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留学日本的岁月，如果说我白天在校园的苦读好比向博士学位进军的庄严进行曲，那么我夜晚的打工生活则宛如一首首即兴小夜曲。
事情要从我的大学时代说起。八十年代末的复旦校园里已有了上百名来自世界各国的留学生，我的英语口语课老师安妮介绍美国学生莱丝丽跟我学中文，莱丝丽又把我推荐给她的丹麦朋友艾玛，接着又有日本小伙子大田要求跟我学中文，他的一群朋友也成了我的朋友，于是我成了留学楼的常客。那时的留学生大都是来学中文的，住在校园一角的留学楼里，一人或两人一室，比起我们七人一室的中国学生，宛如贵宾待遇。他们的课外生活也丰富多彩，我常常受邀跟他们去打乒乓球、羽毛球，烹调异国料理。
那栋留学生楼是一扇新奇的窗口，坚定了我出去看世界的决心。大学毕业后不久，我飞到了日本大阪，进入一家日语学校就读。此留学非彼留学，复旦的留学生们仿佛是到中国度假，悠哉乐哉地享受物美价廉的异国情调。而我则要为生存奋斗。九十年代初的日元如日冲天，若是把吃的用的都换算成人民币，怕是要患上忧郁症。我认识的中国同学多在课后打工，我幸好有姐姐资助，暂时不愁生计，专心学业，日语突飞猛进。
日语学校的老师们大都是风韵犹存的日本大妈或老小姐，在我们这些青年学子当中青春焕发，和蔼可亲，有的放学后还带领一群中韩美少年去跳迪斯科，帮助异国学生体验日本生活，敬业之极。
教语法的老小姐宫本可谓最严厉的老师，喜欢用千变万化的动词词尾搞得我们晕头转向。我怀念起中文的美妙，意识到以不变汉字应万变是老祖宗的智慧。有一天，宫本老师笑眯眯地来问我，愿不愿意教一位社长中文。别说社长，教清洁工我都愿意。我们日语学校的清洁工每天西装革履地来上班，那风度好像大学教授。
我由此认识了宫本老师的大哥宫本社长。他和朋友山本社长成了我的学生，每周一堂一个半小时的课，教室就在宫本会社的社长室里。他们慷慨地付我每堂课一万两千日元的报酬，令我又惊又喜，要知道我的同学们在餐馆打工的时薪只有七八百日元。我原以为两位社长是因为要去中国做生意而学中文，他们却说是因为想去中国西部探险。对这两位充满幻想的日本大叔，我马上决定把一本正经的商业会话教学改成即兴的快乐旅游会话课。
据宫本说他和山本长是在一个经营塾里认识的，俩人都经营小五金产品，有很多共同话题，都喜欢经营塾里的热门课，比如如何用孙子兵法经营企业。我听了很感叹日人的好学，日理万机的社长们都热衷上夜塾！
语音模仿力很强的宫本被我表扬成“北京人”，卷舌音打死也发不出的山本被我尊称为“上海人”。得意的宫本每逢发卷舌音的时候声音特别响亮，惹得山本叫他“Peking Man”，我赶紧教新词“北京猿人”，山本立刻冲宫本喊“北京猿银”。我告诉宫本中国老鼠是“zi zi zi”叫的，宫本脑筋急转弯，对身材比较瘦小的山本叫“Mickey Mouse”，我又赶紧教“米老鼠”一词，然后笑看“猿” “鼠”对抗。
两位学生下了课还意犹未尽，又发现我来不及吃晚饭就来教课，就邀请我和他们共进晚餐，声称这个尊师之举已写入了他们的学生手册。饥肠辘辘的我欣然接受。我们通常步行到附近的几家日式餐馆，那种只有当地人才知道的深巷酒香美食。宫本和山本总是以一杯冰啤或是一小盏温热清酒为开场白，教我品尝各式日本料理，同时侃侃而谈，话题从中国历史到当代日本。他们在真诚地帮助我了解日本。
从两位社长的谈笑风生中我嗅到了他们背后的危机，高涨的日元叫日本企业的外需大幅跌落，而日本国内的泡沫经济危机又令企业融资艰难，许多中小企业纷纷破产。到中国办合资企业、降低生产成本，成为一条生路，宫本和山本的公司都开始走上这条路。他们越来越忙碌了，但依然不放弃中文课，直到有一天我接到宫本的电话：“老师，我恐怕要长期休学了，我现在住在大阪的医院里。”原来他在北京出差时不幸摔断了腿。
