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切地说，这篇小文的题目应该叫女子寻乡记。这源自一种执拗，盖因在我有限的阅读中很少看到女性对故乡的追寻，这也许是因为在过去，女子读书写字的机会较少，即便能阅读写字，能写出华彩文章发行于市以及为后世学人、史家引用、记录的也少，或是更有其他原因，我们慢慢谈。我们先引出事实部分，对于过渡阶段、中间层次的写作，生活细节可能比嚎啕抒情是来得有意义。这个题目来自蔡小容教授，她看了我一组诗歌后认为我应该去西藏，因为“老也形容不出看了你的诗文的感觉”。这一感觉大约是说，她在阅读我一些诗文和日常观察中感觉我是坚强有力的，而在另一些诗文中又感觉我是茫然的——所以就“老也形容不出”。这种感觉或许是准确的，更准确地说，我自己都无法明确说，我是这个样子而不是那个样子，我像水一样变来变去，或者像橡皮泥，前一天我才梦到一个词：橡皮泥。这是较为准确的词，比“水”形容女人可能更确切些——女人是有韧性的，并不真的像水，“像水”只是男人对女人虚妄的比喻，它是男性用词，并且用滥了。也许是这样：我在一段时间内心坚强，在另一段时间茫然无措。这是真实的，另一个真实是，我不掩饰茫然无措，或者说，我不掩饰任何情绪，我不顾一切只为一个真实状态的生活。
       打住，够自恋的了。我的茫然至少有一点是徘徊于人生的去路——这是个有趣话题，一个关注自己生存状态的人，每年就要认真思考这个问题，同时面临选择。这大凡是因为衰老和万劫不复的死亡。死亡的恐惧，迫使人们在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寻找妥帖自己的去路。知识女性尤其如此，她们在智者的典籍和忠告中寻找去路。这是去路问题，因为去路可掌控，被关注得较多；掌控性较弱的是来路，作家们的处女作往往书写的是自己的来路，女性作者也不断地用文字廓清源头，但较少看到女性作者追寻“故乡”。“故乡”这个概念是母性的，却被男性怀念和追寻，涌现大量华彩文章，我的茫然感一部分就来自这个名词的“故乡”和地理意义的“故乡”。
       我从小被教育而认为，故乡是祖父、父亲的出生地。“故乡”这个词不常使用，经常使用的替代词是：老家，祖籍，籍贯。我第一次正面接触“籍贯”这个词，是上学第一天学校发下来的一张表，我虽是第一天上学但认识表上所有字，只有一个“籍贯”可诱讨母亲的关心，或者说，我知道它的替代词是“老家”，我只是想看看母亲对这个词所持的态度。一个六岁孩子会察言观色那是因为，他（她）的生活环境需要他（她）这么做。我自己的儿子到十一二岁了还有着儿童般甜美的天真，我觉得，这是我给予他的最好礼物。母亲给我的解释是，“籍贯”就是爸爸出生的地方。我以自己的观察和理解以为母亲说这话时很狼狈，我故意讨她喜欢，说，为什么不是妈妈出生的地方？我紧接着又来一句：我觉得妈妈的老家比爸爸的老家更好。我的这个说法给了母亲和我自己一种勇气，这个勇气是，在入学第一张表的“籍贯”一栏里，我填上了母亲的出生地。不知算我怂恿了母亲还是母亲怂恿了我，在相当一段时间，我的“籍贯”总是不确定的，它分别是这些城市：苏州——父亲的出生地；上海——母亲的出生地；北京——我的出生地。也就是说相当一段时间，我的“故乡”被淹没在人为的遮蔽中。我小时候在北京住，也在上海住，后来全家在这里住那里住，转的地方太多，“故乡”也淹没在不断的迁徙中。
       一九七八年以前，“故乡”在我这里被人为遮蔽，成为不敢承认，不愿正视的某个隐喻，是基于这样的现实：如果承认一个事实等于承认有罪的话，一般人是不会主动承认的。这个被承认的事实是：地主资本家的阶级成分，历史反革命背景，海外关系，革命的变节者等等。这粗看起来是人的问题，但人的因素有时候会魔幻地扩延成地域因素。比如，如果你是从印尼回来的华侨，你基本可以算是资本家子女，而剥削阶级的子女，就必须忏悔，从劳动和思想批评中得到救赎。这种等同关系在近三十年中是人们普遍的思维定势。我在一九七八年之前混乱着、遮蔽着自己的“故乡”，多是因为“故乡”意味着一个大宅院，而那个大宅院在“四九”年后的近三十年代表着一个身份，那个身份就意味着罪恶，这种罪恶似乎“被世袭”，即便推翻了铲平了重新来过，这个身份也“被世袭”到下一代；这个罪过也仿佛被物化了，物化于这个宅院，物化于“老家”。一个从小被点射般地吓唬过的孩子一般喜欢“掩耳盗铃”，以为不承认那个，那个“故乡”所附加的身份就不会贴到自己身上。不承认可以暂时避免惩罚，如此这般，对那个大宅院不认同，也就殃及到承认哪里是自己的故乡。
