恐怕关系也就走到了尽头。

       也不知道起于何时,一个字眼听起来越来越刺耳——stupid蠢。2000年5月的一天,当鲁道夫不知为何又将这个字眼砸向我的时候,我站定在他面前,眼睛直视着他,一字一顿:“我不喜欢这个字眼。如果我今后再听到一次,我一定将你离掉(divorce you)”。我解释:“我不以为我自己蠢。如果你认为是,那我们就没有必要在同一个屋檐下。”

       但人的行为哪里是像水龙头那般开关自如的呢。“蠢”字大约能释放某种情绪吧。“蠢”字不用了,那种情绪就要寻找另外的出口。

       八月份小草的生日。我们准备外出吃饭。儿子的小朋友也跟我们一起去。我粗心大意也没清点人数,以为一部车就够了,欢欢喜喜就要出门。

       谁知,他说要开两部车,我随口问道:“要两部车吗?”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只消一个“是”就可以了。但鲁道夫满眼轻蔑,强压怒火,一根手指点着自己的太阳穴,使劲逼出一个字——“Think!”意思是,“你没脑子吗?!”

       我火不胜火,提高了嗓门,劈里啪啦说了回去,意思说,如此小事一桩,至于吗?!。

       读书确实管用。落脚澳洲12年,我第一次有能耐说我要说的话。

       有说男人吃喝嫖赌,总要擅长一件;鲁道夫嗜好烟酒。我知道抽烟对健康不利,却不知道酒精对健康的损害。而如果酒后驾车,还可能危及他人。他每个周末必定去酒吧,去酒吧必定喝醉,喝醉后又必定自驾回家。几十年里,他凭着做警察的敏锐和机智,成功避开了警方的各种酒精测试。

       然而2001年初的一个星期天,他的幸运结束了。那天他倒是在家里;喝得晕晕乎乎后,却走到车库坐上驾座要开车。不知怎么踩在了油门上,汽车撞到前面车的车尾。他一慌张,再往后退,又是一脚猛踩油门,于是汽车飞速倒出车库,倒出车道,倒穿马路,倒进对面邻居的前院,狠狠地撞在邻居的墙角上,方才停下。被撞了房子的邻居吓得魂飞魄散,隔壁邻居立即报警。警察到场,测出酒精超标。

       一个曾以警察为职业的并做过警察局长的人,自己竟然会荒唐大胆到酒后驾车!

       这次事故的后果,是吊销执照,并被处以大额罚款。这虽说严重,但实在还属万幸。如果他的车前没有另一部车,他的车便会冲进儿子住的房间。又如果汽车经过的任何一个点上刚好有人,必然非死即伤。何等恐怖!

       事故发生后,我更坚定了分居的想法。我不要为酒驾担惊受怕,我不愿意听到充满火药味的语言,我也不愿意每天对着一张不愉快的脸。然而,鲁道夫对儿子视为己出,他的一家对我们恩重如山。分居是我生平最艰难的抉择。

       当时儿子正在上中学,距离上大学还有四年。虽然我希望立即分居,但心里思忖,无论如何要等到儿子上大学以后。那么,还有四年的准备期。

       毕竟,婚姻关系是大事,我希望得到专业人士的建议和指导。我去做了心理咨询。在听完我的叙述之后,心理医生要我们两人同去。

       不同于以往,对我的任何建议或主张均会否定的鲁道夫,这次愿意出行。我们共同听取心理医生的结论:过去的年月里的事情,如同集邮。看上去一张张很小很薄,但天长日久,便成了厚厚的一本。然后你会到市场上去兑现。现在你(指我)很生气,你(指鲁道夫)很伤心。那么你们还有没有足够的爱共同生活呢?鲁道夫回道“有”,而我的回答是“不知道”。

       我的确不知道。但我确信,我没有办法改造一个人,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被改造。所以我根本不想改变别人,也不想改变我自己。

       我们开始在同一屋檐下实行分居。在经济上,家庭支出,各付一半;个人的支出,个自承担。这是法律分居的预备。

       我并没有为法定分居设时间点,为的是尽可能把事情处理好。分居本已是伤筋动骨,我的原则便是努力将损失降低到最小。

       多少夫妻因为分居弄得反目成仇;这不是我的目的。分居是解决问题的方法:隔离婚姻关系中好的和不好的部分。如果不相容的因素硬是捆扎在婚姻中,结果就是毁灭性的:人生的,甚至人性的。张爱玲笔下的曹七巧,若不是锁在残酷的婚姻中,大约不会恶到毁掉亲生儿女的前途的。