进行了大约一年的快乐中文课就到此结束了。可怜两位社长不得不把冒险的幻想压到心底，全力以赴为企业的生存而奔波。
我这时已考入神户大学的研究所，拿到了神户市留学生奖学金，富裕的神户市被戏称为“神户株式会社”，奖学金是大阪市留学生奖学金的两倍，每月八万日元，我还获得学费全免待遇。即便如此，仍然是贫困线水平。要想过上小康水平，比如偶尔吃上几口美味昂贵的神户牛肉、买一套时尚的衣裙，就得打工。
听说一家外语学校招中文老师，而且工作时间是傍晚，我去应聘。面试是现场教一堂中文课，校长听得相当满意，当即决定雇我，每小时三千日元，时数看学生需要。这所学校以教英文会话为主，我的同事们都是北美来的金发帅哥，叫日本人看到就忍不住要练习英语的那种“外人”，可怜有的“外人”在日本住了四五年还只会说两三句日文。
那时的日本人普遍崇美，因而英语学校遍地开花，电车站“站前留学”的招牌是日本城市的一道风景。来学校上中文课的是正在崛起的“亲中派”。我的最得意门生是高中生桥本君，十七岁，带着黑边眼镜，因着酷爱中国历史而决定学中文。他聪明又好学，叫我教得很有成就感。不料麻烦来了，他喜欢上了我，要跟我约会。我声言已有男友，他不相信，说我不像有男友的样子，拿一个虚构的堵他。偏偏，我的男友刚刚返回美国，我说我比你大八岁呢，他说他看上去老气，俩人其实看起来差不多。我哭笑不得，严厉地告诉他，学校政策是不允许师生约会的（不然温柔可爱的日本女孩会拐跑多少帅哥英语老师），你想让学校解雇我吗？他这才醒悟到，那就连见我都不可能了，于是收敛了他的感情，上课规规矩矩。但有时候还是冷不丁地向我表白，记得有一次聊到小和田雅子，那阵子日本举国上下都盼望着她和皇太子结婚，我赞她如何优秀，哈佛大学本科毕业、牛津大学硕士毕业，任职日本外交部。桥本热切地望着我说，你比她还优秀。
他是因为喜欢中国而爱屋及鸟，把我当成中国的化身。我用心教了他一年多，直到我离开日本前夕。他后来如愿以偿去了西安留学，让我欣慰。
外语学校还把我派到三菱公司开班教课，公司大概是为要进军中国市场培养人才，二十个青壮年工程师成了我的学生。他们下班后工作服未脱就走进我的教室，坐得笔直，一个比一个认真。看到这班工程师大人如孩童般地牙牙学语，我常常忍俊不住，很没有老师尊严，倒是活跃了课堂气氛，他们也会跟着笑起来，脸上的神情都轻松起来。当过这么多年老师下来，我得说那班穿着淡蓝色制服的三菱精英是课堂纪律最好的一班学生。
写硕士论文的那一年课业最繁重，我也没舍得放弃教中文。我的指导教授曾经在斯坦福大学深造，英文相当好，喜读美国经济学家们的论文，害得我也得大量阅读英文论文，而论文写作和课堂发言都必须用日文。白天用日文和英文在经济学世界里摸滚打爬，夜晚摇身一变成为中文老师，于我是转换心境哼唱抒情小调，即兴展现中文魅力。
拿到硕士学位后我继续在“博士进行曲”中苦读了半年，男友从美国来到神户求婚，要我改奏“结婚进行曲”，我于是做了经济学的逃兵，告别了日本。何曾想，至今还伴着那位桥本君眼中的“虚构男友”，结婚二十年有余。又何曾想，当年留日的小夜曲成了我今日生活的主旋律，天天在美国教中文。真可谓，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
原来冥冥之中上帝对我的人生早有安排，我自以为会成为经济学之花，上帝却安排我在复旦的留学生楼里种下一粒心田种子，种子在中日友好的沃土里发芽，继而在美国“中文热”的温暖气候里开花结果，成为一名专业中文教师，闲暇时舞文弄墨。身在异乡，汉字总是我心中的家园。