       对故乡的认同还要再过十几年，先放一边，再说说口语——书面语言是长期训练的结果，对于一个文字工作者，口语可能才代表你真正的来处。
       我在五岁之前会说两种方言，一个是北京话，一个是上海话。我每次抱着小包裹到上海，在外婆家的客厅，一开口，总会引来姨妈舅舅们的哄堂大笑。我像个闯江湖的小人精，操着一口“油腔滑调”的北京话。明清以降，对于普通江浙人家，只有做官和闯江湖的才舍得离开富庶的江浙；民国以降，上海的都市化和国际化让上海人把上海以外的地方就看作乡下，这也（不怎么理直气壮地）包括北京。上海人不怎么坚定地认为北京是乡下，但坚定地认为北京人说话土、吃饭粗、穿衣垮。他们以上海的经济中心对抗北京的政治中心，用会吃会穿生活有情调对抗北京人对政治的敏锐和口若悬河。所以，一口京腔在上海人那里是会遭到嘲笑的，特别是，如果你本身是上海人（或江浙人），如果不会说上海话而一口京腔，不仅要被嘲笑，而且要被明确告知，应该把上海话学会。姨妈舅舅表哥表姐们笑完就去忙别的了，他们光指派我学会上海话但并不负责教，于是五岁之前的我，必须紧张地自学，在学会之前尽量少开口。一个假期（或一个学期）结束，能说上海话了，我又要回北京了，而我又把北京话几乎忘光，所以，回到北京的幼儿园，又会遭到一阵哄笑，因为，我说的话别人根本听不懂，并斥为“南蛮子话”——北方人把一切听不懂的语言都叫“南蛮子话”，于是，在外婆家过着自由任性生活的小女孩又要学习北京话。如果这“南蛮子话”又与“资产阶级”挂起钩来（这就是北京人的政治敏锐，幼儿园的孩子都知道“阶级”），而小女孩对别人的嘲笑特别在意的话，这个学习过程是摧毁性的，基本上是学会了这个，故意忘记了那个。五岁之前，我的口语就在两种方言中糊涂地转换，每一次都备受摧残。于是在五岁之后，在我对语言有了自觉的萌芽之后，我选择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的腔调，且自我练习。从那以后，我就持这付腔调，到哪儿都不变，拒绝说任何方言，也拒绝学习新方言，这样，我就变成一个不会说任何方言的人，到目前依然这样。
       写到这里，我已经是一个没有故乡、没有方言的人，这就仿佛一个没有来路的人。没有来路的人在特定年代是有好处的，它可以使你轻松地面对生活和别人，以为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
       我们有必要进一步揭橥“故乡”和“方言”消失的原因。由于大地主（我祖父本人是教师）的阶级成分，“故乡”仿佛贴上了罪恶标签，使其子嗣因为恐惧政治高压而故意回避，这是其一；一段时间，父亲的缺席导致母亲是家庭的主导，所以，孩子们为讨好母亲而将母亲的出生地当作自己的“籍贯”。我们要追问的是，孩子们为什么要讨好母亲？那是因为，由于政治的原因父亲在家庭的地位式微，而所谓的政治原因，不外阶级出身和因为业务好而导致的“个人主义”倾向。父亲被集中办学习班了：一种由上而下的指导思想是，全国人民都应该热爱集体主义事业并为这个事业献身，如果你做不到，你就要不断地学习，你学不会，别人就要帮你学，把你脑子里的“个人主义”倾向清洗干净。——这是阶段性原因，还有个更深层的原因是：我们身为女子。