       为分居准备的第一件事,是为鲁道夫买一处房产。

       那时,房地产正兴旺。我对投资的原理,完全理解,对操作方式,也很清楚。我用我们唯一的房产去做抵押,买下一处投资房,放在了他一个人的名下。做贷款的朋友知道我们在非正常状态,看不懂这是什么回事。鲁道夫则更是疑惑,以为我暗藏玄机。(后来在财产分割上,鲁道夫的确受益。)

       此外我还认为,在婚姻关系变化的过程中,彼此有责任帮助对方度过难关。我要他知道我对他的感恩,我也要让他明白我为何一定要分居。

       我曾梦见在火车上,鲁道夫搂着小草的头,悲伤地垂泪。醒来自问怎么会做了这么个梦?合乎逻辑的解释是,我的心认可鲁道夫对儿子的爱。

       鲁道夫对儿子的爱,高山流水,浇灌出儿子人生的繁枝茂叶。在我们的婚姻里,最可宝贵的就是小草。小草永远是我们两个人的儿子。的确,我不会期待世上有第二个人做我儿子的父亲。

       有一天,我这样对他说。他一定听进去了。他懂得我的真诚,我的感恩。

       当时的气氛较好,我便转了话题,说咱们今天心平气和,你能不能告诉我,对我的生日,我的考试,我的毕业典礼,你为什么要那样?他很尴尬地笑,说,“也许就是蠢吧”。

       也许就是蠢。但我想,恐怕要比这复杂。

       一次我又同他谈起分居的具体步骤。他恼怒起来,厉声问道:“你是不是要和别人结婚?”他不问则已,这一问,顿时教我泪如雨下。我几乎声嘶力竭:“我还要结什么婚?我两次婚姻,那一次不是真心真意,那一次不是百分之百付出?我得到什么?我连一个婚礼都没有捞上!”他见我真的伤心,竟也不忍,含着泪将我揽过去,说,“你哭,我也很难过!”

       分居是大手术。双方都痛得气绝肠断。

        一次我回到家里,走进客厅,一眼见到他神情专注,表情悲戚,眼睛望向电视,却完全不在看。他竟没有听到我的脚步声,这才让我看到了他平时没有流露出的极度悲伤。我顷刻悲从中来——他脸上的悲伤,恰恰映照出我内心的悲伤。

       想当初,还在来澳洲之前,我们就说好“这个婚姻是终生的。”我是死心塌地要厮守的。我们不是曾经好好的吗?我们不是都爱着小草的吗?我们不是说好一起走向天国的吗?我是认定要做一切的退让来保住这个家的呀!我何曾想到又要亲手结束这场婚姻呢?!

       我回到自己的卧室,心里难过得翻江倒海,抓起话筒给妈妈打电话,对着妈妈哭了一个多小时。大洋彼岸的妈妈知晓我这些年的苦痛,知晓我身心为之付出的代价,只是默默地倾听。

 

分居之后

 

       2004年,儿子上大学。

       2005年,我们法定分居。历时五年的和平革命,终于成功。

       在他搬出后的第一个早上,我醒来后意识到这个屋檐下只有我一个人,不禁叹出“我的上帝!”——我终于自由了。儿子也觉得轻松下来,说他不再听到两个成年人争吵了。

       我们的分居没有伤多少和气。儿子已经成年,分居只有财产分割一项。我们没有任何争议。儿子不愿意离开原来的家,鲁道夫选择离开。没有律师介入,肥水未入他人田。从经济,情感上,都是将损失减少到最小。

       鲁道夫买了新的一处房子,而将原有的房子仍做出租用。新房子和我们离得很近,也是为了来往方便。房子买下来,当然有不少改动,也要购置家具。如此,每几天都会有一些明显的变化。小草和我常常去。鲁道夫也乐于向我和小草展示他的成绩。

       我是真的为他高兴,彼此谈话的气氛也相当好。在只有我们俩的时候,不知讲起了什么,鲁道夫有所触动,一时眼圈湿了起来,说,“你是慈悲心肠的,是不可取代的。”