       女子们，大凡对自己的籍贯不太较真，如果她的居住地和籍贯不甚一致的话。历史上有很多男子千辛万苦回到祖国、追寻故乡的故事，女子寻乡的故事则少，这是由于女性没有话语权，但从实际经验看，女子们对籍贯、故乡这些词汇不很敏感，或者说她们对它的态度不是显像的。她们比较看重当下生活的地方、嫁到的地方、子女生活的地方，而对自己的源头，认真廓清的动力不够。这个事实的本质是，女子们从父亲那里承袭的籍贯只能到自己为止，无法传袭下一代；而她自己，随着写进夫家的族谱，籍贯丢失了，人，也消弭在夫家的脉络里。女子们对“故乡”、“籍贯”的淹没无能为力，所以她们务实地采取不甚苛求的态度，更关注当下和去路。
       至于我自己找到救星般地找到普通话、把它作为自己恒久不变的口语，除了一段时间京沪两地的市民偏见，让一个正在学说话的孩子无所适从外，更多的因为是，在推崇大统一的年代，普通话被认为比任何方言都优越，说普通话的人，自感比说方言的人优越。这样，一个孩子还有什么必要去学方言呢？从北京搬出来，我们在很多城市落脚，当地方言却从没落脚这个家庭。直至现在，我在海南居住十年有余，依然不会说海南话，这次更严重，连听都听不懂了。
       这种审思先按下不表，再说寻乡。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我在写作上初出茅庐，随一群北京作家学者到苏南采风，一车人都是北京去的，对苏南知之皮毛，我是苏州人，却也对苏南知之皮毛。采风的路线是：南京-上海-扬州-宜兴-南通-张家港-江阴-常州-昆山-常熟-无锡-苏州。如果熟悉苏南城市分布你就知道，这是今天东、明天西这般不科学地转着走；一个城市一个城市地、从外层走向内层，就像围绕一个中心的“八卦行走”，那个中心就是我的籍贯苏州。南京一过，故乡的元素扑面而来，之后，每到一个地方我都觉得这就是我的故乡，只是还差那么一点点。这是对故乡迫切地相认，以至见到江南元素就想认下，以至不太敢确信自己储存的对故乡体认的信息，以为自己长大了，小时候对故乡片断式体认兴许有误差；我还劝说自己不要太较真，对物事的要求不能太苛刻，很多事，只能认个大概差不多，太过叫真失望的只能是自己。所以，当一行文人骚客在无锡鼋头渚上喝茶清谈时，我已经提前把对故乡的一腔幽情，和着茶气吐了出来。
       这样想来，这个回乡之路过于意象化了，或者只是，我对故乡难以表白的情致，让一个物质过程变成了一个意象：八卦行走。这样一来，这次回乡变得抽象了。这一定是我后来的想象，或者是跟所谓文人骚客烟雨江南行产生的幻想，这个“寻乡”一定有个物质过程，这个物质过程让寻乡有东西附着。我感谢母亲几十年来顽强固守着江南人的食物口味，保守着江南人的生活习惯，以及用这种食物、习惯培育出的性情、神态。一行人在苏南转了十几天，每到一个地方，食物的口味、方言，都接近着我对老家的感知；街上人们的神情，眼睛背后灰暗的程度就像一把尺子，测量着此地到苏州的距离。“八卦行走”越接近中心，体认的感觉就越来越靠近。十四天后，终于来到苏州，满眼的苏州人的神情，他们眼睛背后的幽深程度，他们嘴里的方言，都丝丝逢逢地灌满了我，接着是吃到的不会有一丝杂味“闪”着你的苏州口味，这口味像齿轮一样咬合了我对故乡的认知，我好像去乡多年的游子，不对，应该是逆子，现在终于站到故乡门前，委屈又羞愧。
       寻乡的过程于我本人是一个执拗的自主行为，源自这样的认识：身为女子，我已经感到在籍贯、姓氏传袭的无力感，但我应该能承袭家族的精神传统：读书人的精神传统，寻乡，是物化了这种精神对接。
       这个春天，小容教授说我应该去西藏，这源自每年开春，周围的女知识分子们不约而同地会说起人生的去路——这大概是个常谈常新的问题，需要每年春耕之前理一理，拜一拜，然后开始一年的好生活。我们现在终于说到西藏。我第一次去西藏是在一九九八年，到现在，我都无法说撞进西藏我看到了什么，只能说从西藏回来我是怎样的情形。这年夏天，我从西藏回来在床上躺了两周，说大病一场都是太通俗了，我的症状就像一些离婚妇女得了离婚忧郁症，整个物质世界塌了，精神世界也倾斜了，怀疑自己以往的一切，当然也怀疑自己得了什么大病。躺在床上，不愿吃饭，不愿行走，不愿与人交往；肌肉萎缩，头皮屑像雪花一样粉落，身上也像蛇脱皮一样、皮屑一片片脱落。人回归了动物性，这种状态，只在分娩时才有。患离婚忧郁症的妇女是因为失去了婚姻和人生的倚重，我类似的症状是因为我被一种文明感召了，我身体里一直埋藏着一种能量，至此，这种能量与这种文明相呼应，只是我的能量太小，我被对方强大的吸引力击倒了。