      16年的共同生活,毕竟不似云烟。也许,在分居之后,他开始细想了,或理解了我何以要坚持分居。

       因为生意上周转不及时,我的现金有点紧张。我也就自然而然地说了。鲁道夫却听得很认真,说我这儿有些闲钱,你先拿去用吧。这下我倒尴尬了。如果我用了他的钱,会不会被误解为关系恢复?我去问丽萨,丽萨说可能。但我不拿,会不会伤他?因为他确实是诚心的。最后决定拿,但付利息。

       我一向粗心大意。那天在他处,要走时怎么也找不到车钥匙。这样的情形,鲁道夫过去看到的太多了。这回他没有责备,也没有着急,只是看着我前前后后、左左右右地找,然后问道:“你屁股后面那个口袋里找过吗?”我这才一摸,果然在!我一面说谢谢,一面走近他,要仰面吻他的面颊,以示谢意;他则将面颊凑过来——彼此把握着同样的分寸。

       然后我也买了一处投资房。这处房子结构好,可需要不少的修整。我得协调各种专业人员,自己却没有经验。鲁道夫过来帮忙。这回我看出来,他尽心尽力地帮我。他是把我的房子当自己的房子来对待的。而其他人,则能赚我就赚我,当然在生意上也属正常。

       这处房子有一个比一般尺寸大得多的游泳池。于是他带了好些朋友去看。我不理解那有什么好看的。多年后,丽萨对我解释:“爸爸为你骄傲。”我对这“骄傲”两个字百思不得其解。他不是总要骂我“蠢”的吗?

      总之,分居之后,我和鲁道夫的关系的确比在婚姻里好了许多。

      我们的分居好像是张幼仪“不做徐志摩的妻子,但为徐家儿媳”的海外版。只是这一版是我自己的选择,而非别人的安排。

       我一直很清楚,分居是为了解决问题,而不是断绝恩义,更不是脱离Hrotek 家族。所以,我永远不会改姓,永远是Hrotek 家族的成员。这是在我签署法律文件之前,郑重写给我婆母夫妇的。

       对这一点,Hrotek家族与我相当默契,每一位都同我保持了原有的关系,尤其是婆母和丽萨。Hrotek家族的三代女人构筑起家族和睦的骨架。家庭的一切活动,如圣诞节,母亲节,及众多的生日party,大家总在一起,依旧其热融融。

       我不知道怎样描述我和鲁道夫分居后的关系。我们虽不是夫妻,但友好,熟悉,亲近,相互关心,相互帮助,也相互尊重。这样一种亲密关系,只有大家庭中才会有。于是我觉得我们成了亲戚,而且是很亲的亲戚。

       分居两年后,我步入知天命之年。生日 party 上, Hrotek 家族占了一半。鲁道夫一家三代都来了。不知底细的人,不会想象我们已经分居。分手时的礼俗还是吻别。一位参加Party的大陆朋友说,你们吻别时,他看你的眼神充满爱意;又说他之所以同意分居,是因为他爱你,想给你自由。

 

晴天霹雳

 

       分居的确给了我自由。我一直想介入文化工作,恰好有一个机会在北京,帮助姐姐的儿子建立一个舞蹈团。

       就在临走前,丽萨告诉我一件惊人的秘密:鲁道夫14岁时在教堂里受到过性虐待。一个一米八高的男子,一个以警察为职业的男子,一个说话口气不容置疑的人,怎么会有这样的的事情!! 

       人生有这样的经历,该有多痛苦,我实在难以想象。我去看他,问他为什么从来没跟我讲?他只是默然以对。实际上,整整五十年,他不曾和任何人说过,包括自己的母亲。

       婆母得知后,伤心之极,说她先生为教堂做了多少事情……而主教恰恰利用他们对教堂和神职人员的信任,对他们的儿子施加这等最恶劣的犯罪。我曾觉得他“没有坏心,却有蠢行”,现在一下子想到,这是不是就是他的“蠢行”的深层原因呢?

       性虐待是可以毁人一生的。这样的事情发生在男子身上往往比在女子身上更为严重。而这方面的知识根本不为常人所知,即使家人也无力帮助。于是丽萨带着爸爸去看心理医生。可这已经是半个世纪之后啊,还能够挽回多少!

       当年的罪犯已经被媒体披露。皇家委员会也已经开展调查。丽萨准备法律文件向法庭起诉。

       我人虽到了北京,也会常给鲁道夫打电话,反倒是他不大打过来。在他这是正常。他不与人主动交流,他对他的孩子们也这样,除非在酒吧里晕晕糊糊的时候才会开口。

       时令已是12月中旬。一天我竟接到他的电话。我真是蛮高兴的。虽然在办公室,我也没顾及旁人和上司,就在电话上同他讲起话来。但他接下来的话不啻一个晴天霹雳:他刚刚检查出晚期肺癌。

       我立即决定回Adelaide。

       鲁道夫正住院做切片检查。我从机场直接去了医院。他坐在病床上,白须白发,面容清瘦。胸口贴着一块棉纱,盖住了切片检查的创口。我看到这类创伤性的检查就觉心痛。

       我坐在他床边,他拉起我的手,说你回来,我好高兴,说明你在乎。我也就直直地说,我说叫你不要抽烟,你不听。鲁道夫认真地点头,像个孩子听着家长的训导。

       说真话,面对这般性命悠关的事件,我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办,也没有足够的知识做判断。我对癌症治疗的手术和化疗等一直有偏见,倒觉得中医可信一些。所以我说,“这次你听我的。”心下真准备为他用中医治疗。他也真的认真回道:“是,我听你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们的对话多么可笑。我根本没有意识到他的病情已经有多严重,哪是简单的中药可以扭转乾坤的呢?我又哪里有资格,有能力,让一个晚期癌症病人听从我的建议呢?归根到底,我又懂什么呢?。但鲁道夫居然认真听取。

       第二天,医院召集病人及家属开会,报告病情和处理方案。根据切片检查的结果,是肺癌,源于吸烟。癌症已经扩散,进入大脑和骨头,属于最晚期。生命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月。每一个在座的人,都毛骨悚然。突然间家里人发生这样的情形,简直就是五雷轰顶。我们每个人都魂飞魄散,六神无主。只有三个月!谁能想象?!谁能接受?!

       死神站在了门口。鲁道夫拒绝任何治疗。在我回Adelaide之前,他坚决不与医生配合。事实上他是对的。即使采取任何一项治疗,也根本无法挽回生命;而为获得极有限的生存时间而承受的巨大痛苦并不值得。由于脑部肿瘤的增长会压迫神经而引起瘫痪,肋骨里的的肿瘤增长会折断肋骨,造成剧痛,医生建议作放射治疗,以抑制肿瘤生长的速度。

       医院安排了家庭医生和临终看护后,鲁道夫回到了家中。

       两天后,医生给我电话,对我说了放疗的必要性,强调其目的只是为了提高最后时间的生命质量。医生口气很友善,说其他人均同意此方案,但鲁道夫要听我的意见。现在他真的把他的一切交到我手上。无疑,这样的处理是必须的。

       放疗的疗程是一周。医院和鲁道夫的住处距离近百公里。这次小草将爸爸接过来,住在他的家里,去医院就要近了很多。小草的房子,就是当年我和鲁道夫的家。其时,我恰在小草房子里临时居住。于是我们有了一周几乎又是一家三口的时光。

       他的生日是一月初。全家为他办了生日party。他已体力不济,并不想热闹。

       之后的一天,鲁道夫问询母亲和女儿,她们是否同意他与我恢复关系,他指法律上的正式关系。婆母和丽萨都表示赞成,他随即释然。

       丽萨将他们的对话告诉了我,叫我感慨万千。我们必是前世里欠了彼此的,才会在这世里万里一线却又相互折磨。此时此刻已经来日无多,而他心愿未了,只有来世再续了。我向他承诺:“来世我们再做夫妻”,定会比这一世好很多。

 

临别长谈

 

       一月的最后一天是我的生日,这个生日我只愿意和鲁道夫在一起。这一天,他已有一周不再进食进水。因为躺下呼吸困难,他大多数时间只能坐在沙发里。那而个晚上,我听到他一生中最诚挚,最真切的话语。

       我问他,你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吗?他几乎被惊吓到了,极其痛苦地说:“对不起,我给忘了!”他是在自责。他大约要自己记住的吧。可生命已经临到终了,哪里还能记得住事情?