       二○○四年夏，我从成都沿川藏公路进藏，当车子爬上雪山，爬上太阳下的塔公草原，我觉得我找到小时候最柔美、最安全的梦境。我的童年在动荡不安中度过，即便如此，总还有几个梦幻般的片断，剩下来的岁月就是追寻这几个极致片断的复制。事实是可以想见的，以后的岁月有那么几个片断接近童年的极致梦境，但还都差那么一点点，就像苏州周围城市在方言、食物口味、人们的面部神情都跟我的故乡记忆储存差那么一点点一样。这也许是自己不再纯真，或者说，以后遭遇的物事都无法把你退回到孩子般心境，也就无法遭遇那种极致的安心、安静、甜蜜和自由。在塔公草原上，我遭遇到这样的情景：一侧是漫圆的垸子，垸子上是金红的成熟的青稞；另一侧是下陷一层的、同样漫圆的垸子，垸子一层一层跌下去，都长着金红的青稞；而两边垸子中间，是一个“Y”路口，路口上，站在三棵高原杨。我就站在路口等路过的汽车，上午十点，太阳刚爬上高原，我在这个土白的土路，金红色的垸子，照得金光闪闪的高原杨的情境中，眯着眼、逆着光看着，之后就流出了泪。我觉得这地方像母亲，像我最初来到世界的地方。在那一瞬间，我回到了孩子状态。
       我从塔公草原一路向西到了拉萨。二○○六年夏，我又从兰州、格尔木、沿青藏公路到拉萨，当我在布达拉宫墙外民航酒店的窗户里，昼夜看着圣殿般的布达拉宫，我在世俗生活的心都收了，我把这颗七零八落的心完整地捧给了这地方，把藏地当作自己的心灵故乡。
       由于历史、传统的原因，女子们有肉体传承血脉的能力，却被隔绝在肉体之外的传统传承；女子们不被认为可以能动地传承传统、文化，于是，女子的作用始终原宥生育（肉体的传承），最伟大的作用就是当个好母亲，最动人的故事就是孟母三易其所以择邻，也就是在父亲缺席的状态下替代父职，教育从自己肉体里繁殖出的另一个肉身，而这个教育也是不自信的，需要邻居们的好教养帮助她完成。女性的作用在传统和文学作品里大多被原宥肉身及与肉身有关的，长期灌输的结果是，女子们对传统的传承停留在物质表面，而对形而上的传统疏于追问。故乡就是女子们疏于追问的一个母题，“故乡”原本是一个雌性的词汇和意象，却是男性写作者纵横驰骋的天地；女子们因为这个那个原因，如我自己儿童、少年时那样，疏于对自己故乡的廓清和追问，也疏于（或许有的）家族的使命，乃至历史的使命。我人到中年以文字的形式对自己故乡的廓清和忏悔，也是试图对女子无力于形而上传统的反拨。
       这里我还想说的是，在“故乡”问题上女子们的能动性。自在生活的女子们把自己现实居住地、夫家的故乡、儿女生活的地方、某个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人生活的地方、宗庙所在的地方作为自己心里的故乡，便是这种能动性吧，便是对自己无力形而上地传承自己这一脉姓氏、籍贯、传统的反抗吧，这种反抗，延续了千百年。
       我在想，自己把藏地作为自己心灵的故乡大致是，在故乡问题上一个女子的能动性——她如果抗拒不了强大的传统，她可以不要这个传统；当她有强大的内心力量，她可以自行选择一个“她自己的故乡”，对她抒发无处述说的、无法排解的乡愁。无论是天生的祖籍还是自我寻觅的心灵故乡，我们这里讨论的只是源头而不是去路，尽管把藏地认作自己的心灵故乡，但我不会放弃把握现实生活的缰绳。
       最后讲一个故事，来表明在“故乡”问题上，女子们多样的能动性：我有个女友是个生活在北方的绍兴人，有一年她遇到一个胖男人，当她听到对方的绍兴口音就爱上了他。我的女友在干燥少树的银川长大，江南之于她就像永远回不去的老家，当她遇到那个南方人，他的口音，他的神态，他眼睛后面的“梅雨味儿”，让她感觉到了故乡，她就把那个胖男人当故乡来爱了，所以，爱得如河如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