       说到我俩,他清晰地说,“这两年我一直在想,为什么?我对你一见钟情,但是……”他大约想说,怎么会渐行渐远?

       生命已经很有限了,我问他,你想对我说什么?他说“我希望我们能在一起。只是你和我。”此时此刻,我们的确在一起;他大约是希望我们不曾分离,也希望我们重新共度余生吧。

       他已经视力模糊,说他脚下有水。我只有告诉他,这是家里,地上是地毯,没有水。他已然神志不清。好似在向别人介绍:“这是我的妻子。她从中国来。”即使意识模糊,在他心目中,我依旧是他的的妻子。

       这让我想起,在我们刚结婚时,他反复说:“你知道吗,我很爱你”,我说知道的。他边摇头边笑着说:“你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么爱你!”

      他说我是多么地牵挂你!是的,因为那会儿我还暂住儿子家中。同成人的孩子在一个屋檐下,不是澳洲人生活的常态。他建议我买北阿德雷德的房子。我知道那里是最贵的地区,不一定买得起,只是他觉得我应当住到最好的区里。

       两个月后我在东边买到一处我极中意的房产。这所房产两次同别人签下合同,均因买家现金不足而未能成交,最终落入我手。一位好友说,那一定是鲁道夫在天上保佑你。

      在这个我们共度的生日里,我知道这将是我们最后的长谈。我拿出了最大的勇气说出了我以前不会、今后不能说的话:

     “You made good love to me。”

      “I hope so”;

       “You did”,

       “I am glad.”

       日后我将这段对话告诉了丽萨。深爱也深知父亲的丽萨对我深深道谢:“That meant a lot to him。”我因之深为安慰;虽说那在世俗的耳中太是不堪,但生死两隔就在眼前,我顾不得了。

       他接着说,“我今天好高兴。”我说我也是。他又补充道:“只有当我感到你高兴时,我才会高兴。”我想起他最后同意分居的情形。在正式的法律文件上签字前,他说,“我以为我能让你幸福,但你现在不愉快……”他同意分居,是为了成全我。

       这个晚上,这个生日,我们一扫过往的芥蒂。

 

弥留之际

 

       三天以后,鲁道夫知道自己的时间是只以天记了,他要亲口同所有的亲人说再见。我和小草驱车赶到。那天,他对小草说,“我做得不够。”对我,他说请我向我的家人说声抱歉,他不得不早走一步了。

       这一天他将财产均分给四个孩子,而将他每天带在身上那根金项链留给了我,他是将他整个自己交给了我。

       那个晚上我留在了鲁道夫身边,他的两个儿子也留了下来。他的循环系统已经非常虚弱。血液无法流到身体末端,两只肿胀的脚乌紫,冰冷。我将他的脚,裹在我怀里,希望他略略舒服一些。

       第二天傍晚,我回到自己家。晚上接到鲁道夫电话,问我是否同意他接氧气。这次他亲自给我电话,依旧为了不违背他的诺言:“我听你的”。这也是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声音。

      半夜时分,鲁道夫前妻又来电话,为了止痛,鲁道夫已经用上滴注的吗啡,即持续的吗啡。而吗啡在止痛的同时有关闭生命系统的作用。命在旦夕。

       这个晚上,因有氧气的接入和止痛的吗啡,“爸爸终于睡了一个好觉”,丽萨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但又告诉我,由于吗啡的抑制作用,鲁道夫不能再讲话,不过还有意识活动。这是星期五。

       星期天上午,小草和我又开车去鲁道夫处。刚刚上路不久,丽萨来电话,告诉我们,大限将至。原来周五晚上打了吗啡后,医生以为周六的早晨就会走的。但周日早晨仍旧没有,医生疑惑,问丽萨“他在等谁?”于是丽萨对爸爸说:“你是不是在等苑?如果是,你抬一抬眼皮,我就知道了。”丽莎确切看到,爸爸的眼皮抬了几下,却无力睁开。

      我的眼泪无知觉地滚下来,只对丽萨说,“坚持一下,我们一小时内就到。”

      …………….

       我躺在他身旁,将我的手放在他的手里。一遍一遍地对他说:我来了,小草在这儿,爱你,你是个好父亲 ……他握住我的手,以体温和微弱的气力与我交流。我开始轻轻唱起,“在那遥远的地方……” 

       在我们婚后的最初几年里,常常开着车,他驾驶,我唱歌。他总说“好美啊!你唱得太好听了!”事实上我唱得并不那么好,只是他坚持那样以为。在这弥留之际,他听懂了我的歌,听懂了我何以要唱歌,虽然他不知道歌中任何一个中文字。

       他将我的手越握越紧,他是要我握他的生命,不让它流出他的身体。

       就在我们到达后的半个钟点,他生命的钟摆停下。当我拥起他的双肩,他吐出最后一口气。这一天,2011年2月6日。

       老天也有情吧。此时虽是夏季,气温仅仅25度,窗外风和日暖。

       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到他的床边,一次又一次地拥住他的双肩,触着他的面颊,嗅着他的体味,竟没有觉着这身体里已经没有生命,只是感到他的体温一次一次地下降。

       不一会儿,他被换上紫红和白条相间的T恤,两手相叠在腹部,一支后院里剪来的红玫瑰,在右手的拇指和无名指之间。

       婆母说,他到了更好的地方。是的,在人间,他承受了太多的折磨。

       两天后,遗体告别仪式在他的客厅里举行。他躺在棺木里,那一道被氧气管压迫的深痕已经不见,而嘴角却略显一丝笑意。他再也没有以往的压力。他完全放松了。婆母在他额上吻了又吻;这是他们母子最后的会面。

       我守在他的棺木边直到最后一刻。当所有的人都已离开,我将那一袭仅为拍照而所用的婚纱,放进了他的棺木。

 

尾声

 

       一周后,葬礼在河边的草地上举行。葬礼办得极为符合鲁道夫的风格:自然,简单,略带幽默。所有的人都身着黑色,唯有我穿的是白裙,只有腰间的三条黑色暗示了人间的丧事。那条连衣裙是我刚到澳洲,鲁道夫让丽萨陪我去买的第一件衣服。那时候,我们都沉浸在美好之中。

       今天的葬礼,是尘世分离的祭悼;而在我心目中,却成为我们精神的reunion 重合的象征。

       鲁道夫去世后,婆母保留着她儿子的骨灰。我至今仿佛以为这不是真实:那生生的一个躯体怎能化在一个小小的盒子里?在婆母面前,我不大提起鲁道夫,生怕给婆母添痛。有时婆母不在眼前,当目光触及他的骨灰盒,总还是惊魂动魄。

       我每周去看婆母,单程100 km。后来婆母要我改做两周一次。鲁道夫的旧居,距离婆母的住处仅只几分钟的车程。在一些特殊的日子里,我会独自去他曾经的住处。此屋已经易主,我没有权利进去。窗帘遮蔽的里面是我所熟悉的过去。后园还有一棵很大的苹果树。在他生命最后的那个年末,他说“明年这棵树会结很多苹果”。

       人在极度的哀恸中,大约只有宗教可以求助。我去了千里之外的佛光山。那是星云法师的道场。我这个基本不懂佛教的人,却要我不解的佛来解我。来到五尊大佛面前,我不知道要向哪一位去跪拜。天蓝色的佛身吸引了我的目光,我跪下去,愿鲁道夫在天国里安好。之后方知,那身着蓝色袈裟的佛,恰是西方的阿弥陀佛。

       我后来有过一梦,见到鲁道夫在天国里;他看去平和,并说他挺好。不晓得是不是那西方的阿弥陀佛真地看顾着他。

       鲁道夫的过世,对我是巨大的震撼。我的悲伤惊到了别人,更惊到了我自己。泪水常常潸然而下,但我在悲伤中体验这泪水的正面意义。我们做了十六年的夫妻,又做了六年的“亲戚”,倘若没有出自心底的悲痛,那我们彼此的人生才是真正的悲哀。

       英女王伊莉萨白二世曾说,“Grief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love 悲伤是爱的代价”。而我们的爱无关金钱,无关地位,无关血脉,无关生活,更无关情欲。是一个人对一个人,一颗心对一颗心。

       我不曾刻意抑制我常常潮涌般的泪水,因为我知道,这泪水里全然没有对鲁道夫任何世俗意义上的眷恋。

 

       2019年2月14日,情人节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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